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史料发掘与文学史建构
——以房伟的《王小波传》书写实践为例

苏州大学文学院

生前平凡身后名，这是从古至今许多艺术家们共同的命运。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作品自身品质，也与阐释具有重大关系。1当代文坛，有一位颇具争议的作家，即被人称为“文坛外高手”2的王小波。王小波是不幸的，生前他的作品没有得到主流文坛认可，也没能全部书写完诗性人生，便匆匆撒手人寰。这既是作家本人的不幸，也是文坛的不幸。王小波就这样走了，但是关于他的诸多争议却遗留在世间迟迟得不到定论。经典便是如此，无论过了多久，都会被人时时记起，时时讨论，虽然生命短暂，但价值却能永存。

一

许多人对于王小波的记忆或许还停留在一个写“性”的作家、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反叛传统而崇洋媚外的“叛徒”等等。王小波已经去世23年了，每年忌日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人出来怀念他，更多的是对其精神的追逐。房伟可以称作是王小波真正意义上的知己了，从青年时代接触到王小波，便踏上了研究王小波的道路。漫漫征程，这份心不仅仅只是在于对自己喜欢的作家的追捧，更是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带着学者严审的态度去还原关于王小波及其作品的一切真相。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但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了下来。

2014年，房伟出版《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3，这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王小波传，既是对王小波生平、作品以及在时代变革之下其心路历程的转变的真实写照，也是房伟本人对其多年研究心血的一个总结。此书一出，对于深爱王小波的人们以及还未了解王小波的人们都是一笔莫大的财富，他以学者专业的眼光、艰苦卓绝的史料收集、真诚动人的文字、平等客观的态度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王小波。2018年，房伟出版了《王小波传》（增订版）4，由三联书店出版，此书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了6万字篇幅，是房伟在台湾访学期间多番收集、采访王小波相关资料而创作的，具有庞大的资料例证与宏大的历史空间建构，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性和深刻的思想性。

再版的《王小波传》除了在字数和内容上有所增删，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题目也作了相应的修改。原版题目是《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这个题目既概括了王小波与“革命时代”剪不断的牵连，也将王小波的个人气质与秉性形象用“坏孩子”来描述，其中的隐含内容更是巧妙，将王小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背离也体现了出来。那么房伟为何在第二版的传记中直接命名为《王小波传》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其一，《王小波传》更具有通识感，在这样一个题目之下，关于王小波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较为合理地囊括其中，大众也更容易接受；其二，作者在书下增加了两行字“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黄金时代中的独行者”，此二句一出，便能很好地概括作者对于王小波本人及其作品的看法，既不显得繁琐，又表明了其意图；其三，主题更加简洁明确，是非功过且由读者本人读过后再见分晓。

二

《王小波传》既是平凡的，也是不凡的。一方面它具备一般人物传记的诸多要素，但另一方面它又跳出了传记的构架，尝试着新的飞跃。全书分为九章，近30万字。如此庞大的时空跨度，如此繁复的史料题材，要将其归纳到一个完整而绵密的体系当中着实是一件难事。但是作者是非常睿智的，他并没有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加以陈述，开篇第一章直接写“作家之死”，便引起了人们关于90年代“作家之死”的众多思考，这样广阔的思维早已超越了探究某个单个的人本身，引发人们对于社会和时代问题的追问。王小波的死是直白的，它引起了巨大的文学震荡，但是留下的谜团却是充满着层层悬疑。王小波的死对于其作品接受史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以王小波具有争议的死亡来引出传记，既能引发人们的层层思考，也能够带领读者们去深入了解王小波，寻找其争议背后的诸多原因。对于王小波的死亡事件，作者没有采取一般的报道式的描述，也没有采用叙事性的娓娓道来，而是带有一种天命所归的宿命般的传奇性。这与古书志记一般，在谈到非凡的人物降世超生时，往往会惊现意象，氛围变得悬疑，似乎一切都有征兆，但终归是命运弄人的不甘与无奈，这是作家的悲哀，又何尝不是读者的悲痛。

