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畔的遗迹

2020-01-15 04:27:42 安徽文学 2020年1期

江少宾

“你把大方向搞错了,再往前跑,就到水泥厂了。”永浩套着老头衫,穿着大短裤,趿拉着拖鞋,一边走一边指着两边说:“喏,石桥,长河,前头就是长江了,这都没变,想起来了吧?”正午的石桥像一只灰色的老猫,病恹恹的,看上去就像快要死了。石桥下的长河绿中泛黄,像一大块变质的绿豆糕。咕噜,咕噜,气泡翻起来,味道翻起来。石墩周围,淤积着一大堆醒目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白色的塑料袋,一次性饭盒,妇女用过的卫生巾,猪大肠一样肿胀的避孕套……岸边的大叶杨齐扎扎的,哗哗哗,绿荫掩映处,琉璃闪烁,若隐若现一座座黛色的屋檐。这是哪里啊?我一脸茫然,似曾相识,又没有更具体的印象。永浩收住脚步,诧异地叫了起来:“啊!不会吧?你怎么连扫帚沟老街也不记得啦……”永浩的震惊和困惑溢于言表,嘴角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扫帚沟老街!我一拍脑袋,羞愧于自己的健忘——我在这里读了几年高中,如今,二十几年过去,我不仅找不到从前的道路,甚至连扫帚沟老街也不认识了——记忆里的扫帚沟老街像一个“丁”字,十几家低矮的商铺沿路排开,错落分布。商铺后面,长河奔流不息,注入毗邻而过的白浪滔天的长江。商铺从南到北依次为日杂店、摩托修理铺、理发店、钟表店、韩家铺子(旁边是全镇唯一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照相馆(旁边是藕山中学)、美发店、旧书店(兼出租影碟)、录像厅、裁缝店、屠宰场……录像厅门楣低矮,门口悬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当天的节目:《古惑仔》《纵横四海》《赌神》《黄飞鸿》,最下面是一成不变的两个字:“加映”……录像厅外面的大铁门几乎没有关过,一年四季,门楼上永远披着两片脏兮兮的布帘子,幽蓝色的灯光鬼鬼祟祟地射出来,像恐怖片里谁也不敢轻易涉足的凶宅。录像厅和裁缝店之间有一条逼仄的巷道,只容一人侧身通过,巷道尽头垒着一间简易的厕所。厕所不到一人高,蹲坑上面搭着几根木板,晃悠悠的木板下面,河水日夜在唱歌。上厕所每次都要排队,每次排队都能撞到一两个熟人,撞到了也不搭话,红着脸,彼此心照不宣。

常年坐守录像厅放映录像带的,是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乡下妇女,浑圆的胳膊,满月一样汗津津的脸,晃着两根乌黑发亮的粗辫子。嘶嘶。嘶嘶。影像出来了,她昂着一张半明半昧的脸,一言不发,出神地盯着头顶上的亮瓦。亮瓦上的一小片苍穹从枯枝败叶间漏出来,像一口倒悬的深井。粗重的喘息,短暂的窒息般的沉默,空氣仿佛凝固了。片刻之后,乌泱泱的人群慢慢骚动起来,热烘烘的气体在暗地里聚拢,膨胀,似乎即将爆炸。“加映!加映!加映!”海浪一样的呐喊声突然掀了起来,录像厅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她漠然地坐着,双手交叉,搁在一条墨绿色的粗布短裙上,仿佛一根烂树桩。

