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筠节

2020-01-15 04:27:42 安徽文学 2020年1期

张子影

18年于人的一生,是多么宝贵。他在这漫长晦暗的时光里,完全地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纯粹高尚的品德。

——作者题记

1959年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的洪学智同志,代表中央军委进藏了解指导平叛作战的后勤物资供应情况。平叛工作暂告一段后,他又深入青藏沿线各兵站调研。1959年7月底,还在青藏线上的洪学智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洪学智返回北京,下了车就直接去了办公室。离开五个多月了,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傍晚时分他觉得十分疲惫,心慌、晕眩,脑袋一阵阵隐隐作痛,像刚上高原时缺氧反应的症状。回到平原了,怎么还是不舒服呢?

保健医生说,这是醉氧反应。从高原下来走得太快,身体没有适应,需要一个缓冲过程,让他务必要休息两天。洪学智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没时间休息,我得赶着去开会。

转过天,洪学智登上了去庐山的飞机。

这个夏天仿佛来得特别早,才是7月中,太阳已经有了炙烤的味道。

史书所称的“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参加全会的最后一批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于8月1日上山。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始。

洪学智到庐山时,庐山会议已进入第二阶段。由于洪学智对之前会议的情况不甚了解,于是,他一上山,就有专人安排先让他听了之前会议中的部分讲话录音,内容是批判彭德怀写的一封信,批斗彭德怀是“右倾保守”。

彭德怀的这封信,洪学智也看到了,有3000多字,并不太厚的几十页纸拿在手里,洪学智却觉得它们沉甸甸的。

更沉重的是他深深忧虑的心。

彭德怀在信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洪学智是深有同感的。作为主管全军后勤的后勤部部长,他一向是十分关心农村情况特别是粮食问题的。他还记得,去西藏之前,在一些场合,听见有人说天津的稻子长得多么多么粗壮,一个人趴在上面都能驮住;还有人说某某地方,一亩地能打几万斤粮食,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当时就觉得不对头——这也太夸大了,他心说。

洪学智是农民出身的孩子,祖辈都是农民。从小在乡间长大,当兵参加红军前,十几年里在地里摸爬滚打,他太了解、太熟悉土地了。他知道,尽管解放后,采取了种子优化和科技种田,不少土地的产量是有大幅度的增加,但亩产几千上万斤,甚至几万斤是绝不可能的。令他困惑不解的是,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们却任由这种天方夜谭式的谎话流传。

洪学智又想起,几个月前他去广州某部队检查工作,沿途经过一些村镇,看到地里的庄稼熟透了却没人收割。一问,陪同的人回答说:农民们都去大炼钢铁去了。洪学智心中忧虑,到广州后他专门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提出,要安排人抓紧收割庄稼。他说粮食如果不能尽快归仓,万一老天一变脸,老百姓一年都会没饭吃的。但这之后,洪学智发现,大炼鋼铁的影响也波及到了军队,一些军营里成长多年的大树都被砍了去烧火炼钢了。洪学智一向十分重视营院建设,特别是军营这种特殊单位,营院绿化不仅是美观要求,更重要的是国防战备需要。有些单位却不申报不请示,部门领导一声令下,十几年培育出来的大树说砍就砍了,营建设施及重要军事战备部位暴露无遗。

洪学智认为,彭总作为政治局委员,直接给党的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可为什么要对他展开批判呢?洪学智茫然了。

离开酷热的北京到庐山,他并没有感受到这个避暑胜地的凉爽轻松,相反,却是一种说不出的沉重的压抑。

头痛的感觉再一次出现,他知道,这不是醉氧。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逐步升级。几天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据《洪学智回忆录》中记载:

会上有一些人批彭总很“积极”,说“大跃进”怎么怎么好,彭德怀怎么怎么右倾,这等于火上浇油,使争论越来越激烈。以后,又有人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里通外国。这一点我怎么也想不通。我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中央批准的,他又不会说外语,会谈都有翻译在旁边,还有陪同人员,他怎么能里通外国呢?

庐山会议之后,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贯彻“肃清彭德怀‘俱乐部散布的毒素”的指示,揭发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罪行。

浓云低垂,风暴越来越大。

京西宾馆,气氛越来越紧张。军委扩大会上发言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人云亦云,对彭、黄、张、周的批判完全是“一边倒”。洪学智被扯进去,说总后勤部是彭德怀的“黑窝子”,彭与洪不是一般关系,让洪学智揭发彭德怀的问题。

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洪学智的揭发批判,主要是围绕三件事:

第一件:洪学智当上总后勤部部长与彭德怀有关,是彭德怀许的愿。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派洪学智回国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朝鲜战场的后勤情况,决心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洪学智的汇报引起了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1951年5月14日晚,志愿军党委常委在空寺洞的一座木板房里开会,研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等问题。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甘泗淇、解沛然、杜平等人参加了会议。

在确定后勤司令的人选时,党委会议决定由时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兼任后方勤务部司令员。洪学智起初不同意,但作为党员他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但他提出了两个条件。当时,洪学智站起来说:“第一个条件是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成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条件是作为一名军事干部,我愿意做军事工作。抗美援朝完了,回国以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还让我搞军事!”

面对如此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部属,彭德怀欣慰地笑出声来了:“我当是什么呢,就这条件呀?行!赞成!同意你的意见。”

彭德怀轻松地转过身去又问邓华他们:“你们几个看行不行?”

众人都一起笑着鼓掌。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出任这个位置,是面临多么巨大的考验。

志愿军党委常委会一致通过,正式作出了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的决定,并上报中央军委。5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决定》任命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员。

1952年春,彭德怀因病回国前,在桧仓召开志愿军党委会,洪学智对彭德怀说,彭总,之前我提出在志愿军管后勤工作,等战争胜利回国后,我就不再干后勤了。您是同意了的。洪学智话一出,彭德怀说:“共产党员干工作还讲条件,还挑挑拣拣?回国后如果让我当参谋总长,跑不了你还得干后勤。”

志愿军后勤工作对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重大影响人所共睹,洪学智作为志愿军后勤司令员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一点连朝鲜戰场上的对手美国联合国军都不得不认账。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洪学智出任总后勤部部长。但现在,这件事却成了洪学智的罪状之一。

洪学智当然不服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人选是中央军委集体讨论,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的,怎么能说是彭德怀许的愿呢?他想反驳又无法反驳:他明白,在现在的情形下,他的申述没用,不仅没人会听,反而会被认为是态度不好、对自己的问题认识不清。

第二件事,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为什么单单只表扬你洪学智。

朝鲜战争结束后,向军委汇报作战情况时,几个老帅都参加了。作战情况是邓华汇报的,后勤供应保障是洪学智讲的。最后,由彭德怀作总结性发言。在总结中,彭德怀说:“今天看,打五次战役时,洪学智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我没有采纳。”现在这件事又被人做了文章,说彭德怀表扬你正确,他自己有失误,是多么器重你洪学智。

第三件事,为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事业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会,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前夕,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彭总授勋之后,在志愿军党委会上说:“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

彭德怀这么说,是说后勤供应保障对前线作战的极端重要。他的话,一方面是对全体后勤人员的莫大褒奖,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彭德怀宽广的胸怀。但是现在这句话成为别人批判洪学智的“把柄”:看彭德怀多么器重你洪学智,连朝鲜授予的勋章都想让给你。

面对这样的责难,洪学智有口难辩。

自己和彭德怀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在特别艰难困苦的朝鲜战场上,他们既是上下级,又是同志战友,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结下了生死之交的革命情谊,是很正常很令人珍惜的战友关系。彭总是自己敬重的人,说他反党,洪学智不能信服,也不会相信。落井下石的事情,洪学智不会做。

直到军委扩大会结束,洪学智还是铁一般沉默。对揭批彭德怀,洪学智自始自终,没发一枪,没放一弹。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后勤部又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同样是让洪学智交代问题。

总后勤部会议上的揭批十分激烈。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人跳上台来发言,神情亢奋,言辞激烈。更有甚者,跳到洪学智面前,伸出手指指点点,手指尖几乎触到洪学智的脸上。

面对一张张扭曲的面孔,洪学智感慨良多。昨天,这些人还毕恭毕敬地向他请示汇报,今天就声色俱厉地对他批长骂短。世态和人心总是那么奇妙!

在那些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在人人自危的局面下,对洪学智当时真实的内心思考,鲜有人了解。晚年,白发上头的洪学智自己道出:

讲真话不是时机,违心的话也绝不能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事实根据随便讲话,不行。

洪学智虽然身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他高尚的人格却光风霁月,他的命运跌入低谷,道德的光辉却闪烁出了令人不得不景仰的光芒。

1959年10月,洪学智受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牵连,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

1960年初春,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薄雾微启中,一个瘦削的、身穿旧军装的高个子男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女儿,悄然登上了开往长春的火车。

洪学智被下放到吉林省,任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洪学智举家迁往吉林。那一天的日子,洪学智的爱人张文记得很清楚。

1960年4月18日,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学智离开北京下放到吉林省,我也调离中央广播事业局,随学智一起去了吉林。

张文在她的回忆录《我的红军之路》中,用不无凄楚的笔调写了这样一句话。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全家人一起吃了顿饭。

洪学智家里有个明确规定,只要他在北京,每周都会安排一个晚上和家人孩子在一起,全家人一起吃一顿饭,一般定在周六。这是全家人最开心的时候,特别是孩子们,从早上就开始盼望。因为只有这一天的晚上,他们慈爱又严厉的父亲,会从书房那一堆堆忙不完的公务中走出来,笑眯眯地站在客厅的门口,用他一贯的大嗓门说:都到了吗?

孩子们由大儿子洪虎带队,从高到低阶梯般站成一排。洪虎说:爸爸,都到了。

也会有些小插曲,儿子里最小也最淘气的洪晓狮,会蹲在沙发背后说:我没到。而最小的女儿洪菁,会用小手捂着脸说:你们看不见我。

洪学智弯下他高大的身体,把小女儿抱上膝头,故意虎着脸说:小狮不到,不给他留饭。

这时候,洪晓狮会一下子冒出头来:爸爸,我来了!

洪学智哈哈大笑起来:好好,来了,都来了,开饭!

