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与赵简子史事研究

2020-01-18 00:24吕庙军
邯郸学院学报 2020年1期
关键词:赵简子晋国

吕庙军

(邯郸学院 文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清华简第7辑整理报告于2017年4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发布会,该辑所收《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4篇简文,对于研究春秋历史和思想提供了新材料。其中前 3篇简文主要与春秋晋国历史大事有关,尤其是公布的第3篇竹简《赵简子》亦受到不少学者关注。清华简《赵简子》共11支简,简长约41.6厘米,宽0.6厘米。除了第4、11支有些文字残缺而不易释读外,其他都清晰可读。原简无序号,清华简整理者根据内容和简背信息细心编联,将《赵简子》全篇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为范献子对赵简子的“进谏”(规诫);第二部分内容是赵简子与成鱄的问对[1]106。清华简《赵简子》的问世,为我们研究晋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赵国基业的开创者赵简子提供了难得契机。

赵简子作为赵国的重要奠基人,其历史事迹在《左传》《国语》《史记》《说苑》等传世文献中多有记载,这些文献对赵简子语言特征、思想倾向、人格品行的表现正好能与简文相互对照,可以印证或补证并丰富关于赵简子的历史和思想内容的研究。

一、清华简《赵简子》“范献子进谏曰”

清华简《赵简子》的问世,对研究春秋晋国历史和赵国历史文化的学者是一件非常欣喜的事情。正如清华简整理者所说,《赵简子》全篇由两部分组成,前为范献子对赵简子的进谏,后系赵简子与成鱄的问答。从语言体裁形式来看,前后两部分都是对话体,属于语类文献。前篇是范献子一人的进谏之言,没有赵简子的言论;后篇是以赵简子先问,成鱄然后后答的形式,无疑是一种问答体或问对形式。首先,我们结合简文内容对赵简子的历史信息进行分析,然后就其中若干历史疑问尝试探讨。为便于阅读,下文尽量用宽式径引简字,《赵简子》前篇释文如下:

其次,该段简文官职高的范献子向地位低的赵简子进行“进谏”,简文作者似乎用词不当。

众所周知,在晋国历史上,赵氏、范氏作为晋国六卿中的两个势力,是两股政治仇敌。李学勤先生在该辑整理报告发布会上也已明确指出,“从史料上可知,范献子、赵简子此二卿一贯不合,是著名的政坛冤家。范献子的规诫是何居心,就很值得玩味了。”[8]同样,其观点在已经出版的整理报告中说:“前一部分反映了范献子和赵简子这对政坛冤家之间的微妙关系。”[1]106但究竟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是何,李学勤先生并未明言。那么,范献子向自己的政敌的“进谏”究竟是何用意呢?为什么在晋国政治地位高的范献子要向地位较低的赵简子“进谏”呢?这是我们研究赵简子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赵平安、石小力两位学者认为:“很明显,简文所谓‘进谏’实为‘告诫’,实际上是范献子给赵简子上‘紧箍咒’……赵氏和范氏是政坛上的冤家,范献子对赵简子的进谏折射出二氏之间的微妙关系。”[8]此处使用“进谏”一般而言是政治地位低的人对政治地位高的人或下属向上级的谏议。而范献子明明地位比赵简子高,为何简文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却用“进谏”呢?私以为上述两位学者并未深刻揭示其中的真正原因。简文按照常理本该用“规诫”却偏偏用“进谏”。其中道理不应该仅从范献子的说话内容中抉微其旨,更应该从简文文本语言特点与春秋时期的史官思想观念着手分析,或许才能揭示其中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赵简子》该篇属于语类文献,既有作者或传抄者的陈述语言内容,又有直接引用或实录的谈话内容。简文文本形式上是“范献子进谏曰”,这属于史官或传抄者的陈述行文部分,使用“进谏”抑或“规诫”完全属于史官或传抄者遣词造句的事,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无疑,在这些史官或传抄者的心目中,赵简子的政治地位是应该高于范献子的地位的。故他们要使用“进谏”之辞。这就说明了该史官或传抄者的思想观念的偏向,他们是支持、拥护或站在赵简子该股势力一方来进行史学编纂或选择的。从众多春秋时期的语录文献的问对体来看,这些文本都有着某一方面确定的主旨,均反映着作者的看法或思想观念。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赵简子》的第一部分内容并非范献子进谏赵简子的原貌,而非常可能是后来的史官或传抄者为了一定的政治教化目的而重新编撰了晋国保存的档案材料,形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子。

