铃木乾堂与《读书余滴》

2020-01-15 04:17尹敏志
书城 2020年1期
关键词:昭和次郎礼记

尹敏志

二○一九年七月中旬去东京查资料,最后一天在内阁文库看完书,眼看时间还早,决定顺路去神保町转转。临近黄昏,暑气消散大半,沿着皇居的护城河慢悠悠往西走,不到十分钟来到靖国大道。道旁的原书房很久没有来过,店头一千或几百日元一册的学术书架仍在,一如三年前。随意翻了翻,发现两册二玄社影印碑帖集中间夹着一册线装书,经年发黄的题签上写着书名《读书余滴》。

书开本很小,厚不过二十多页,是作者手写影印本,字体介于魏碑和六朝写本之间,颇为飘逸灵动。每叶以黑线画出字格,白口单鱼尾,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字,署名“乾堂 铃木由次郎著”。此书出版于日本昭和三十八年(1963),早稻田大学调度课印刷所印刷,东京安闲窟发行,由十九篇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札记、书跋和游记组成。五十多年前的旧书,又无函套护持,装订线一半断裂,书叶间夹着字条“敬呈 铃木由次郎”,看来是作者赠呈本。原书房的标价非常便宜,遂买下装入行囊,当晚带回京都。

在抗日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后,日本学者以线装书形式(又称“和装本”)出版,用汉文写的学术著作已罕见。战前这类汉诗文集还有不少,现在古书市场上还偶尔见到,遣词造句较为怪异,甚至有语病,俗称“和臭”。这类汉文书内容多与中国无关,普通日本人又读不懂,除了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名家之作外,常常置于冷摊,乏人问津。《读书余滴》被低价处理,大约就是这个原因。

《读书余滴》封面

作者铃木由次郎号乾堂,生于日本明治三十四年(1901),昭和二年(1927)毕业于日本大东文化学院高等科第一期,昭和二十二年(1947)起任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铃木生前专治中国古代哲学,尤邃于《周易》,著有《东洋伦理思想史》《中国哲学思想史》《汉易研究》《太玄易研究》等,昭和四十九年(1974)还将《周易》全译为日文出版,也是东方学会会员、日本中国学会会员、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会员。

曾就读中央大学的滨久雄回忆,昭和十八年(1943)铃木在汉文课上讲授《十八史略》,“容貌魁伟的大先生,洪亮的声音淡淡地读着汉文,一见就给人难以亲近之感。但有时又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容,大概是难以亲近的先生少有的让人感觉可亲的瞬间”。抗日战争结束后,昭和二十四年(1949)滨久雄再去大讲堂听东洋哲学课,目睹铃木悠然而来,淡淡讲述,神态未尝少变。(濱久雄《鈴木由次郎先生との思い出と学問》,《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第四十三號]》,2003年)

《读书余滴》为铃木自贺六十寿辰而作,当时他的大学教授生涯已接近尾声,功成名就,不用再辛苦地著书立说。笺笺小册所收,多半为旧稿,以自娱自乐为主,书中篇目仿清人读书札记形式,但无说教气,笔触轻盈,将其半生研究心得以洗练之笔娓娓道来。因为是作者自印本,此书大概只印了几十册分赠亲友,存世量很少,粗略一查,除日本国会图书馆外,日本几所综合大学的图书馆都未见收藏。

翻开卷首,即见插图两幅,其一为昭和九年(1934)十月七日迴澜社创立六十周年纪念照,摄于人形町和歌浦。照片中除了立于最后一排、身材高大的铃木由次郎外,还有松平康国(天行)、平井参(鲁堂)、安井小太郎(朴堂)、冈次郎(彪村)、古城贞吉(坦堂)等十七名社员,或着西服,或着和服。

迴澜社是一个日本汉文学团体,由东京、京都两地汉学者组成,昭和三年(1928)出版同人杂志《迴澜集》第一编,昭和十九年(1944)出版第十六编,战后停刊。杂志一律线装书装订,铅字排印本,刊登社员所作汉诗文,实际主编是古城贞吉。铃木是该杂志的固定撰稿人之一,如《读书余滴》中《访本居宣长故宅记》一文曾刊登于《迴澜集》第十一编,《书乐翁公转后》曾刊登于第十二编,《月濑观梅记》曾刊登于第十三編。

插图之二是铃木由次郎的肖像照,摄于书房“真读书楼”,书房内线装书满几,肖像上方铃木手录古城贞吉语云:

