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英雄想象的失落
——论“70后”作家张楚《风中事》

李亚萍，王天然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代际划分里，张楚(1974—)是备受瞩目的“70后”作家之一，2014年其作品《良宵》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并大幅度地进入大众阅读视野。程德培对张楚的创作经历进行了系统性论述，“从发表作品的时间算，张楚的小说最早是2001年的《山花》第7期。实际上，从张楚的一些散文随笔中得知，他练习小说创作的时间应是1995年左右，所以说二十年也大致不差。”(1)程德培：《要对夜晚充满激情：张楚小说创作二十年论》，《上海文化》，2017年第3期。张楚的练习小说创作时间较长，早期的作品受先锋主义影响较大，刘涛认为：“张楚早年的作品《献给安达的吻》充满了先锋的色彩，两个主要人物‘张楚’和‘安达’，神神鬼鬼，若存若亡，不知道是‘张楚’制造了安达，还是安达制造了‘张楚’，不知道‘张楚’就是安达，还是安达就是‘张楚’，不知是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和对话，还是一个人的独白抑或狂想。”(2)刘涛：《70后六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2期。张楚笔下的人物形象总与自我形象重叠，在其作品《风中事》中，张楚亦将自身的思考与困境投射于笔下的各色人物，以面对时代对“70后”作家群的拷问。

在张楚的早期作品中就已出现“小公务员”角色的影子，“《献给安达的吻》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写一个小公务员的烦恼、苦闷、委屈、怨恨而已”(3)刘涛：《70后六作家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2期。。“小公务员”角色源于张楚自身的经历，他并非职业作家，而是工作、写作“两手抓”的典型代表，《风中事》的主人公亦承袭了“小公务员”的特征要素。陈涛关注了张楚小说中“小城镇叙事”(4)陈涛：《发现一种真实的生活：评张楚小说的小城镇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2期。这一特色，纵观张楚的创作轨迹，“人与城”的关系一直是其写作重心之一，而在《风中事》中，“人与城”的关系亦是促使主人公超级英雄想象失落的诱因之一，理想的“人”在现实的“城”中消亡，可谓是张楚长期以来写作视野的延续与演化。

近年来，张楚开始尝试写实风格的小说创作，其较为引人注目的作品为《野象小姐》(2016)，获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该作与《风中事》诞生于同一年，两部作品具有类似的写实风格。然而，二者在叙事视角、情感基调、语言运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野象小姐》与《风中事》的对比中可发现，张楚在尝试以不同方式书写当下的生活，试图从不同视角反映当代青年人的生存状态。比起《野象小姐》中的“女性叙事”“人文关怀”和“强戏剧性”，《风中事》的叙事视角与张楚的男性作家身份较为吻合，作品的自嘲意味更重，以更为真实的素材取代了戏剧化情节，文本具有强烈的时效性，体现出其驾驭现实题材小说能力的进步。黄修己将这种写实小说的叙事姿态总结为“实录精神”“平民视野”和“反英雄”(5)黄修己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

一、超级英雄想象的掣肘

《风中事》主人公关鹏的超级英雄情结是这一代人所共有的特质，这一情结起源于原生家庭，相照应于其他男性世界。“钢铁侠”则是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意象，也是关鹏超级英雄想象的核心。但最终，“想象”只停留在“想象”，渺小的关鹏被巨大的“城市”空间所压迫，他的超级英雄想象备受掣肘，最终滑向失落的结局。

