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吟

杨敏

工厂规定，进入工作间不允许带打火机。当天午饭后，我抽完烟没脱外衣，打火机还在身上。下班过安检时才摸到打火机，因为看见别人也带了，我就没当回事，只是把手机、钥匙、皮带的金属扣放进滑槽。如果把打火机也像其他人一样放进滑槽，就不会有接下来的事。

眼前的安检器是我见过最灵敏的，牛仔裤上的铆钉都能检到，更不用说打火机。当胖子扫到我左侧口袋时，报警声响成一串，我都怀疑自己是否把厂里的CPU带了出来。胖子让我停在那儿，连续不断的报警声吸引了排队过安检的人。

他抬头看我，意思是让我自觉点，把东西交出来。

我连着手套打火机一起掏出来。他一把拽过去，把打火机从手套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大声吆喝，“七妹（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是这么叫的），这儿逮到一个！”很有成就感的样子。

一个身强体壮的女保安应声走来，年龄和我差不多。她抓着我的厂牌，像拖条狗一样把我拉扯到一边。

“叫什么名字？”

我没答应，厂牌上有照片姓名。

“陈平？”

她打开我的手套，发现打火机藏在手套里，因此大动肝火。我并没有故意把打火机藏进手套，应该是装在一起的时候掉进去了。

“哟，还藏在手套里呢！”她放开嗓门吆喝，那大嗓门和我妈有一拼。“你以为我们安保人员都傻吗？这样都能糊弄过去……”骂了大约五分钟。起先她是在审讯我，看我不回答，才破口大骂的。无非是想在我身上找点存在感，让人觉得他们不好糊弄，对得起他们那份工资。

人已经差不多走完，才转入下一个问题。

“你还想不想干了？信不信我现在立刻上报，让你马上滚蛋！”

我扯了扯衣领，抬头直视她的眼睛。显然，她很吃惊，声音突然中断，这时胖子回头瞅了一眼。避开我的眼神后，她重新盘问，也许是嗓子疼了，声音不再那么大，“我最后再问一遍，为什么带打火机进厂？”我说我真不是故意的，她说带打火机进去可以原谅，但把打火机藏在手套里就是侮辱他们的智商。

我解释并不是故意把打火机藏在手套里的，至于它為什么会钻进手套，因为口袋里没装监控，所以不得而知。她一口咬定世界上不可能有那么巧的事，我是在狡辩，怎么也不肯放过我。

我灵机一动，“既然我不能证明它是自己掉进去的，那就请你证明是我藏进去的吧。”她说，“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吗？”我只好闭上嘴巴。

我努力回想，试图找到从这里脱身的办法。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我小时候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揣摩大人的心思易如反掌。到了初中，比如面对政治题目，还能揣测出题者的意图。高中的时候，这方面的能力明显退化。上完大学，在揣摩人心方面我已经是个白痴。所以现在只好努力地回想，小时候是否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以及当时的对策，或者回想别人遇到类似的情况是如何处理的，然后才知道该怎么办。自从学了各种哲学，我感觉自己越来越笨。虽然在校时成绩还好，但是，一进入社会，我便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

女保安一直在说话，但我完全没听进去，就像高中课堂上总是望着窗外发呆，自动屏蔽了老师的声音，因此我的脑门上没少挨粉笔头和黑板擦。

高三的一天下午，英语老师在我身边站了很久，同学们都回头看着，而我还不知道，继续看着窗外。后来老师问，你看到了什么。我回答，“我看到了春天。”英语老师很温柔，是唯一不用粉笔头打我的老师。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女保安又一次提高嗓门，我这才想起此时此刻的处境。胃里一阵抽搐，还没吃晚饭啊，好在已经想到了对策。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说还是不说？”

我用最快的语速说出这句话——“我错了！我不该把打火机带进厂，更不应该把它藏在手套里。我这样做，不是侮辱你们的智商，而是因为我本来就这么弱智。希望您能原谅我。”按理说我不应该撒谎，但我也没别的办法。

胖子回头说，“差不多就让他滚吧！”

拿回厂牌，走出十多米，发自内心地说了句，“真是一群狗！”

我回头看了看，以为他们会追过来干我，但胖子和另外几个人只是瞅了一眼，和刚才对我的态度完全相反。那女的朝我看来的时候，我朝她挤眉弄眼，她索性当没看见。

换好衣服，已经晚上九点多，我走出六厂，外面已经没有人。快餐店都打烊了，经常光顾的那家潮汕猪脚饭也卖完了。不得已才到小摊上，要了一份炒粉。

要不是饿得受不了，我不会在这种地方吃饭。路上积满了泔水，不小心踩空了就能没过脚踝，每次都能看见几个这样的倒霉鬼。离我十米远的地方，是个露天垃圾场。空气里弥漫着酸臭味，分不清是来自小摊上的调料，还是垃圾场。

炒粉的量很少，还有未融化的味精。几口吞完后，马上想吐。嘴里口水特别多，将要沿着嘴角流出。我把嘴巴闭紧，一是不想让口水流出来，那样极不雅观；二是旁边还有不少人在进食，要是忍不住吐出来了，难免影响他人的食欲。在那里坐了几分钟，一点也不敢动，就像熬过了几个世纪，我想我的脸上应该毫无血色。