夫妻二人,八个孩子,十个人,满满一桌。洪学智吃饭很快,他吃饭不说话,吃完后放下筷子并不离开,他喜欢坐在桌边,一边给大的小的夹菜,一边听孩子们说话,在一片笑闹中享受阖家团聚的欢乐。晚饭后,通常会开个小会,他和孩子们谈天,了解孩子们一周来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告诫他们应注意的事情。

离别前的这顿晚饭吃得沉闷。尽管洪学智的脸上很平静,但几个大些的孩子已经懂事了,他们只低着头刨碗里的米粒。

张文望着面前的孩子们,想到即将到来的分离,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洪学智看了妻子一眼,用手轻轻拍了拍妻子的手背。张文明白丈夫的意思,把泪水咽进肚子。

他们决定将还在上幼儿园的洪阳和洪菁带在身边一同去长春,小儿子洪晓狮上完这学期后再转学去长春,其他孩子继续留在北京住校读书。

洪学智说了一段话:

人这一生很漫长,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你们要学会辩证地看待人生的起落。好的时候,要想到不好的情况,不好的时候也不要沮丧,人生的这个过程,有起就有落,有好就有坏。现在你们都在上学,这是很重要的阶段,不管在什么境况下,你们都要好好学习,既学习知识,也要学会与人相处,学会独立生活,要能够自立。

孩子们频频点头。父亲的平静和沉着,给了正当年轻、血气方刚的洪虎及兄弟姐妹们很大的安慰。

晚上,洪学智把大儿子洪虎叫到书房。

洪虎个子长得快有父亲高了。在所有的孩子中,他跟父亲的时间最长。洪虎上面还有个姐姐,战争年代因为条件艰苦,洪学智在率部转战途中不得不将大女儿送给了一户不认识的陌生穷苦人家。因此洪虎出生后,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洪学智和张文都把他带在身边。在这个不寻常的晚上,洪学智用平静的缓慢的语调对儿子交代了几句话:

第一,不要对父亲的事情评头论足。

第二,做父亲的半生革命,从来没有、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第三,照顾好弟妹,好好学习。

第四,认真做人,好好做事,独立生活。

洪学智像以往一样,在凳子上端坐,腰板笔直,只穿件旧军装的他虽然没有戴领章帽徽,但军人风姿一览无余。

洪虎当年还很年轻,很多事情并不明白,但父亲的平静和深刻让做儿子的感觉到了父亲内心强大的力量。端坐在明亮灯光下的父亲一身浩然正气,打消了他最后的一丝疑虑:父亲仍然还是一个英雄。

1960年4月18日,洪学智和带着张文和两个小女儿,踏上了前往长春的火车。列车开动的时候,洪学智回望了一眼身后,他的心底,漫上一层隐忧。

如果说,从总后勤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下,仅仅只是职务上的变迁处理,那么,离开北京,就有着某种切实的放逐或者罢黜的意味。

英雄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人类历史中不乏英雄,正是许许多多的英雄铸就、连接和延续了历史,也因此在我们的现实与历史之间构建了一条时空隧道。

命运对于人生的意义正是它的不确定性,这种力量超越了人本身的控制力。所以,既取决于个人对于命运的态度,更取决于个人对人生的立场。在“命运”面前,洪学智或许并不是一个先知的“智者”,但他做好了准备,要用自己丰华之年的生命证明他坚守的不屈的精神,担得起不折不扣的无畏勇者。

季节无关人心,大地刚刚显绿。

随着洪学智的离京,一代上将,自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60年5月21日,吉林省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直编物字85号文件批复,将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改为吉林省农业机械厅,厅长洪学智。

尽管调离军队,离开北京,来到东北,降职安排工作,但洪学智心里很坦然,他把自己的前半生仔仔细细地想了又想,结论是:问心无愧。

洪学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

有人曾问过我 : 从总后勤部部长到一个省的厅长,你不觉得亏吗?我说: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官,有利于革命工作我就干。战争年代,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每個人都时刻准备为祖国光荣献身,哪里还有心思想将来做什么官?被降职使用,我也并不觉得有多懊丧,只要有工作干,能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事情,也就别无所求了。

洪学智的话是发自肺腑的。还有一点,洪学智对东北这片自己曾战斗过的土地充满深情,能为这片土地做点事情对他也是极大的安慰。

作为原中央军委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威名赫赫的六纵司令员,在这大片白山黑水间杀敌剿匪,纵横捭阖,东北三省的人民对洪学智的名字可谓是耳熟能详。一代战将被贬吉林,上上下下震动不小。洪学智却异常平静,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便径直换上旧军装,脚穿旧胶鞋,和厅里其他几位主管领导以及农机厅、农机局的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一头扎进了县、乡、村一线,展开调研。

对洪学智无私坦荡的襟怀和干脆利落的工作作风,省委书记吴德十分钦佩,他主动把自己的伏尔加小轿车让给洪学智用。洪学智也没有推辞。他走县入村,深入群众,向专家请教,与技术人员一起学习、探讨,风雨无阻。困了累了,就在行车的路上打个盹。上车睡觉,下车工作,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练就的本事。

在洪学智到吉林省就职的时候,庐山会议通过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早已逐步传达到全党,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已经展开,在人们心目中,戴着右倾帽子的人不亚于洪水猛兽,避而远之。以此时洪学智的身份,他到吉林后面临的境况,可想而知。

洪学智到吉林省报到时,省政府办事部门的一位处长不请示也不报告,十分冷淡地派人接站后,就将他们一家随便安排在普通职工宿舍中。

洪学智很坦然,对此安排什么也没有说。但时任省长的栗又文和副省长周光坐不住了。周光把那位处长叫到办公室,批评道:“洪学智来,你一个处长不向上报告,自作主张,这怎么行呢?不说过去,就是现在他也是我们省的厅长。你的作为,不仅是对洪学智的不恭,也不合正常的接待规则。”

周光原名周干民,是洪学智在红四方面军时的部下。他与洪学智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那是在川北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时任红四方面军第10师政治部民运科长的周干民,因涉嫌放跑三个土豪而被抓了起来,并已判处死刑,待军政治部批准后即执行。

此时,刚调任4军政治部任主任的洪学智,到10师视察,得知此事后,感到人命关天,务须慎重。听完政治部门的汇报后,他要求听一听周干民本人的申辩。

周干民是个硬汉子,面对握有生杀大权的“判官”,他毫不胆怯,尽吐肺腑。

周干民详细说了事情的经过,诚挚地说:“我是苦出身,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和土豪劣绅势不两立,怎么会放走他们? 我作为红军战士,死在杀敌的战场上死而无憾,但这样蒙受不白之冤我死不瞑目!如果一定要判我死刑,我请求把我送到战场上去。我宁可死在反动派的刀下,也决不倒在自己战友手下。”

洪学智听了周干民的辩解,感到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洪学智认为,尽管革命处于低潮,环境严酷,红军的队伍里动摇、投敌、叛变者有之,但绝大多数同志是提着脑袋参加红军的,我们决不能再犯当年张国焘“肃反” 扩大化那样的错误,使亲者痛、仇者快。于是,他将周光连人与材料一起送到军政治部,要求派人做进一步调查。不久,那三个逃跑的土豪被抓,审讯后得知,他们的逃跑和周干民毫无关系。真相大白,军政治部撤销了之前的判决,将周干民留军政治部任民运部长。

重获新生的周干民眼含热泪,紧紧握住洪学智的手说:“是你救了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洪学智摇摇头说:“我是代表党,代表一级组织。我们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的。”

周干民激动地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党救了我这条命,我要更加忠心耿耿地献身革命。”

周光说到做到,之后的岁月里,他以一生的奉献实践着自己的誓言。长征途中,翻越夹金山时,周光跟在洪学智身边,一同救活五位冻僵的红军战士。第三次过草地时,周光在洪学智的领导下,四处筹粮,并只身冒险与藏族头领谈判,终于感动了少数民族头领,为红军解决大批粮食和牲畜。

洪学智与周光相交渐深,二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意。洪学智才识过人,更兼胸怀宽阔,深沉豪爽。周光对这位比自己还小一岁的直接领导有着深深的敬佩之情。1936年10月,洪学智去延安上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两位战友依依别离。

这一别就是20多年。

在周光的干预下,有关部门给洪学智重新安排了新的住处。这样,洪学智一家便在长春市朝阳区柳条路17号安顿了下来。

洪学智一家在长春安顿下来后,洪阳和洪菁被送到幼儿园寄宿,每周回家一次。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幼儿园的伙食很差,都是粗粮,没油水,洪阳和洪菁经常吃不饱。一天中午,准备出差的洪学智正要出门,见洪阳和洪菁躲在虚掩的院门后,想进门又不敢进的样子。

“你们怎么回来了?”洪学智蹲下来,温和地问。

洪阳不敢出声,最小的洪菁抬起尖瘦的小脸泪眼汪汪地说:“爸爸,我太饿了——”

洪学智默然地伸过手,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然后一手一个抱起她们,走进家门。把孩子们放下后,他挽起袖子进了厨房。

洪学智在碗柜里找到午餐剩下的两块玉米窝头和半颗白菜。洪学智仔细地把窝头切成小片,白菜细细切成丝,锅铲还在锅里翻动的时候,洪学智觉得腿边有动静,他一低头,两个孩子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身边,咬着小手指盯着锅里咝咝作响冒白汽的食物。

洪学智心里酸了,把油瓶里本就不多的一点油都放进锅里,这就意味着,接下来一周里,他们夫妻俩只能吃清水煮菜了。

饭菜端上来后,两个孩子欢呼地跳起来,扑上来大口大口地吃着。

洪学智疼爱地摸着女儿们柔软的额发:“慢慢吃,吃完饭,爸爸送你们回去。啊?”

小洪菁抬起头,用求助的眼神看着父亲说:“爸爸,这里的幼儿园不好,我要回北京!”