(一)超级英雄想象的建构

关鹏最初的英雄想象源于“父”形象，作品中以“老炮兵营长”称呼关父，突出其强硬、严厉、固执的性格特点，“他怀疑父亲骨子里有浓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只有牺牲才是最浪漫庄重的誓言”(6)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明确点出了关鹏最初的英雄想象建构来源于关父形象。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老林黛玉”式的关母，具有温柔、脆弱、敏感的性格特点，她同样将“脆弱敏感”的性格特质给了关鹏。关父曾任炮兵营长，关母则是特殊学校教师，作者精心设计了关父与关母二人的职业，他们分别是社会身份意义上“强”与“弱”的代表，“老炮兵营长”暗示了关父的强势地位，而“特殊学校教师”可以看作是其对立面。英雄情结与弱子心理在关鹏身上共现，他既怀有英雄理想，但同时也敏感脆弱，“英雄”与“弱者”两种对立的特质看似矛盾，实则在关鹏身上浑然一体、密不可分，是构成其人物性格的重要基石，最终导致了关鹏理想的悲剧结局。

作品中构建了除关鹏外的另外几组男性世界，关鹏的生活与其他男性友人的生活构成镜面，他们都是当代社会中面临不同困境的青年男性。其中，顾长风是关鹏年少时心目中的现实“英雄”，三十余岁的顾长风却从“腰缠万贯”变为“略显佝偻”，二人的地位发生了置换，顾长风由引领者变为“落水狗”，关鹏则从仰慕者变为保护者，昔日的“少年英雄”无处可寻。顾长风这一角色充当了关鹏的镜面，其年少时帅气、有钱的形象是关鹏的理想自我，“早晚有一天他死在女人手里”(7)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是顾长风卖身的伏笔，也是对关鹏命运的某种预言。顾长风“不接男客”是最后的男性尊严，关鹏对此事抱有一种唇亡齿寒的悲伤，男性的性尊严在金钱面前落败，现实中的“英雄人物”跌入泥淖。

如果说顾长风是弱势男性的极端表现，那么胡烈则是关鹏英雄理想的现实化身。大鸟、胡烈等男性友人仅出场三次，与酒吧空间共现。作品中，酒吧内发生的情节紧凑，信息量大，然而酒吧这一场景较为单调，关鹏与男性友人的“偶遇”也过于巧合：令这一系列的情节带有“故意”的审视意味，男性友人的世界在关鹏内心出现。其中，胡烈拥有高薪的工作，女友美艳得像“黑寡妇”(8)黑寡妇(Black Widow)，美国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在最为知名的电影版中由斯嘉丽·约翰逊饰演。。“黑寡妇”迎合了某些当代青年男性眼中的完美女性想象：貌美温柔、不慕钱财。胡烈是关鹏眼中完美生活的符号化人物，可谓是现实中的“钢铁侠”。

然而，社会现实中的“超级英雄”最终选择归隐山林，这样的情节设计体现了张楚对于“关鹏们”生活的反思和忧虑。可以看出，中国当代作家已经被欲望化的现实深深折磨，“他们总是努力从各种层面上对这种难以调和的生活悖论进行全方位出击，并不断地将它们放入各种生存语境中，演绎成各种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9)贾丽萍：《社会转型与中国当代城市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27页。。事实上，以“隐居”的方式来对抗现实生活，显然只是一种“逃避”的手段，“逃避”即“失败”，而失败即意味着现实生活中超级英雄的“失落”。《风中事》对当代“关鹏们”的最终出路提供了多种选择，而每种选择的结果实质上都失败了。张楚在小说中对此种困境进行了展现与思考，而非提供了一个确切的答案——实际上身为“70后”作家的张楚也给不出确切的答案，时代在不断前进，而作为书写前沿生活的当代作家们，是无法对“当代生活”本身作出定论的。

(二)“钢铁侠”式的超级英雄想象

作为在外国流行文化冲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关鹏的童年英雄想象是建构在外国漫画、动画、电影之上的，《钢铁侠》《圣斗士星矢》是这代人超级英雄理想形象的雏形。其中，“钢铁侠”作为小说中专门的章节名称，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在电影《复仇者联盟》中，“钢铁侠”自称是“天才(genius)、百万富翁(billionaire)、花花公子(playboy)、慈善家(philanthropist)”(10)电影《复仇者联盟》，https://www.iqiyi.com/v_19rrk4egc4.html，分镜60:07。。这些符号化的标签实际上也不能完全概括“钢铁侠”的全部内涵，“钢铁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超级英雄形象。然而在关鹏眼中，“钢铁侠”在“钱”和“性”两方面照应了理想的自我，在一定程度上，这二者也恰是中国当代青年男性最为渴望的“立身之本”。