乡镇中学设施简陋,学生宿舍条件更差,十个人合住一间(最多的时候挤过十四人),最简单的上下铺。没有衣柜,没有凳子,脸盆、毛巾、茶缸、口杯等个人用品,只能堆在地上,挂在墙上,搭在蜘蛛网一样交错的绳子上……谁也不愿意睡上铺,无论是起夜还是起床,也无论你多么小心,整张床都会跟着你一起吱吱呀呀地晃荡。家长找班主任,班主任找校长,校长最后给出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抽签分床。凭什么啊?家长不愿意抽签,结伴堵住老校长,骂,老校长扶着鼻梁上的老花镜,视线从镜框上方射出来,陪笑说:“各位家长,骂完了吧?骂完了就听我一句话。大家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啊!学校目前就这个条件,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还请各位家长自己决定,走读,租房,都照的……”走读不切实际,早出晚归,既耽误学习,也不安全,最稳妥的办法是租房。老街周边的民宅于是成了中国最早的“学区房”——以单间的形式独立出租,小点的,五十块钱一个月,大点的,八十块钱一个月。我和李凤翔合租一间,二楼,十几个平方,两张生锈的钢丝床,一张旧桌子(用来放饭盒、茶缸、牙刷、牙膏等琐碎的物品),一个褪色的脸盆架,上下两层,中间嵌着一面饰着两只孔雀的圆镜子。不能洗澡,也不提供厨房和卫生间。自然也不收水电费,晚上用电不能超过十二点。电水壶、电磁炉之类的小电器,一律禁绝。那些燠热的夏夜,周遭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宛如一座没有尽头的深渊。逼仄的卧室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大蒸笼,我和凤翔沉陷在无边的暗夜里,汗流浃背,辗转反侧。

房主常年瘫在床上,瓦片一样的脸,瘪瘪的腮帮陷出两个深坑,眼睛大而无神,常年看不到一丝表情。服侍他的老伴满头白发,走路慢腾腾的,微微佝着腰,每一步都很小心。盛夏的黄昏,凉风习习,她无声无息地蜷在躺椅上,一袭黑衣,一把破蒲扇搭在脸上,像一只酣睡的猫,单薄的躯体仿佛失去了重量。只有一头白发醒目地亮在黄昏里,像一团旧年的棉花。负责收租的是老人的小儿子,膀大腰圆,乌黑的短须从两角翘起来,像一个“八”字。胳膊上文着一条龙,盘旋着,两条长长的龙须微微在颤动。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乡下小镇,我们都惊诧于这样的文身。每月五号或者六号,他总会出其不意地敲响我们的房门,鹰隼一样的眼睛机警地扫视着屋内,像半夜突击查房的派出所民警。他从来不数钱,捋顺了,折起来,揣进屁股口袋里,转身就走。“他胸口长毛,像个野人。看见没?”凤翔贴着我耳朵,轻声说,“我估计,他至少有两百斤……”

他经常凭空消失一段时间,又突然从天而降,从长河岸边爬上来,从老街尽头闪出来。我们租住了一年,他在家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一个月。老两口显然已经习惯了,处变不惊,仿佛他只是一个影子,悄无声息地投射在长河里,没有一丝波纹。又或者,暮年的他们是另一条长河,泥沙俱下的中流之后,只剩下澄澈与宁静。

青春年少,我们都不愿意受制于房东,对于水涨船高的房租,大多数人都不太上心。学校周边的独栋民房于是广受追捧,就连屠宰场后面一间巴掌大的小仓库也被改成了学生宿舍,对外出租,一学期只要两百块钱。这个价格比合租便宜,凤翔不顾我的一再挽留,夹着被褥,拎着一个蛇皮袋,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那间暗无天日的小仓库来自“癞痢头”的违章搭建,进门低头,出门弯腰,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接电。凤翔在其间住了一年多,一开始用煤油灯照明,后来改成蜡烛,眼睛渐渐眯成一条缝。高三上学期,凤翔看不清老师的板书,只好进了趟县城,配了副眼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乡下小镇,戴眼镜的学生寥若晨星,太扎眼了,鹤立鸡群。戴黑框眼镜的李凤翔仿佛变了一个人,眼镜,成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

就在凤翔配眼镜之后的某天中午,他的寡母突然出现在校门口,穿着拖鞋,戴着草帽,拿着收据,堵住瘌痢頭,说:“你害我儿子成了四只眼,配眼镜的钱,你要摊一半!”瘌痢头莫名其妙地看着来人,好半天之后才明白过来:“你这是哪家的理?讹人啊!”寡母不依不饶,她抖着手里的收据,用力吐出一口痰,“我没见过钱哦?讹你这个瘌痢头,我呸!”围观的人都笑了。瘌痢头红了脸,脖子上的青筋蚯蚓一样饱胀,浑浊的眼球青蛙眼一样凸出来,好半天之后才骂出声:“我X,你哪里是讹啊,你是明着抢!别把你儿子教坏了……”