洪学智没有说话,手捂在胸前,沉重地坐下了。

女儿的话针刺一样扎在心头,洪学智心里难受极了,尽管面对组织他内心坦荡,但作为父亲,他深深地自责——年幼的孩子因着大人们的影响而承受不应当承受的苦难。

第二天下午,洪学智正在家中看调研材料,院里传来了敲门声。他走到门口,看到一个身材挺拔的人站着,尽管没有穿军装,但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军人。

见到洪学智,来人一个立正,行了个军礼:“洪司令。”

洪学智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他一下就亲切地叫出了来人的名字:“你好啊,任荣主任。”

任荣很感动:“首长您还记得我。”

任荣认识洪学智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志愿军总部机关设在大榆洞,负责防空任务的副司令洪学智亲自检查防空工作,表扬了政治部的防空工作做得好。任荣当时是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来洪学智出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員,志愿军后勤提供的强有力的保障,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任荣,他对洪学智佩服有加。

1960年任荣调任某部军政治委员,驻地在吉林省通化。不久前,任荣得知洪学智在庐山会议后被安排到吉林省的一个厅里工作。老领导的境况如何,他一直很担忧。终于,这次到长春开会,他找个机会,一个人悄悄地出门,专程去看望自己敬爱的老首长。

这个时期,全国都在搞运动,形势很紧张,人们都不敢随便走动,特别是接近像洪学智这样被定性的人。任荣也是冒了相当的风险,他谨慎地打听着,终于找到了洪学智在长春的家。

任荣走进洪学智的家,心里一沉:房子是日据时期的老房子,空间狭小,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

任荣在洪学智家坐了很久。本来,来的路上任荣想了很多安慰的话,想说首长您要多保重,放宽心,但是坐下来后他发现所有安慰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口。坐在简陋到近乎寒酸房子里的洪学智,无悲无愤,无怨无忧,他腰板笔直,目光明亮,语调平和,神情安详,洪学智的坦荡、自恃和安然令任荣从内心生出崇高的敬意。

太阳渐渐西斜,房间的光线渐渐暗淡。已经是傍晚了。任荣站起来告辞。

洪学智没有挽留,起身相送出门。

出门前,任荣去厨房与正在烧水的张文告别。他这才明白,一向性情热情感情真挚的首长为什么没有留自己晚饭——空空的厨房里没有什么封闭的柜子,任荣一览无余地看到,除了半袋高粱米,一把小葱,什么也没有。

这就是一代上将的生活。

回去的一路上任荣的心情都很复杂。在他眼里,老首长无论是军事素养、领导才能,还是品德作风,各个方面都是极优秀的,可为什么落到这种境况,遭受如此境遇,他实在想不通。

“我真正了解首长,应该说是那次在家中和他见面并且谈话。”任荣后来说,“洪学智同志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他对党无限忠诚,整整一个下午,在旧部面前,对于自己所遭受的境遇,洪学智将军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纯粹的党性,他没有任何怨言。”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洪学智家不远的柳条路口突然开来了一辆军用大卡车,车停下来后跳下两个穿军装的小战士,从车上扛下一只沉甸甸的麻袋,看清了洪学智家的门牌后,将麻袋立在院子里。

洪学智伸手一摸:是一麻袋黄豆。

洪学智伸手拦住了他们:“谁让你们送的?”

小兵们精干地立正:“报告首长,这是军事秘密。”

洪学智笑了:“你们叫我首长,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小兵们还是昂着脖子:“报告首长,我们首长说,这也是军事秘密。”

洪学智说:“那——你们是谁?”

小兵们站得更直了:“报告首长,我们是我们首长的兵。我们首长说,我们是他的兵就是您的兵。”

那正是三年困难最严重的时期,副食品不仅凭票供应且极其紧张。这些黄豆可就是奢侈品了。洪学智把它们分成许多份,分送给厅里一些孩子多、家庭困难的职工,剩余的一小部分,寄给了留在北京的几个孩子。

不需要深究这些黄豆的来源,不管洪学智地位如何变化,战友或者部下们对他的爱戴不会改变,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悄然表达对他的关爱。

1962年7月,洪学智担任重工业厅厅长,上任后,他把目光投向大中型机械。

在洪学智的心目中,粮食问题是关系到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战士的后勤搞不好,部队不可能有战斗力。同样的道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问题不解决,其他的无从谈起。在重工业厅党委会议上,洪学智提出,必须尽快生产自己国产的大型农业机械,这是发展吉林农业需要跨过的一道坎。洪学智向分管农业的周光副省长提出,找一个合适的农机厂,自主研发、生产大型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周光很清楚,在国内的农机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自主研发出联合收割机,不仅面临巨大的技术难题,对洪学智来说,还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以洪学智当时的境遇,他完全可以随波逐流,只做做政策性指导,那才是安全稳当的。

对周光的隐忧,洪学智心照不宣,他坦然一笑,说:干工作,肯定要冒风险,要敢于承担责任。周光很感佩,表示坚决支持洪学智。

那么,选择哪一家厂子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洪学智没有说话。尽管之前省内几家像样的农机厂他几乎都访遍了,但还是没有最后下定决心。

这一天,洪学智到四平农机厂检查工作,进了院子,感觉这个地方十分眼熟。中午,他一个人在厂区四周查看。除了办公区和生产区有几幢旧房子外,厂区大部分都是荒芜的。他从后门走出来,沿着依稀的小路走出一段,眼前出现一处大庙。洪学智一下认出来了,这所破旧的大庙,是当年打四平时,他们六纵的指挥部。

正是正午,蝉鸣沸耳,洪学智的耳边,却分明有一连串此起彼伏激烈的枪声、震耳欲聋的炮声铺天而至——洪学智突然泪如雨下。

两天后,张文收到洪学智的一封信。

丈夫很少写信,张文一拿到信就知道有事。她急忙打开读:

今天我到四平农机厂检查工作。没有想到,农机厂后面的大庙,就是我们打四平时六纵的指挥部——这使我又想起了当年血战四平时的情景。四平之战极其惨烈,特别是第三次战役,光六纵就伤亡了4000多人,他们大多是从苏北一路跟随我进军东北的,好多人我还能叫得上名字。可他们牺牲了,就安葬在四平。下午,我去了一趟四平烈士陵园,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们……

黄昏的余晖洒在寂静的陵园,看园的老张又一次蹒跚地拖着他那条伤腿爬上十数级台阶,看到下午时来的那个穿着半旧白短袖的大个子中年人还蹲在烈士墓前,低头垂泪。

全国解放了,但他们却长眠在地下,我感到特别的悲痛。

让我更为难过的是,四平的经济很落后,还是像我们当年打仗时那个样子,经济没有恢复,也没有怎么建设,还是那样破破烂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多年了,老百姓连粮食都不够吃,还在饿肚子,在烈士墓前我真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所以,我一定要把吉林的農业机械化搞上去,把吉林的农业搞上去,让老百姓吃饱饭。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信中有些字迹是模糊的,想来是流着泪写的。

盛夏的一天,洪学智轻车简从,又一次风尘仆仆来到农机厂。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洪学智的第一句话却是:我不是来做指示的,我是来看戏的。

众人一愣,厂领导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洪学智接着说:咱们农机厂有好戏,还不是一台,是三台——他伸出三个手指。

洪学智挨个屈着手指说:哪三台呢?月初唱《天女散花》,月中演《徐策跑城》,月末是《夜战马超》。为什么这么说呢?月初大家闲得要死,稀稀拉拉的干点活,像“天女散花”,优哉游哉;到了月中着急了,为了抢进度东跑西奔,这不是“徐策跑城”吗?等到了月末最后一天更不得了,书记、厂长大小干部齐上阵,包装、出库、装车,挑灯大干大战到半夜12点,因为过了12点就算是下个月的任务了,所以我说是“夜战马超”——对不对啊?

众人哄堂大笑,厂领导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洪学智正色道:能够打突击,说明咱们是有能力的。有能力的厂子为什么效益上不去呢?问题就出在管理上。管理跟不上,不均衡生产,总演这三出老戏。这种干法怎能保证产品质量?质量上不去,厂子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

洪学智的话,生动、形象、逼真、风趣,还很准确。在厂领导和工人师傅们听起来,亲切指点大于批评指责,在场的干部、工人笑声不断,在笑声中醒悟到了这位军人出身的厅长特殊的领导魅力。

洪学智深沉地说:四平不是个普通的城市,这是一片当年无数烈士用鲜血浸染过的土地。我们不拿出行动来改变落后贫困的面貌,对不起先烈。

偌大礼堂,一片寂静。

厂领导激动地上前握住洪学智的手:“厅长批评得对,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洪学智借势利导地说:“我把研制大型收割机的光荣任务交给你们,这是我们吉林农机事业腾飞发展的关键起步,也是厂子改变面貌、重新振兴的大好机会!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台上台下众口一词:有!

洪学智满意地点头,双手一拱:好!各位师傅们,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拜托了!

1963年夏,农机厂正式向农机部提出以苏联CKIIP-3型联合收割机作为样机进行仿制生产的报告。洪学智亲自奔走,千方百计引进了一台收割机,从全省农机系统抽调精兵强将,经过7个月的苦战,终于在1964年4月底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即东风牌ZKBD-3型联合收割机,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1965年1月,东风牌联合收割机实现了批量生产,开始走向祖国大江南北,为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北京到东北,从部队到地方,洪学智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态度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每天忙忙碌碌,重工业厅生机勃勃,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政治处境。除了工作,洪学智特别关心群众生活。

几十年过去了,但重工业厅的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他。退休工人、原重工业厅职工吕占山逢人就会讲述这样一件事:

1962年吕占山全家刚调到长春,有一段时间没有房子,住在职工单身宿舍的筒子楼。筒子楼没有厨房,家家都在走廊里生煤炉子,走廊又没有烟道,每天做饭的时候,整个楼都被烟雾笼罩着。这个现象引起了洪学智的注意。

一天中午,筒子楼又冒烟了,洪学智走去看,在呛人的烟雾中,他看见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一边咳嗽着,一边在整炉子。

老大娘,怎么这么多烟啊?洪学智弯下腰,亲切地问。

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呛了一句:煤炉子不冒烟还叫个煤炉子吗?

洪学智仍旧和蔼地问:大妈,这个冒烟有多长时间了?

