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信仰与其生计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以《苗族古歌》“蝶”“鸟”为研究中心

杨敬娜

《苗族古歌》是在苗族聚居区普遍流传的一种以创世为主要内容的神话。其中，《苗族古歌》的“砍枫香树”“蝴蝶妈妈”以及“十二个蛋”三节中，主要提到枫香树心生出蝴蝶妈妈、蝴蝶妈妈游方生蛋以及鹡宇鸟帮助蝴蝶妈妈孵出十二个蛋等情节。

为什么枫香树心生出蝴蝶，为什么需要鹡宇鸟帮助蝴蝶妈妈孵蛋等问题很少有人论及，本文主要围绕以上问题进行论述，进而探讨这些问题背后折射出的苗族生计方式的发展与变化。

一、枫香树、蝴蝶与苗族

苗族有着浓厚的蝴蝶信仰，尤其是黔东南地区苗族的蝴蝶妈妈信仰。黔东南地区苗族的《引鼓词》唱道：“爹妈在天涯，今天把凡下；子孙来接您，新鼓去安家。”(1)潘光华：《苗族鼓社祭》，《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送鼓词》记载：“何时起鼓，再吹芦笙，届时请祖，下凡受领。”(2)龙生庭、石维海、龙兴武等：《中国苗族民间制度文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页。所以，苗族每隔十二年一次的鼓藏节，其实就是为了祭祀蝴蝶妈妈。另外，《苗族古歌》还有如下唱词。

枫树砍倒了，变作千百样。

树根变什么？树根变泥鳅，住在泥水里。总是不露头。

树桩变什么？树桩变铜鼓，有了喜庆事，大家拿来敲，唱歌又跳舞，有说也有笑。

树干生疙瘩，疙瘩变什么？树干生疙瘩，变成猫头鹰，深夜对明月，咕噜咕噜叫。

树叶变什么？树叶变燕子，春天来回飞，翩翩空中舞。

树梢变什么？树梢变鹡宇，一身绣花衣，俊俏又美丽。

还有枫树干，还有枫树心，树干生妹榜，树心生妹留，这个妹榜留，古时老妈妈。(3)田兵、贵州省民间文学组：《苗族古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2-184页。

根据这段古歌可以得知，枫香树被砍倒后，枫香树的各个部分生成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是从枫树干和枫树心中生出了蝴蝶妈妈。由于后来蝴蝶妈妈与“水泡”游方生下十二个蛋，而其中的一个蛋又孵化出苗族始祖姜央，所以蝴蝶妈妈便成了苗族的始祖。苗族把蝴蝶视为“古时老妈妈”，由此可见蝴蝶妈妈的神圣性，备受苗族人的尊崇。

对这段古歌，我们应该注意到生成蝴蝶妈妈的枫香树的部位——“枫树心”。从苗族古歌可以看到，古歌特意强调和突出了“枫树心”。在枫树未被砍倒之前，就表现出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在唱到枫树偷鱼秧之时，枫树心不服气地说道：“又把道理讲，吃鱼我没嘴，走路我没脚。鹭鸶与白鹤，双双朝北飞，飞高不飞低，沿河飞过来，安家在树枝，孵了一窝崽，崽崽无食物，瘦得象螳螂，鹭鸶和白鹤，塘里偷鱼秧，我站塘坎上，与我何相干？”(4)田兵、贵州省民间文学组：《苗族古歌》，第178页。古歌后面还接着唱道：“枫树说鹭鸶，枫树讲白鹤，……。”由此可见，“枫树心”代表了整棵枫香树，表明了枫香“树心”的独特性。

而且，尽管《苗族古歌》主要有三个版本，(5)主要是以下三个版本：田兵、贵州省民间文学组：《苗族古歌》，1979年；燕宝、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苗族古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潘定智：《苗族古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本文主要参考田兵编选的《苗族古歌》。其中被砍倒的枫香树生成的东西多种多样，但没有变化的是蝴蝶妈妈从“树心”生出的情节。除了苗族古歌外，《蝶母诞生》也唱及“砍倒了枫树，变成千万物，蝴蝶孕育在枫树心里头。”(6)马学良、金旦：《苗族史诗》，北京:中国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65页。