简文使用“范献子进谏”而不用“规诫”,真实暴露了简文作者史官或者传抄者的政治思想倾向,他们认为赵简子才是这段对话的主角。虽然简文第一部分主要记载是范献子的“进谏”内容,他的话占据了该段的大部分内容,然而简文内容并不是要突出范献子多么的高明或地位多么的崇高,该段话的主体或主角仍是赵简子。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话,这篇简文大概是赵简子最后击败范氏、中行氏等势力之后或三家分晋以后编纂或改变的语录体文献。这时候赵简子成为四卿中或三家势力中最为强势的力量。这些代表赵氏势力的史官或传抄者在编撰或改编这些材料时,就有意识地掺入了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以表达他们是支持、拥护赵氏势力的。当然范氏被消灭之后,他们使用范献子向赵简子“进谏”则是对赵氏的肯定、赞扬,却又是对范氏势力的一种否定、反讽。这或许才是李学勤先生所说的“范献子与赵简子这对政坛冤家之间的微妙关系”的真实用意吧。

现在回过头来,再从传世文献中找出与《赵简子》第一部分内容相似或有关的范献子“进谏”的内容。这就是《国语》中收入的一篇“邮无正谏赵简子无杀尹铎”的对话。为了分析方便,兹不妨将两者摘引如下:

邮无正进,曰:“昔先主文子少衅于难,从姬氏于公宫,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开在位,有武德以羞为正卿,有温德以成其名誉,失赵氏之典刑,而去其师保,基于其身,以克复其所。及景子长于公宫,未及教训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业,无谤于国,顺德以学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训,重之以师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难。夫尹铎曰:‘思乐而喜,思难而惧,人之道也。委土可以为师保,吾何为不增?’是以修之,庶日可以鉴而鸠赵宗乎!若罚之,是罚善也。罚善必赏恶。臣何望矣!”简子说,曰:“微子,吾几不为人矣!”[9]468

范献子进谏曰:“昔吾子之将方少,如有讹,则非子之咎,师保之罪也。就吾子之将长,如有讹,则非子之咎,傅母之罪也。今吾子既为将军矣,如有讹,则非人之罪,将子之咎。子始造于善,则善人至,不善人退。子始造于不善,则不善人至,善人退。用由今以往,吾子将不可以不戒已!”

邮无正,即邮良伯乐,字伯乐,晋国大夫。邮无正向赵简子进言阻止杀死尹铎,他回顾了赵简子祖、父两代赵氏宗族基业来之不易。其中提到简子祖父赵文子具有孝、恭、武、温四德,通过个人的修养恢复了先人的德业。简子其父赵景子也没有受到师保的教诲而继承了先主的官爵,也能加强自身的修养来承受先人的德业。而到了赵简子继承了爵位,有祖父赵文子的常法,又有父亲赵景子的教诲,再加上师保的教养,同族父兄的指导,对以上均有所忽视从而遭受这场祸难。尹铎以壁垒为师保,就是意在使赵简子保持忧患意识引以为鉴戒从而安定赵氏宗族。

在《赵简子》第一部分范献子所谏内容中也从简子之“将方少……师保之罪”“之将长……傅母之罪”“既为上将军……非人之罪”三个阶段进行叙述,与《邮无正谏赵简子无杀尹铎》结构非常相似,只不过后者是以赵简子的祖、父及简子本人三个阶段陈述。最后,前者的落脚点在于突出尹铎修筑增高壁垒是为了赵氏宗族的安定,赵简子认识到赏善罚恶引导臣僚的重要性。后者则以任用善与不善、善人与不善人的关系,“子始造于善,则善人至,不善人退。子始造于不善,则不善人至,善人退。”警示赵简子深以为戒。两者所不同的是前者赵简子对范献子进谏的看法没有下文;后者则有赵简子对邮无正谏说的由衷感激——“微子,吾几不为人矣!”反映了赵简子受益之大。

