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给外卖骑手递了把刀?

2020-01-17 08:47浪鹰
看天下 2020年1期
关键词:差评骑手美团

临近2019年年底,外卖小哥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12月22日,有网友在微博曝料称,一位武汉的美团外卖配送员在武汉佰港城超市持刀杀人,原因可能是因为一个差评。随后,以#外卖员疑因差评持刀伤人#为标签的消息四处传播。当日下午,武汉市洪山区公安分局发布通报称,嫌疑人已被控制,系外卖配送员,与商场员工发生口角后将其刺倒,受伤男子已无生命体征。

吃瓜群众迅速站成两队:一拨人同情外卖小哥,甚至呼吁取消压榨外卖小哥的差评机制;一拨人认为外卖小哥承担的压力不应该成为杀人借口,那位已然去世的男子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为什么没有人同情?

12月23日11时,美团外卖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经配合警方调查后台,此订单商户用户都没有差评信息,也没有投诉电话记录。

悲剧已然酿成。不管是网友热议的“差评”,还是口角,真相等待警方公布。不过,对信奉增长理论,追求“送啥都快”,拥有370万庞大骑手群体的美团而言,真正值得追问的是, “差评”机制到底有没有错?到底是什么埋下悲剧根源的种子?是“降本增效”下的内部利益分配不公,还是资本裹挟下,一味追求速度规模的运营机制?

“难以承受压力的骑手”

“很多骑手都还在讨论,很害怕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出现在自己身上。”12月23日晚,美团外卖骑手周伟(化名)对记者说,“虽然不知道具体行凶原因,长期心理压力过大却是骑手公认的。”

“很多骑手心理压力,其实已经很大,甚至难以承受了。”周伟开门见山地表示,这样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团平台方,“简单来说就是管理人员对骑手根本不关心,而且也不太负责,只知道用罚款的高压管理方式。”

2018年,周伟成为一名美团外卖专送骑手。根据周伟介绍,美团骑手分全职与兼职两类,兼职骑手收入一般是完成一单得到一单收益,还有冲单奖励,以此鼓励多劳多得;专职骑手收入由保底工资、送单数量、冲单奖励三部分组成,相当于美团员工,收入相比兼职更高,但需要全勤上班,且差评需要赔付较大金额的罚款。

“目前我所在城市,每单收入5元多不到6元,新骑手稍高接近6元。”因为没有赶上美团大肆补贴外卖的那波红利,周伟现在虽然是全职专送,但在这个西部二线城市,每天跑10个小时以上,收入4000-5000元,在所在城市收入中,算中档偏下水平,“最多时也才7000-8000元,因为来自特殊天气的补贴都已经很少了。”

周伟说,“美团骑手月薪上万,这已是过去的传说”——今年1月,美团公布的《2018年美团骑手外卖就业报告》同样证实了这一点:2018年一共有270多万名骑手在美团外卖上取得收入,只有29%的骑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

“收入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公司一些管理和做法让我寒心。”周伟称,这不仅是目前讨论沸沸扬扬的差评问题,还有对员工心理、情绪上人文关怀的缺失。根据相关机制,美团外卖平台上无论发生超时、投诉、差评,骑手都要被罚款。此前,也发生过多次因差评骑手对消费者“不客气”的事件,因此美团外卖小哥杀人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才会“顺理成章”地进行了“差评杀人”的联想。

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

对于差评,周伟最不满的是美团平台缺乏骑手端的申诉渠道——只要是任何针对骑手的超时、投诉、差评等问题,就直接扣10元,骑手没有任何理由和渠道可以进行申诉。但事实上,外卖配送迟到原因有很多,例如道路拥堵、商家延误、恶劣天气、路途过长等客观因素,都可能导致一个骑手最终不能按时到达。

“至少在我们骑手端,看不到任何可以申诉的渠道。”周伟表示,有几次,有客户没有任何原因给了差评,气不过后自己找领导反映,领导要求他拿出证据来:“问题是,美团本身没有针对差评的申诉渠道,我们又怎么拿出证据?”

相对兼职骑手,专职骑手容易被罚款的另一个地方来自“物流责任”。所谓物流责任,是指顾客下单商家接单之后,在骑手配送过程中被取消订单。“每单对骑手罚款500元。”周伟表示,“兼职骑手没有物流责任,一般说的差评高额赔付,都是指的专职骑手。”

事实上,时间与空间的挤压很容易造成心理焦虑。与其他快递不同,外卖配送员配送的黄金时间无非早、中、晚三餐的1-2个小时,时间被挤压,自然造成外卖配送员的焦虑心情。“更重要的是,长期压力积累之下,没有任何心理疏导。”周伟对此的说法是,“对高速发展的美团来说,根本、也无法照顾到几百万的外卖骑手情绪。”

保持成长,其他的都不用理会

增长理论,是美团创始人王兴信奉的企业文化。增长理论最关键的就是快——“对创业公司来讲,发展速度、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王兴曾引用硅谷名言:Keep growing,fuck everything else(保持成长,其他的都不用理会)。