在文本叙事中，藏在纸箱里的“钢铁侠”模型，暗喻了关鹏备受掣肘的超级英雄想象，在“钢铁侠”一章中所展现出来的，皆是关鹏非“钢铁侠”式的弱点，理想与现实、生理与心理构成强烈的对比与讽刺。段锦评价关鹏，“你梦想着成为超级英雄，可是呢，内心还是个小孩”(11)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超级英雄想象与现实弱子心理形成鲜明对比，在心理及生理上，关鹏都不如自我想象的“大”。程德培指出，张楚笔下有太多的世俗之辈和平庸之徒，作品“试图展示这些远离英雄地位的英雄情结，在黑暗中拯救一种屡遭挫败的激情”(12)程德培：《要对夜晚充满激情：张楚小说创作二十年论》，《上海文化》，2017年第3期，第16页。。关鹏亦是张楚所擅长创作的“平庸之辈”，关鹏的职业是警察，可以看作是超级英雄想象的某种替代或外化，然而，与现实世界妥协后的超级英雄想象，仍无处容身。

张楚花费大量笔墨书写了主人翁关鹏烦琐、无聊的警察工作，譬如“有条不紊地结账、签字、护送领导到高速路口、向主任汇报下月预算、复印文件、购买办公用品、到财务处报账……”(13)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这与关鹏本身“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想象背道而驰。“忙若龟孙”的日常工作与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想象是割裂的，关鹏被迫以一种被动、消极的态度迎合日常现实。现实生活里没有超级英雄，现实的生活无法迎合当代青年的想象，主人翁关鹏的无聊琐碎生活，暗含了张楚对当代社会中青年男性生存状态的思考，且这种思考是倾向于消极的，揭示了这一代青年人迷茫无措、平庸琐碎的生存困境。

(三)“人与城”对超级英雄想象的压制

《风中事》的故事发生地点为“滨海城市”(14)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城市空间的叙事场域自动地为城市中的人进行阶级上的划分。作品的叙事主体是社会阶级里的中层人，关鹏同时具有青年人、公务员、外地人、单身人士等身份，他拿着中等水平的工资，活在中等水平的城市，过着中等水平的生活。社会中层群体在受到上层压迫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痛苦传递给下层人。在作品中，炳文这一角色则是更为“下层”的角色代表，显然这种社会关系的压制是无意义的，并不能解决社会中层青年人自身的生存困境，琐碎、无聊的现实生活仍在消磨青年人在城市中生存的斗志。

值得注意的是，张楚《风中事》并未直接地描写时代背景，看似仅以“关鹏”个人为主角，实则以小见大，反射出“70后”作家张楚眼中的整个时代，关鹏的“眼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张楚的“眼睛”。关鹏并未经历过大灾大难，他只是个平庸之人，而“平庸”是另一种生活的不幸。“关鹏们”的平庸困境实际上影射了“7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心理。徐则臣指出，“70后”作家的尴尬处境源于“我们是缺少‘历史’和‘故事’的一代人”(15)徐则臣：《70后的写作及可能性之一》，《把脉70后：新锐作家小说评析》，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32页。，历史留给“70后”作家的写作空间是狭窄的，缺乏创伤记忆的一代人在文学深度上难以与“60后”作家比肩，而在商业化潮流中又落后于“80后”作家。时代的平庸令“7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显得平庸化了，张楚塑造出平庸主角关鹏作为自身的影子，或许为了思考当代生活与平庸的“70”后自我创作的意义。