胃里稍微缓和了一点，我赶快点着一支烟，快抽完的时候认为自己可以站起来离开了。没走出多远，感觉肚子还是空空的。我又返回，找了离垃圾场最远的一家，点了两团挂面和很多蔬菜，可惜摊上没有肉，只好点了鱼丸、牛丸以及各种肠。很明显，这些食物都不卫生，但有时候，你没的选。

我换过很多工作，每一次面试做的那些题目都让我更加确信：讲真话乃是一种禁忌。以我越来越丰富的经验看，跳槽面试不能说老东家坏话，不能过于看重薪资，不该讲的话不讲。你工作过的地方可能有一个糟糕的老板，可能发生你根本就意料不到的各种事情，但就算这些是事实，一旦你讲出来——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个不堪重用的人。

面试时换一种委婉说法，就有完全不同的效果。所谓委婉的说法，就是避开一切碍手碍脚的事实，说好HR们乐意听的套话，这对任何一个稍有反侦察能力的人都不是难事。无论职场还是情场，正应验了那句“自古真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得而知。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觉得这件事有很深的寓意，可惜没有彻底想明白到底是什么寓意。我打算就去吃饭时想到的那句话写一首讽刺诗，但只能想到开头两句，“今夜我是一只鸡，被杀给猴儿们看。”

我已在中山市打工两个多月，再有十几天，三个月的合同就到期了，是继续留在这儿，还是前往下一站？下一站又会是哪儿？

刚有点睡意，又被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拖行李箱的声音吵醒。有一批人走了，另一批刚到。下铺的四川工友明天也要回家，他在这个厂已经做了三年，我已听他唱了两个多月的“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我也不想继续待下去，体验生活，两个月足矣。广东仔还在打游戏，飙着一腔有广东特色的普通话，“你系不系撒！”

我和他们不太一样，我的目的不是挣钱，也不是为了……老实说，我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或许根本就没有目的。

两年前，我从一所大学毕业后，就没回过家，没考公务员，找到一份在国企做文秘的工作，还没干满三个月就离开了。

考公务员和找正经工作，在我看来，那都是极其没意思的事情。一旦有了份稳定的、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我感觉就失去了自由。这两年一直漂泊不定，去过很多城市，没有一个城市让我愿意留下来。

总之，我揣好大学文凭，只使用高中毕业证，走过了一个个城市，但无论去到哪儿都一模一样——一个打工仔只能遇见没意思的人，没意思的工作，如果你不是为了挣钱，这种生活简直是无聊透顶。我还没有去过外国，但我感觉自己已经无处可去。

看着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并全身心扑在上面，我就会产生不知是鄙视还是嫉妒的心理。吃饭时聊的是工作，休息时也对工作念念不忘，甚至做梦也想着工作，工作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东西，紧紧抱着，生怕被别人抢走一样。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工作不是我的事业，更不能是我的全部生活。很多人把工作当作生活的全部，业余则做个有追求、有品位的饮食男女，也许他们认为生活就是如此，生活走到这一步就已经很充实、很美满了。但让我去过这样的生活，我会觉得全部的生命都被荒废了，并为此感到痛苦。

工作不过是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的手段，而不是活着的目的。我到底为什么活着？为了父母，为了身边的人吗？不可否认，大多数情况下，为自己周围的人活着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感觉。但什么才是为自己活着的那个部分，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那部分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看到的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他们选择用忙碌和操劳来填补它。到今天我在工地上被搜出一只打火机并被痛骂一顿为止，我在外漂泊已经整整两年。我是一个不知道航向的水手；除了一个接一个的困惑，我根本一无所获。

也许，游戏是一种安慰。像广东仔，下班后饭都来不及吃，烫一盒泡面就开始打游戏，真不明白那些弱智游戏有什么好玩。世界上循环往复的事情是枯燥的，就像农民一锄又一锄、一年又一年地锄地，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和赚点零花钱，除此之外，毫无乐趣。就像萧伯纳说的那样，“他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块地和那头猪，最后他也变成了那头猪。”如果我一辈子都在流水线上，那么我也会变成一台检测器。广东仔则变成一款游戏。

高强度的劳动也于事无补，它顶多能使我暂时麻木。流水线上年轻女组长的“关爱”与调戏，言语间露骨的诱惑也于事无补。工友的战战兢兢、恪尽职守、斤斤计较或者粗俗玩笑只会让我的心情更加沮丧。无论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出现，以何种态度对我，我都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不属于这个世界。

在这家工厂，我大概有两个月没和别人有过三分钟以上的对话（除了刚刚痛骂我的女保安）。我对他们，以及他们的说话方式感到厌倦。我抛出一句话，不等对方开口，就知道他会回答什么内容。我就像和一个我自己设计的软件程序在对话。

八点半，我准时刷卡进入车间。组长训完话，我来到工作台，几分钟后她巡视到我这儿就不走了。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也能够理解。组长是一个与丈夫长期分居的少妇。