老太太叹着气说:见天冒。

这个老太太就是吕占山的母亲。

洪學智找来了基建处的严处长说,老严,你们那个基建处还有没有钱?咱们单身楼里头有几户人家没有煤气,用的是煤炉子,做饭的时候直冒烟,有老有小的,那不把人呛坏了吗?再说也不安全。你想办法解决一下。

基建处有些为难说,筒子楼是多年前修建的老楼,没有煤气管道。

洪学智就协调有关部门,找来多年前修建时的旧图纸,从离得最近的一幢楼接出来一个管道,引进筒子楼,解决了这些人家的用气问题。

煤气安装好后,洪学智亲自去筒子楼检查。这一回他碰巧又遇上了吕占山的母亲。老人仍然不认识他,只顾忙着做饭。煤气很干净,点燃后无烟。

洪学智满意地离开了。

吕占山后来告诉母亲,那个两次弯着腰跟她说话的高个子干部就是自己的厅长。老太太懊悔地一拍大腿:那么大的领导到咱们筒子楼来,我也没好好跟人家说话。儿子啊,你这个厅长是好人,你可得好好工作。人家对我们有恩,咱们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

洪学智到重工业厅后,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台车,司机叫张守信。张守信的妻子身体不好没有工作,孩子又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张守信是个自尊的老实人,从不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的困难。洪学智心细,在张守信开车的第一周,就把他的家庭情况了解清楚了。洪学智的工资由张守信代领,第一个月他把工资交给洪学智的时候,洪学智从中拿出20元,递给张守信,说是补贴他的生活费。

张守信吃了一惊。20元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超过张守信半个月的工资。洪学智把钱塞到他手里:“拿着,这是带给你家属和孩子的。孩子们还小,用得着。”

洪学智又说,以后,每个月都从我的工资里拿出20元钱来,你拿回去贴补家用。

张守信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守信跟了洪学智四年多。四年多的时间里,每个月张文都会从洪学智的工资里拿出20元钱,亲自交到张守信手中。

这样一直到1966年。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洪学智再次被打倒,被批斗,工资停发了。

这一天,洪学智刚从基层调研后回到长春,走进省委大院,就看到办公楼内外黑压压的全是人,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个个黑黑的大字醒目且刺眼:“打倒——”、“狠批——”、“炮轰——”等等,自己的名字“洪学智”三个字清一色被打上了巨大的红叉。不知是谁先看见了他,一群戴着红袖标的年轻人呼啦啦涌过来,不由分说,上前扭住了他。

洪学智被定为“彭德怀的黑干将”“吉林省最大的走资派”和“三反分子”,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几乎天天被造反派拉出去游街、批斗。

批斗会现场一般都在主席台前放一张桌子,让被批斗的对象呈“喷气式”站在上面,胸前挂着写有本人名字的大木牌。沉甸甸的木牌只用一根细细的铁丝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时间稍长皮肤就会被勒出道道血痕,撕裂般疼痛。

造反派让洪学智揭发彭德怀的问题。洪学智说,我不知道彭德怀有什么问题。跟随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几年,只看到他出生入死。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挨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一通拳打脚踢,说他“态度不老实”“又臭又硬”。

一个高个子红卫兵挥舞着带铜扣的皮带说:中央都定性了,彭德怀是反党集团!

洪学智刚烈地昂着头凛然道:“我说的都是实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原则,不能靠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那是伤天害理的事。”

洪学智铮铮傲骨,站在一旁的工人们深深地震撼了。

洪学智被打倒,专车自然没有了。张守信找到革委会,主动要求去开批斗车。一个工人师傅能有这样的觉悟,革委会的人十分高兴,立刻同意了。

“洪厅长是好人,他这样的好人受委屈我见了难受。我去开批斗车,一上路就快快地跑,沿途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追不上,洪厅长就能少受点苦。”“文革”结束后,老实巴交的张守信道出了其中缘由。

“如果车子被拦下了,我就假装很着急说要赶着去下一个会场,然后开车带洪厅长和车上挨批斗的领导们离开。我专钻小胡同,拣没有人或者人少的小街走,绕圈子,拖延时间,好让他们少受点罪。”

可惜,没多久,造反派发现情况不对,不允许张守信再开批斗车了。

天天挨批挨整,洪学智和张文也摸出了规律,每天清晨,只要听见高音喇叭、吉普车或者卡车声一响,他们就赶快起床,张文把头一天就准备好的高粱面窝头热了,让洪学智吃上两口。洪学智把厚厚的绒衣裤穿在旧军装内,腰部和腿部专门用旧布缠裹。他用一块纸板箱做了一个特别大的牌子,上面用红笔写上“三反分子洪学智”,名字上还划个大叉,用一截麻绳穿了,挂在脖子上。每天出门,他就自己带着,晚上再带回来。

在高音喇叭刺耳的喧哗声中,批斗车在长春的街头往复来去。车上的洪学智,一身发白的旧军装,头颅高昂,腰身笔挺,神态从容,面色平静。面对身边此消彼长的口号声,他用不无悲悯的目光看着那一张张过分亢奋的脸。

车下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衣,用担忧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洪学智。他是苏柏。

新四军时期苏柏曾是洪学智的警卫员,东北解放后,苏柏转业退伍留在了长春。洪学智下放吉林不久,苏柏就得到消息。有一天,洪学智下班回家,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家门口,这就是苏柏。从此他成了洪学智家中的常客。洪学智到吉林后,身边没有工作人员,张文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总有一些事情力不从心。苏柏不擅言辞,进了门就四下转着看,劈柴,拉煤,买白菜,遇上什么事就搭把手。“文革”开始后,洪学智被打倒,苏柏很惦记自己的老首长,可上家里去又不成,怎么办呢?

据苏柏的爱人贾富莲回忆说:

洪老被打成走资派后,我们就从海报上了解他的消息。海报上写着哪天哪天批斗洪学智,从××大街到××广场,走什么线路等等。我们老头就去街上看海报,看完后第二天早早地就到车站广场上去等着这个车。天气非常的冷,我们老头穿着厚棉衣,站着看着,就看见洪老——洪老穿的也是棉袄,太阳晒了以后蓝布有点儿发红的顏色,戴着一个旧军帽,挂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吉林省第一号的走资派,三反分子洪学智。还打个叉,挂在脖子上。我们心里很难受,这么好的人,这是老革命,怎么能这样对待呢?

冬日的长春大街寒风刺骨,苏柏就站在寒风里,眼睛盯着批斗车,车子走一段,他就跟着走一段。“那时候车走得特别慢,我们老头就跟着这个车,反正就跟着车走,一直到天黑。”

冬天天黑得早,三四点钟左右天就暗了,人群散了苏柏才回家。

洪学智离开吉林回北京时,苏柏来告别。说到为什么每天跟着车子陪洪学智挨斗,憨厚的苏柏回答了一句话:“我跟着车,看着老首长回去了我才放心。”

不久,洪学智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8年6月30日深夜,漆黑一团的夜色中,洪学智的家门突然被人砰砰砸响,没等张文走过去开门,一伙人已经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不由分说,把张文和吓得大哭的两个女孩子赶到院子里,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抄家。凌晨5点,这伙人将抄来的各种物品装进大箱子,抬了箱子离去。

抄家后不久,张文也被工学院的造反派关进一间小屋,24小时有人轮流看守。夫妻二人被分别关押,彼此不通消息。

黑沉沉的夜,以它特有的黑暗和沉重压迫着黑洞洞的屋顶。关押洪学智的小黑屋面积很小,屋里只有一张硬板床,一只破旧小桌上放着一碗一筷。除此之外,四壁皆空。

从15岁开始参加革命以来,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南征北战,九死一生,从来没有退却过,而今,却蹲进了自己人给自己设置的“牢笼”里。他不怕死,更不畏生,只是,在这样黑暗沉重的夜里,他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悲凉和担忧。

由于洪学智被打倒,家中唯一的工作人员、厨师顾焕仁师傅也被勒令离开,到机关食堂工作。洪学智夫妇被关押后,好心的顾师傅经常会在天黑后悄悄来到洪家,将食堂打给自己的那份饭菜再加些白菜土豆酸菜,掺上水,煮出一锅菜粥,给洪阳和洪菁两姐妹吃。顾师傅还琢磨着给洪学智也弄点吃的。可是守卫看管得很严,怎么能把吃的送进去呢?顾焕仁琢磨出一个办法,他把肉剁得碎碎的,装在饭盒下层,上面浇上一大勺辣椒酱。做好后,为不引人注意,他让洪阳独自一人给洪学智送去,叮嘱她如果有看守人员检查,就用筷子搅一搅。

天黑黑的,街上不时传来零星的枪炮声。洪菁趴在窗台上,看着小姐姐洪阳拎着饭盒,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黑暗的小巷子里,昏暗的路灯拉长着她瘦小的影子。

好不容易到了关押洪学智的地方,凶神一样的看守果然打开了盒盖检查。洪阳哆嗦着将饭盒很近地抵到看守鼻子底下,呛人的辣椒味让看守掩鼻,看守挥挥手让她进去了。

洪阳见到父亲,眼泪流了出来。

洪学智对女儿说:爸爸是党员,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做。告诉妈妈,爸爸每天能吃两碗饭,让妈妈也一定保重。你赶快回家,走大路,不要再来了。在家等爸爸。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洪学智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和高尚气节没有丝毫受损。面对造反派的无情批斗,洪学智坚持原则,不卑不亢,始终挺直自己的脊梁。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遭到残酷批斗,精神压力很大。洪学智发现后,利用一切机会鼓励他振作精神,不要害怕。

“我们都是老党员了,只要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的情况肯定只是暂时的。再说,怕也没有用,坚持住,挺得住就是胜利。”

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种种不平与屈辱,洪学智终生都未吐一字。

漫天飞起的尘土中,一辆辨不出颜色的军用卡车一路颠簸摇晃着,在金宝屯农场破败的大门口停下,大门左右是一排低矮的半砖半草皮的屋子,坑坑洼洼的地上散落着牲畜粪便。两个穿军装的人皱着眉头下了车。随后,洪学智也下了车。

1970年的10月间,洪学智被下放到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科左翼后旗(此时属吉林省管辖,现属内蒙古自治区)金宝屯胜利农场劳动改造。

这已是最接近中国北部的地区。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却有大片平坦丰美的土地。十月的田野一片耀眼的金黄,一望无际的大豆、玉米,在秋风中摇曳着壮硕的身姿,远近的村子错落在黄昏的金辉里,炊烟几缕中,鸡鸣狗吠声依稀可闻。洪学智的脸上出现了多日不见的笑容,他从车上取下自己简单的两件行李,一前一后扛起,带头走向场部。

原金宝屯知青孙炎峰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洪学智的情景:

大约是在1970年10月底到11月初这个时候,当时我在农场加工连的豆腐坊工作。豆腐坊一共有三个人:老穆头、我,还有老郭。那天上午,我们正在忙碌着,一锅豆腐刚出锅,加工连的连长带着一个老头走了过来。行李就是一床被子和一个纸箱。我记得他当时是穿着圆口布鞋,一身蓝的褪了色的中山装。

加工连连长也是民兵连长。带着洪学智走进屋后,连长说,这是老洪,到你们这儿来上班。孙炎峰不经意地看了来人一眼,这老头就像个贫下中农。

孙炎峰想,来了一个贫下中农。

老穆头问:你从哪儿来?

他说:长春。

所谓的豆腐坊也就是一间屋子,一半做豆腐,一半是一铺炕,白天做豆腐,晚上只有孙炎峰一个人住。孙炎峰找出一套工作服,让洪学智换上,又把床上没有叠好的被子向一边推推,让出块地方,把洪学智的行李搁到床上。

老穆头已经把磨出来的豆浆倒在锅里煮,然后蹲在了一旁抽烟。洪学智换上工作服后走到锅跟前看了一眼,转过头对老穆头说:豆浆冒的气匀了,可以点卤了——

这简单的一句话让老穆头对这个初来乍到者刮目相看了:你这也是老把式啊!也是贫下中农吧?

