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默斯·希尼诗歌语篇平衡观取效行为阐析

刘风光，刘雯雯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引言

朱光潜认为，“诗是文学的精华，是最凝练的语言艺术。”[1]诗歌语篇并非独立的实体，而是语言使用的过程，是可以产生瞬时效果的艺术。诗人和读者以诗歌语篇为纽带，实现认知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交流互动。因此，诗歌语篇的意义阐释离不开诗人和读者的动态协商。换言之，解读诗歌语篇涉及诗歌形式特征、诗人意图及读者对意义的重构三个层面。言语行为创始人奥斯汀(Austin)[2]指出，取效行为与诗歌语篇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在意义阐释上具有整体性，是诗歌阐释的有效途径之一。[3]

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被誉为“自叶芝之后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4]，是“公认的当今世界最好的英语诗人和天才的文学批评家”[5]。对希尼诗歌的研究，学界多采取文学批评的视角，缺少语用文体维度的解读，尚未有从取效行为层面探讨希尼诗歌的诗学效果。在爱尔兰社会冲突背景下，希尼面临对诗歌和政治关系的思考及多元文化背景所带来的身份困惑。思考的结果、困惑的解除就是诗歌所承载的希尼的平衡观，内涵丰富而深刻，国内外研究希尼诗歌的学者都会或多或少提及希尼的平衡观。希尼对平衡的追求不仅表现在诗歌形式上，还蕴含在其作品隐喻修辞的意图传递中，亦表现为对读者解读的影响与启示。

我们尝试将诗歌语篇的取效行为模式用于希尼诗歌平衡观的阐析，从诗歌形式的明示取效、诗歌语力的隐性取效、诗歌呼唤功能的受动取效方面探究希尼诗歌的平衡观，旨在为诗歌解读提供新的视角，进而充分发挥诗歌对社会、文化和认知的积极构建功能。

一、取效行为与希尼诗歌

1.取效行为与诗歌语篇研究

诗歌语篇阐释是诗人的语言使用与意图传递、读者的语言理解与美学欣赏共同作用的过程，呈现动态交互性。由于诗歌语篇意义具有多维性，对诗歌语篇意义的分析应从诗人和读者间的互动入手，研究作者和读者、表达效果和接受效果的协商共建。刘风光、杨维秀认为，在奥斯汀[2]的言语行为理论中，取效行为在诠释诗歌语篇的互动性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6]在明示取效层面，诗歌的形态结构、韵律节奏、词汇选择是传递诗意的最直接的手段；在隐性取效层面，诗人的创作意图是诗意的推理依据；在受动取效层面，读者的接受与思考是诗意的重建途径，三个层面的意义阐释构成诗歌语篇取效的完整过程。

取效行为与诗歌语篇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戴从容在讨论希尼的诗歌功用观时指出，希尼首先提出了诗歌的朦胧性，即凝练的诗歌语言应充分利用语言的多义性和暗示性，[7]取效行为的语用阐释恰好与诗歌语篇含义的朦胧性和多维性契合无间。刘风光认为，取效行为视角下，诗歌语篇解读具有可行性，并探讨了诗歌语篇阐释的取效行为模式。诗歌意义的阐释是作者一度创作(艺术生产)和读者二度创作(艺术消费)在诗歌形式特征、语力和呼唤功能三个层面的互动制约过程，分别对应于诗歌的明示取效、隐性取效和受动取效。[3]李成坚在探讨希尼诗歌丰富的人文意义时指出，“阅读希尼的诗歌, 总给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对诗歌价值、作用和力量的思考, 来自他对责任的承担。”[8]可见，读者能够基于诗歌的词汇、意图和文体效果，深入思考诗人创作的措辞特点，领会诗人的创作意图，了解诗人的心路历程，实现与诗人情感的契合与共鸣，最终内化为自己精神和行为的潜在力量。这是诗歌取效的动态过程，是诗歌语篇在形式特征、言外之力、呼唤功能与明示取效、隐性取效、受动取效的相得益彰。

取效行为阐释意义的整体性。奥斯汀认为，取效行为是指“话语在表达之后，经常甚至通常情况下会对听话人、说话人或他人的情感、思想或行为产生某种结果的影响”[2]101。顾曰国认为，将取效行为等同于取效效果，存在误区，[9]他指出，在对意义的探讨中，施事行为与取效行为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10]萨多克(Sadock)将说话行为和施事行为视为可以产生同样影响效果的取效行为，以意义取效行为(sense perlocution)、语力取效行为(force perlocution)分别代表由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引起的取效行为。[11]麦蒂娜(Medina)指出，言语行为的内容、语力、效果之间具有整体性。[12]可见，取效行为层面的诗歌阐释要将语言形式和内容、意图、效果三个层面考虑在内。