其实，“枫树心”在苗族人民的观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民族内部的自称上，黔东南苗族有自称为Hmub的群体。其中，对于‘Hmub’的意义，有可能是出于Hmongb(树心)的词义。也有人指出苗语自称‘Hmongb’是专指‘枫木心——始祖’妹榜妹留出生之处”。(7)何彪、吴小平：《苗族古歌〈枫木歌〉的人类起源观初探》，《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因此，“Hmub”即是“Hmongb”的音转，其意源自“树心”。(8)胡晓东：《简论黔东南苗族的支系构成及其来源》，贵州省苗学会、贵州省民族学会、贵州大学人文学院编：《苗学研究(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47-48页。苗族用枫香树的“树心”作为本民族的自称，可见“枫树心”的重要意义。

但是，笔者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苗族“始祖”源于枫香树的“树心”，而不是枫香树的“树根”等其它部位呢？众所周知，枫香树在苗族的世界观中是生命树和世界树，是祖树。今天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苗寨的人们认为是“倒地枫树朽烂的躯干孕育了蝴蝶妈妈”，所以西江苗寨的人们视枫香树为保寨树，谁都不能砍伐或伤害。

由此可以推测出古歌中的枫香树应该是自然腐烂掉的。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腐烂过程中的枫香树的“树心”容易形成“中空”的状态。所以，苗族重视枫香树的树心，实质上是对中空型事物崇拜的一种变形。萩原秀三郎在《传播稻作的民族》一书中指出，“神灵依附的原点是封闭的圆形空间。卵、瓠、竹、中空的树木、臼、桶、坟墓、洞穴，各种各样的中空的东西都会成为神灵依附之物，它们是产生灵魂的容器”。(9)萩原秀三郎：《传播稻作的民族——苗族与江南民族的文化》，东京:雄山阁出版，1987年，第21页。所以，能够实现枫香树产生生命机能的最重要部位就在于这“树心”，而“树心”又生出苗族的始祖。

其实，这点也可以从《苗族古歌》的蝴蝶妈妈与“水泡”游方产卵的情节看出。“水泡”无疑是“中空”的圆形，它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能孕育出苗族的始祖。此外，还可以从苗族的鼓藏节得到印证。制作鼓藏节的“木鼓”需要用祖树枫香树制作，并且要抽出树心形成一个“中空”的筒形，在筒形的两侧贴上牛皮，通过不断敲打木鼓，就可以唤醒祖先的灵魂，并迎接蝴蝶妈妈寄宿到木鼓中。在这里，“中空”的树心是孕育生命的地方。鼓藏节就是为了祭祀蝴蝶妈妈，通过不断敲打木鼓把蝴蝶妈妈唤回到“中空”的木鼓中。

也正是因为“中空”的“枫树心”强大的再生能力，苗族才以此作为本民族的自称，这体现出人们对生命永恒循环的向往，对祈求不断繁衍与稻作丰收的渴望。只有从具有产生生命功能的树心生出的东西，才具有枫香树心那般孕育生命的能力。所以，“树心”生出的蝴蝶妈妈才可以孕育出苗族的始祖，而始祖又孕育出一代代的苗民，从而实现生命的不断延续。

这也与从枫香树的“树根”“树桩”“树干疙瘩”“树叶”，以及“树梢”等生成的东西，却没有孕育生命的能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故事情节的设定也为古歌后面的从“树心”生出蝴蝶妈妈和蝴蝶妈妈具有生育能力做了铺垫。

此外，根据苗族的自称可以发现苗族与蝴蝶关系密切，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蝴蝶祖母族”。李国栋对此进行了如下推测。