“城市”是社会青年人的生存空间，关鹏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空间，而城市实则也并未接受“关鹏们”。关鹏对滨海小城中的“海水”存在天然的眷恋，“他恍惚是重回母亲的子宫，在温热漆黑的羊水中游弋。世界那么静，上帝尚未赐予他双耳”(16)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第8页。。海水与子宫具有隐喻关系，关鹏渴望海水包容万物的“母性”，证明他内心并未长大，对于城市而言，关鹏是一名“弱子”、异乡人、漂泊者。

根据上文所述三种医学模式的演化，“历时性”体现了人类对自身认识和对疾病认识的深化。同时这三种认识也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不同侧面的认识（因而这三种认识也是“共时性”的认识）：第一种宗教医学模式体现的是物我不分的“宗教化”认识，第二种哲学模式体现了人类物我两分的分别化认识，第三种科学模式体现了单向逻辑分析的科学化认识。这三个层面反映了人作为一个生命存在的多维属性。

在《风中事》里，海水的声音和形态寄托了关鹏的纯洁文艺青年情怀，而这一份隐秘的情怀在现实工作中褪色，“海”的包容无法救赎“城市”的欲望原罪。城市空间“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感知框架和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所，而且为各种文化想象和欲望投影创造了条件”(17)贾丽萍：《社会转型与中国当代城市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19页。，对于当代社会青年人而言，也许压迫感并非源于具体事物，而是城市概念本身即具有固定的压迫性，“若说这城是张网，那么关鹏连只花腿蛛幼卵都算不得”(18)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第9页。。关鹏并非超级英雄，无法以个人力量抵抗“城市”，他在城市之中感受到深切的孤独感、渺小感、无力感，这亦是其超级英雄想象备受掣肘的原因之一。

二、超级英雄想象的崩塌

《风中事》构建出“一男三女”的基本关系网，三段情感关系互相照应，小说中不乏情色描写，“张楚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少有的将性生活的日常性从黑暗中解放出来，从羞耻的陷阱之地摆弄到文学殿堂中来，从粗俗不堪的境地中焕发出小说的叙述之光”(19)程德培：《要对夜晚充满激情：张楚小说创作二十年论》，《上海文化》，2017年第3期，第22页。。关鹏试图在与女性的关系之中构建英雄形象，男性与女性在亲密关系中不断地互相审视、对抗，关鹏无法控制英雄理想的崩塌，最终走向失落的结局。

(一)“一男三女”的性与爱

关鹏的相亲经历贯穿作品始终，王美琳、段锦、米露是三位重点描写的女性，她们身上具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几乎“并驾齐驱”，譬如直播自杀、代孕、“约炮”等元素。张楚在当下热点新闻中进行自由地选材、裁剪、拼贴，体现出其对社会热门事件的关注，以及驾驭这些素材的文学功底。

与女大学生王美琳共现的是“夜店”“大二”“中文系”“中国好声音”“直播自杀”等元素，这些具有特定意义的时代符号，粗略地构建出一个涉世未深、贪图享乐的年轻女孩形象。张楚所塑造的王美琳折射出大学生背后的“象牙塔”意象，王美琳以“女儿”或“妹妹”的年龄身份满足关鹏某种程度上的恋童性癖。关鹏将王美琳形容为“美少女战士”，“美少女”体现出王美琳的年轻美丽外貌，而“战士”则带有侵略与坚韧的意味。“这个叫王美琳的女孩犹如肥美腥嫩的牡蛎”(20)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第6页。，“牡蛎”的比喻暗示了女性性器官，女性生命力的旺盛通常外化为性欲望的旺盛，关鹏贪恋王美琳的美丽肉体，但同时又对她的青春活力感到恐惧，这种带有压制感的年轻活力、纠缠行为与坚韧内核，实际上侵略了关鹏的男性假想世界。关鹏对王美琳“直播自杀”的举动感到恐惧和厌恶，认为这触动了某些男性心中的恐惧禁区。