凤翔远远地站在人群外面,两颗大门牙露出来,紧紧地咬着下嘴唇。

凤翔非常刻苦,成绩也很好,但他复读了两年,都名落孙山,出乎老师和同学们的预料。那是个“一考定终生”的年代,高考,是农家子弟通向外部世界的独木桥。成功通过的幸运儿自然是少数。如今依然是少数。离开校园后,同学们各奔东西,像一滴水,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李凤翔的消失最为彻底,他直接蒸发了,和所有同学都没有联系。

许多年之后我才听说,李凤翔跟着寡母去了遥远的贵州。他在贵州的一个深山小学里当老师,那所山顶上的小学只有十几个孩子,校门口挂着一条羊肠式的盘山公路。我不能确信这个听来的消息——凤翔怎么就能舍得童年的故土,心无挂碍地扎根异乡呢?

瘌痢头原本在学校食堂里做勤杂工,但他头上的癞痢太脏了,味道又重,便被安排看大门。大概是嫌看大门太无聊了,他又自告奋勇地担负起夜间巡逻的重任。操场外围连着一片杨树林,杨树林的尽头,便是浩荡奔流的长江。夏天的黄昏,扫帚街上几个小痞子时常结伴翻过墙头,吹着口哨,明目张胆地接走一两个女生。瘌痢头不敢拦,于是向值班老师告状,值班老师束手无策,挠挠头,边笑边骂,你一个看大门的,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哦……哪个讲是闲事,这不是闲事哦……瘌痢头语无伦次地争辩,哪里辩得赢呢?根本没人理他。他兀自嘟嘟囔囔着,捶手顿足,气急败坏。

他在大门口拦过一次老校长。老校长一开始有些惊诧,回过神来,便递给他一根烟,笑着说:“那,小痞子是怎么进来的呢?你是门卫啊……”瘌痢头哑口无言,红着脸,香烟含在嘴上,火柴拿在手里,雷击一样僵在原地。

时间一长,“瘌痢头”终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会了安分守己。晚自习一结束,他便拎着一大串钥匙,哐当哐当,一个教室一个教室锁门。“锁门了哦。锁门了哦……”他一路轻声吆喝,一路摇晃着手电筒。他常年喝稀饭,蘸辣子,吃大馍。春夏之交的黄昏,他经常左手端着一只大海碗,右手捏着一个大馍,蹲在教学楼东侧的池塘边看鱼。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水里的那颗瘌痢头,一次次拢了来,又一次次散了去。他贴着碗边吸一口稀饭,喉结上下滚动,再咬一口大馍,饿死鬼一样包在嘴里嚼,腮帮两边吹鼓手一样鼓起来,嚅动着,像含着两只铅球。

学校食堂早晚供应稀饭,卖大馍、包子、花卷、油条。中午吃的是蒸饭,两脸盆素菜,一脸盆荤菜,蒸腾的热气里裹着肉香,从狭小的窗口里翻滚而来。负责打菜的师傅姓卫(一说姓魏),我们当面喊他卫师傅,背后都喊他老卫。老卫是正式工,个子高,浑圆的肚子像一只皮球,从皮带上面鼓出来。每次接过饭盒,老卫都要低头瞅我们一眼,然后熟练地掂着长勺子,勺尖上的一小团肉,于是又掉进脸盆里。会撒娇的女生经常探近窗口,嘟着嘴,嗲声嗲气地说:“卫师傅,哪里够吃嘛……”卫师傅乜着眼,勺子探进脸盆,熟练地拣出一两块肉,朝饭盒里轻轻一颠。老卫经常照顾的,总是那几个身量高挑的女生,日子久了,便有了许多流言。每个流言都有鼻子有眼的,仿佛当事人亲眼所见。懵懂的男生放肆地笑着,添油加醋,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长期吃食堂,油水不够,家境条件好的学生开始偷偷下饭店。当年的扫帚沟老街只有一家没有名字的小饭店,与其说是饭店,倒不如说是早点铺子。私底下,我们就叫它“韩家铺子”。