苗族的族称源于其自称。苗族自称有多种，如“牡”“蒙”“摸”“猛”“毛”等。……“牡”“摸”“毛”与“hmongb”系统不同，笔者认为它们都源于苗语“mais”，即“Mais bangx Mais Lief”(蝴蝶妈妈)的“mais”。……所以从本质上讲，“牡”“摸”“毛”也都与枫香树有关，只不过“mais”着眼于“蝴蝶妈妈”，而“hmongb”着眼于枫香树树心罢了。

(中略)苗族确实是在枫香树信仰下凝聚而成的，其本义就是“枫香树族”或“蝴蝶祖母族”。(10)李国栋：《对稻作文化起源前沿的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年第7期。

由此可见，“枫香树”和“蝴蝶”信仰一同渗透在苗族的根本观念中。但是，为什么苗族将“蝴蝶”作为自己的创世始祖呢？胡晓东认为这与苗族的生殖崇拜有关。

在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所见中，蝴蝶的卵可能是最多的。之所以选择产卵数量最多的动物作为种族的起源，这当然是生殖崇拜和种族繁衍的观念在起决定性作用。……为什么没有选择“鱼”而是选择了“蝴蝶”呢？其中最可能的解释就是黔东南苗族的先民们经过长途跋涉和辗转迁徙到今黔东南地区以后，特别是在黔东南苗族“枫木生人”神话形成的过程中，这些先民们已经完全适应(或者说基本适应)了黔东南地区的“山区”生活，而对过去遥远“水乡”生活的记忆已经有所淡忘。(11)胡晓东：《苗族古歌中人类起源神话的哲学和人类学解释》，第50-64页。

笔者基本同意胡晓东的推测，但是并不认同黔东南苗族对“水乡”生活有所淡忘的观点。该《苗族古歌》还多处记载了关于“鱼”的内容，在说枫树偷鱼秧之时，“枫树心”不服气地唱道：“又把道理讲，吃鱼我没嘴，……鹭鸶和白鹤，塘里偷鱼秧”，(12)田兵、贵州省民间文学组：《苗族古歌》，第178-179页。还有枫香树的“木片变成了鱼种。”(13)燕宝、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苗族古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7、480-487页。就连苗族的始祖成长都离不开鱼，“妹留出生要吃鱼，妹留出生要吃饭。……煮鱼来给妹榜吃，妹榜心里甜蜜蜜”。④由此可见，“鱼”在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古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从今天的习俗来看，黔东南苗族现在仍然有在稻田中养鱼和鸭子的习惯，把稻田中养的鱼称为“稻田鱼”。鱼也是苗族蜡染、刺绣和服饰中经常出现的图案，“山江苗族童帽中，就有‘鱼帽’，其突出游鱼、飞鱼和鱼莲图案”，(14)赵玉燕、吴曙光：《象征生命的原始符号——苗族童帽图案的诠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黔东南苗族在饮食上还喜食“酸汤鱼”等等。这些都说明“鱼”在苗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即使迁徙到黔东南的山区，也没有淡忘曾经的水乡生活，“鱼”渗透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此外，胡晓东仅仅是从蝴蝶崇拜的角度去探索其原因，他并没有从枫香树孕育出蝴蝶，即枫香树与蝴蝶的关联加以论述，只是单一地论述其中一个事物，显得有些片面。所以，笔者认为只有弄清蝴蝶与枫香树的关系，才能明白苗族为什么同时崇拜蝴蝶与枫香树。

二、蝶、枫香树与采集经济

《苗族古歌》在讲述枫香树种从天上来到地上，然后被种植的情况时，唱道：“树种回来时，洪水浪滔天”“树种走上岸，来到漩水潭，水泡在跳舞，水泡在唱歌，树种也想玩，忘记走上岸”“树种到西方，住在山脚下，树种要生根，树种要发芽”“榜香老公公，播撒树种籽，一撒九个岭，一播九个坡”。这些表明枫香树种植于适宜栽种与水源距离较近的山岭与山坡之上。