洪学智纯朴的一点头:是啊!我家就是个贫下中农。

孙炎峰兴奋地说:我说嘛,我看你就像贫下中农。

老穆头抽着烟袋点点头:瞧你这腰板溜直,身子骨挺硬,一看就是个干活的出身。有五十几不?

洪学智说:57。

当天下午,加工连连长和指导员将孙炎峰和老穆头找去,告诉他们洪学智是吉林省“最大最大的走资派”,从今天起,和他们一起劳动。

孙炎峰在农场是文艺宣传骨干,比较可靠,军管会指定洪学智与他住在一起,要求孙炎峰监督洪学智的劳动,同时还告诉加工厂的知青,不要与这个“走资派”接触。

没过几天,整个农场差不多人人都知道,这里来了一个大干部。

知青孙炎峰是宁波余姚人,中学毕业没多久就与余姚的300多名毕业生一起,离开家乡来到这千里之外的内蒙古金宝屯。他年纪轻,涉世不深,领导这样说了,他心里就警惕起来。在中学毕业生孙炎峰的眼里,他见到过的坏人,仅限于小人书连环画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全都长得凶神恶煞模样,全不像这个老头,总是笑眯眯和蔼可亲的。

孙炎峰也好,老穆头也罢,起初,农场里的人对这个“最大最大的走资派”的确是怀有几分戒心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每一個接触过洪学智的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这个高个子老头。

在众人眼里,这个老洪头,实在是跟大家没有什么不同的。洪学智跟大家一样,早出晚归地上工。吃饭是在统一的食堂。一人一只大碗,排队打饭。

洪学智成了一个真正的农夫。从到农场的那天起,他就换下中山装,穿上统一的工作服,户外劳作的时候,头上还加了顶竹斗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正像他自己所说,回归一个农夫、一个布衣的本身,这也许正是洪学智真正的本原。回到民间的洪学智犹如回归水中的海豹,那么自如,那么鲜活本真。

到农场不久,洪学智被调到粮库去扛包。粮库里堆得小山一样高的麻包,每个都有一二百斤重。扛这样的麻包,连一些青壮年也望而生畏,这是农场最苦最累的活。让58岁的洪学智到这里来干活,显然是革委会的人得了某些人的指示。

洪学智二话没说,拎着块垫肩布就来到了粮库。

孙炎峰说:

粮库这个活,我们都知道,这是年轻人和壮劳力干活的地方。一包粮食180斤重,不会多也不会少。灌好包180斤,两个人提起,往你肩上一搭,你就一步一步上跳板。在粮库干过活的人都知道,这扛包、上跳都是有技巧的,因为跳板是软的,没有干过的人肯定当时就趴下了。老洪头第一天来干活就扛包,搭肩上板,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没有假的。一个小时来回五六十包,那么多年轻人就他一个老头。知青们都看呆了,大家的眼光,一半是感动,一半是钦佩。几天下来,粮库的工人、知青都服气了——

年轻人服气的不是洪学智的体力,而是这位半大老头强大的意志力。

在刚毅的性情之外,这个老洪头还是个生动有趣的人。知青们说,这个老洪头的名堂可多了:给我们讲笑话,翻单杠,扳手腕,下棋,还跟我们比试在跳板上蹲马步。干活太累了,他还带着大家跳“哆啦叽(一种简单的朝鲜民族舞)”。他这一引导,大家都开心极了,跟着他,又唱又跳,不知不觉劳累感消退了,很快就又有精神头了。

有一天,活干得特别累,终于到了休息的时候,十几个年轻人东倒西歪地瘫着。洪学智挥了一下手,说:哎,小伙子们,我给你们出一道题,看谁能答对。

年轻人累得都不想说话,只拿眼睛看着他们的老洪头。

洪学智说:你们猜猜在咱们这院子里,谁的力气最大?

这个话题有意思,立刻有人接话,有的说,大牛的力气最大,一气能扛起两个包。

另一个说,不对啊,小胡也扛过两个包。

洪学智笑着摇头说:不是。都不是。

年轻人来情绪了,上来围住他说:那是谁啊?老洪头,那你说谁的力气最大?

洪学智说:我说啊,咱们这个院里,小艾(化名)的力气最大!

小艾是一个天津女知青,长得细细弱弱的。众人都不解了,我们那么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力气难道抵不过这个长得清秀文弱的天津女知青吗?

洪学智说:你们看,只要她一出现,你们这帮小年轻脑袋都顺着她走过来、扭过去,你们十几个小伙子的脖子都让她给扭过去了,你说她的力气大不大呢?

轰——众人都大笑起来,开心得不亦乐乎!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不记得革委会领导大会小会的慷慨说词,却记得在大家伙精疲力尽的时候老洪头讲的笑话。

农场的生活极其艰苦,劳动量大,食堂伙食却很差。为了改善生活,加工连准备养猪,养猪的工作交给了孙炎峰和洪学智。洪学智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他对孙炎峰说:“自古至今的军事史说明,后勤保障十分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

孙炎峰嘴上不说,心里不以为意,谁都知道,养猪是个十分辛苦的工作。两个人,六七十头小猪,关在猪圈里,每天他们天不亮就起来,剁饲料,煮猪食,因为饲料严重不足,喂完了猪后他们就出门打猪草了。

小猪们吃饱了在圈里待不住了,挤挤挨挨地往外拱,泥巴围成的矮墙几下就被拱破了。洪学智和孙炎峰回来了,一看猪跑了丢下草捆子就去追赶。两个人都没有赶猪的经验,冲破了牢笼的小猪崽们身材虽小却个个十分矫健,东一头西一头跑得到处都是,洪学智带着小孙,追着猪们满世界跑,累得呼呼直喘。天黑透了,好容易才把小猪崽们捉回来,修好了围栏。可到了第二天,小猪们又故伎重演。这样搞了几天,两人都累得吃不消了。

这天深夜了两人才进屋,孙炎峰嘴里喊着哎哟,双手托着酸疼的腰把自己丢在炕上。

孙炎峰说,老洪头,明天我得跟连里说,这养猪的差事实在是干不下来了,要不换人,要不再加人。

洪学智躺着没吱声。孙炎峰侧过头一看,黑暗中老洪头眼睛亮亮地眨啊眨的,看着黑乎乎的屋顶。

洪学智说:不用,我有办法能让猪在这个圈里老老实实吃,老老实实睡。

孙炎峰不相信地说:猪又听不懂人话,能听你的?

洪学智伸手拍拍他说:放心睡,我说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明早我叫你你就起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洪学智叫醒了孙炎峰,递给他一副挑子,说了声走,就出了门。睡意蒙眬的小孙也懒得多问,眯瞪着眼睛跟着。他们踏着浓重的露水到了酒厂,酒厂的大灯亮着,夜班工人正在起酒糟,热气腾腾的酒糟散发着特别的味道。两人一人装了一满担,挑回来。

他们把酒糟和猪饲料一块煮了喂猪,猪吃了以后果然呼噜、呼噜地睡了。等黄昏洪学智和小孙打了猪草回来,猪们正好才醒。他们又将拌了酒糟的饲料喂了,猪又吃,吃了又睡,这一睡,就到了第二天。孙炎峰高兴极了:老洪头,你可真是能人啊!

三个月之后,加工连的猪已经胖得路都走不动了。这么快就能杀猪吃肉了,全连上下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最大最大的走资派”是用了什么“诡计”这么快就养出猪来的呢?

怀着高度警惕的连干部亲自到猪圈来检查,农场的场领导也来了,一堆人围着猪圈转,查来查去也查不出问题。洪学智却完全不在意他们的动机,心无城府地把用酒糟喂猪的办法说了:“酒糟里含有酒的成分,猪吃了以后準睡觉,越睡觉越胖。酒糟要用新起来的,放久了的酒精挥发了,效果就不明显了。”洪学智解释。

农场领导高兴了,这真是个好办法,不仅猪长得快了,酒厂的下脚料还成了宝贝。

消息一传开来,场里的职工家家都喂猪,家家都来酒厂弄酒糟。一时间,原来没有人注意的下脚料成了抢手货。场里立刻决定,酒糟要论桶收费了,可就是这样也供不应求。因为几十里外的外村人也来了,每天都有人赶着车,天不亮就来酒厂外排队。酒厂因此还得了一笔意外的收入。

这个洪老头,做豆腐,扛包,养猪,干什么都有一套啊!

如果说,这时的洪学智在人们眼里,是个智慧、亲切、能干的老头儿,几天后,另一件事的发生,让整个金宝屯连同周围的人们对他在喜爱之外,更多了敬重和佩服。

这一天,洪学智和孙炎峰吃完晚饭后溜弯,当他们走到一片刚秋收完的庄稼地时,远远地看见一个挎草筐的妇女在前面跑,后头有两个男人挥着土枪喊叫着追。

妇女吓得慌不择路地跑了。

洪学智马上走上前去问。小孙告诉他,一直以来农场就有个规定,不让老乡到地里捡粮食,看青要一直看到翻地为止。洪学智皱起了眉头:这不对啊!不就是到地里捡点儿剩下的粮食吗?这里的老乡口粮都是很紧张的,捡捡剩下的粮食,又不浪费,有什么不可以?你不让捡,一翻地还不都烂了。这个规定不行。我得找军管会去说说这个事情。

孙炎峰是知道军管会对洪学智的态度的,就好心地劝他说:好多年都是这个样子的,你还是别去管了——

洪学智的执着劲来了:为什么不管?这是关系老百姓生计的事,既然不合理我就要管。洪学智说完,也不散步了,大步往回走。刚进农场,迎面正好遇见院军管会的主任。

这个主任也看见了洪学智,大约是不愿意打招呼,扭头就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洪学智老远就大声招呼上了:“哎,张主任,别走,我找你有事。”

姓张的主任站下,脸上一副不乐意的表情。洪学智大步上前,也不介意对方的表情,上来就说:“听说你们农场有规定,不让老乡去地里捡粮食。我看到老乡到地里捡粮食,后面有人拿着枪追呢。你们这规定不对呀!”

张主任表情难看地说,这是场里的规定。

洪学智正色道:“规定如果不对,就应该改。这里的老乡一年只有10个月的口粮,人家到地里捡一捡剩下的粮食,又不浪费,又能解决一些问题,有什么不可以?”