2.希尼诗歌语篇研究

在爱尔兰政教冲突背景下，希尼对民族身份、诗歌地位等持续深入地进行了思考，在诗歌中展现了深刻的平衡观：诗歌和政治关系的平衡及多元文化的平衡。在对诗歌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中，希尼坚持不以政治为写作题材，追求诗歌对现实的回应，坚守诗歌的独立性，努力实现二者的平衡关系。在对身份的探寻中不断深化对爱尔兰深沉的热爱，并升华为超越政治、伦理深度的包容和平衡，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回顾学界对希尼诗歌的研究，我们发现关于希尼平衡观的讨论主要有希尼创作的历时变化、身份问题的讨论和诗歌地位及功用的思考等视角。

从诗歌创作的历时变化角度出发，徐文博探讨了希尼诗歌三境界的衍变，指出希尼在晚期创作田园诗风的回归中体现了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的信念。[13]温珏通过考察不同伦理语境下的诗歌创作，探究了希尼对平衡性的追求和实现。[5]从对身份的探寻和构建角度出发，杜心源基于诗歌的语言形式探讨了希尼的民族身份构建。[14]李成坚以希尼《一封公开信》(An Open Letter)中身份问题的解读为切入点，探讨了希尼的平衡诗学主张。[15]从对诗歌地位和功用的思考角度出发，张剑探讨了希尼诗歌相对于政治而言的独立性，体现了希尼诗歌在诗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关系。[16]戴从容认为，希尼诗论关于诗歌的功用思考，探讨了诗歌对诗人、社会乃至人类的功用。[7]李成坚从希尼对社会责任和诗学责任的思考中揭示了希尼的多文化平衡主张。[8]丁振祺基于诗集《酒精水准仪》(Spirit Level)揭示了希尼对置与平衡的诗学观点。[17]刘炅指出，希尼诗歌对社会、道德、艺术具有治疗和弥补作用，体现了希尼的平衡诗学观。[18]

由此可见，希尼诗歌平衡观的研究多采取文学批评视角，鲜有从语用文体的视阈来探讨。我们尝试从诗歌语篇的取效行为模式视角来阐析希尼诗歌的平衡观，从形式特征的明示取效、言外之力的隐性取效、呼唤功能的受动取效三个方面，阐析希尼对诗歌与政治关系平衡及多元文化平衡的追求与实现。

二、希尼诗歌语篇平衡观的取效行为阐析

1.诗歌形式与明示取效

辛克莱(Sinclair)强调语言形式结构对语篇意义阐释的重要性。[19]在明示取效层面，诗歌语篇激发读者反应的视觉、听觉和词汇形式具有施为性。希尼部分诗歌创作遵循传统的十四行诗及五音步抑扬格，除此之外，希尼诗歌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浓郁的爱尔兰方言色彩，例如希尼的沼泽(Bog)系列诗歌突出了爱尔兰语言特色，从本质上挑战了英语的霸权。[20]希尼的诗歌创作在听觉效果、语音形式、诗形结构和词汇使用等方面，别具匠心地融入了爱尔兰色彩，坚持“爱尔兰性”，追求英国和爱尔兰文化的平衡。我们以希尼诗歌《雨的礼物》(Gifts of Rain)、[21]《40年代的一张沙发》(A Sofa in the Forties)、[22]《结算》(Clearances)为例，[23]分析其诗歌在听觉、视觉和措辞三个层面反映出的诗人对英语诗歌创作传统的继承及爱尔兰特色的融入。

从听觉角度来看，《雨的礼物》中roaring、harping、whispering等形容雨的不同状态的动词生动地展现了雨声时而咆哮、时而潺潺给读者带来的听觉感受，“-ing”这一形式重复展现的是雨水富有生命力的状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雨水将莫尤拉河(Moyola)作为礼物赠予爱尔兰人民，是爱尔兰民族生命的象征。爱尔兰地方方言古盖尔语(Gaelic)以小舌音和喉音为明显特征，希尼在此诗中通过Moyola、score、consort将爱尔兰地方方言的语音特点融入其中，将爱尔兰民族生命的延续形象地幻化为“雨的礼物”莫尤拉河的滔滔不绝。从措辞角度来看，“He fords/his life by sounding./Soundings”中“sounding”一词反复出现，既是雨水流过土壤的起伏，亦是冲突背景下诗人境遇的变迁，更是爱尔兰民族发展历程的曲折轨迹。从诗形结构来看，《结算》的八首诗均采用传统十四行诗的结构形式，以传统的抒情手法表达他与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及对母亲的追忆。对英语诗歌传统的继承还体现在《40年代的一张沙发》一诗中，该诗的每一行皆为五音步抑扬格，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这是希尼在其创作后期回归对爱尔兰式生活描写时诗歌创作的纯粹欢愉，体现了希尼对诗歌独立性的坚守，实现了希尼不懈追求的诗歌与政治的平衡。

