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朵

2020-01-15 04:27:42 安徽文学 2020年1期

毕亮

黄卷青灯

《野味读书》是我买的、看的第二本孙犁的书。从此书开始,进入孙犁的文学世界,之后才买了《孙犁全集》,继而开始了近十年的孙犁阅读之旅。如孙犁年轻时根据鲁迅的书帐购书一样,我买书,也常得自孙犁文章的指引。曾将他文中提到的书名记下,作为我的购书指南。

晚年孙犁写了为数众多的读书随笔。这个时候的孙犁,已经“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和经验”,对文艺书籍的“虚无缥缈、缠绵悱恻”不再感兴趣,从而转向了史籍和古代笔记的阅读。他自言是“晚年无聊,侧身人海。未解超脱,沉迷旧籍”。而他的读旧籍,是为了用历史印证现实,也在用现实印证历史;只是,“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

沉重的心情,在孙犁写下的文章中,是很容易看到的。“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在文章中,他常忍不住把自身体验融入到读过的书中,在这方面,我受其影响颇深。孙犁不是就书谈书,而是结合自己的阅历经历和经验教训。他谈的是读过的书,写的是人生。

年过六七旬的孙犁,多足不出户,在宅中面对黄卷青灯,而心在默默诵读。尤其是在读《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等古籍时,更是如此,一字一字地抠着读,硬读,反复读。阅读时忆及往事,每有所得,便记而成文。

他写《我的丛书零种》时,检阅顾修《汇刻书目》,见到书套而生发的感慨录在附记中:“今日面对,不只忆及亡人,且忆及一生颠沛,忧患无已,及进城初期,我家之生活状态。”这类“附记”文字,在《书衣文录》中有很多,见性见情,让人不忍卒读。

孙犁的爱书,很出名。他自己在文章中也多有提及。“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这是孙犁为自己爱书找的“借口”。早在保定上学时,他在紫河套地摊上花了一元大洋买到了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后又专门买了二尺花布到裱画铺去做了个书套。他之爱书癖,是青年时养成的。在往后的岁月中,书成了孙犁生死与共之物,也就是“情理之常,不足为怪”。

黄丕烈是藏书家,他对书有特殊的感情,仿佛接触的不是书,而是红颜少女,一见钟情,朝暮思之,百般爱抚,如痴如醉,偶一失去,心伤魂断,沉迷忘返,毕其一生。孙犁写的是黄丕烈,其实如何不是自况呢。有他手书的《书箴》为证:“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如此爱书惜书的孙犁,晚上做梦,梦到的也都是买书。当看到他晚年总结买书经验时,我深以为然,并以亲身经历印证着他多年前就说过的“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青年店员,不如老年店员。”“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和书买得多了所得到的经验一样,书看得多了,孙犁也总结了“三不读”:言不实者不读。常有理者不读。文学托姐们的文章,不可读。

在“三不读”之外,他看起书来,反“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行之,遇到问题,耿耿于怀,不弄清楚便如鲠在喉,有时还不免“说三道四”。在无书可读的年代,他从朋友的孩子处借得两册大学语文书,“逐一抄录”,有《论语》《庄子》《诗品》《韩非子》《扬子法言》《汉书》《文心雕龙》《宋书》《史通》等古籍的片段。也是在此时,孙犁才认识到,读书也是穷而后工的。

有些书,真的应该重读。我初读《野味读书》,是在2011年,时初到昭苏,人地生疏,整日与书为伍。如今离开业已四年。八年间,三读其书,所记如上。

草花一束

《草花集》是汪曾祺的众多散文随笔集中的一本,只有薄薄的一百多个页码,作为成都出版社听雨楼文丛之一,出版于1993年。我在二十六年后,偶遇于伊犁。

《草花集》不是什么难得的书,但胜在是作者生前自己选编的,而且还专门写了序,和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汪先生著作,虽然内容没有什么不同,但看时的感觉大异。

我买书向来是随遇而买,虽爱读汪曾祺,却也没想着专门去搜求他生前出过的书。我身边就有朋友,爱读汪曾祺爱到把汪先生生前出过的书一本本地收齐了,甚至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邂逅集》都让他千方百计买到了。寒舍所存的汪曾祺著作,也仅有两种《汪曾祺全集》以及之前零散有的十几种单行本。后来尤其近几年出版的汪曾祺单行本作品集都敬而远之了。话虽如此,但有时偶遇年代早一点的,尤其汪先生生前自己编的集子,总是忍不住要买。《草花集》即为其一,看目录,书中文章也都看过,许多篇目甚至看过不止一遍,但看看书品,再翻翻装帧,还是顺手就买了。