学者以一室为坚城,以载籍为粮饷。眼空古今,胸悬彝伦、道德、宇宙万有之真,识是为真读书人矣。

古城贞吉号坦堂,生于庆应二年(1866),卒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自修中国文学、经学成才,历任日本东洋大学教授、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评议员等职。古城与中国渊源甚深,清末曾任职于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维新派办的《时务报》,孜孜矻矻,传播西学于中国。著有《支那文学史》,被认为是近代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古城自负汉文,明治时代儒学者三岛中洲有“明治三大文宗”之称,但所写汉文也曾受到古城坦堂的酷评。

如果说书斋是学者之坚城,那藏书就是学者赖以自守,攻城略地的兵器库。据平田武彦《坦堂古城贞吉先生》(西海時論社1954年)一书记载,古城贞吉生前藏书五万册,家中秘籍琳琅,包括全套闽本《十三经注疏》等珍本,大学教授薪金所得,很多送去东京的古书店,家计也受到影响。受此熏陶,铃木由次郎也酷爱藏书,重视版本与校勘,《读书余滴》于清人之实学,如胡渭《易图明辨》、卢文劭《抱经堂文集》等著作,再三致意焉。

对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汉学研究,铃木最服膺的是前辈岛田翰(元桢)。岛田有名著《古文旧书考》,他生活在明治维新时代,因为不通新学找不到教职,生活拮据,甚至以倒卖古籍度日。岛田在穷困中过世后,大正十年(1922)大学同学田中庆太郎拾掇其杂文,集结为《访余录》出版。

铃木由次郎跋《访余录》云:“文止十二篇,多系点勘之余滴,元元本本,征实证据,亦足以见其学之精深也。”他将三十六岁过世的岛田翰,比作唐代坠水而亡的早慧诗人王勃:“元桢怀才,而不令终,亦与勃相似,岂天之授才于人,愈多则夺之愈速欤。何不假以岁月,而不成就其才也。如以元桢之校勘,而进乎征实之学,庶几使向壁虚造之徒绝其踪,而实学之基将开于此也,惜夫。”不难看出,铃木对于近代日本汉学研究渐渐偏离实学的矩矱,是颇为痛心的。

《读书余滴》内文

某一年铃木在某书肆购得《史记》残册,仅存第六十九《货殖列传》与第七十《太史公自序》,初不知是何版本。经考证,此残册“载《集解》《索隐》,不载《正义》,每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五字,行款体式,与《经籍访古志》所载元中统本合,又悉合张文虎《史记札记》所引中统本。案,元中统二年,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刻《史记》集解附索隐一百三十卷,是书当其残卷”。铃木认为自己买到的是元中统二年(1261)刻本《史记》的最后一册,年代比它早的仅有南宋黄善夫本《史记》等几种而已,虽是断简残帙,也令他心喜,“如标诸家善本,合勘是书,亦知心思之乐无穷也”。铃木有幸赶上二十世纪前半叶在日本购买中国古籍的黄金年代,而今天在日本购明刻残册亦需要运气,更不用说珍贵的元刻本了。

通读《读书余滴》,依稀想见铃木由次郎虽在中央大学执教鞭,但反感日本大学的氛围,“今之学子,空疏无本,骄气之盛,汲汲于名利”。和老师古城贞吉一样,他认为清代儒生治学方式才是汉学研究的正道:“穷经之道,不可不先通声音训诂;通声音训诂,不可不由《尔雅》《说文》入;及汉唐注疏,养本之学,如是而已矣。”这样的观点自然不合时宜,但铃木并不在意自己的边缘化,坚持认为今人读书容易并不一定有益,因为《诗经》《尚书》《周易》《仪礼》《礼记》《春秋》以及《尔雅》《说文》《史记》《汉书》等经典,才是需要反复诵读的本原之书。

身为中国哲学研究者,铃木由次郎的《读书余滴》主要从思想史角度讨论《周易》《尚书》以及庄子、公孙龙子等诸子百家,《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考文序》却是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献学论文。

此序最早在《读书余滴》上刊出,后又作为《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考文》第一部分刊于昭和四十五年(1970)三月《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哲学科第十六号。此时铃木已从大学退休两年,但《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特意辟出几乎整期的篇幅刊登这部准汉文专著,堪称礼遇。该文共一百六十一页,因为是体裁特殊的校勘学著作,《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未照惯例铅字排印,而是直接影印作者手写原稿,以黑红双色印刷。

分别在《读书余滴》和《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上刊登的《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考文序》两个版本内容完全相同,铃木先记叙此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抄本残卷的入藏始末:

《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藏于早稻田大学。明治中,田中伯光显获之于某书肆,捐赠早稻田大学,国家定为国宝矣。卷端残缺,书题及撰者氏名不可知,全卷总四百五十五行,行二十九字左右。其体式先标经文,一字空格,列疏文,次标郑注,一字空格,又列疏文,卷末一行空间,题“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上边有内家私印,乃光明皇后私印。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定为天平宝字(757-765)、神护景云(767-770)间之笔,皇后崩于天平宝字四年(760),何得降于神护景云乎。罗叔言考其纸质书体,定为出于六朝人之手,似可从。

铃木指出“子本”的含义是“别本”,当初陈振灼基于老师皇侃的《礼记义疏》抄写,还加上自己的考订,为了与原本相区别,遂称子本。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礼记子本疏义》原书应有一百卷,两宋之后在中国本土散佚,幸而在日本保存这半卷。《读书余滴》中铃木特意在自己的文章后插入古城贞吉评语。古城对此卷入藏早稻田大学之经过描述得更为详细:

是书本藏于法隆寺宝藏,明治间,流落某书肆之手,清人将巨资获之,流出海外,间不容发。于时有一好学先生,奔而诉诸某巨公,得其资助,完其璧矣。巨公捐赠早稻田书库,书库藏有此卷。

法隆寺位于日本奈良,“某巨公”即田中光显无疑,但文中未解之处仍然不少:“某書肆”究竟是哪家书店?“清人”是谁?“好学先生”又是何人?经过中日两国学者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今天已经可以大致还原中日两国围绕《礼记子本疏义》的争夺战。此事必须从清末出使日本的杨守敬讲起。

在明治维新初期的鹿鸣馆时代,全盘西化的风潮下,日本朝野上下提倡西学,“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原本在东瀛代代相传、保存完好的汉籍,顿时被公家和私人视作无用,要么拉杂而摧烧之,要么一股脑地全卖给古书店。面对东京古书店里堆积如山的各种宋元明刊本,明治十三年(1880)以何如璋公使随员身份来日的杨守敬恰逢其时,趁低价大量购买。

在来日本之前,杨守敬仅考取举人功名,辗转各地书院任教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出国之前他对金石学、书法颇有研究,行囊塞入不少碑帖和印章,因此结交了很多日本朋友,在购书方面得到不少帮助。下决心收书之后,杨守敬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先买了一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等日本学者共同撰写的《经籍访古志》抄本,拿着它按图索骥,“日游市上,凡板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礼记子本疏义》卷首

由《日本访书记》来看,出使期间杨守敬穷尽薪金疯狂购书,“一时都市为之一空”。他不仅抬高了全东京的汉籍价位,使中国古书由无人问津转为炙手可热,还助长了明治新贵阶层好古的新风尚。据当时不少东京古书店主回忆,明治十七年(1884)五月杨氏扬帆回国后,包括井上馨侯爵、三菱创始人岩崎弥之助、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和田维四郎等,日本各路政商学界人物纷纷入场,他们穿着得体西装、坐着人力车来到古书店,在书店里一掷千金。清朝外交官再想以低价买新出手的宋元善本书,再也没有那么容易了。

从杨守敬来到他走的短短四五年间,东京的古书店从捡漏场变成了战场,围绕不少天壤孤本,中日两国学者展开激烈争夺。内藤湖南写有《续论书十二首》,其中第三首云:“南朝礼学要穷源,皇郑传承师法尊。疏义赖存梁代写,保残功仰岛南村。”细读诗后释语,竟是明治二十三年(1890)四月清朝与日本顾客围绕一轴抄本暗地交战的记录:

杨守敬(1839-1915)

《礼记子本疏义》残卷,梁皇侃原撰,陈振灼写录,彼土久佚。明治廿三年,东京书肆琳琅阁获其残卷,将以售清国游历官某,岛田南村翁闻之,急说田中青山伯购之,青山后以寄捐早稻田大学。此书从前鉴赏家一位宁乐朝写本,罗叔言考其纸质书体,断为六朝人写,谓或即灼所手书,详于罗氏本书跋。

据前文古城贞吉所述,此残卷原由奈良法隆寺传藏,明治初年流出,接下来就有了内藤所描述的这一幕。“清国游历官某”应该是黎庶昌,当时他回国三年后再度赴日,重新担任驻日公使直至明治二十四年(1891)正月二日,此时杨守敬已不在日本。“田中青山伯”是明治元老、第一代内阁书记官长田中光显。“岛田南村翁”即佛学学者岛田蕃根,即古城所说的“好学先生”,号南村,编有《大日本校订大藏经》。

