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教育思想浅析

张梦彤

张之洞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在长期兴学、办校、推广新学的实践活动中，张之洞形成了独具特色、意义深远的教育思想，如经世致用;革故鼎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教育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启迪意义。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张之洞生于贵州兴义府，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从小饱读诗书，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研读儒家经典，二十七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之一，是请流派首领，他不仅在政治和实业两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而且也在清末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张之洞十分注重教育，站立朝堂的40多年中，他一直认为兴学育才是立国自强的首位。他经常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在教育立国思想的指导下，他将一生中巨大的精力投入到兴学育才中，为清末教育事业做出突出的贡献。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对张之洞在清末教育事业中所做的贡献大加赞赏，盛赞他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张之洞在长期兴学育才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内容丰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教育思想。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特征鲜明。

1 经世致用

张之洞自幼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接受严格的正统儒家教育，学的是儒家经典，读的是宋明理学。长期的儒学教育为张之洞儒家内圣外王、经世致用观念打下基础。他自由研习儒家经典，十四岁的时候中状元，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七岁金榜题名高中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按部就班的读书参加科舉考试入朝为官走入朝堂成为国之重臣。但是张之洞对当时的科举制度颇有不满。

张之洞通过科举入仕之后，提出自己的主张“经世致用”。他认为读书人要“经世致用”要“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蝤轩语》）。张之洞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对教育的目的和标准进行阐述，认为通晓儒家经典是必要的基础。同时也必须经世致用，注重实学。他称不通、文墨愚昧无知、见识短浅、不谙实务的人为“俗吏”与“陋儒”，认为“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蝤轩语》）十分厌恶。张之洞认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认为读书是为了将知识用于实践中“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而不仅仅是考取功名的筹码：“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亦不劳读书矣。使者谆谆劝诸生读书，意在使全蜀士林美质，悉造成材，上者效用于国家，其次亦不失为端人雅士，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读书只为科举的人被张之洞厌恶的称为“书蠹”。

2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提出的最主要的教育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称作“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在他的代表作《劝学篇》中对这一教育思想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 中国史事、政书、地理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洋务运动也围绕着这一思想展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中学为体”，是说教育首先要传授经史之学，他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经史之学是诸学问的根基，然后再学习西学中对中国有用的东西，来补足中学的不足。他认为，中学在我国读书人心中“固其根柢， 端其识趣”，是有必要深入学习的。中国人如果不能精通中学，就像“无姓之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若不通中学，则西学学得越多，其害越深，是万万不可取的。所以张之洞所说的“西学为用”，指的是以儒家提倡的忠孝思想、经史之学为基础的前提下，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政”、“西艺”，举办洋务新政。张之洞认为“西政”、“西艺”确有其意义，对富国强兵有作用，“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值得学习。对顽固派将“西政”、“西艺”贬斥为奇技淫巧、异端邪行并不认同。但是所学习的西学必须对中国有益且不能有损圣人之道。张之洞认为在“中学”和“西学”间是存在先后关系的“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同时存在主次关系的，在张之洞眼中，“中学”和“西学”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只通“西学”不晓“中学”不如根本不通晓“西学”，是危害极大。

张之洞为配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专门制定了一套教学计划：“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比五年以后，博观深造，任自为之。”用这个计划来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付诸实践。

3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张之洞把握当时的时局发展，敏锐地察觉到仅靠传统旧式教育不能满足自强求富的需求。想要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就需要改革、废除科举制度。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之前虽然想要革旧教育制度，但是想法零散，没有形成系统。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使得张之洞无比将震惊，也让张之洞感受到改革教育制度的紧迫和必要，他开始仔细研读李提摩太的文章。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一年上书《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广设学堂，并采纳了李提摩太的一些想法。为了改革能够顺利推行，张之洞考虑到科举考试在我国的悠久历史和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在《吁请修备储才折》并没有对科举直接的批评。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才列举科举考试的弊病，提倡“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但是他对废除科举制度依旧十分谨慎，并没有直接提出。仅仅是提出了“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的要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之洞创立了很多新式学堂。比如湖北省，当时所兴办的各种新式学堂多达3700所以上，拥有在校学生人数有12万多，其发展规模之大，在全国可谓首屈一指。更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敏锐的直觉，他将学堂有国内办到国外，如中国历史上利用外国资源发展教育事业的先例湖北驻日本东京铁路学堂。随着新式学堂不断创办，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不断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扩散。通过对比西方教育经验，张之洞对科举、学堂有了更深层次的看法：“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就易。”张之洞不主张直接取消科举考试，而是循序渐进，采用递减员额的方法，慢慢使科举衰亡，“从下届丙午（1906）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同张之洞的考虑精细，其用心良苦。即便如此，革新依旧进展不顺。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张之洞与袁世凯联合奏请废除科举制，广兴新式之学。其奏云：“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清政府颁布法令，向全国公开宣布“自丙午（1906） 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我国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选官制度——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