对速度崇拜这一点,从美团外卖“送啥都快”广告语可见一斑。这表明美团将准点率、快速到达作为抢夺市场最大杀招,尽管这背后,有时却是超速、占道行驶、疲劳送餐等交通隐患。

“速度”对美团的发展至关重要。有业内人士认为,从早期团购到外卖、酒旅、出行、生鲜等场景,美团都是用速度开道,然后以高频打低频模式,以无边界形式拉高美团市值的天花板——美团在2019年股价上涨一倍,市值近6000亿港元,成为中国互聯网第三大的公司,正是得益于此。

外卖配送俨然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项基础设施。但相应地,作为基础设施的供应商,外卖平台对服务承接者的把控是否足够充分?

在外卖业务中,这种快被直接转嫁给骑手。一位美团骑手在一篇“美团速度”的帖子中如此描述:“接了一个单59分钟跑了18公里,去除打开导航、等红绿灯、堵车时间,时速应该在60KM以上,恨不得把电动车当飞机来开。”

新华社一篇最新报道中,对美团骑手的速度极致追求同样有相关描述。“干得多,得的多,成了美团某骑手牢记的座右铭,他从此开始‘疯狂的奔跑。主动要求加班,主动参加值班,别人午休他在跑,别人休假他在跑……”表面来看,是因为骑手“干得多、得的多”,但背后和美团外卖最近两年频频更改的运营机制有关。

周伟称,美团外卖接单距离是按照直线来预估,这意味着,实际距离往往超出预估距离。此外,在2018年,美团外卖将原来抢单模式改为派单模式,这也让骑手无从拒绝——在派单模式中,专职骑手对订单没有选择自由,不论订单远近,都必须无条件接受。

“无论多远距离,骑手都不得不加快速度配送,因为按照美团规定,一旦超出配送时间,就意味着可能是用户的差评,以及来自平台的惩罚。”周伟称。雪上加霜的是,美团在2018年还将原来的30分钟配送时间,缩短到28分钟之内——从上述两个改变来看,也就不难理解在车流中不顾生命危险疯狂穿梭的黄色骑手。

知名评论人士“谢璞笔记”称,武汉骑手行凶事件,应该与美团公司高压式管理有关。然而,美团高管也曾无奈地表示,“没有高压,哪里来的上千万单准时送达?”

不过,美团更改运营机制背后,真的只是为了消费者体验吗?对此有业内人士就表示,把差评、投诉和罚款深度绑定,一方面能够对骑手形成威慑力,还能够通过这个高压举措,变相节省配送成本,实现收入“开源”。另一方面,降低每单外卖配送单价、将抢单模式改为派单模式等种种举措,是为了实现美团成本的“节流”。

用“开源节流”方式去“降本增效”,从美团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数据上也侧面证明了这一点:餐饮外卖作为美团的基本盘,美团在2019年第三季度送出25亿外卖订单,其餐饮外卖收入占总营收56.7%,成交总额从2018年800亿增长至1119亿,客单价从2018年的44.44元增长至44.76元。每一笔外卖,美团从2018年赚6.20元增长至6.24元,多赚4分钱的同时,销售成本从2018年5.16降低至5.04元。

在美团外卖的业务模式中,销售成本主要用于骑手收入。美团每一单少给快递小哥一毛两分钱,25亿订单积少成多,一个季度美团公司多赚3亿元。

挣钱是我的,出事我没责任

在美团的“增长理论”下,外卖骑手在这两年经历着压力不断加强的过程。据科技烩整理的一篇文章显示,早在2018年就有网友曝料,美团外卖私下修改公里数。明明超出一公里的订单,却被美团改为一公里,导致骑手们的配送时间更加紧张。

美团享受着外卖骑手带来的“荣光”,却不愿为外卖骑手的意外付责任。目前,暂不知道武汉持刀杀人的外卖骑手与美团的劳动关系如何。兼职派送员如果出事故,因为没有劳务关系,无法找美团索赔,美团只提供保险服务。

而事实上,即使是全职外卖骑手出现事故,认定平台责任也极为困难。因为与他们签订合同的主体也不是美团等平台,而是第三方物流公司。这样做的好处是可削减外卖平台自身的人力成本,降低风险。

据《人民法院报》报道,2018年4月23日,骑手杨某穿戴“饿了么”工作服及头盔,骑乘该平台的配送电动自行车,在送餐途中与行人郭某相撞致其受伤。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配送外包公司与骑手之间名义上是合伙关系,而实际应是雇佣关系,故判决配送外包公司赔偿原告郭某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的诉讼中,即使杨某身着“饿了么”制服,但由于杨某属于第三方外包配送公司,其使用标志的权利也来自后者,因此“饿了么”依然无需承担责任。