希尼诗歌语篇通过最直接的语言形式展现了诗人对爱尔兰民族身份及诗歌独立性的不断追求，具体体现在其诗歌语篇的明示取效层面。在回应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评论其诗歌的爱尔兰韵律和声调特征时，希尼指出，音节、节奏和格律是诗歌的基本要素，甚至将原始的声音视作创造意义的言语行为。[24]可见希尼诗歌语篇既体现了“爱尔兰性”，也体现了其对诗人身份、诗歌责任和独立性的坚持，“我不把政治作为我的写作题材，我的责任是对周围环境做出某种形式的反应。”在继承英式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希尼在诗歌中总结并传达了爱尔兰的生活经验和身份认同，实现了英国和爱尔兰文化的平衡。

2.诗歌语力与隐性取效

诗歌意义的第二层解读以诗人的创作意图为基石，是诗人主导下读者领会意图的结果。在隐性取效层面，诗歌语篇的产出和消费具有对称性。耿占春认为，“诗歌是语言的隐喻形式。”[25]我们对希尼平衡观的隐性取效阐析主要基于希尼诗歌隐喻修辞的使用，希尼在诗歌创作中选取特定的意象，将包含诗人本身在内的爱尔兰人民的两难处境间接地呈现，并试图通过诗歌表达对平衡的追求，引起爱尔兰人民的广泛共鸣并指引他们借助诗歌的力量、平衡的途径走出困境，实现升华。我们主要以《石头判决》(The Stone Verdict)、[23]《过磅》(Weighing In)、[22]《界标》(Terminus)[23]三首诗歌的隐喻为例，分析希尼借助隐喻所传递的言外之力，探讨希尼诗歌平衡观的隐性取效。

《石头判决》描绘了希腊神话人物赫尔墨斯(Hermes)接受判决的场景，主人公的处境与希尼当时所面临的困境相似，投向赫尔墨斯的石头如同爱尔兰的舆论，审判着希尼。主人公内心所坚信的“It will be no justice if the sentence is blabbed out”，正是希尼在纷争中不断思考的，希尼认为诗人和诗歌的职责是对世界、现实做出回应，诗歌绝对不是政治的附庸。希尼似乎也如《石头判决》的主人公一样，如诗句“He relied on through a lifetime’s speechlessness”所传达的，希尼坚持的是不为某个派别而发声，而是将他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对现实的回应寄托于诗歌之中。希尼的平衡观在《过磅》一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希尼运用天平比喻自身和诗歌创作，正如诗中所说，“Suffering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Peace on earth, men of good will, all that/Holds good only as long as the balance holds.”面对苦难和困境，追求公正与平衡，是促进人们和平共处、社会和谐进步的有效方式。希尼坚信并践行这一点，帮助世人建立起对诗歌的信任并从中找到平衡。希尼将《界标》的主人公欧内尔(Hugh O’Neill)视作自己的化身，“I was the march drain and the march drain’s banks/Suffering the limit of each claim.”两句诗指出欧内尔或希尼身份平衡的困境，既是“march drain”，又是“banks”，无法完全归属任何一方而陷入两难处境。在诗歌下一节，“Two buckets were easier carried than one”一句中“两桶平衡”的隐喻则展现出在承受这种压力时，诉诸平衡是有效的解决方式。最终，欧内尔同时保留了爱尔兰爵号和英国贵族爵位，这正是希尼试图通过诗歌所传达的平衡观。

希尼曾提到诗歌的作用就是避免“意见一致这个保护伞”，避免出现只有一种声音主宰的社会。[7]在平衡点的不断思考和找寻中，希尼形成了“艺术的终极是和平”的诗学原则。[5]通过揭示希尼诗歌隐喻的言外之力，阐析希尼平衡观的隐性取效，可以水到渠成地总结出希尼所秉持的诗歌创作理念：诗歌具有平衡现实的责任，但从来不以政治传声筒的形式存在，而是始终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在教派纷争的艰难处境中，希尼在身份困境中不断平衡，在创作中坚持“爱尔兰性”，最终使自己对爱尔兰的深切关怀升华为多元文化共存的平衡追求。