韩家铺子总是热腾腾的,很有烟火气。每天早晨,铺子里都坐满了人,站着的,坐着的,蹲在门口喝稀饭的,说的说,笑的笑,仿佛聚拢了一条街的热闹。铺子常年卖稀饭、油条、糯米糍粑,偶尔也卖一种叫“油香”的面食。油香是少数民族的传统食品,热油煎炸,黄澄澄的,扁扁的圆形。馅以胡萝卜丝炒肉丁居多,孩子们很爱吃;也有韭菜烩豆腐的,微辣,偏咸,老人和妇女很喜欢。韩老板四十岁左右,爱笑,一口雪白干净的牙齿。他既是老板,也是大厨,会炸一种棒槌一样粗壮的大油条。吃早点的老主顾,十有八九是奔着大油条去的,大油条香脆而蓬松,像鸦片一样吃上了瘾。炸完油条之后,韩老板总是拎着一把大茶壶,在人群中间穿来穿去,热络地打着招呼……

许多年过去,韩老板的面容渐渐模糊,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腰间裹着花布围裙的“店小二”,脸上挂着笑,上半身微微前倾。

高二上学期,每天上午,王扶林导演的《红楼梦》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电视荧屏。有一次我迟到了,正急匆匆地跑往学校,突然,一种若有若无的旋律从韩家铺子里传了出来,那种悲凉与哀婉,荡悠悠的,如泣如诉,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寒暑易节,入秋了,皖江北岸的扫帚沟依旧炎热。老街上少有行人,一条黄褐色的大草狗卧在裁缝店门口,眯着眼睛,吊死鬼一样吐着舌头。铺子大门虚掩,举目空荡荡,悲凉的旋律来自左边的一间大包厢。我鬼使神差地探了进去,包厢里靠墙摆着一条长案,长案上驮着一台黑色的旧电视,韩老板靠在椅子上,昂着头,面前放着半杯茶。贾母、王熙凤、贾宝玉、林黛玉、平儿、袭人……一集终了,我已经痴了过去。那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世界完全在我的经验世界之外,它给予我的,何止是诱惑!

不知道时间到底过去了多久,韩老板猛然回头,见到我,先是一愣,接着又站起身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怎么不上课啊?去上课……”

我拔腿就跑。四目相对的瞬间,我惊诧于他脸上的泪痕,红肿的眼睛,像一个饱受欺凌而又不敢声张的小男生。

高二文理分科,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那天上午之后,我忽然不想念书了,以各种理由频繁逃课。通常是上午十点钟左右,第二节课下课,我便悄悄拎起书包,径直走向韩家铺子。大门形同虚设,瘌痢头从来没有为难过我。沸腾的老街此时已然冷却,顾客都散了,铺子大门虚掩,《枉凝眉》的旋律从门缝里泉水一样淌出来,宛如秋风拂过耳畔。韩老板知道我逃课,却不再提起,有一次,还主动给我泡了一杯茶,笑着说:“坐下来看啊。这些小家伙,演的是真好,一时哭,一时笑……”他的热情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在那间黑黢黢的包厢里,那个腰间裹着一条花布围裙的饭店老板成了我的同谋。播广告的间隙(长如一节枯燥的政治课),他习惯性地点一根烟(黄软盒,“渡江”牌),尔后抒发他的观后感。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已经忘了他的长篇大论,但有一句话我印象极深:“按现在的话讲,贾宝玉就是个败家子,整天就知道鬼混,没一点正经……”

我很早就听说过《红楼梦》,但直到高二上学期期末,我才第一次看到这部奇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套装,上下册)。那时候,我已經逃课追完了电视剧,虽然期末考试红灯高挂,但我全心沉浸于那个别样的世界,对一路滑坡的学习成绩并不在乎。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西江月·无故寻愁觅恨》)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西江月·富贵不知乐业》)

二十多年间,我多次通读《红楼梦》。在我看来,《红楼梦》是一部救赎之书,“没一点正经”的贾宝玉,其实是慈悲的化身。如果说眼泪是林黛玉的命,那么,慈悲就是贾宝玉的魂,他经由一种众生平等的慈悲,在繁华与幻灭的迷途中实现自我救赎。

二十多年间,我也渐渐明白,我们长长的一生,本就是一个不断迷失又不断纠偏的过程,有几个人能迷途知返,在物欲横流中全身而退,校准自己的人生路呢?