可见,以上两段文字一为出土文献,一为传世文献,记载内容虽略有不同,但其基本结构和内容可以合观,从而弥补、丰富理解《赵简子》第一部分范献子“进谏”赵简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赵简子曾就用人用贤问题向多个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询问,显示了春秋末期面临着公族势弱,私门强大,卿大夫专政的政治形势。晋国正卿赵简子对用贤、政治得失、民心的关切,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新兴的地主政治势力的积极进取的朝气和活力,正与当时诸侯国国君的守旧、卑弱形成了明显对比。

赵简子是一位政治头脑清醒、开明的政治家。他不仅礼贤下士,知人善任,而且虚心学习,从谏如流,选贤任能;在遵守礼治的口号下,锐意改革,铸刑鼎,公布成文法,向实行法制迈出一大步。赵简子善于用人,如用阳虎、董安于、周舍等,都是不拘一格。多种文献记载赵简子对周舍情有独钟:

昔者周舍事赵简子,立赵简子之门三日三夜。简子使人出,问之曰“夫子将何以令我?”周舍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随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简子悦之,与处。居无几何而周舍死,简子厚葬之。三年之后,与诸大夫饮,酒酣,简子泣。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简之曰:“大夫反,无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众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昔纣昏昏而亡,武王谔谔而昌。自周舍之死后,吾未尝闻吾过也。故人君不闻其非,及闻而不改者亡,吾国其几于亡矣,是以泣也。”[10]1792

赵简子在晋国执政时非常渴望大臣们的直言进谏,时时勉励诸大夫以国家兴亡为重,像周舍之谔谔一样,改进国家治理的弊端。赵简子称誉周舍“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众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其礼贤下士、察纳谏言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和诚恳。赵简子真无愧于历史上一位从谏如流、勤政好问、礼贤下士的政治家、改革家。

二、清华简《赵简子》中“赵简子问于成鱄曰”

清华简《赵简子》竹简可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范献子进谏曰”前文已进行了详细探讨。下面来看《赵简子》第二部分“赵简子问于成鱄曰”。从前文分析可知,前者是范献子主动向赵简子“进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范献子与赵简子的主从关系、政治地位的高低。无论如何,简文作者是有意表达某种思想或政治倾向的。就竹简第一部分范献子表达的思想主旨来看,范献子在赵简子继承上军将的职位后,强调了赵简子今后要勇于担当政治责任,不可再借口师保、傅母之罪,一切行事对错都应该由个人负责,而不应该推诿他人。另外,还规诫赵简子要以身作则为善,善于任用善人而屏退不善人。《赵简子》第二部分相对第一部分内容就丰富多了,请看简文所述:

赵简子问于成鱄曰:“齐君失政,陈氏得之,敢问齐君失之奚由?陈氏得之奚由?”成剸答曰:“齐君失政,臣不得闻其所由,陈氏得之,臣亦不得闻其所由。抑昔之得之与失之,皆有由也。”赵简子曰:“其所由礼可闻也?”成剸答曰:“昔我先君献公是居,掌有二宅之室,以好士庶子,车甲外,六府盈,宫中六灶并六祀,然其得辅相周室,亦智者诸侯之谋。(简7、8)就吾先君襄公,亲冒甲胄,以治河济之间之乱。冬不裘,夏不帐箑,不食濡肉,宫中六灶并六祀,然则得辅相周室,兼霸诸侯。就吾先君平公,宫中三十里,驰马四百驷,奢其衣裳,饱其饮食,宫中三台,是乃侈已,然则失霸诸侯,不知周室……俭之侈……□侈之俭乎?”(简10、11)[1]106