此外，《苗族古歌》在“砍枫香树”一节中，唱道：“香两老婆婆，口里见白沫：‘怪你这枫木，枝枝生得多，叶叶长得密，鹭鸶才来注，白鹤才来宿’”。而“鹭鸶”与“白鹤”都主要活动于湿地及林地附近，通常涉行浅水中觅食蛙、鱼和其他水生动物，于近水边树林或灌丛中营巢。这也说明了枫香树生长的原始环境是水源良好的山地、低地。

而从枫香树心生出蝴蝶妈妈，“妹留出生了，石头来盖她，岩窝来装她”，一生下来就要吃鱼，“吃的是什么，妹榜才长大，妹留才长大？妈妈妹榜留，吃的是鱼虾，妹榜才长大，妹留才长大”，然后“榜留和水泡，游方急水滩，成双漩水潭”，怀孕生下十二个蛋。这表明蝴蝶的生活环境与枫香树基本一致，都是水源良好的山地、低地。

马恩沛在《中国的蝴蝶》一文中指出，我国华南、华东、西南等地，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被茂盛，适宜蝴蝶生长，是盛产蝴蝶的地方。其中，西南几省是我国最主要的蝴蝶产区。(15)马恩沛：《中国的蝴蝶》，《科学》1986年第2期。可见，苗族生活的区域是中国国内蝴蝶物种相对丰富的地区，这为蝴蝶崇拜提供了自然基础。另外，从蝴蝶妈妈信仰的流传范围来看，其传说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地区，而贵州西部却没有，这说明蝴蝶妈妈信仰与枫香树的生长分布有关。所以，枫香树和蝴蝶相似的生长环境孕育出了枫香树崇拜和蝴蝶崇拜文化。

另外，还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黔东南苗语里，蚕的飞蛾和蝴蝶是同样的称谓，叫作‘Bangx Lief’(榜留)，也就是说都统称为蝴蝶”。(16)韦文扬、曾丽：《蝴蝶妈妈的丝绸》，《中国民族》2014年第1期。即在苗族的观念中，“蝶”与“蚕蛾”是一样的。《苗族史诗》“十二个蛋”一节中可以确认这种观念，“来看十二个蛋吧，看那古老的圆宝。蛾儿生蚕蛋，蛾儿生了它不抱，让给谁来抱？蛾儿生蚕蛋，生在构皮纸上，交给火坑抱。东去春来天气暖，一个个成了蚕宝宝。”(17)马学良、金旦：《苗族史诗》，第169、第155页。韦文扬认为，“蝴蝶图腾即是对蚕的崇拜”“蝴蝶图腾是苗族先民对蚕桑这一卵生变态生命形式的崇拜结果，是苗族的生命图腾”。①

但是，“蚕娥”(蝴蝶)与“枫香树”又有什么关系呢？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六有如下记载。

广西枫叶初生，上多食叶之虫，似蚕而赤黑色。四月五月虫腹明如蚕之熟，横州人取之，以酽醋浸而擘取其丝，就醋中引之，一虫可得丝长六七尺，光明如煮成弓琴之弦，以之系弓刀纨扇，固且佳。(18)周去非：《岭外代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这记载了丝线的制作方法。据此得知，枫香树上长有与蚕类似的虫子，可取之得丝。该段落的“取”字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取”字表明人们是通过“采集”的方式，而非“家养”方式得到此虫。

而这种“蚕”其实是“枫蚕”。明田艺衡《留青日札摘抄·四时蚕》有如下记载。

广西横州有日枫蚕。枫叶始生，有虫食叶如蚕，赤黑色，四月熟。将吐丝，土人劈取其丝，光明如琴弦，海滨蟹人买作钓婿。

该种“枫蚕”的食叶植物种类很多，其中就有枫香树。此外，柞蚕、柳蚕等也以枫香树叶为食。而苗族也有种植“柞树”的习惯。《苗族史诗》“撒播种子”一节唱道：“还有弄基树，栽在山坳上，……麻栗和化香，栽山顶崖脚”。②“麻栗”即栎树，而栎树即为柞树。总之，在苗族的生活中，存在以枫香树叶为食的“蚕”，这找到了蚕与枫香树的连接点。