我常想,如果我当年名落孙山,现在如何?最大的可能,是和乡亲们一样逃离牌楼,漂在别人的城市里,起早贪黑,聊以养家糊口吧?

寒门学子一旦名落孙山,出路是很有限的。安心务农的落榜生极少,因为喝了些墨水,又长期疏于农事,便不愿意和父辈们一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沿袭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绝大多数落榜生不得不听从家长的安排,心不甘情不愿地拜师,郁郁寡欢地学艺。剃头,打篾,弹棉花,瓦匠,木匠,漆匠,石匠,铁匠……那是一个手艺人吃香的年代,学一门手艺,一直是落榜生及其家长的第一志愿。靠手艺吃饭的男同学不少,王剑超,王帅,许阳,章一龙,许卫国,齐家栋,李明,李天昊,江礼贤……我知道的至少有二十个人。个别同学已经大踏步富了起来,当老板,开公司,做包工头。也有人擦干眼泪,毅然外出务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简简单单的行李里,包裹着不甘、失落和迷惘。永浩,最是决然。

许多年之后,当永浩面对缓缓流淌的长河,慢悠悠地说起在外务工的那段青春岁月时,内心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五十岁的永浩已经大面积谢顶,前额上一道道纵深的皱纹——那段饱经风霜的岁月,到底还是打下了烙印。出门之前,永浩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出门之后,他就成了一只无头的苍蝇,在世界上飞来飞去——世界有多辽阔,他就有多无奈。他一直记得那种茫然和恐慌,像一个遭母亲遗弃的迷路的孩子,置身在一个孤独的星球上。

十几年间,永浩先后到过常州、张家港、无锡、宁波、温州、厦门、珠海、深圳、顺德、东莞,东莞是他背井离乡、四处飘零的最后一站。永浩在东莞的一家元件厂里做了两年多时间的拉长——“拉长”是一个令打工仔眼红的职位,也是无数打工仔仰望多年的天花板。他喜欢工厂所在的那座小镇,交通便捷,物价不高,一成不变的繁华背后,还有一种乡下过年赶大集式的热闹。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在那里安家落户,但事到临头又退缩了,这是他们的厂,他们的镇,他拼尽全力,最终还是一棵浮萍,无法生根——他梦中的身体一直醒着,凝固的水泥,坚硬的钢筋,将他烙得生痛——他的根,已经扎在老街背后的那条长河里,那是他生命的源头,血脉里的路标,如影随形。那些疲劳至极、倒头就能入睡的夜晚他确实睡着了,然而每一次醒来,他都误以为自己回到了扫帚沟,于是心心念念的,便有一种卷起铺盖,立即回到扫帚沟的冲动。

犹豫了半年,挣扎了半年,最终,永浩还是放弃了拉长的职位和慢慢涨上来的高薪,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东莞。那个五月的黄昏,久雨初晴,老街上的青石板湿漉漉的,倒映着瓦蓝如洗的天空。当胡子拉碴的永浩轻快地跨过石桥,满面春风地走进老街时,街坊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咋回来了呢?不年不节的……”永浩一边散烟一边笑着回应:“早就想回来了!回来不走了,就蹲在家里……”街坊们一头雾水,不明所以地笑着。一个在外漂惯了的人,怎么就想蹲在家里呢?街坊们已经老了,习惯了老街的慢节奏,可永浩,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耐得住性子,说不走就不走呢?说笑了!思前想后,大家很快就想到了另一层——这个永浩,不会是在外面犯了什么事吧?他很和气的,能犯什么事呢?估计也不是什么大事,要是犯了大事,跑还来不及呢……蔓延的猜测,让“永浩犯了事”渐渐成为定论。遇到永浩妈,街坊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聊着,云遮雾罩的,欲言又止。