为躲避王美琳的纠缠，关鹏与顾长风结成“男性同盟”，关鹏不惜与顾长风扮演“同志”，“用荒唐来对付荒唐”(21)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第12页。。男同性恋是传统父系社会中备受抨击和诋毁的敏感形象，而关鹏与顾长风以调侃的态度对待此事。扮演男同性恋暗示其男性“性身份”的模糊与软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男性“性”地位的让渡。《风中事》中的“男性同盟”可以成为对抗女性的武器，而“男同性恋”甚至可以成为男女青年在情感博弈里的介质。

段锦是《风中事》第二个重点描绘的女性角色，这在表面上承载了关鹏“爱”与“钢铁侠”理想的情感关系。段锦以素面、长发、长裙的音乐老师形象登场，不施粉黛即纯洁的外化，迎合了男性对“纯洁女神”的固有想象。而段锦的第二次出场则是在酒吧内，烟熏妆、黑短裙是她的外在标志——两次妆容服饰的对比暗示其生活的黑白两面，“他也不晓得这是何故。有时看看短信，再去看段锦，就觉得这个女人身上隐藏着无穷无尽的旧事”(22)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第19页。。作品中经常描写段锦“捉摸不透”的笑容，正是这种神秘感吸引着关鹏，二人同是独自生活在城市的异乡人，承受着社会青年人的生存压力，段锦身上的漂泊神秘之感唤醒了关鹏的文艺青年之魂，这令他对段锦投入了很多的感情，甚至与关鹏的“钢铁侠”超级英雄理想有所关联，个人理想与情感生活交织在一起。

关鹏认为择偶要进行一次科学化、程式化的考察，“经验主义”是当代婚恋关系的真实再现，“物的挤压粉碎了精神的独立性，爱情、友情退化为待价而沽的商品”(23)贾丽萍：《社会转型与中国当代城市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31页。。在关鹏内心深处，“爱情”或者“婚姻”，即是“待价而沽”的商品。“买红皮鞋”一事是关鹏与段锦不合的暗示，关鹏掌握了叙事的权力，用大量的篇幅为自我辩解，“女人的欲望是器官上的息肉，割掉虽还会长，但是不至于长得太过臃肿肥大，如果一直不割，很可能发生癌变”(24)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第19页。。关鹏的自白体现出其对当代社会“拜金”风气的反感，同时也是对自我软弱心理的辩解。大局长被“双规”，恰好段锦姑父一家来旅游，繁忙工作与女友家事掺合在一起，关鹏分身乏术。在无尽琐碎的人生中，所谓的“爱情”逐渐淡去，二人间的矛盾愈发突出。与段锦的分手消磨了关鹏最后的英雄情结，他将段锦的旧物扔进装钢铁侠模型的箱子，“真心爱人”与超级英雄理想一同被封存，作品结尾段锦“代孕”的秘密则令关鹏坠入无尽深渊，超级英雄理想彻底失落。

(二)两性之间的凝视与反凝视

在《风中事》里，关鹏“凝视”所有的女性，并以性的手段试图控制女性，“性冲动只会证实年轻男人从自己身体得出的骄傲，他从中发现超越性和力量的标志”(27)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84页。。当代人的典型形象之一即“花花公子”，“他把自己的身体，把他的行为，把他的感觉和激情以及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艺术的作品”(28)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6页。。关鹏厌恶情史混乱的女性，而其自身实为“花花公子”，过分的性欲表达背后，或是男性“性能力”的畏缩和焦虑。

关鹏所追求的“纯洁女性”，不是如王美琳初夜肉体的纯洁，也非段锦长发长裙的纯洁，亦非米露柔弱气质的纯洁，而是至纯、至美的天女形象。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样的“纯美天女”，她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藏有秘密，而“秘密”暗示了无言的肮脏、龌龊，给男性心理带来恐惧和压力。男女两性之间呈现出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状态，“男人不喜欢假小子，也不喜欢女才子、有头脑的女人；过于大胆、过分有文化、过分聪明、过分有个性，使他们害怕”(29)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88页。。男性在对女性高要求、高标准的同时，又对优秀的当代女性心怀恐惧。张楚展现出当代女性对男性在某种程度上的性别对抗，男性恐惧源于性别隔阂，“如同世界上最有力气的动物不是大象，不是雄狮，也不是抹香鲸，而是沉默不语的女人”(30)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