那么，该“枫蚕”是野蚕还是家蚕呢？这点《苗族古歌》和《苗族史诗》中很少提及，但是根据前面引用的“横州人取之”的行为，可推知这是野生的蚕。此外，也可以从与苗族同源异流的瑶族那里找到一些线索。惹波县瑶山瑶族乡、广西里湖瑶族乡，以及八评瑶族乡的白裤瑶的古歌、传说中都有“将寄生于枫木上的野蚕驯化为家蚕”的情节。(19)谭莉：《白裤瑶蚕丝文化的教育价值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第22页。这些都表明“蚕在家养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处于采集蚕茧的阶段。大概人类起初是吃蚕蛹，进而才利用蚕茧、制绵打线，最后才懂得缀丝”。(20)蒋猷龙、梁加龙：《中国少数民族蚕丝技术源流》，《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桑树几乎是白裤瑶人房屋周围必然会栽种的树木之一，然而受经济条件所限，绝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进行大面积栽种。因而在自家桑树难以供给之时，白裤瑶人往往会到河边或是山里去采摘野桑。(21)温慧舒：《基于贵州白裤瑶“蚕丝文化”田野调查的影视人类学阐释》，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1年，第31页。可见，时至今日，贵州省的白裤瑶依然十分重视“蚕丝文化”，其文化中还保留有部分采集生计方式。

其实，苗族自古就是一个擅长养蚕的民族。这点也可以从其民族自称中看出。“蛮乃蠻的古字”“从糸，表示南方发明蚕织之术。然而因为是译音，所以有蛮、氓、蒙、苗等种种的互译”。(22)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14页。正是因为古代苗族人注意到了枫香树与蚕的密切关系，使得他们同时崇拜枫香树与蝶(蚕)，这也促进了苗族蚕织技术的发展。

根据以上的考察可以得知，《苗族古歌》中之所以唱及枫香树生出蝴蝶妈妈，这应该与蚕以枫香树叶为食的生活习性有关。不仅枫香树心可以生出蝴蝶妈妈，而且枫香树叶也可以孕育蝴蝶妈妈(蚕)。这体现出的应该是苗族曾经的采集生计方式。

当然，人们在采集生计方式下，除了采集桑叶、蚕蛹等外，还会采集植物的果实和种子。水源良好的山地、低地也是适合野生稻作生长的环境。古代苗族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的云梦泽地区。在该地域发现了湖南澧县八十垱和彭头山等古稻作遗址。“稻谷在形态上与野生稻差异不明显，表明这一地区的人类居住地周围广泛生长着野生稻，并逐步成为人工驯化和人工栽培的产物”。(23)姜国勇、祁建民、杨仁崔：《亚洲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1期。

另外，“普通野生稻自然变异体，这些早花变异体每年4-5月份即可抽穗开花，到9-12月第二次抽穗开花。这些早花变异体与野生型普通野生稻共同生长在同一区域，甚至同一居群中”。(24)李馥丽：《普通野生稻花期相关基因的筛选及功能分析》，硕士论文，中国农业科学院，2014年，第22页。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枫香树的花期特点，枫香花4月上旬开花，10月下旬果实成熟。所以，野生稻的抽穗开花期与枫香树的花期，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

再从蝴蝶的生活习性来看，“蝴蝶主要是靠取食植物长大，所以蝴蝶总是和植物共存共荣、同步进化的”，有些蝴蝶喜食稻叶，如“加害水稻的稻弄蝶的幼虫，常将稻叶粘在一起在连缀的包中取食，成为‘稻苞虫’”；稻眉眼蝶的幼虫，裸露取食稻叶，在山区稻田亦经常发生。蝴蝶的成虫“更有不少种类有饮水的习惯，常群集在山区小溪，或低湿的地面上”。(25)周尧：《中国蝴蝶原色图鉴大全》，洛阳: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2、8、20页。而野生稻生活在深水中，所以野生稻的生长环境和蝴蝶生长的环境基本一致，同时野生稻可以为蝴蝶提供食物。