此事最戏剧性的地方,是岛田蕃根与杨守敬的私交很好,曾为后者之访书活动多次出力,但在面对《礼记子本疏义》时却一反常态,急忙找到田中光显,费尽唇舌要他出手,多少让其他清国公使馆人员措手不及。据后来发现的岛田蕃根致田中光显书简,在田中光显半路杀出,以一百日元(当时算是天价)将该抄本席卷而去后,八位清朝外交官一起来到琳琅阁书店讨要说法,在店里大发雷霆(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学術交流の研究》,汲古書院2003年)。很可能琳琅阁原本已经答应卖给黎庶昌,后来临时反悔,这才引发清朝外交官的强烈不满。

此抄本是《礼记》的第五十九卷,即《丧服小记》之一半,由于保存了六朝写经的原貌,后来被日本政府鉴定为“国宝”。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中鉴定道:“是书首张前半文字蠹蚀剥落不可辨……其纸质则似麻笺而阙黄润,字样虽雄伟,而眉宇间乏老苍之气息,与此同间所传唐人真迹自有径庭矣。”虽然否定了它是唐代写本,他还是盛赞其“笔力沉着,字体谨严,波撇之末咸有法度,妙妙不可思议,非学唐人者决不能”。

在这段文字的末尾,岛田有几分动情地写到,很多中国文物流传到日本后,反而在其本土寥寥稀传,甚至散亡,难道日本人不该因此加倍珍稀这些中国文物吗?“其既佚彼而见存此,我不可以重佚之。况于六朝名人诸说仅藉此以存,则是旷代之奇书,是亦忍归湮灭哉?”明治二十三年(1890)岛田蕃根和田中光显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大概也是类似的话,打动了这位副首相级别的高官。

文中岛田翰还透露:“青山相公之所以损重资,有影照之举也。”虽然惊险入手《礼记子本疏义》,田中光显收入此残卷后,没有打算秘而藏之。大概过了十多年,田中将此卷以珂罗版影印少量,分赠岛田翰等同好。当时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馆长市岛春城与田中是老朋友,听说此事恳求田中也赠早大一份。明治三十九年(1906),当早大的一位办事人员如约来田中宅邸取书时,田中光显竟然大手一挥,直接以原本相赠。

日本大正五年(1916),中国学者罗振玉来早稻田大学看此残卷,手跋其尾,并获准以《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为名将其再度石印出版。虽然石印本质量远不及珂罗版印本,但后印本价格低廉,普通学者从此也能随时翻阅此卷。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铃木由次郎《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考文》一文所根据的,最有可能是上虞罗氏影印本,并参考了早大的原件。

昭和三十八年(1963),年逾耳顺的铃木由次郎除了出版《读书余滴》外,还在明德出版社出版《汉易研究》。这部六百多页的大作是铃木三十多年精力所聚,也是其汉代思想研究的重要一环。卷末作者以汉文题写自跋,回忆此书的撰写缘起道:

余往日过熊本,展古城坦堂先生墓,因忆昔先生诲余学之方,且告曰:“宜考两汉学术源流。”岁月如流,荏苒空日,回首将垂三十年,余于《易》未必有所得,况其他乎。今《汉易研究》之刻成,非敢谓对先生之言也,亦读书之余滴而已。先生于汉学尤邃矣,今也墓草已宿,于何方得叩门之地,转不勝秋风落寞之感也。昭和壬寅晚秋于真读书楼。

此处又出现了“余滴”字样,足见铃木对这一词的偏爱。大概中国思想研究讲究体用,读书与修身不能断为两橛,这样的研究必须全身心倾注,既需要水滴石穿的毅力,也需要静水流深般的沉潜往复。此短跋表面上是悼念先师古城贞吉,但同时也在倾吐自己的《周易》研究后继乏人的悲凉。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前二十年,日本的汉学研究虽继续维持较高水准,但基本是旧九大帝国大学体系惯性的延续,年轻人一代比一代对中国文化无感,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昭和四十七年(1972),铃木由次郎年届古稀,宇野精一、本田济编纂《铃木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为他祝寿,第三十二代“衍圣公”孔德成为之题写书斋名“真读书楼”。没过几个月铃木即过世,半个多世纪后,还记得他的人大概不会太多。这册作者手写影印本《读书余滴》也流落书市,题签边缘破损,残留的装订线勉强牵连住书叶罢了。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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