洪学智的凛然让这个姓张的主任矮了下来,他移开了目光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

洪学智伸手拦住,目光严厉地盯着他:“你不用研究,这个政策必须得改。据我所知省里是有允许小秋收这个政策的,就是第二个秋收。你们秋收完了以后,老乡再来捡秋。老百姓是捡回去当口粮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做事不能不考虑群众的利益,你们得改。”

没过几天,农场果然更改了规定:农场秋收后的地,老乡们可以进去捡秋了。洪学智的仗义执言起了作用。很长一段时间里,附近村里的乡亲们见到农场的人就会说:你们那里的那个大个子老洪头,那么厉害,十几年的规定都让他给改了。真是个好人啊!

洪学智到金宝屯没多久,全农场的人都认识了这位“省里下放来的大干部”,不过,没人在乎他的背景,也没人叫他名字,大家都亲切地唤他“老洪头”。

尽管农场领导事先有交代,不让大家与这个“最大最大的走资派”多接触,但农场职工却人人都喜欢他。白天劳动休息时,他的身边总围满了人。到了晚上,他那间简陋的小屋更是热闹非常,炕上炕下都是人,知青、农场工人、家属、孩子,一群人。一只吊在屋顶的灯放着虽然暗淡却温暖的光芒,暖意融融的房间里,老老少少围着他,拉家常,讲故事,唠嗑,喝茶,下棋,简陋的小屋里不时有阵阵笑声传出。

从古到今,历代的中国文人志士無不由衷地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民——洪学智也不例外。回首过去的许多年,当他在为独立自由而战的岁月里,骨子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这种纯粹的、于天地间放浪形骸的真正本原的生活。

农民出身的洪学智对土地和乡亲有着天然的亲情。

在金宝屯人的眼里,这个“老洪头”是真实本色、朴素渊博的,更是风趣生动、亲切可爱的。在大多数人看来,一个受了这么大磨难的人应该是紧张与谨慎的,怨艾与愤怒的,但这些在“老洪头”身上却一点也没有,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让人处处感到的是亲切自然,一片仁爱之心。

那时,农场多数人家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不论谁有困难,洪学智都接济和帮助他们。张文和孩子们都很惦记他,只要条件许可就经常来探望,他们带来和寄来的东西,大部分都被洪学智转手送给农场的员工了。

这一年春节,张文提着大包小包赶了两天两夜的车来农场看洪学智。洪学智见到她的第一句话是:咱们还有大衣没有?张文摇摇头,她只带了些吃的用的。洪学智看了看她说:那把你身上的大衣脱给我吧——

张文二话没说就脱下了大衣。张文太熟悉自己的丈夫了,她知道洪学智一定又是要帮助什么人了。

洪学智拿着大衣就出门了,回来时面带笑容:“这回好多了,不然把个女娃娃冻坏了。”

洪学智看看坐在床上裹着被子的张文,赶快给炉里加了点柴,又把自己的旧棉衣披在张文身上:“反正你在这里的时间不长,等回长春了再想办法做一件吧!”

原来,洪学智把张文的大衣给了农场职工老杨的一个女儿。老杨也是加工连的,家中有六个孩子,孩子多,生活条件很差。此后,洪学智常常接济老杨,并资助老杨的大女儿读完了中学。

有一天黄昏,洪学智收猪草回来,见到两个女孩在野外捡柴火,这里地处偏僻,四周没什么人,荒草半人多高。洪学智放心不下,便把两个孩子领到大路上,陪着她们一路捡完柴火后又把她们俩带回家。她们是农场粮食门市部会计小付的女儿。

看着两个小女孩进了家门,洪学智还不放心,又折回来,再三嘱咐她们以后外出要注意安全。洪学智又专门回到加工连找到小付,严肃地提醒她说:带孩子要小心,女孩子半大不小的,天黑人少的地方不能去。年轻的母亲这才意识到自己粗心大意,激动地连连点头。

洪学智同金宝屯的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大家对他也非常关心照顾。

这一天下雨,农场没有出工,洪学智在屋里听见门口有动静,拉开门一看,只见窗台上放了一堆新鲜蘑菇,人还没有走远,洪学智认出,送蘑菇的人是农场的一个小哑巴。

小哑巴只有15岁,是个孤儿,又聋又哑,和一个叔叔相依为命,叔叔是加工连的普通工人。小哑巴在农场放马,独自一个人早出晚归,很少有人在意他。

洪学智是偶然认识小哑巴的。一天早上,小哑巴到加工连来找叔叔,遇到了正在扫院子的洪学智。已经是初冬了,小哑巴只穿着夹衣,不停地在地上跺脚取暖。洪学智停下扫帚,问,孩子,你找谁?小哑巴比比划划,洪学智不懂。他注意到孩子全身发抖,脸和手都是黑黑瘦瘦的。路过的孙炎峰对洪学智翻译说,小哑巴说冷,他要去放马,是来找叔叔要衣服的。

洪学智说:小孙,去,把我的雨衣拿来。

全农场的人都认识洪学智的这件军用雨衣,虽然旧,但却是件难得的宝物。衣服又长又厚实,内里是帆布,外面是胶面,水落在上面存不住,穿在身上既挡雨又抗风,休息时还可以垫在身下隔潮。

洪学智亲自将雨衣穿在小哑巴身上。洪学智个儿高,他的雨衣在小哑巴身上好像件长袍。洪学智又找了截麻绳, 给小哑巴系在腰上。这下,小哑巴整个身体都严严实实地被雨衣裹住了。

洪学智笑了:好,这样就好了。

洪学智让孙炎峰比划给小哑巴说:这件雨衣送你了。你每天早晨出门穿着它,又可以避雨,又可以避风,中午热了累了,脱下来铺地上可以防潮防虫子,晚上还可以盖着睡觉。

洪学智还不放心,他拉着小哑巴的手说,有事就来找我,我就在这里,跟你叔叔都在加工连。

小哑巴呆呆地看着洪学智。小哑巴没有父母,又很少与人交流,这个15岁的孤独孩子几乎不会表达。

从那以后,只要见到小哑巴,洪学智都要叫住他,问他吃饭了吗?如果没有吃,洪学智马上去食堂,把自己那份饭菜打来,让小哑巴坐下来吃完。

小哑巴不会说话,只是用黑黑亮亮的眼睛,望着面前这位满面慈祥的老头儿。

有几天里,小哑巴没有来,洪学智很惦记,就打听着找到小哑巴放马的地方,走了很远的路去看望他。

小哑巴在牧畜地放马,牧畜地挺大的一块,离农场足有五六里路。那是一个雨后,洪学智带了些吃的,一路走过去,远远就看到,在一片开着紫色白色小花的地里,小哑巴一个人孤独地坐着,一些马儿散落在他四周。看见洪学智来了,小哑巴开心得跳着迎过来。洪学智把着他的手坐在草地上,重新铺平了雨衣,把带来的吃食打开,他还细心地带了一瓶热水,怕水凉了,一路上都抱在怀里。

小哑巴一边吃喝,洪学智在一旁絮絮叨叨地叮嘱着,要洗干净手脸,衣服散开了要扣好,没有扣子用麻绳系上。下雨不要淋着,自己照顾自己身体——

阳光暖融融的。小哑巴挨着洪学智坐着,像孙子挨着爷爷。他眼睛眯眯的在暖阳下睡着了。

那个下着露水落着雨的冬日清晨的温暖永远地留在了不会言语的小哑巴心上。

那天小哑巴醒来的时候,看见一件衣服盖在自己身上,老洪头正在弯腰捡蘑菇。见小哑巴醒了,洪学智将捡到的蘑菇给他看。

当那一筐带着泥土青草清香的白胖蘑菇出现在窗台的时候,年轻知青孙炎峰立刻想到了,是小哑巴。因为小哑巴看到过洪学智拣蘑菇,知道他爱吃蘑菇。白胖胖的蘑菇带着泥土和青草气息,洪学智及时开门,看到了还没有走远的小哑巴。

洪学智问,这是不是你送的?小哑巴回头,笑了,黑黑的小脸上露出一口洁白的牙。他虽然不会说话,但心里明白,这个慈爱的老头儿是从内心里疼爱自己的。

你是好人。我以后还要给你拣蘑菇。小哑巴比比划划地说。

我当时真是感动极了。他虽然是一个哑巴,平时难以与别人交流,而且一年到头放牧马群,也无求于我,心里却想着我,偷着给我送蘑菇,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小哑巴虽然不能说话,耳朵也听不见,可他却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他对世事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洪学智后来经常对张文和孩子们说,不要忘记金宝屯的鄉亲们。

漫长且寒冷的冬天里,夜很长,下午四点天就黑了,农场没有任何娱乐的条件,但自从洪学智来了,农场的夜晚不再清冷,他的小屋是欢乐和热乎的代名词。一到天黑,三三两两的人都朝他那里聚集,以知青居多,你带一点花生米,我带一点腌咸菜,每当张文或者孩子们来过,老洪头那里会有酒——还有孩子们喜欢的小饼干。酒只是小小而浅的一杯,驱寒除风,主要的是一起下棋,打扑克,唠嗑。洪学智的象棋下得非常好,知青中没有人能是他的对手。很多时候是洪学智主讲,他讲长征,讲解放东北的战斗故事,讲抗美援朝,讲他的老首长,老战友,唯独不讲自己。他朴实、生动的讲述绘声绘色,不仅是这些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年轻人排遣寂寞的良方,更是对他们不完善的心智和理想信念的启迪。洪学智用朴素生动的故事,告诉这些没能完全接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人活着,是需要信仰、需要一点精神的。

洪学智总是帮助他人,农场的人们都看在眼里,时间长了以后,他们都把洪学智当成了自家人。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

洪学智在邮电所订了一份《参考消息》,这是全农场独一份。取报纸的任务就交给了孙炎峰。邮电所里只有一个工人,每天5点钟下班。农忙的时候,农场每天要到晚上8点多才能收工。这一天收工又是8点多,孙炎峰远远地看着邮电所还亮着灯,怀着试试看的想法,他过去敲门,门居然真的开了,邮电工人说,我正等着呢!

邮电工人对孙炎峰说,我知道你们老洪头每天回来晚上要看报的。咱们不能耽误他看报。你放心,你们农忙这段时间我天天晚上等着你,你下班以后来取就行。

就这样,在两个多月时间里,本来下午5点钟可以下班的邮电工人,每天等到晚上8点多才下班。

休息的时候,洪学智喜欢和农场的职工、知青们一起下棋。他的棋路刁钻,棋术很高,很多年轻人联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输了的小青年们不服气:再来一盘,再来一盘!洪学智就很得意地说:再来,你们这些臭棋篓子!