3.诗歌呼唤功能与受动取效

诗歌意义的第三层阐释依赖读者的主体性和多重性，[26]读者是社会、历史语境的读者。[27]读者在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影响下，有意识地积极地重构诗歌含义。在作者产出和读者消费的不对称中，诗歌的呼唤功能激起读者不同的思考和感受，生成诗歌的多维意义。因此在受动取效层面，诗歌语篇的呼唤功能具有复写性和延展性。希尼诗歌内涵深邃，国内外众多学者通过研读希尼诗歌形成深刻认识并获得诸多启示，其平衡观亦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亦是希尼诗歌的高级读者。我们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希尼诗歌平衡观的论述和思考基础上，阐析希尼诗歌平衡观在社会、文化、认知层面的受动取效作用。

在社会层面，希尼诗歌为社会、政治、生活中诗歌的平衡力量提供了启示。徐文博认为，希尼《开垦之地》(The Opened Ground)一诗中“网球网”的隐喻涵义与中国的“一国两制”制度存在相似之处，旨在提倡求同存异、多元并存的文化精神。[13]戴从容认为，诗歌的社会功用在于通过批判与见证来纠正错误，维持平衡。[7]奥多诺休(O’ Donoghue)指出，《过磅》一诗表达了希尼关注生命及生活各方面平衡的观点，[28]30希尼不断追求的平衡观是《酒精水准仪》的核心思想。[28]217丁振祺揭示了天平在《过磅》一诗中的象征性运用，认为希尼所提倡的诗歌的平衡作用在于通过弥补生活的丑陋来美化生活。[17]可见希尼的平衡观不仅是历史背景下指引世人走出纷争困境的力量，还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对人类社会建设和生活追求提供了重要启示，指引人类思考深层次的生命价值和美好生活的奥义所在。在文化层面，希尼诗歌提倡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理解。麦卡锡(McCarthy)揭示了希尼诗歌在词汇使用方面的爱尔兰色彩与英式传统的平衡。[29]杜心源受到希尼诗歌爱尔兰风格的启发，相信语言与人民的生命共存，民族得以在语言中追溯本源。[14]世界正是因为文明的多元化而色彩纷呈，希尼提倡文化尊重和共存，鼓励世人追求文化间的互学互鉴，和谐共生，这是面对文化差异时人们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在认知层面，希尼诗歌帮助世人建立和完善了对自身与整体的认识。奥布莱恩(O’Brien)认为，希尼诗歌的意义承载着对身份、自我的认识和定义。[30]李成坚认为，希尼坚守“爱尔兰性”、热爱本土文化的原则和态度，对面临或遭受割裂的民族而言是可借鉴的力量，这种力量有助于形成个人与群体的统一认识。[15]戴从容认为，希尼在诗歌中对自我身份和民族的不断思考，揭示了诗歌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关系。[7]诗歌帮助世人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与关系，既能帮助世人寻根溯源，又能帮助世人认清方向。希尼的平衡追求是指导个人对民族身份、现实责任思考的积极力量，更是启示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对存在和发展进行探索的精神源泉。

国内外研究希尼诗歌的学者，均对希尼诗歌平衡观的思考有所涉及。希尼对平衡的坚持不仅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诗歌，还可以激励读者深入思考诗歌在社会、文化、认知层面的取效作用，从而将希尼诗歌的平衡观及其对社会生活、多元文化及个体与整体关系的认识联系起来。从受动取效层面对希尼诗歌内涵进行阐析，更有利于揭示诗歌对现实生活和人类精神生活的指导作用。

结语

正如芬坦·奥图尔(Fintan O’Toole)所说，希尼之伟大在于他面对爱尔兰社会冲突的压力时仍保持诗歌的非凡优雅，在诗歌中深刻反映了他的平衡观念。希尼在诗歌的纯粹美学与回应现实的责任之间取得了平衡，同时不懈追求多元文化的平衡。希尼诗歌在明示取效层面通过融合爱尔兰方言的语音特点、英式传统诗歌的结构和韵律，展现了两种文化有机结合的平衡观；在隐性取效层面，希尼通过“石头”“天平”“两桶”等隐喻传达言外之力，即在面临舆论压力时坚守诗歌独立性和爱尔兰民族身份，最终实现平衡；在受动取效层面，希尼诗歌的平衡观体现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平衡力量、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理解及对自身与整体的统一认识。从取效行为角度阐析希尼诗歌的平衡观，进一步验证了取效行为应用于诗歌语篇阐释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使希尼诗歌的平衡观在形式特征、言外之力、呼唤功能三个层面得以展现，为深层次解读诗歌、促进语用学与诗学进一步融合，提供方法和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