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会不见,有人就会有诗

2020-01-17 05:01:34 环球时报 2020-01-17

本报记者 张妮

“对不起,我要请你稍微大一点声音,我的右耳或者左耳绝对是退化了。”76岁的席慕蓉(图①)毫不讳言自己的衰老,当然,也并不喜欢衰老。新书《我为记忆命名》(图②)中的第一篇日记,是她16岁在台北写下的:“还记得初二寒假,张老师送了我一本日记,那时还在头一页写什么‘长大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多么幼稚。也许要到我有一天老了的时候,翻开这两本日记,该怎样好笑呢?”记者读到这,这位影响几代人的蒙古族台湾诗人突然哽咽。她把眼镜微微下拉,用手指擦掉眼泪。“你看,现在就老了。我之前听一位100岁的先生做演讲。他说,100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

席慕蓉抱怨自己太没出息,还没开始采访就先哭了一鼻子,但她很快调整情绪切换话题,“我已经有一个关节是人工关节。朋友说,换一块马蹄铁,我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几年”。20年前,席慕蓉就为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创作歌词。如今,席慕蓉更放下“狠话”:为自己写散文到此为止。言外之意,从此只为自己的蒙古族群和文化创作。这时记者似乎才明白新书封面那幅画的含义。那是席慕蓉自己的作品:皎洁的月光下,一匹白马在草原上自由地奔跑,寻找着自己的方向。

写日记,为了不要忘记现在

环球时报:为什么会有《我为记忆命名》这样一本“日记体”回顾之书?

席慕蓉:我上初中时,要随父母举家从香港搬到台湾。临走前我对自己说:你要去换一种新生活了,不要忘记现在,要把它记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写日记了。到了台湾,作为一个新来的插班生,我没有朋友,日记就变成了我的朋友。后来再大一点,我就开始在日记里写诗。其实,我的日记本都是母亲帮我留的。我的两个姐姐先出国,母亲已经养成一个习惯,给每个孩子准备一个书篮,把那些不方便带出国又舍不得扔掉的东西放在里面收好。我去比利时留学前,就把几个日记本放在里面,6年后从比利时回来,母亲就原封不动地把日记本给了我。

写这本书是源于2014年我在母亲的家乡内蒙古克什克腾草原参加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并得以了解到更多关于外祖父的故事,于是试着为外祖父写生平记述。之后还想写父亲。于是,我把日记一本本地翻开、摘录,选着选着,就发现它有点像一册回顾的“日记书”了。我给记忆命名,或许,它们就会有了归属,有了顾盼,有了呼应。

环球时报:现在很多孩子都迷恋手机、网络游戏,诗会不会和现在的孩子渐行渐远?

席慕蓉:叶嘉莹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写诗和读诗是生命的本能。在网络时代,不需要编辑同意就可以自己发表,没有比这再好的了。这时纸本反而变成弱势,脸书上就有很多诗。所以你放心,诗不会不见,有人就会有诗。

“席慕蓉热”曾让我害怕

环球时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您的抒情诗曾在海峡两岸掀起“席慕蓉热”。这给您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

席慕蓉:对畅销这件事,我觉得很温暖,有这么多人喜欢我的诗。可是畅销所带来的一些事,也让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知道这个盛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也可以拿走,是不可靠的,不能把它当真。有人劝我说,你的诗畅销到这个程度,你可以辞职,不用去教书了。我心想为什么?教书对我不是负担,跟年轻的学生在一起是我喜欢的,是我的本意。而写诗从年轻到现在都是我的兴趣,我喜欢它,我想要写。但当我出版到第三本诗集时,我不想再出书了。我想让自己安静下来,努力躲开一些东西。之后的12年,我写了一些诗和散文,但一直没有出版。当我再次出版诗集,把12年里写的诗放到一起时,我才明白,我还是要写诗,因为它就是我。我何必因为其他事的影响,把这个我消灭掉?我不需要消灭自己,只需要保持自己。

环球时报:您觉得席慕蓉诗集畅销的原因是什么?

席慕蓉: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我看不起自己写的东西,我对自己的诗很珍惜。至于说它为什么受欢迎,我不知道,也许我知道,但如果我要回答的话,也不算数。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席慕蓉研讨会,会上有一名学者认为我的诗集畅销是因为包装好。我说,我本人就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诗集没有包装,第一本诗集《七里香》的封面是我自己画的,画得很难看,也没有召开记者会,你们为什么不问问我呢?结果那位学者说,作者本人说的话不算数。我当时就明白了,原来如此,我就放轻松了。所以,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诗集畅销是因为画了美丽的插图之类,我都没有意见。

爱情不能用一句话来解释

环球时报:您的情诗打动了很多人。您的爱情观是什么?

席慕蓉:爱情不能用一句话来解释,不能只有一个例子。我写的只是自己的感动,爱情没有一定的规则。我在一本日记里写过,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说,他的老师爱上一个女子,那个女子对他的老师并未给予同等回报,学者就认为他的老师什么都没得到,并用不是很好听的形容词来形容那个女子。我想,如果你真的像那位老师一样好好地爱上了一个人,并不是一定要求那个人回报的。就算那个人不爱你,你还是得到了爱情里的某一部分。如果你们很相爱,后来那个人辜负了你,你也曾好好地爱上过一个人,它不算爱吗?还是啊。

我只是翻译者,草原才是原文

环球时报:为什么您近几年很少写抒情诗,而是将更多精力投入写原乡蒙古的诗歌和散文?

席慕蓉:我在台湾上初二之前,一直不觉得蒙古人跟汉人有什么不同,我跟身边的朋友都相处得很好。但初二那年,我的地理老师在讲到蒙古人时,那些排斥和歧视的话伤了我的心。我问到一些在台湾长大的蒙古孩子,他们都是在那一堂课突然发现,原来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会有这样的排他心和歧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同一名师范大学的老师在教地理系的学生,而一届一届学生都到中学教书,每个人讲到这堂课时,都会用那名老师的话来讲给全班。那名老师绝对没有去过蒙古高原,也绝对没有研究过游牧文化,他也是听来的。所以,教育这件事,可以变得可亲可善,也可以变得很恐怖。后来我想,如果一名老师可以影响到整个台湾那个年代的教育,那么一个人写一本书是不是也可能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我从2010年开始发表蒙古英雄叙事诗。

环球时报:从30年前第一次回蒙古到现在,您对蒙古文化如何理解?

席慕蓉:我离蒙古文化的核心还太远,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了解。但我还是发现,游牧文明是最早的珍惜大自然的文明。它崇尚万物有灵,众生平等,它的一切都是和大自然和谐的。这些都是草原上的牧民告诉我的。我现在所写的东西都只是翻译,你要看原文,就要站在这块土地上,它就是原文。

现代文明对游牧民族有很多帮助,比如运输工具的发展、医疗进步、远距离通讯、小孩子可以就近读书。只要能帮助牧民生活得更好,现代文明就和游牧族群之间没有冲突。但如果现代文明意味着一定要让牧民搬进楼房,那就很可恶了。现代文明不是只有看得见的楼房,大片草原也属于现代文明。在那片有生产力的草原上,牧民同样可以享受劳动后的成就感和生存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