裁判文书网上,与外卖骑手相关的交通事故中,外卖骑手自身负主要责任的占大多数,但在案件审理时,赔付伤者的主体往往互相推诿。外卖行业牵涉主体较多,法律不明晰以及监管缺位等因素,导致伤者救济面临较大困难。

就此次武汉外卖骑手伤人事件而言,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个事情涉及其实是刑事犯罪。关于平台有没有责任,要看美团平台和骑手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如果采用外包模式的话,平台和这个骑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和劳务合同关系。”

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商家和消费者来讲的话,美团提供的是一个信息服务平台。如果双方发生争执,甚至到动手、暴力的程度,刑事问题是由公安机关的介入追究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平台应该没有什么责任。”赵占领律师表示。

在本次事件中,美团似乎可以完美地置身于事外。但事实上,在骑手的准入审核上,平台应该肩负起责任。

2019年5月,出于口碑维护、食品安全等原因,不少外卖配送平台都宣称,“骑手应办理健康证”。但事实上,网上轻易就可以找到假健康证办理链接,仅30元就可以获得P图完成的假健康证。不少外卖平台对骑手健康证的审核也“网开一面”,甚至还有外卖站点帮助骑手开通所谓健康证办理“绿色通道”,不用體检就能快速完成健康证办理。

目前,外卖骑手来源把控会根据平台的松紧程度呈现不同的结果,但更大层面上,是外卖整个产业的标准化问题。只要是外卖平台代理商模式或是外包存在,这种以假乱真就有了生长的土壤。

当然,美团也并非什么都没做。2019年10月,美团成立美团大学,在中国职业标准化程度整体较低的情况下,试图为服务行业和服务人员技能制定标准。但对一线服务从业者来说,巨头们场景扩充的速度远快于职业培训标准建立的速度,从建立标准到实现标准的认定,仍需很长时间来验证。这也意味着,外卖骑手这一职业所需要的更具体的技能与健康要求标准,在很长时间内会维持现状。

警钟

虽然压力不是行凶的借口,可如果无视一次又一次的警钟,仍然通过对骑手的压榨来换取商业利益,这种悲剧难免会再次发生。

外卖骑手压力有多大?数据来源:美团平台数据

就在外卖小哥杀人事件发生的前几天,12月18日,美团外卖产业大会上,美团副总裁兼美团研究院院长来有为透露称,2019年从美团获得收入的外卖小哥有370万。悲剧发生之后,这数百万的美团外卖骑手,其高压心理,甚至部分的精神异常,能否得到来自平台的重视?

结果可能不容乐观。

2019年,美团第三季度餐饮外卖业务的营业收入达156亿元,同比增长39.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三季度餐饮外卖收入仍在增长,但通过财报,不难发现该业务同比增速在逐渐下滑。

这种下滑趋势并非是偶发性的。一是来自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二是整个行业发展增速也在减缓。对于美团的未来而言,想要获得新的市场份额,只会越来越难。

这是美团不能接受的。从2018年开始,美团上调商家佣金。到了2019年,美团继续上调商家佣金,一些优惠活动也需要商家让利一部分,但想要改善增速趋缓,难度却越来越大。

作为商家和用户的中间商,向商家收取佣金是美团四大营收渠道中的核心——2019年三季度,美团毛利率的提高本质上是佣金收入的不断增加,佣金收入占总收入67.6%,达到185.7亿。

难处在于,如果不断提高佣金,不仅会遭到大量平台商家的激烈反对,也并非长久之计。因此,在2019年三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中,王兴表示,美团外卖已经成为市场第一的品牌,但还需要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块的未来投入相对会逐渐放低,也会不断提升骑手的效率。

这意味着,“降本增效”、“速度至上”仍是美团外卖业务未来发展主要方向。对骑手而言,需要更好的服务态度、更快的配送时长、更标准化的操作流程——至于是否有心理、人文关怀,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在整个事件中,人们真正需要审视的是,美团目前的“运营机制”是否合理,比如,把骑手责任、平台责任、商家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与不可抗力因素进行精细划分,做到既不纵容,也不冤枉骑手,而不是每次一刀切、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予骑手高额罚款。

此外,是否能从心理上、情绪上关怀善待这些员工?

无论在任何时代,生命都神圣不可侵犯,悲剧为我们敲响警钟。12月23日,美团外卖的官方声明称: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失去更令人痛心,我们责无旁贷,将承担责任、查找问题、全力改进。在随互联网诞生的这些新兴行业中,每一个崛起的巨头都是速度和效率的典范,而在资本裹挟下一味要求速度促成规模,也为今天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但愿,这次以生命为代价的事件中,“送啥都快”的美团,能慢一点,更慢一点,负起基础的准入把控责任,完善外卖骑手的审核机制和工作激励制度,不要让制度成为骑手失控的最后推手。唯有如此,也才可能让消费者“吃得更好,住得更好”。

● 资料来源:微信公众号锌刻度,作者:浪鹰;凤凰科技、界面新聞、虎嗅网、央广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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