传记采用倒叙的手法先写了“作家之死”，然后再回到王小波的童年开始正叙。在时间的大线索上，又加入了空间转化，线性叙事与横向叙事相结合，横纵交合之间将王小波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转折点突出来写，具有宏大的历史空间建构的魄力。传记汇聚了大量的采访、回忆、论述等史料，这些资料都是碎片化的，成功的细节描写和详尽的事实资料需要服务于对传记人物作家的整体把握与还原，进而将其圆润合理地安排在一起，从整体上把握王小波的成长动态，从客观理性的层面定位了王小波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传记以王小波为中心，却不限于对作家本人的叙述，而是通过大量亲友以及其他人与他的交往和对话，对他的印象与评价，来全面深刻地反映王小波真实而完整的一生，使得传记血肉丰满，闪烁着王小波精神智慧的光芒。从王小波父辈生活的年代写起，有繁有简，既展示了20世纪中叶的社会历史，也揭示了其父辈与环境对王小波性情以及创作的影响，如其父王方名的形象逻辑和形式逻辑研究都对王小波后来创作中的理性批判与逻辑辩诬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王小波以他的反神话的智性写作构造了一个新的神话: 一个孤独而自由的个人的神话。5

在对作家生活过的环境描述中，房伟特别注重当时的空间氛围对作家的影响，将各个时期作家所经历的环境与作家在作品中所描述的环境与想象结合起来论述，既解释了地理环境、生理特征（王小波从小体弱多病）对作家艺术品质的某种潜在影响，又表达了作者对于其作品的内在阐释。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被房伟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以电影画面般的质感来表现那个年代的种种景象，写实的同时，使人们开始慢慢融进王小波所描绘的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这些地理文化的描述也具有通俗文化的意义，知识趣味性很强，古往今来，信手可谈，却又不让人觉得突兀冗长，将古今文化融为一炉，带有很强的可读性，形成一种意识上的融通，将环境和人的内在隐秘关系揭示出来。如作家身上的“钟楼情节”，这在王小波的小说《三十而立》中就有关于这个神秘气息和古怪想象的奇异表现6，构成了狂欢化神秘想象空间。这样的书写有助于进入王小波的内心世界去探索那些未知的情绪与无端的漫想。

王小波

传记中还加入了心理学研究，论述童年经验给予作家的“艺术创造的力量”，使得作家的创作具有“诗性特质”。房伟认为，不管是缺乏精神性，还是“不缺乏”的表象，实际都在指称一种“焦虑”，即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焦虑”。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所谓“焦虑”，并不是得不到某物而产生的“情感渴望”，而是我们认为自己能够得到，而恰没得到的时候才会产生的“情感忧虑”状态。7这种现象并不是针对王小波一个人提出来的，作者还比较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张炜、莫言、沈从文等等，形成了论证上的张力，极具说服力，既是对作家作品影响的精准定位，也表现出作者本人的理论实践。无疑，“上连成方街，下连人民大学的林园楼、教育部大木仓胡同两个时空点，成为王小波艺术生涯的原发性时空”。此间的轴转离合通过视角的转变得到很好的表现，在这里，作者借助了小说笔法，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转为王小波的第一人称儿童视角，通过王小波本人的眼睛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使得时空的再现变得真实可感，极富画面感，更将王小波的心理变化过程、对环境的种种体悟细致地表现出来。历史的光怪陆离，儿童的狂想与时代的荒谬跃然纸上，以宏观的视角客观辩证地去观照历史真相。将对时代的反思，对中国历史、国民心理和内在精神的思考与作家的创作脉络结合起来，解读其作品与历史、时代精神的关联，将作家的狂想和现实之间的相互指涉揭示出来。

三

房伟对于王小波形象的塑造是独特的，将作家的才能与其性格结合起来写。他运用作品中的理性精神与美学上的超越结合一体，来突破桎梏，力图还原一个最自由真实的王小波。中国的传奇演义和民间故事、西方的幽默文学，都成为王小波反思现实社会，进而形成独立思考能力的阅读经验的来源。正是由于王小波自己亲身的经历，感受过生活的无奈和荒谬，才懂得“历史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的道理。当然，传记若是完全像纪录片似的平铺直叙便会有流于无聊乏味的危险，《王小波传》很好地消解了这个矛盾。传记中插入了许多作家的奇闻逸事，依据史实，添加想象来还原当时的情境。如王小波在下棋方面的兴趣和才智、教课时的特立独行、不修边幅、带有京味的普通话，也体现出他对智慧的热爱。这些都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作家本人，他不仅仅是沉默的，他也是知识渊博的，更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