蝴蝶喜食花粉或颜色鲜艳的花朵，而枫香树会分泌出带有芳香气味的枫香树脂，这会吸引成群的蝴蝶。另外，枫蚕1年1代，蛹在枝干、树皮缝隙等处的茧内越冬。3月上旬开始羽化，4月上、中旬为羽化盛期，5月下旬至6月上旬幼虫老熟，陆续结茧化蛹，至7月下旬全部化蛹完毕。

从时间上来看，在古代苗族的生活区域内，生长着大量的野生稻，枫香树与野生稻花期来临之时，正是蝴蝶出来采集花粉的旺盛时期，也是枫蚕的羽化盛期，二者具有很大的重合性，此时就有可能形成枫香树、蝴蝶、野生稻、蚕共生共存的景象。

综上所述，枫香树生长分布区才有蝴蝶妈妈崇拜现象。而枫香树崇拜和蝴蝶崇拜反映的是苗族采集生计方式。采集经济把蝴蝶、蚕、枫香树、野生稻等联系在一起，使它们共同融合于采集生计方式的大背景之下，这也是其自然和文化基础。

三、鸟与稻作农业

蝴蝶妈妈从枫树心中生出长大，外出择偶与“水泡”游方之后，生下十二个蛋，并孕育了苗族的始祖姜央。

来看妹榜留，古时老妈妈，怀十二个蛋，生十二个蛋，……

榜生十二蛋，留下十二宝，会生不会孵，会下不会抱，哪个替她孵？哪个帮她抱？

鹡宇替她孵，鹡宇帮她抱。(26)田兵、贵州省民间文学组：《苗族古歌》，第198-200、206-207、201页。

蝴蝶妈妈虽然生下十二个蛋，但却苦于孵不出，于是不得不找鹡宇帮忙。在鹡宇孵了整整十二年仍然孵不出时，鹡宇气得飞到半空中想要离开，这时姜央在蛋里叫道：“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飞，多抱一天生，多孵一夜出，丢了一天坏，放了一夜寡。死我一个人，死了不要紧，大家都要死，死绝一江略。”“鹡宇心肠好，她又回来孵，她又回来抱”。②

蝴蝶妈妈虽能产蛋却不会孵，而需要鹡宇鸟的帮助。事实上，从蝴蝶的繁殖方式来看，蝴蝶的卵并不需要孵化，其幼虫用牙齿咬破卵壳便可。很显然，《苗族古歌》的记载和现实中的蝶有很大出入。在孵化蝴蝶卵的过程中，本来不需要鸟的参与，蝴蝶就可以独立完成生蛋和孵化的全过程，但是在《苗族古歌》中却要添加鹡宇鸟帮助孵化的情节。

为什么《苗族古歌》中需要加入鸟帮助孵化蛋的故事情节呢？鸟在孵蛋中又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和地位呢？在《苗族古歌》中，鸟果真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吗？在这一神话中的生蛋与孵蛋环节中，蝴蝶负责生蛋，鹡宇鸟负责孵蛋。很显然，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蝴蝶，鹡宇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当然，没有鹡宇的帮助，也孵化不出苗族的始祖。苗族的始祖是在蝴蝶(蝶)与鹡宇(鸟)的通力合作之下才顺利孵出。所以说，鹡宇鸟在孵化出苗族始祖过程中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并不是可有可无。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苗族古歌》中也把鹡宇视为“妈妈”。但是，在现行的苗族民俗活动中，尽管“蝶”与“鸟”大多数情况下会一起出现于刺绣、蜡染中，但二者在苗族观念中的地位并非完全等同。如，在具有宗教意义的百鸟衣上有蝴蝶和鹡宇鸟的结合体，甚至还有鹡宇鸟变成蝴蝶翅膀的图案。也就是说，这里仍然是以蝴蝶为主体，鹡宇鸟变成蝴蝶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蝴蝶变成鹡宇鸟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蝴蝶”从枫树心中生出，然后蝴蝶生出苗族始祖成为苗族的蝴蝶妈妈，而不是“鸟”从枫树心生出，然后生出苗族始祖。从枫香树的生成部位来看，树心是整棵枫香树最神圣的部分，故树心生成的蝴蝶比树梢生成的鹡宇更为重要。