简文中成鱄亦作成抟,是春秋末晋国大夫,关于其事迹言论记载也见诸其他史籍。竹简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是赵简子向成鱄询问齐君失政、陈氏得政的原因。可成鱄并没有正面回答赵简子的问题。于是,赵简子机灵将话锋一转,又问成鱄齐君和陈氏对礼的执行情况。成鱄于是将晋献公、晋襄公、晋平公时采用的礼义用度的侈俭不同,从而造成政治业绩兼霸诸侯和失霸诸侯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告晓赵简子,旨在使赵简子明白俭与侈关乎国家政治的得失的道理。这段简文是关于赵简子向成鱄询问国家政治得失的大道理的。

有趣的是,在刘向《说苑·说善》中也记载了赵简子向成鱄询问贤人的问题,其详如下:

赵简子问于成抟曰:“吾闻夫羊殖者,贤大夫也。是行奚然?”对曰:“臣抟不知也。”简子曰:“吾闻之,子与友亲;子而不知,何也?”抟曰:“其为人也数变,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过;其二十也,仁以喜义;其三十也,为晋中军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为边城将,远者复亲。今臣不见五年矣,恐其变,是以不敢知。”简子曰:“果贤大夫也,每变益上矣!”[11]503

赵简子向成抟询问羊殖是否贤大夫,经过成抟的一番回答,最后他慨叹羊殖为贤大夫,名副其实,每变益上。这段话不仅表明羊殖是一个日进的贤大夫,而且也暗示赵简子之臣成抟也是一个具有务实态度品质的诚信大夫。赵简子身边贤臣众多,故多能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到治国理政用人的良策。

上引两种文献“赵简子问于成鱄曰”都隐含着深刻的治国理政道理。前者对成鱄的解释,赵简子并未进行评论。后者赵简子在成鱄讲完之后,对羊殖进行了总结评价。这是两种对话体语类文献文本不同之处。总之,赵简子勤政好问,对询问的对象有时给予评论,有时则无文本交代。

《国语·晋语》中亦多载关于赵简子虚心问贤的故事,其中录有赵简子向其手下小臣壮驰兹的发问:

赵简子问于壮驰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壮驰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臣闻之:国家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及小人,又求贤人,吾是以贺。”[9]477

壮驰兹是春秋时晋国大夫,也是史籍上记载壮姓第一人。关于其历史事迹仅见于此。这一段话又是赵简子向壮驰兹问贤的一个佳例。赵简子的尚贤任能,求贤若渴的政治品格通过壮驰兹之口间接表达出来。赵简子担任晋国正卿不耻下问、求贤若渴的心理溢于言表。文字明面上是赵简子请教庄驰兹,实际上在称赞赵简子的治国理政的成功。刘向《说苑·说善》中还有一则关于赵简子向孔子著名弟子子贡的询问,这个故事早已脍炙人口,耳熟能详。其问对内容如下:

赵简子问子贡曰:“孔子为人何如?”子贡对曰:“赐不能识也。”简子不说曰:“夫子事孔子数十年,终业而去之,寡人问子,子曰‘不能识’,何也?”子贡曰:“赐譬渴者之饮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简子曰:“善哉,子贡之言也!”[12]

子贡为孔子得意弟子,端木赐,字子贡,春秋末年卫国人。赵简子不仅常常虚心问及手下小人物关于贤人的看法,而且也曾向子贡问有关孔子的为人的高见。可子贡的回答很微妙,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孔子的一个弟子,尽力向孔子最大程度地学习知识和做人,至于孔子的为人并非自己所能尽知,指出孔子的为人像江海一样的广阔无际。子贡以“孔子犹江海”给予孔子以高度评价,使赵简子对子贡之言连连称善。赵简子对贤人、圣人之倾慕如此用心,可见赵简子在治理晋国,开创赵氏基业是与其优秀的政治风格分不开的。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赵简子多次向不同身份的人士问贤,这些被问的人的回答并非直接回答问题,而大部分是间接或以隐喻的形式启发赵简子,赵简子最后都能受到启迪和收获,并且给予满意答复或评价。这不仅反映了赵简子的聪明敏锐,而且充分揭示了赵简子的政治悟性和执政能力。在众多史籍中有关赵简子勤政“好问”的诸贤人中,当属《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记载他向郑国的子大叔请教之“礼”: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13]1457-1459