房伟对王小波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其着眼点不仅在作家作品本身，更能从宏观上去把握，在社会和历史的大环境中，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对层层分析、鞭辟入里。如王小波早期作品中出现的美丽叛逆的女性形象，和同时代其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很大的区别；与王小波几乎同时出生的一批作家的创作与王小波创作的巨大差别；王小波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倾向上的异同等等。当然，还有王小波创作的历史渊源及其创新与超越，这一点无论是对王小波的创作研究还是对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鲁迅的《故事新编》和王小波的《唐人秘传故事》的比较，就道出了王小波的历史小说与鲁迅的历史小说之间的继承和创新关系，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另外，作者也善于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其精神追求的相似之处，纵向勾连，《革命时期的爱情》远离革命叙事，以不可遏止的“性本能”嘲弄了宏大叙事结构的庄严，在自由意志和“后革命北京”的无聊无趣之间，进行了暗示性联系。

《王小波传》除了写实外，抒情笔调也贯穿了传记始终。房伟将情感倾注到作家曾经历过的环境和使用过的旧物中，青虎山的神树、作家手稿、“革命北京”等，无一不表现出作者本人浓烈的缅怀和追思。关于王小波的各种境遇与转折期的心理把握得非常精准而细致，这要没有深沉的热爱和不厌其烦的研究是无从做到的。而这种深邃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太过浓烈而阻碍了传记本身的真实性，在描述作家经历时，将有可能的事实以客观的方式加以还原，这既需要作者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做出合理的取舍，更需要作者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去抒写作家的人生，从而做出合适的评价。在这方面房伟是很成功的，他不会因为对作家本人的喜爱、美化作家形象而刻意采用很官方正面的说法，也不避讳作家生前的落魄。在很多问题上，他不会因为是官方言论就直接引用，而是多方访问当事人、收集资料，细致地查证历史真相，从而找出最符合史实的说法。如王小波的获奖奖金问题、作品的出版问题等等，他都做了非常详细完整的研究和考证，这是房伟认为的传记要有严肃的“八卦主义”精神的表现8，更为文学史中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真实可靠的史料。

《王小波传》的整个篇幅安排详略得当、繁简有度，第二章到第八章的内容大致按照时间的顺序完整地记叙了王小波平凡而不平庸的一生。如果说前面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将作家一个时段的经历结合时代背景来表现，那么第九章则注重于作家死后各界对王小波的争论。这种争论既是作家作品的一种重新认定的过程，也是“王小波热”兴起的一个端点。王小波的死，既是作家生命的结束，也是其作品价值得以重生的契机。作者在最后花了大量篇幅讨论了王小波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及其接受史和批评史，这对于作家作品的价值重估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作家作品的阐释，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不能忽略文本的自身意义。王小波死后在以李银河为代表的王小波支持者的推动下，召开了研讨会，众多媒体的报道也促进了王小波作品的经典化。这些言论和纪念活动对王小波作品的传播具有很深的影响，也有利于对其作品的阐释，但是过度阐释和价值消费也会导致其作品走向另一个极端。房伟能够在一切争论和喧嚣背后，站在一个客观冷静的立场上对王小波的接受史和批评史进行清晰的梳理和评论，这或许是对作家最尊重的做法了。

结语

总体来说，《王小波传》无论是对于王小波及其作品还是对传记文学本身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收获。当然，不能忽略其中的某些不足之处，如作家史料与作品评论的融合上、对作家文本的细读上都还存在些微问题，但是瑕不掩瑜，《王小波传》是对王小波研究的一次理性的尝试，为学界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史料，对于王小波及其作品价值的阐释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王占军∶《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的现状及其趋势》，《语文学刊》2019年第5期。

2 王顺发∶《啥是“文坛外高手”?》，《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2期。

3 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4 房伟：《王小波传》（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以下引文不再注出。

5 戴锦华：《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

6 房伟∶《王小波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7 房伟，张丽军等：《“精神性”是新世纪文学的根本性指向与内在追求》，《艺术广角》2010年第2期。

8 洪小萌：《王小波:“背叛者”的守望》，《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