再者，苗族有专门祭祀蝴蝶妈妈的鼓藏节等，但却少见专门祭祀鹡宇鸟的民俗活动。再进一步结合苗族“蝴蝶祖母族”的自称，应该可以看出，在苗族的深层文化中，更为重要的是蝴蝶崇拜。蝴蝶崇拜是其自身族属的象征与标志，蝴蝶崇拜的时间有可能早于以鹡宇鸟为代表的鸟崇拜。

此外，根据《苗族古歌》的内容，还可以得知鹡宇愿意帮助蝴蝶孵蛋的原因。

鹡宇与妹榜，鹡宇和妹留，好比两条河，各在一边流，不共一个爹，不同一个妈，为了哪样事，鹡宇替她孵？鹡宇帮她抱？

香两老婆婆，砍到枫香树，树心生榜留，树梢变鹡宇，亲从这里起。②

蝴蝶妈妈与鹡宇虽然不是同一个爹妈生，但都是从同一棵枫香树生出，从此有了亲缘关系。“好比两条河，各在一边流”，这种地理位置的描述和亲缘关系，至少暗示出蝴蝶与鹡宇处在相同的生活环境，即都是生活在枫香树生长的区域范围内，故二者才能从枫香树上生出。

很多学者证过，中国的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古苗越族群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从古稻作遗址看，“长江中游是稻作文化的发祥地，从长江中游传到长江下游，花了2000～4000年的时间。其中随着稻作的传播，长江中游的许多苗人肯定迁移到长江中游”。(27)李国栋：《苗族、越族与日本倭人》，贵州省苗学会、贵州省民族学会、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苗学研究(五)》，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9页。而对稻作农业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太阳和水。在古代苗族所处的地域内，河流众多，雨水充沛，对太阳的渴望尤其强烈。太阳信仰又与鸟崇拜有关，从考古来看太阳崇拜和鸟崇拜几乎是融为一体的，这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负日”等牙雕中清晰可见，双鸟负日的思维“表明太阳的日出日落的循环往复,以及稻作民对永恒生命的渴望。”(28)杨敬娜：《解析河姆渡遗址双鸟负日中“双鸟”的文化意涵》，《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如前所述，蝴蝶妈妈的崇拜与采集生计方式息息相关。而《苗族古歌》特意在“创世神话”孵化十二个蛋情节中，增加“鸟”帮助孵蛋的环节，应该是发现原有的“蝴蝶崇拜”与“枫香树崇拜”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生计方式——发展稻作农业的要求。特别是，古代苗族为了顺利发展和向周边推广稻作农业，就必须在原有的象征采集经济的文化元素中添加入新的文化要素“鸟”(太阳)，这样才可以促进稻作的丰收与持续发展。古代苗族面对这种迫切的现实需要，增加“鸟”帮助孵化的情节。