三位女性是关鹏凝视当代女性和社会的缩影，而小说中的女性也同样在凝视关鹏。女性对关鹏的凝视集中体现在关鹏的“车”。在当代社会文化中，“车”在某种意义上是男性的身份象征，“奥迪Q7”是促成姻缘的契机，而“老桑塔纳”则是埋下分歧的导火索。“消费文化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了，但是这种审美不过是一种类象化、幻象化的审美，是一种与工具理性联姻的审美”(31)马航飞：《消费时代的缪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欲望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当代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置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粗暴地简化为对“物”的病态渴望。人成为物的依附品，关鹏作为“人”，反倒在他人眼中是个“物”，这是关鹏被外界所凝视的最佳例证——关鹏的超级英雄想象彻底崩塌，最终走向失落。

关鹏迷惑于星空与原野的界限，“默然凝望着凝望着他的黑暗”(32)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这是对于文中两性关系的隐喻，男女性之间的凝视与反凝视的状态暗示了沉默的两性对抗。男性、女性两个性别群体在作品中存在巨大的沟通障碍，“现在的姑娘，老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她，老觉得全世界都是她的”(33)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第22页。。作者张楚借由作品人物之口，将所有“现在的姑娘”划分成一个不解人意、蛮横专制的群体，暴露出在当下社会青年的两性关系在肉体上的欢愉，但永远无法实现精神上的共振。

与段锦分手后，关父建议关鹏割包皮，又以棒棒糖安慰他。在张楚的笔下，性的失势，成为当代男性难以启齿的秘辛。关鹏对极具男性特征的男性存在天然的恐惧，这与精神的“去势”形成照应，王美琳的父亲与段锦的姑父都给关鹏以强烈的压迫感，在与成年男性的相处中，关鹏的男性身份被不断挤压。

两性之间的凝视与反凝视，恰好构成了作者张楚笔下生活的本质：琐碎、无聊、未知。譬如，“米露是否‘约炮’”的真相是不需要被填空的叙事空白，这是张楚写实叙事中笔力提升的体现。作品中存在一个不断复现的句子，“他掏出手机，仔细打量着上面那条新收到的短信：‘你会后悔的，关。’这些日子，每天他都会受到这条内容相同的短信。有时是清晨，有时是午后，有时是日暮”(34)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一句“你会后悔的，关。”引起了关鹏的诸多猜测，也激发了读者的窥探欲，然而这个短信是谁发的？是什么意思？到了作品结尾，作者也没有给出答案。实际上，这一点是张楚刻意构建的谜团，读者追溯下去，会发现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团。张楚没有费心迎合所有的伏笔，也没有特地解开所有的谜团，而是真实地再现生活，生活的本质就是如此，现实生活不是侦探小说，并非所有的谜团都能找到答案。

三、结语

张楚作为“70后”作家，或在“关鹏”身上投射了自我形象，其写作中流露出一种由外界、内心两方面所带来的理想崩塌，一种没有“历史变革”所带来的“无事可写”状态。小说第一章的题目为“风来了”，“关鹏在超市里买蜡烛、矿泉水、酸奶和面包。新闻里说台风‘小仙尼亚’即将登陆。对于这座滨海城市而言，台风意味着全城停水断电、万分之零点零三的死亡率、短暂的交通堵塞和名正言顺的休班”(35)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第5页。。这是“小仙尼亚”带给“城市”的影响，而对于关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作品在开头第一段即暗示了“关鹏们”与“城市”之间格格不入的状态，对关鹏来说，停电造成的黑暗停水造成的暂时性饥渴都不是问题，昏天黑地的睡眠也不会让他得阿尔茨海默病。关鹏认为外界事物影响不到自己，同样自己无力去改变“台风”将要登陆的事实，只能采取“自保”的手段。而关鹏所真正关心的，只有自己的生活，特别是与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