过了几日,要去驻村,临走时从书架上抽出《草花集》放到了随行的包里。住户时,随手抽出来读几页,也很快就看完了。近两年,每月到村中住户,我常以为苦,和汪曾祺的“随遇而安”比起来,境界到底差了许多。《沽源》即是汪曾祺写右派生活的篇章之一,文章写得自然是好。他补录为右派,自认为是“三生有幸”,所以去沽源,也并不觉得是苦,在他笔下,甚至觉得是一种享福,是“逍遥自在之极”,每天早上摘两丛还带着露水的马铃薯花和叶,上午画花,下午画叶。马铃薯成熟时就画马铃薯,画完的薯块在牛粪中烤熟着吃掉,于是也有了自夸的資本:“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其实,这些都是去了沽源以后的事,仅看汪曾祺去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路上的心情就知道,他是愉悦的,并不是常见那种右派遭遇发配的郁闷。汪曾祺去研究站,坐的是牛车,牛车走得很慢,他“就躺着看看蓝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样的大地——这真是‘大地,大得无边无沿”。你看,这哪里是“发往军台效力”,简直就是旅游,是度假。

看版权页,《草花集》首印是三万册,这在散文集中,不是小数。要知道,《草花集》出版的前几年,汪曾祺在漓江出版社出版《汪曾祺自选集》,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晚翠文谈》,首印也都只有二三千册,加印那是后来的事。时隔几年,也可以看出汪曾祺的读者群在不断扩大,也很有“市场”。这个“市场”在汪曾祺去世后,更是不断地在扩大,他的作品也正影响着后来的作家。最近《中华文学选刊》对一百多位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作家作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请列举三位,具体说明原因”,看了他们的回答,“汪曾祺”出现的频率颇高。

像《草花集》这样的“小书”,很适合带着路上读,文字很美,看着是一种享受,可消解奔波之疲劳。正如他在《自序》里写的那样,“辛苦了一天,找个阴凉的地方,端一个马扎或是折脚的藤椅,沏一壶茶,坐一坐,看看这些草花,闻闻带有青草气的草花淡淡的香味,也是一种乐趣。”汪曾祺写的是看草花的感受。汪曾祺把他的这些文章就比作是草花,所以读汪曾祺如看草花,“闻闻带有青草气的草花淡淡的香味,也是一种乐趣”。

花开两朵

汪曾祺和孙犁,是我除了鲁迅之外读得最多的两个作家。

在我心中,孙犁和汪曾祺如两座高峰,并肩相望。因为常把他们的作品放一起阅读,难免就会有所比较。后来发现,如我这样同时阅读他们作品的人,还真不少。一个朋友前几天还在说:“床头书一堆,翻来翻去还就是汪曾祺和孙犁的能随时打开看看,二十多年都读不够。”我没有他的阅读时间久,但近十年来,他们的作品,真是一直在读,读不够。

作家苏北是资深“汪迷”,在读汪曾祺时,也不会忘了孙犁。苏北在谈汪曾祺的《晚饭花集》时说,汪曾祺是干净的。之后,他又忍不住加了一句,孙犁也是干净的。因为整篇文章谈的都是汪曾祺,后面一句完全可以说没必要,但苏北就是写上了。这肯定不是无意为之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印象深刻,所以在写作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了。

或许因为孙犁、汪曾祺作品的共同点很多?现在比较他们艺术成就的文章很多。这方面,评论家李建军的《孙犁何如汪曾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建军指出了他们的相同点,更是在说他们的不同:孙犁的写作属于北方气质的写作,具有峻切而质实的特点,甚至有一种北方式的沉重和苍凉,尤其是晚年的写作,坚正而耿直,执意要将人们留在心上和身上的疤痕,展露出来。而汪曾祺后期的写作,则属于南方气质的写作,显得欣悦而温和、轻逸而细腻,倾向于将自己记忆中的历历往事,以及当下所体验到的饮食的满足与游玩的快乐,津津有味地叙写出来。