那时候扫帚沟老街还没有多少外来户,街坊之间毫不设防,犄角旮旯里的事情,大家心里都一清二楚。可这一次,性质变了,永浩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成了一颗冒犯的石子,把老街的平静击碎了。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直到次年正月,赋闲已久的永浩忽然在街角盘下一栋楼房,楼上辟出三间大卧室,住人,楼下的大厅将近两百个平方,开店。当琳琅满目的商品慢慢塞满空旷的大厅,门楼上又挂出“永浩百货超市”——扫帚沟老街上的第一块商业匾额时,街坊们终于相信,在外漂了十几年的永浩,这回真是死心塌地蹲在家里,枕着长河、守着老街了。

如今又是十几年过去,永浩再没有离开扫帚沟。老街格局尚存,只是青石板东一块,西一块,松的松,凹的凹;房子老了,也矮了,檐下挂着罗盘似的蛛网。瓦楞里的构树瘦骨伶仃,像营养不良的留守儿童,普遍不到一米高。老街寂然。熟悉的面孔不知去向。高中门前的照相馆消失了(我还留有毕业时穿警服的一张小像。水渍漫漶的青春时光)。韩老板的早点铺子(偶然的一次迟到,影响了我的人生)、钟表店(那个姓许的老师傅,喜欢唱《苏三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录像厅(“加映!加映!加映!”)、裁缝店(白白净净的胡裁缝,女生一样修长的指甲)、旧书店(我淘过一本泛黄的《雪国》,扉页上“枞阳县××文化站”的椭圆形公章依稀可辨)、修理铺(精瘦的老板像一根竹竿)、屠宰场(刺鼻的尿骚味)……消失了。当年对外出租的“学区房”大面积坍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串起了东一块西一片杂草丛生的菜园子。我的高中消失了,残存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变成了一家私人投资的养老院。教学楼东侧的池塘还在(病退之后的瘌痢头不知所踪),绿波不兴,池塘四周,稀疏地种植着十几株大叶杨,四五棵香樟。岸边的两株垂柳已经倒伏,枝叶枯黄,阴翳里浮着三四只绿头青蛙。清脆的蝉声从长河边传来,不疾不徐,像午后的一场太阳雨。

浓荫里,凉风起,四个老人在养老院门口支着一张桌子,心无旁骛地打扑克。围观的七八个老人有说有笑,抽烟,咳嗽,吐痰。就在我转身欲走的当口,忽然发现月牙门里,乌桕树下,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光着膀子,形销骨立,体重估计只有七十斤。细细的脖子支着一张干瘪的脸,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像被斧子剔过了,只剩下一层皮,包着几根嶙峋的骨头,看上去就是一张面具。最醒目的是眉毛,翻卷着,柳叶一样翘起来,像风中的一小片雪——人,怎么能老到这个样子呢?!“就这样,坐在时间里/他的一生/穿过他的身体/呼啸着远去。”(温远辉《枯禅》)我忽然有些悲伤,想起父亲最后的日子,昼夜颠倒,茶饭不思,仿佛急于离开人世(愿父亲在天堂里安息)……“走吧!他脑子坏掉了,不晓得热,也不晓得冷,腊月里打赤脚,连鞋子都不晓得穿。”永浩扯了扯我的胳膊,黯然道,“你以为人还有什么名堂啊?一点名堂都没有哦……”永浩突如其来的感伤让我有些疑惑,他原本是个很乐观的人。就在这时,老人忽然咳了几声,抬头看了看我,又咳了起来,像是专门咳给我听。我有些不适。老人兀自笑了,牙床空洞。他的笑,使整张脸变成了一张痛苦的面具。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我大吃一惊,脑海里突然浮出一个模糊的人——这个被岁月无情修改过的人,他至多只有七十岁啊!他是那么爱笑,一口雪白干净的牙齿。拎着一口大茶壶,微微倾着上半身,腰间裹着一条花布围裙……但眼前这张脸,实在是太陌生了,简直有些瘆人——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仿佛撞见一具僵尸。

他还认得我吗?我不能确定。

我逃一样离开扫帚沟。老街寂然。永浩站在空荡荡的街口,目送我远去,五十岁的脸上挂着六十岁的笑容。人进中年,我知道,离别是生命的常态。大地是我们最后的怀抱。温暖的怀抱。

长河东流,逝水无声。

责任编辑   夏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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