李修文对包括“七十年代出生作家”在内的新生代作家报以极大期待，其中之一的原因即“他们在尽可能地摆脱‘伪生活’，并且认真诚实”(36)李修文：《鲜花与囚笼：是70后，也是“新生代”》，《把脉70后：新锐作家小说评析》，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张楚的笔触是真挚的、诚实的，他小说中的种种情节，是当代青年人生活的真实再现，暴露了某种程度上当代青年男性的性弱势与性焦虑。小说以《风中事》为题，赋予了作品漂泊无助、琐碎繁杂之感张楚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而这些“琐事”又与“风”相关，一吹即散，隐喻了“关鹏们”无聊、漂泊的生存状态。“风中事”的意象表达，与刘震云“一地鸡毛”的比喻有类似之处，但张楚在书写当下现实生活时，意图突破“一地鸡毛”式的既定模式，加入了漂泊无依无靠，无根可寻的场景，这是当下城市青年人所面临的集体困境。

张楚在书写“反英雄”的写实风格小说时，特地构建了男主人公的超级英雄想象，形成独特的艺术张力。关鹏的超级英雄理想在现实中源于关父与男性友人，在精神上源于“钢铁侠”，钢铁侠“钱”和“性”两方面的身份标签是关鹏超级英雄想象的理想化身。关鹏选择了警察这一职业，现实中的警察是现实中的超级英雄，然而平庸琐碎的现实生活令关鹏的超级英雄想象备受掣肘，“人”无法抵御“城”的压迫。关鹏试图在两性关系中构建超级英雄形象，其英雄气概源于男性的“性能力”。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深藏秘密的美丽教师、柔弱平庸的美食爱好者，三人在年龄、阅历和性格上形成鲜明对比，分别对应女儿、情人、妻子三种身份，满足男性对三种类型女性的想象。然而，在作品大量性欲描写的背后，实则暗喻了当代社会青年男性难以启齿的畏缩和焦虑。男女双方无法相互理解，无论是恋爱、相亲、婚姻，都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关鹏对当代女性“双面人”的假想与猜忌，体现了性意义上的恐惧与恶意。小说讨论了当代社会两性沟通失衡的困境，金钱、地位、名誉等身外之外成为时代的主角，两性之间的天然隔阂因外物的阻挡而更为割裂。从超级英雄想象的掣肘到超级英雄想象的崩塌，关鹏(或者说作者张楚)所构建的超级英雄想象最终失落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现实结局。

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张楚《风中事》选取了最“新鲜热辣”的现实素材，但却未实现叙事风格上的创新，也未对女性群体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风中事》的叙事方式未能在整体上打破“新写实主义”风格的固有框架，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被粗暴地划分为一整个惺惺作态、表里不一的群体。一方面，张楚挖掘了当代社会青年人生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其塑造当代社会女性形象的思路仍是刻板的，仍是以“男性作家”的目光在审视“女性”，没能突破性别所带来的单一、狭窄的写作视野。

在“70后”作家作品中，与张楚《风中事》最为接近的即为弋舟(1972—)的短篇小说《出警》。该作2017年12月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18年8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张楚与弋舟，二人年龄相差仅两岁左右，先后以短篇小说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他们几乎是同时将小说创作的关注视野放在了“警察”这一职业上。二者对比而言，张楚的中篇小说《风中事》中的“警察”形象糅杂了较多的身份因素，带有张楚自身创作转型期的特点，情绪倾向消极。而弋舟的短篇小说《出警》则更聚焦于“警察”这一身份本身，着力点在当代人文关怀上，情绪更为温和。张楚和弋舟的关注视野的“巧合”，实质上代表了“70后”作家群的代际划分问题。随着时代多元化的发展，媒介传播手段的革新，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尝试书写中国当下的生活图景，尝试赋予自己作品以超越时代的意义。然而，以张楚、弋舟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70后”作家们是否能成功走出“无事可写”的困境？这是时代留给作家们、批评家们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