孙郁对两人也有过比较:“汪曾祺晚年身边有许多青年人,这给他不少的快乐。孙犁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冷寂的东西多。”也许源于汪曾祺的“欣悦而温和、轻逸而细腻”,近年来,汪曾祺热一直持续不退。甚至有评论家说,汪曾祺的火热程度有高出其文学成就的趋势。现在的图书市场,汪曾祺的著作一出再出,书架无处不汪曾祺。这肯定不是汪曾祺乐意看到的。我的一个爱读汪曾祺作品的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汪曾祺本如“人参”,愣是被出版商炒成了“胡萝卜”。而孙犁相比较就沉寂得多。

目前,还少见谈论孙犁、汪曾祺之间交往的文章。看他们的年谱、传记,稍加检阅便发现,孙犁、汪曾祺似乎很少有交集,甚至都未曾谋面过。汪曾祺去世后,他的子女写了一本《老头儿汪曾祺》,书中提到汪曾祺服气的二十世纪三个小说家:鲁迅,沈从文,孙犁。这话除了在他的家人面前说过外,有时酒后也会吐露一二,这在一些回忆他的文章中也有被提到。作为北京京剧院编剧的汪曾祺,在75岁时还曾将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改编为电影剧本《炮火中的荷花》,這也是汪曾祺五十多年创作生涯中唯一的电影剧本。

此外,汪曾祺还在《铁凝印象》等文中几次谈到孙犁的小说,并深知孙犁嗜书如命。在《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中就谈道:“孙犁的小说清新淡雅,在表现农村和战争题材的小说里别具一格(他嗜书若命)。他晚年写的小说越发趋于平淡,用完全白描的手法勾画一点平常的人事,有时简直分不清这是小说还是散文,显然受到了中国的‘笔记很大的影响,被评论家称之为‘笔记体小说。”

孙犁把书看得跟命一样金贵,这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有记录。相较孙犁的嗜书如命,汪曾祺就随意得多。汪曾祺也曾坦言,他看书毫无系统,是没有目的地读,所以看得很杂,随手抓起来就看,看得进去就接着看,看不进去就丢开。孙犁很讲究书的版本,对书的整洁要求也很高,从不折页,也不在书上涂写、做记号;而汪曾祺的一些读书随笔,基本都没有提及书的版本之类的内容,而且他还习惯于在书上圈点批注。这在孙犁而言,简直是受不了。

汪曾祺虽没有专文谈论孙犁,但对孙犁的作品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在写作时,也常能信手拈来。1992年,汪曾祺写《自得其乐》时,开头第一句就是:孙犁同志说写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孙犁也看汪曾祺的作品,但提到的很少,我们现在翻《孙犁全集》,大概只有1984年写的《小说杂谈》中提及过:“去年读了汪曾祺的一篇《故里三陈》,分三个小故事。我很喜欢读这样的小说,省时省力,而得到的享受,得到的东西并不少。它是中国的传统写法,外国作家亦时有之。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情节虽简单,结尾之处,作者常有惊人之笔,使人清醒。……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

我在拙作《汪曾祺的书画》一文的结尾说:“看汪先生的题画文字,常想起孙犁先生的《书衣文录》。”这是真的。当时写这篇文章时,依据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书画集《四时佳兴》。年初,期待许久的新版《汪曾祺全集》“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第十一卷中也收入了六十余则汪先生的书画题跋。我在反复看这些题画时,将《书衣文录》找出来,对照着看,真是一种很难忘的阅读经历。孙犁、汪曾祺两位先生均无日记留世,书衣文、题画文字成了他们的一种别样的日常记录。

总体而言,汪曾祺的题画诗文读起来较为轻松,这和他一贯的文学主张有关;孙犁的书衣文,读起来沉郁得多,这也是由孙犁对文学的理解所决定的。或许,正如李建军所言:“孙犁与汪曾祺之间,气质接近,趣味接近,文学理念接近,本应该心心相印、惺惺相惜才是。然而,他们虽然也曾谈及对方,但却并不频繁和深入。在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隐蔽的紧张关系。”

这种隐蔽的紧张关系,表现在他们对许多事物看法上的迥异,也可见一斑。诸如孙犁和汪曾祺对周作人、沈从文的看法和评价的大不同,即可作为其中的一例。再比如,他们在对待“吃”上,估计也鲜有共同语言。另外还有不同,汪曾祺的文章中就有提及,是在《谈风格》中:“孙犁同志说他喜欢屠格涅夫的长篇,不喜欢他的短篇;我则正好相反。”《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是汪曾祺多次提及并翻得滚瓜烂熟的书。孙犁也有这两本书,甚至比汪曾祺买得更早,并在1975年为它们包了书衣,写的两则书衣文都很短,也都看不出态度和心情。孙犁可能都没细读过,要不然,他应该会在书衣上有所提及。