子大叔本名游吉,姬姓,游氏,名吉,时人尊称其为子大叔,春秋时郑国正卿,支持子产改革,后继子产执政。《左传》记载赵简子曾向他问揖让、周旋之礼,游吉告诉简子揖让、周旋之礼仅是一种礼仪形式而礼的核心主旨是天经地义,是人民行动的规范。听了子大叔的一番关于礼和民性的论说后,他说“礼的作用真是太伟大了!”礼作为上下之纪,天地经纬,是人民得以生存的根本,只有立身行事做到符合礼义规范要求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道德人格上完善的人。赵简子对子大叔关于礼的高论及其“鞅也,终身守此言”的感叹,说明子大叔的礼论使之心灵受到了格外的触动。

在众多赵简子询问政治得失和国家兴亡的人物中,不仅有晋国内的名士贤达,也有来自他国的政治家或名流。在晋国,史墨称得上是一个对赵简子产生重要政治和思想影响的关键人物。赵简子曾就国家政治兴亡的缘由咨询晋国著名史官史墨: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13]1519-1520

史墨,又名史黯,姓蔡,名墨,为晋国太史,故称史墨,谙于天文星相、五行数术及筮占。史墨答赵简子之问,认为鲁君时时纵其淫逸生活,而季氏能够经常修身勤政,故季氏赢得民心。国家社稷是没有固定的奉祀者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变化的。鲁君失国,政在季氏。所以作为君主不能把自己的礼器和名爵借给别人。其中详细道理正如《左传·成公二年》引仲尼之言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至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13]788-789史墨对国家政治得失的深刻论述,不能不对赵简子的执政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国语》中也载有史墨谏赵简子田于蝼事,“赵简子田于蝼,史黯闻之,以犬侍于门。简子见之,曰:‘何为?’曰:‘有所得犬,欲试之兹囿。’简子曰:‘何为不告?’对曰:‘君行臣不从,不顺。主将适蝼而麓不闻,臣敢烦当日。’简子乃还。”[9]473史墨谏赵简子到国君的园囿随意打猎是违礼的行为,听到史墨的婉转劝告,赵简子便返回了。可见赵简子发现自己行为失当,他能够并善于听从臣下的意见,及时改正,做到从谏如流。

三、余论

综上所论,清华简《赵简子》第一部分有“谏”无对,第二部分有问有对,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问对体。虽然二者都属于语录文献,但文本形式上存在差异。从诸多文献中发现的赵简子问于某人的句式来看,赵简子求贤若渴,且善于听取并采纳贤者的意见,这些优良政治素质为他在激烈的春秋晋国的政权斗争中赢得了民心、民意,为赵氏宗族的生存、发展、壮大奠定了政治基础。

赵简子在晋国政坛执政达40余年[14]92,尊贤重士,政绩显赫,故在众多文献中留下了有关他的不少历史事迹和言论。从以上史籍记载及论述可知,赵简子勤政好问,求贤若渴,先后向壮驰兹、子贡、成抟、史墨、子大叔等晋国或他国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问及治国理政、尚贤使能、礼义的有关问题,“开了以后战国时期尚贤风气的先河。”[16]92由此可见,赵简子纳谏对象广泛,能够从不同群体中汲取宝贵建议;且赵简子咨询、请教的问题内容均关乎国家兴亡、政治得失、尚贤任能的核心问题,这不仅对于赵简子的执政能力是一种宝贵的磨练,也是对他推动晋国的政治改革,奠定赵氏宗族由晋卿跃入诸侯、由家入国的基础,并最终夺取晋国的权力,从而开创了赵国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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