那么，古代苗族在稻作文化下的鸟崇拜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李国栋等人根据汤家岗遗址6600年至6000年前的墓葬M41出土的第一件和第三件白陶盘腹外侧都出现蝴蝶纹样，尤其是第三件的蝴蝶纹，蝴蝶双翅中还各含一个鸟头，将其称为“蝴蝶鸟翅纹”，并指出“蝴蝶鸟翅纹”使我们知晓汤家岗先民已有蝴蝶信仰和鸟信仰，这应该就是苗族创世神话中出现的蝴蝶妈妈和鹡宇鸟的文化源头。并且，6000年前枫香树信仰统合了蝴蝶信仰和鹡宇鸟信仰。(29)李国栋、程海芸：《蚩尤身份考证》，《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也就是古代苗族在原有的蝴蝶信仰中加入外来的鸟信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结合稻作考古可以得知这个时间是可信的。在安乡汤家岗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6粒大溪文化时代的炭化米和半粒炭化稻，检测其中比较完整的4粒炭化米，检测结果发现3粒是栽培稻，1粒是野生稻。(3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乡汤家岗: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02页。可见，栽培稻的比重已经超过了野生稻，那么古代苗族在此时就有可能从野生稻阶段发展过渡到栽培稻阶段，同时逐渐向周边推广稻作。所以，古代苗族在这个过渡阶段，为了适应新型生计方式——稻作农业的发展，以及更好地向周边普及稻作，给稻作生长注入了新的能量来源——太阳(鸟)。

在稻作农业生计方式中，为什么又把蝴蝶崇拜与枫香树崇拜同时保留了下来呢？一方面，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依靠古歌等方式把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蝴蝶崇拜和枫香树崇拜反映了苗族对原始生活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蝴蝶崇拜与枫香树崇拜，可以融合于稻作文化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稻作农业与采集农业并不是不可以统一，二者可以同时并存。从今日苗族的稻作生计方式中，仍然可以看到采集经济的遗存。“摘刀”与普通镰刀不同，它只用于摘取糯稻的稻穗，带有明显的“采集”特点。(31)李国栋、赵敏：《从苗语稻音“na”看稻作的起源与传播》，《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其次，上文已经说明，有些蝴蝶以稻叶为食，有些蝴蝶也以具有芳香物质的枫香花粉为食，而且枫香花期与稻花期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在变化的时间与历史中，这些动植物的习性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可见，蝴蝶、枫香、稻在自然特性方面仍有相通性。

再者，进入稻作农耕后，蝴蝶崇拜和枫香树崇拜均很好地融合到稻作文化中。枫香树成为苗族的“祖树”和守护苗族村寨的“保寨树”，这点恰如苗族古歌中所唱的“枫树太淘气，喜欢栽哪里？栽在村子边，种在寨子旁，村边有个井，寨边有个塘，枝叶护村寨，树根保鱼塘”。(32)田兵、贵州省民间文学组：《苗族古歌》，第166页。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以贵州省黔东南地区流行的《苗族古歌》为主要资料，讨论枫香树、蝴蝶与苗族的关系，蝴蝶、枫香树与采集经济的关系，鸟与稻作农业的关系这三大问题，并得出以下结论。

古歌中枫香树的树心生出苗族的“蝴蝶妈妈”的情节，表明了“枫树心”的神圣性。这实质反映的是苗族对中空型事物的崇拜。枫香树崇拜和蝴蝶崇拜反映的是苗族采集生计方式。采集经济把蝴蝶、蚕、枫香树、野生稻等联系在一起。而在苗族创造并发展了稻作农业之后，由于太阳对稻作农业而言必不可少，所以为了顺利发展和壮大稻作农业，就必须在原有的象征采集经济的文化符号中添加入新的文化要素“鸟”(太阳)。

总之，《苗族古歌》中之所以要穿插蝴蝶生蛋却不会孵蛋，以及需要外来的鸟孵蛋的情节，折射出了古代苗族生计方式的变化和发展，这便是古代苗族较早地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而且，这也再次说明了苗族是我国较早进行稻作农业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稻作文化传统。同时，这还反映出在稻作农业中太阳、鸟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及稻作文化中有着浓厚的太阳信仰和鸟信仰。由此可见，《苗族古歌》不仅可以作为口传文学，还可以作为研究苗族生计方式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文献史料，应该更加重视对《苗族古歌》的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