书中安身心

在指导青年朋友进行文学创作时,孙犁告诫他们“要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但孙犁自己终由于生活漂泊等原因,鲜有记日记。除了1950年3月25日、3月26日,1955年12月21日等三天的日记外,不再有日记行世,至少我们在《孙犁全集》中未再见到。孙犁自己也坦言:“有很多人,记日记,一生不断,这实在是一种毅力,不管其内容如何,我对作者,佩服得很。”

自己不怎么写日记的孙犁,却很爱读日记。《鲁迅日记》是孙犁熟读的,年轻时他就以《鲁迅日记》中书帐的书目作为购书指南。后来,孙犁在整理图书、包书衣、写书衣文时发现,他的线装旧书见于鲁迅书帐者“十之七八,版本亦近似”。除了《鲁迅日记》外,他细读过的日记至少还包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能静居士日记》《翁文恭公日记》《缘督庐日记钞》《郭嵩焘日记》《胡適的日记》《使西日记》《郭天锡手书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三愿堂日记》《西征日记》《秦輶日记》《越缦堂日记补》……甚至,在1995年5月9日,八十多岁高龄的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日记总论》。之后不久,孙犁就歇了笔。

说孙犁不记日记,指的是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日记,但他还有其他方式的“日记”,此即是我们看到的《书衣文录》,这是孙犁自己说的:“余向无日记,书衣文录,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今一辑而再辑之。往事不堪回首,而频频回首者,人之常情。”

孙犁既然是把书衣文录当成日记在写,写作之初是没想过发表的。所以写书衣文录时,他抒发心情,表达对时事的看法,以及臧否人物,都不加修饰。他的“数年间之心情行迹”通过《书衣文录》得到了保存。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大江之外,不弃细流”,孙犁便将之整理、汇集分批发表,并收录在198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耕堂杂录》和之后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犁文集》第五册中。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文路更为开放,孙犁也觉得自己已届垂暮,“行将已矣,顾虑可稍消”,便将之前觉得“有所妨嫌”的部分抄录整理、再次分批发表。

《书衣文录》的产生,有它的时代背景。在《耕堂书衣文录·序》中,孙犁对此也有说明:“七十年代初,余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也。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所感,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此盖文字积习,初无深意存焉。”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书衣文录》。据刘宗武梳理发现,孙犁写《书衣文录》最早开始于1956年;集中的写作就是在“七十年代初”之后的1974年至1976年,尤以1975年为最,在八十年代偶尔为之,数量不多。而在九十年代初期,孙犁集中所写的《甲戌理书记》和《耕堂题跋》,其实和《书衣文录》一脉相承,同样可以作为书衣文录来考量。到了1995年,孙犁已很少写新作,只是偶尔还包书衣,在书衣上写几句。至此,四十年时间都在书衣上留下了记录。

孙犁的包书衣,确是为了“消磨时日,排遣积郁”,更是因为对书有挚爱,不然消磨时间的方式多了去了,又何必去包书衣呢。孙犁孜孜不倦包书皮,写书衣,其实都是一种寄托。正如他1975年12月30日在《明清画苑尺牍》上所题:“此一年又在修装书籍中度过,仍不能自克自宽也。”1992年,孙犁已经九十高龄,在装《宋司马光通鉴稿》时记下了他的装书小史:“余自七十年代起,裁纸包书近二十年,此中况味,不足为他人道。今日与帮忙人戏言:这些年,你亲眼所见,我包书之时间,实多于看书之时间。然至今日,尚有未及包装者。此书即其中之一,盖书太大,当时无适合之纸耳。”

为了包书衣,孙犁到处找纸,纸荒也时有出现。1975年2月5日晚上在《小说枝谈》书衣所记文字,即与此相关:“余中午既装《小说考证》,竟苦未得皮纸为此书裹装。适市委宣传部春节慰问病号,携水果一包,余亟倾水果,裁纸装之。呜呼,包书成癖,此魔怔也。又惜小费,竟拾小贩之遗,甚可笑也。”