洪学智尽管远离政治漩涡,但有的人就是不放过他。和洪学智同居一室的知青孙炎峰,就亲证了一幕。

有一天白天休息的时候,洪学智、孙炎峰和老穆头、老李头一起下棋,头一盘,老穆头、老李头很快就输了。第二盘还没下完,上工铃响了,双方说好晚上吃完饭接着下。

晚饭过后,洪学智就摆好残局,一边喝茶,一边琢磨。

孙炎峰回忆道:“天黑下来,我刚刚点上灯,响起了敲门声。老洪头说,小孙,臭棋篓子来了,去开门——我把门一开,一看,五个军人,一个军官带着四个警卫员站在门口。”

孙炎峰没见过这个阵势,嗫嚅地回头说,老洪头,不是老穆头。

洪学智一看,收敛了笑容,平静地说,是你们啊,进来吧——

孙炎峰见势,就说,你有事,那我就走呗。

洪学智拦住他:小孙,别走,我们还要下棋呢。

孙炎峰留下了。

“我也不走了。我知道是专案组来找他。这个军官,听说是个专案组组长。”

洪学智还在炕上端坐,也不说话。这个人进来后,自己找地方坐下,开口就问:老洪,你的思想汇报写了吗?

洪学智昂着脖子回应道:我写什么思想汇报?我的思想情况你们问问我们这里的领导去。

来人冷着脸:那不对啊,上次来跟你说过叫你再写一个汇报……

“老洪头当时就火了,声音很大地说:我写什么思想汇报,还要按你们要求写吗?让我写我是三反分子,我说了我就是三反分子。可我是反封建压迫,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动派,我这三反反错了吗?”

来人接不上话,脸色难看,不吭声了。半天才又说:那你不写汇报的话,我们回去怎么交代?你还得写啊——

洪学智理直气壮地说:“你怎么交代是你的事。农场你愿意来你就来,你愿意走你就走,我在这里的情况你不要问我,你去问军管会去,你去问这里的贫下中农去,你去问这里的知识青年去,他们一清二楚!”

几句话说得来人长脸上红不是红白不是白,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就走,一边走一边说,那行,我明天再找你谈。洪学智对着他的背影大声说:明天农场还有很多工作,我没有时间。

洪学智在炕边端坐,他腰板笔挺,声音宏亮,表情坚毅,炯炯的目光锐利明亮,通身散发着奇特的光芒,这光芒照亮了低矮、昏暗的房间,一代开国将军气宇轩昂风采毕现。孙炎峰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个老洪头的不凡,年轻知青孙炎峰毫不怀疑,面前的这位老洪头是心胸坦荡的正直之人,他知道,这是真正的英雄,无论面临多大的痛苦艰难,决不低头,决不会垮下。孙炎峰受到了极大的震惊,他被洪学智深深地折服了。

洪学智不可能提前预知自己还会有重新复出再度峥嵘的一天,所以,并不是先知先觉地将这种近乎流放的生活有意作为将来的闻达所作的思想与智能的准备。他并非忘世,只是遵志守道,按照自己的人生原则生活着,工作着。同普通民众的接近,使他原本就达观旷朗的性格得以恣意地张扬,对时局不解的苦闷和由仕途险恶所造成的心理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这个军中之将和将中之兵从没有倒下过,他不惧淫威不畏邪恶,那个腰板笔直的身体里从来没有缺失过高贵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

1965年秋,毛泽东在武汉接见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时,突然问道:好久没有见到洪学智了,他到哪里去了?

韩先楚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听说他在吉林。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你见到洪学智,转告他,庐山会议他是个认识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韩先楚辗转把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洪学智。

这个消息让身处逆境中的洪学智很激动,但洪学智并没有急于辩白什么,他对韩先楚说:请你转告主席,我在吉林工作很好,我在这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1977年8月27日,韩先楚就此事亲笔写下了证明信,此信现收藏于安徽金寨洪学智纪念馆。信中写道:

1965年初秋,毛主席到武汉,我同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同志去看望毛主席,并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时,毛主席问邓华在哪里,我說在四川省,我们简要地说了邓华同志的情况。毛主席说,不要一棍子打死呵。接着毛主席又问,洪学智在哪里,我说在吉林省,我们也简要地说了洪学智同志的情形。毛主席说,他是认识问题,他在总后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还做得不错嘛!这个人还可以做些工作嘛!毛主席要我们转告你。

以上情况,于1965年9月在北京饭店中央开会时,我同张体学同志向洪学智同志转达了毛主席的话。现再书面告知于你。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毛泽东问周恩来:洪学智到哪里去了?这是毛泽东又一次打听洪学智的下落。周恩来立刻查问洪学智的情况。

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周恩来一过问,吉林省革命委员会领导赶紧让人把洪学智从农场调回省里。回调的过程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省革委会派去农场的负责人就是洪学智专案组的组长。此人带着几个人到农场后,找了二十多个人开会,有知青、农场职工、贫下中农代表等,却不让洪学智出席。这位组长开宗明义:今天的会是给洪学智做总结,大家说说,他在农场的劳动改造当中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都要说。

他的话一出,好长时间没有人说话。老洪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老杨是个老实人,站起来说:没有不好的地方,他对人好,特和气,参加劳动锻炼又积极,在加工连,他年纪算是大的,可是劳动最积极——

老职工一开口,众人都跟着说开了。有的说,老洪头真行,年纪虽然大这么多,干起活来不惜力,一百八十斤的粮袋子跟小伙子一样扛。有的说,全农场就是老洪头的猪养得最好,人家会动脑子,又肯下力,天不亮就去挑酒糟,每天上地里打新鲜猪草,三四个月就能杀猪。谁家分肉不欢天喜地的——

组长显然不高兴了,沉着脸说:不说劳动,说思想,说学习——

老穆头慢条斯理地开口了:要说学习,老洪头最爱学习,每天读书、看报,活儿不管做到多晚,都要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

对啊,这老洪头学习也特别刻苦。每次连里组织学习他都参加,我们有不懂的还讲给我们听,又耐心——

会场气氛热烈,众人七嘴八舌:

人家还爱惜公物,地上掉撒的玉米、黄豆,他还一颗一颗拣起来放回粮库去。他说粮食是宝物,不能糟蹋——

老洪头给我们讲战争故事,对我们说,解放不容易,想想那些战场上死去的人,咱们大家要好好工作——

大人孩子都喜欢他呢,孩子们见了老远就喊老洪头,他也不生气,家里送来的一点吃食,饼干啊、糖果啊,都分给孩子们了——

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显然不是来人所期待的,他本想再整些黑材料装档案带走的,结果“揭发会”变成了“摆功会”。这位组长终于耐不住性子了,站起来说:你们要注意路线,都不许再说这个人的好,必须说不好的地方!

他这一吼,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啪啪啪,老穆头将烟袋在鞋底上敲了敲,说:什么路线不路线我不懂,我只知道做人要讲良心,老洪头在这里的时光不短,大伙都看得见,他没有不好的地方。你们说要叫我们找老洪头不好的地方,我找不到。我现在就退场,就这样了。

老穆头说完后,自顾自地走出了房门。

金宝屯是个僻远之地,人们秉承这样一个理念:做人要讲良心。他们只相信眼里看到的和耳朵听到了。这个什么组长经常到农场来,都是坐车来,虎着个脸,也不和人打招呼,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遇到众人在汗流浃背地干活,他只背手在一边指指点点。农场人早就看不惯他这种做派了。老穆头三代贫农,根红苗正,是农场贫下中农的代表,他的话,说出了全场人的心声。老穆头一退场,其他人也跟着站起来,忽啦啦散了。

洪学智在这近乎放逐的生活中,能够战胜恶劣环境,克服重重困难,不仅全身远祸,而且身心健全如常,不能不说,是这块僻远的纯朴之地给予了意外庇护。洪学智和那些善良的民众在一起,完全自由自在地以本色示人。他从善良质朴的民众的热忱友好和衷心敬慕中,获得了生趣,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他置身于群众之中,老百姓便也接纳了他。他离开后许多年,金宝屯的人们还时常念叨这位“老洪头”。

世事纷纭,沧桑变易,外边世界走马灯般地变幻无常,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洪学智以近花甲之年,从此活在金宝屯人民的心里,从未、也不会随时间的洪流荡然泯灭。这一方面说明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那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

洪学智离开农场那天,头一天晚上就得到消息的群众都来为他送行,院里院外到处都是人。洪学智的眼睛湿润了,他把打好的行李又解开,把被子、棉衣等随身用品分送给了几个生活困难的老职工。众人簇拥着,一直将洪学智送到农场大门口,洪学智跟大家依依告别。孙炎峰拉着洪学智的手不愿意离开。

洪学智说:好吧,你送我到火车站。

那位一直跟在身旁却一直无人搭理的组长这时候插上来说:车坐不下。

这我不管,洪学智眼皮也没抬地说,我叫他送,我有事跟他说。

洪学智拉着孙炎峰上了吉普车,孙炎峰坐在后排。

路上,洪学智向孙炎峰交代了两件事:

一个事,我走了以后,你问问药厂的杨大夫,他要不要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工作。

杨大夫名牌医科大学毕业,因为“只专不红”,被发配在农场的药厂当普通工人。

洪学智说,他学的生物,而且是老大学生,他是一个人才,放在这里是浪费的。他如果愿意到长春什么地方,我给他联系。

第二件事,我的东西还有今天没来得及送人的,你看谁需要就送给他们。我放在床下的那双水靴,记得一定给小哑巴送过去。

车到火车站,洪学智拉着他的手,好,以后到长春上我家去,告诉咱们农场的消息,老穆头、老李头、老朱头,你都跟他们说,上我那里去,肉管饱,酒管够。记得到了长春一定来我家。

洪学智最后挥动的手,让孙炎峰眼泪哗哗地流,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被劳改”的半大老头让自己如此感肠动怀。

1971年年底,洪学智回到长春,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在小院里的空地上种上了菜,阳台和菜园边的小田埂上,还插种了鲜花。院里的几棵樱桃树,经过洪学智的整枝、浇灌,又恢复了生机。

表面上赋闲的洪学智从来没有停止他一个军人的思索。在他的抽屉里,放着一张军用地图,他时常用放大镜对着地图反复研究。洪学智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关注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他曾经指着地图对一位来看他的老战友说:一定要注意“胡志明小道”,这条秘密“补给线”关系到越南战争的成败。

他甘于淡泊,不介意环境与地位的变化,掷弃了利利相交、虚伪夸饰的人际关系,追求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于是,这一段人生最低谷的时光,反而被他经营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就这个意义来说,阴差阳错的时代和历史既赋予了他多舛的命运,同时亦造就了他健全且超凡伟大的人格。