从交接开始，一天十个小时的工作便开始了。我拿起一块电脑板，放到检测台上。“静电环呢，被你吃了吗？”女组长一声吼，我才发现她还没走，靠在工作台上盯着我的一举一動。我不慌不忙地戴上静电环。

刚伸手，她又一声吼，“戴着手套干嘛！不怕把金针弄坏了？”我又脱去手套。“帽子没戴好，头发露出来了！”我又把帽子戴好。“哈哈哈哈哈……”我躬着腰，回头瞅她。“你怎么戴女人的帽子！”我知道自己的帽沿上有个蝴蝶结。

“厂里发的，怪我咯？”她还在不停地笑。手机振动了几下，我妈打来的。这么早打电话干什么嘛？

“不是规定上班时间不能看手机的吗？”她从站位外探出半个脑袋。

“你怎么还不走！”

我当着她的面接电话。妈妈问，“你人在哪里呢？”

“广东！”

“你爷爷生病了，情况很不好。这两天一直问你怎么还没回来。”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回来看看他吧！”随后就把电话挂了。

“怎么啦？你没事吧！”她走到我旁边。

“我得走了！”我站起身，随手摘掉静电环。

“去哪儿？”

“回家。我爷爷生病了。”说着就往外走。

“等等！你得办离职手续呀！”

我很不耐烦地停下脚步，“去哪儿办！”

“跟我来吧。”

我跟着她来到办公室，她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让我在对面坐下。找到资料后，她问：“你还回来吗？”

“你认为我还会回来吗？”

“好吧！”

又是一阵沉默。“走吧，去找领导签字！”

签完字，我跟在她身后。没走几步她突然回头，“你眼睛往哪儿看呢！”

“你屁股上也长眼睛？”

“流氓！”

她送我来到门口，“路上注意安全！希望你爷爷没事。”

宿舍采光不好，白天也像晚上一样。四川人已经走了，上夜班的广东仔正在睡觉，我没有开灯，站在洗漱台前连续抽完两根烟。其实不该这么早就办完离职手续，机票订在明天晚上，现在有差不多两天的时间摆在眼前，不知怎么度过。

离开宿舍，在厂里闲逛。十点钟刚过，冬天的阳光前所未有的温暖。我逆着光，闭着眼睛行走，白色的阳光照在脸上。足球场已经有四五群人，坐着的、趴着的、躺着的、打扑克的、闲聊的、无所事事的。我在场边的一条石凳上坐下，面对球场。

一群女孩在离我大概五十米远的地方打闹，其中一个骑到另一个身上，被压在下面的尖叫起来。坐在地上的一个回头看见我，转身跟坐在旁边的说几句，另外两个也一齐回头看我。我并没有死死地盯着她们，掏出一根烟，想起这不是吸烟区，就低头寻找地上有没有烟头。看到几个后，我放心地把烟点着。

她们都是农村姑娘，而且刚来不久。我深深地吸一口烟，缓缓地吐出，因为空气潮湿，并带有几分寒气，烟柱又粗又直，好一会儿才消散了。喉咙没有被灼伤的感觉，香味醇厚。就像在下雨天抽的一样。

更远的地方是两对情侣，穿运动服的胖子躺在地上，露出圆鼓鼓白花花的肚皮，女友坐他腿上，看起来十分不搭调。

离开足球场来到休息区，我借了一副桌球自己玩。前面一桌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看起来应该是某个技校的实习生，河南口音。多数人都在上班，休息区只有我们几个，走廊里回荡着他们的声音。

“大哥，可以和你打一盘吗？”其中一个男孩拿着杆朝我走来。在另外那一对面前，他觉得有点尴尬。“来嘛！”

“你是几厂的？”

“六厂，你呢？”

“我是二厂的，听说你们六厂的活很累？二厂还好，就是包装，好玩又不累……”

“啊呀，滚开！”女孩喊了一声，和我说话的男孩立刻转身去看。我也抬头看了一眼，随即又低头看球。那边，男孩把女孩推倒在桌上亲吻。多熟悉的场面，女孩被挤到角落里。

“嘿，该你啦！”我叫他的时候，他还双手持杆，不愿回过头来。

他打歪了一桿，又一杆打歪了，显然他是心不在焉。

打完一局，我说自己还有事，就走了。

北方已经开始下雪了，这里依然温暖，白色的阳光那么鲜亮、耀眼。工作时间，公交车上多是老头老太，说着有一搭没一搭的粤语。一路上是很多厂房的宿舍区，每一格的阳台上都挂满了衣服。我确信这是他乡，一个没有人会认识我的地方，我是完全自由的，此刻的我正在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

在车上，我把身体往后一靠，正视前方。如果这趟公交没有终点站该多好，在这样的时光里，我宁愿什么都不做。如果它开往海边，并且一直无法到达，那就更好了。在车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爷爷真的要走了。可我一点也不难过，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继续翻着手机往下看。车子到站了，我不得不从手机上抬起头来，走上那条一直都在逃避的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