后来,孙犁的“包书成癖”,闻名周围,同事们都帮他搜罗“废纸”,这在《书衣文录》中也有记录,在《广群方谱》上他是这样写的:“余近年用废纸装书,报社同人广为搜罗,过去投于纸篓者,今皆塞我抽屉,每日上班,颇有收获。远近友朋,率知此好。前数日冉淮舟从文化局资料室收得破碎纸一捆送来,选裁用之,可供一月之消闲也。”这是1975年11月9日早晨“又记”的。这样的“又记”,完全就是为了说包书纸的事。此外,“中午食鸡,碎骨挤落一齿”也被他写在了书衣上,真是十足的“日记”。

孙犁在书衣上“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所感,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应该也是有心存练笔的想法。练笔,一为练习书法;一为练写文章,保持一种创作的状态。“文革”结束后,孙犁能很快调整状态写出现在被称为“耕堂劫后十种”的十本书,和他在被迫停笔期间大量写书衣文录是分不开的。

《书衣文录》在孙犁的所有作品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孙犁的心路历程,更是考察孙犁晚年生活和心态的重要依据。《书衣文录》每则所记,文字都不多,少则十余字,至多也不过千字左右。所记内容,有与书相关的,更多的则是心情和生活琐事的记录。《中国小说史略》条目所记,虽是书事,更是叹人生聚散无常。而《扬州画舫录》上所记,只有一句:“邻居送信,今晚将有地震。”时是1975年3月7日。在《七修类稿》上也只写了一句:“近日情状,颇似一篇聊斋故事。”惜手边无孙犁年谱或传记,无从得知“情状”详情。在几天后的1975年3月17日晚上,他写在《现存元人杂剧书录》上的文字则有“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之句;再后来,在1994年12月5日,在检书至《十国春秋》时“忽见书衣上有连日所记与张离异前之纠纷,颇伤大雅。乃一一剪下,贴存于他处……”想来“聊斋故事”都与此有关。在《六十种曲》书衣上,孙犁则分别记了四次,前三次均是当时的生活琐事记录,却很有价值,是其他文章无可替代的。而题在《陈老莲水浒叶子》上的文字,虽不长,实是篇悼亡之作。1989年3月31日写在《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的文字,则是他近日身体状况的真实记录。这在《书衣文录》和作者的其他文字中,也是不多见的。《郑堂读书记》记的是1975年9月22日的见闻:“今日所闻:周沱昨日逝世,才女而薄命者也。行政科为半间房在佟楼新闻里打人,致一青年名三马者当场服毒而死。”

《书衣文录》单行本出版以来,不断有新版本出来。其实,在孙犁身前,《书衣文录》已经成为阅读的热点,这是孙犁自己在文章中提到的,见于前文提到的《日记总论》中:“晚年偶有感触,多记于书衣之上,为关心我的友朋看中,成为阅读的热点,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近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更是推出了《书衣文录》手迹版,在欣赏孙犁文章魅力的同时,让人也得以一窥孙犁的书法之美。也是手迹版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书衣文录》的原始记录,有些条目和发表出来的差别很大,这也是当时孙犁将《书衣文录》当日记来写的另一种体现。日记,毕竟是私密性的,一旦要发表,孙犁就有了顾虑。他为姜德明题《津门小集》的手迹是:“回忆写这些文章时,每日晨五时起床,乘公共汽车至灰堆,改坐 ‘二等 ,至白塘口。在农村午饭,下午返至宿舍,已天黑。然后写短文发排,一日一篇,有时一日两篇。今无此精力矣。然在当时,尚有人视为 ‘不劳动 ‘精神贵族 ‘剥削阶级 者。呜呼,中国作家,所遇亦苦矣。德明同志邮寄嘱题,发些牢骚以应之。”而我们看到的发表版本是这样的:“回忆写作此书时,我每日早起,从多伦道坐公共汽车至灰堆。然后从灰堆一小茶摊旁,雇一辆 ‘二等,至津郊白塘口一带访问。晚间归来,在大院后一小屋内,写这些文章。一日成一篇,或成两篇,明日即见于《天津日报》矣。此盖初进城,尚能鼓(贾)老区余勇,深入生活。倚马激情,发为文字。后则逐渐衰竭矣。”《知堂谈吃》的书衣手迹和正式发表出来的文字,同样也有很大的改动。如有心人将之一一对照,应该会有更多的发现。孙犁的谨小慎微,是一以贯之的。

在《战争与和平》书衣上,孙犁用短短的几句总结他的一生:“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或许,真如孙犁所言“能安身心,其唯书乎”?

责任编辑   夏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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