多年以后已是耄耋之年的洪学智重返吉林,回到他曾经的旧居地。小院已易容,且改做他用,菜园与老树均不在了,但门与墙尚存,一株小核桃伸出碧色的一枝,洪学智拄着一柄木杖,站在小街口,面色安然,静静地看着斜阳一缕照耀着昔日的门庭。

1974年8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让洪学智到省石油化工局当局长。组织找他谈话的时候,他还是那句话:到哪里都行,只要有工作干就行了。

一些老战友私下里替他抱不平,洪学智只是笑笑。一直不间断地关心着国家大事的洪学智对形势了解得很清楚:石油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能源,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家的石油开采量严重不足。洪学智在总后勤部当部长时,他的前任李聚奎政委、余秋里政委都先后调任国家石油部任部长,发展国家的石油工业。要搞石油,搞化工,化工局工作重要性很大。洪学智一上任,就决定先从扶余油田抓起。

1974年初冬,洪学智来到了扶余油田,行头是一身旧军装,一双旧军用胶鞋。行前,他跑遍了长春大大小小的书店,把凡是有关石油开采方面的书都买了回来。他把这些书打成包,带到了扶余油田。除了书之外,他还带了一大包蜡烛,因为油田照明供电受限。结果待他住下后才发现,简陋的招待所内四面透风,晚上蜡烛点燃后,烛芯被风吹得摇摇晃晃,根本没办法看书。后来招待所的师傅给了他一只马灯,算是勉强解决了问题。

来到热火朝天的油田仿佛回归硝烟弥漫的战场,在这片贫瘠却广袤的原野上,多年沙场征战培养出的激情与豪迈、生机与才干重又不可抑制地绽现、发挥。

曾任扶余油田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的赵炳辉,对洪学智在扶余时的工作十分钦佩。他后来回忆说:“我认识洪老是在1975年。当时省里组织石油大会战,在全省抽了18000名知识青年参加,我是吉林省会战指挥部合营小组的成员和副总指挥。洪老到我们油田蹲点,实际上是参与我们石油大会战的指挥、领导工作。”

那是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日子,那是些热火朝天战天斗地的日子。虽然政治上的阴影远没有消除,但置身在热情纯朴的工人中的洪学智,在风雪弥漫的大油田中重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白天,他一身油泥和工人们滚在工地上。晚上,天气好的时候,他和大家围着篝火谈天说地,向老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教、了解采油及生产的过程;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关在屋里看书。一年下来,他已经把带去的书都看了个遍,里面画满了各种记号,对石油开采的基本过程、怎样注水、怎样采油、怎样进行石油加工等等业务,都逐步熟悉了。

声势浩大的石油会战开始后,成百上千的青年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这片火热的土地。但是,潜在的问题很快就浮出了水面。油田开采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几年下来,队伍开始不稳定了。原因是一大批青年小伙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在油田这样一个长期野外工作环境中,女性员工人数稀少,小伙子找对象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某日,上级部门一领导来油田视察工作。在全体人员大會会场,站在台上的领导用当时流行的话鼓动说:

“我们这个石油工人一声吼嘛——”

出乎意料,台下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喊出的是:

“找个老婆没户口!”

洪学智听到这件事后,十分震动。

“油田的青年人大多是高中毕业或者转业军人,论人品素质都是不差的,为啥找不着对象呢?”他问有关部门的管理干部。

“因为是计划经济,姑娘们找对象都希望找着一个能够有‘红本的——城市户口、国家干部是吃供应粮的,他们拿的粮本是红色,所以叫作‘红本。这样一来,城市户口的姑娘们当然不愿意找没有‘红本的石油工人。没办法,油田的青年就只能找农村户口的,可是,找农村户口的又没有粮食吃,怎么办呢?”管理人员向洪学智介绍了情况。

要把油田搞下去,不能只靠一阵子的大会战,要把年轻人留住。

洪学智找到有关方面领导。领导尚年轻,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说:不想留下的可以走,我们不愁招不到人。油田情况就是这样,户外工作男工多,女工少,找对象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我相信我们工人大多数是忠诚石油事业的。

你这想法不对。洪学智直截了当地指出:年轻人来到这里,靠的是党的召唤和一腔热情,如果我们的政策思想出了偏差,婚恋问题不解决,不从根本上解决青年工人的问题,这支队伍是不能稳定的。年轻人刚到油田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经过几年的锻炼,业务技术成熟了,正是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让这些人离开,损失的是我们油田。如果这种影响传到社会上,说油田工人找不到对象,谁还会再来?难道偌大的油田,继续发展只靠几个忠诚的老光棍吗?

一席话说得年轻领导哑口无言。

洪学智意识到,要解决青年人的后顾之忧,根本问题不在“联谊”而在“粮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没粮本”的问题。让全体油田工人都成为国家干部城市户口是不可能的,但是,让油田人不靠“粮本”也有粮吃却是可行的。他想到了农场——做过总后勤部长的洪学智太熟悉农场的重要性了。农场对部队的巨大作用这一做法,移植到油田来同样奏效。经过摸底寻找,他看中了洮儿河农场。这个农场位置合适,面积大,有发展空间,但因地处僻远,又缺乏人手经管,困难多,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不尽如人意。

洪学智亲自去现场,看到这里土地肥沃,地下水丰厚。“有了土地还怕不打粮吗?”洪学智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共产党员就是要为群众解决困难。”

洮儿河是劳改农场,位置坐落在吉林省白城地区,却是由北京市劳改局管理的。洪学智开始了长途奔波。他先去省里找到劳改局说明情况,提交申请,再赴北京相关单位协调关系。因为归属关系复杂,洪学智在北京、吉林、农场之间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正是大热的夏天,他背着个军用旧水壶,穿件短袖衫,长途转战,一次次向各方面有关人员反复陈情,言词恳切,终于把手续办了下来,北京市劳改局批复,同意将洮儿河农场划归扶余油田。消息传来,油田上下一片欢腾。根本无须动员,大伙在一周之内做好了准备。周末,数十台大卡车,装着帐篷、工具、材料、种子,还带上了行李、炊具,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着农场出发了。

这又是一场大会战。帐篷支起来了,大锅烧起来了。沉寂已久的原野上红旗猎猎,歌声飞扬。年轻的油田工人们面对着黑油油的土地甩开了胳膊挥锹舞镐。他们知道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结出自己向往的幸福之花。

他们不让洪学智干活。几个年轻人大声嚷嚷着,让“老洪,你只管在一旁坐着喝茶,有啥事指点一下,出力气这活是我们干的!”

秋天到了,收获的时节是油田人盛大的节日。堆积如山的粮食垛仿佛是大地上盛开的一朵朵硕大无比的金色奇葩。令洪学智很欣慰的是,他当初组织研制生产的大型联合收割机派上了用场。

粮食有了,油田给工人们办理了矿区户口,不是红本胜似红本——农场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还能上交国家。生活好起来,环境也跟着改善,重新整修了房屋建起了生活区,洪学智把部队营房绿化美化的传统拿出来,在农场油田和生活区内外都种了树,还用白灰把生活区的墙粉刷一新。

生活和环境好起来,精神面貌也要随之改观。洪学智趁热打铁,在油田展开热火朝天的“比、学、赶、帮、超”活动,工地上大喇叭大张旗鼓地宣传“扎根油田、建设国家”的先进典型。报纸和宣传栏上,戴着大红花、头戴工帽、身穿工装的油田工人的形象深入人心。以油田为家、以当油田工人为荣的形势迅速形成。年轻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个个你争我上,油田面貌一新。姑娘们的目光被吸引过来了。很快,一对对年轻人喜结连理。那一阵子,洪学智的口袋经常鼓鼓囊囊的——那是新人们送来的喜糖和炒豆子。

农场除了种小麦,还种大豆、黄豆、蔬菜,后来还开办加工场,吃油、吃菜等副食品问题也随之解决了,不仅改善了生活,也为农场家属们提供了工作岗位,形成了“油田是前线,农场做后勤”的良好机制。

激情工作,幸福生活,扶余油田參加20世纪70年代石油大会战的那一代石油工人,每每谈起当年事,都对洪学智充满感激。

动力产生生产力,农场建成后不久,扶余油田的产量从往年的几十万吨猛增到年产一百万吨。石油化工成为吉林省的支柱产业。

1977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全国上下欢欣鼓舞。19日上午,长春市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庆祝活动。

洪学智拎着个小铜锣,也行进在石化局员工队伍中。上午时分,他正在队伍中走着,忽然,有两个衣着整齐的人走到他面前,站定后,恭敬地问:

请问您是洪学智同志吗?

洪学智的手停止了敲锣,他沉静地打量来人:是我。

来人立刻敬了个礼:洪学智同志您好!我们是省委组织部的。接到中组部的电话,通知您立即去北京,有新的工作。我们已经给您准备了票,中午一点飞机起飞。

此时已是上午十点多,洪学智立刻赶回家。张文去上班了,家中只有回来探亲的小儿子洪晓狮。洪学智进了门就赶紧收拾衣物。他想起还需要带上粮票和钱,这些东西平时都是张文收着的,放在书桌的中间抽屉里,可抽屉上着锁,等张文下班回来显然是来不及了。洪学智正在皱着眉头拍脑袋,一旁的洪晓狮用一把小螺丝刀轻松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洪学智看着长得结结实实的小儿子,笑着说了句:你小子!

这一会儿工夫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来给他送行的。屋里站不下,院子里还站了许多。

中午时分,洪学智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

巨大的银鹰昂首冲上天际,洪学智俯身看着机翼下郁郁葱葱的土地,胸中涌动着一股热流。

8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洪学智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不久,经时任国家副主席的邓小平和叶剑英同志提议,重新回到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工作岗位。

从1960年4月到1977年8月,洪学智在东北生活了18个年头。

对于这18年的遭遇,洪学智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不仅要经得起对敌斗争的考验,而且还要经得起党内斗争的考验。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中,必须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耐得住精神上的痛苦与压力,不减革命斗志,不丧失革命信念。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坚信真理,坚持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个人利益患得患失。把个人利益看淡了,对职务的升降、调整都能坦然对待,身处逆境也会对革命忠心耿耿,什么时候都感到问心无愧。

1980年3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洪学智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为洪学智彻底平反。《结论》明确指出:

自1959年开始对洪学智的免职、审查、批斗都是错误的,“是一起冤案”。

责任编辑   赵   萌

安徽文学 2020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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