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言史著述考

高贤达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唐诗人刘言史实为一颗被埋没的耀眼诗星，皮日休称其诗：“美丽恢赡，自贺外，世莫得比。”[1](P39)严羽《沧浪诗话》称：“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涉、李益耳。”[2](P163)然刘言史在两唐书中无传，其生平事迹散见于皮日休《刘枣强碑》和辛文房《唐才子传》两书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厘清。笔者曾就其字号、家世、生卒年、籍贯、仕历问题行文予以考辨。[3]此外，诗人的著述、思想、交游、行迹等也是其生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择其一对刘言史的著述情况进行梳理。

一、刘言史诗歌散佚情况考辨

刘言史的著述情况，历代古文献中载述如下。皮日休《刘枣强碑》称：“所有歌诗千首。”[1](P39)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称：“刘言史，歌诗六卷。”[4](P1615)郑樵《通志二十略》称：“刘言史歌诗，六卷。”[5](P1775)脱脱等《宋史·艺文志》称：“刘言史诗，十卷。”[6](P5340)辛文房《唐才子传》称：“有歌诗六卷，今传。”[7](P257)这是目前能见的公家、私家著述中关于刘言史著述情况的记载。下面我们试作简要分析：

皮日休是晚唐人，在时间上距离刘言史最近，按照常理，皮日休的说法应最可信。他在《刘枣强碑》中说：“邑人刘永，高士也。尝述先生之道业，尝咏先生之歌诗，且叹曰：‘襄之人，只知有孟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岁之后，埋灭而不闻，与荆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当刊焉。’日休曰：‘存既摭宝，录之何愧！’呜呼！先生之官，卑不称其德，宜加私谥。然枣强之号，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为《刘枣强碑》。”[1](P40)由此可知，刘枣强碑文的内容是借刘永之口，由皮日休“录”成。文中有“述先生之道，咏先生之歌”的话，看来，高士刘永颇喜爱刘言史的诗歌，经常玩味赏读。既然皮日休假刘永之口成此碑文，可见其本人或直接、或间接阅览过、闻听过刘言史的诗歌是一定的。皮日休评价刘言史诗：“彫金篆玉，牢奇笼怪，百锻为字，千炼成句，美丽恢赡。”[1](P39)如果不是亲自读过刘言史的全部诗歌，不会有此全面、深入、精辟的见解，皮日休称刘言史“歌诗千首”的说法绝非妄论。

刘言史的诗歌存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六卷”，郑樵《通志二十略》也著录“六卷”。在时间上，郑樵晚于欧阳修、宋祁，显然，郑樵的“六卷”说承袭《新唐书·艺文志》而来。至《宋史·艺文志》则著录“十卷”，由宋至元，由“六卷”变为“十卷”，表面上看刘言史诗歌的数量有所扩大，实际上，按照皮日休“所有歌诗千首”的说法，无论是《新唐书·艺文志》中“六卷”容纳千首诗，或是《宋史·艺文志》中“十卷”容纳千首诗都是可能的，只不过是史志目录分类略有差异而已。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略早于《宋史》，书中称“有歌诗六卷，今传”，“六卷”的说法亦承袭前贤而来，也可以旁证《宋史·艺文志》中“十卷”的说法并非数量上的增加。“今传”二字表明辛文房时依然能见到刘言史的六卷诗歌。按此论断，由皮日休至辛文房，即从晚唐五代经宋至元，刘言史诗歌至少保存六卷千首的存量，然事实并非如此。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中选录刘言史诗歌十三题十四首，分别为：《竹里梅》《春过赵墟有作》《初下东周赠孟郊》《过春秋峡》《长门怨》《广州王园寺伏日即事寄北中亲友》《送婆罗门归本国》《潇湘游》《放萤怨》《观绳伎》《买花谣》《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乐府新词》(二首)。[8](P694-698)计有功生卒年不详，大约是北宋末期人。今检视《全唐诗》所收录刘言史诗歌，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选录的十四首诗歌在内容上不出《全唐诗》的范围。

南宋洪迈编纂《万首唐人绝句》，其中辑录刘言史五言绝句二首：卷二十一《立秋》；卷二十五《别落花》。七言绝句五十七首，其中卷二十八，五首：《长门怨》《乐府》(二首)、《过春秋峡》《竹里梅》；卷七十二，五首：《登甘露台》《夜泊润州江口》《看山木瓜花》(二首)、《题十三弟竹园》；卷七十五，四十七首：《乐府杂词》(三首)、《岁暮题杨录事江亭》《冬日峡中旅泊》《泊花石浦》《闻崔倚旅葬》《赋蕃子牧马》《牧马泉》《越井台望》《扶病春亭》《赠童尼》《读故友于君集》《病僧》(二首)、《右军墨池》《送僧归山》《题源分竹亭》《山寺看樱桃花题僧壁》《伤清江上人》《山寺看海榴花》《赠成炼师》(四首)、《上巳日陪襄阳李尚书宴光风亭》《奉酬》《病中客散复言怀》《处州月夜穆中丞席和主人》《寻花》《赠陈长史妓》《题王况故居》《偶题》《恸柳论》《夜入简子古城》《桂江中题香顶台》《僧檐前独竹咏》《送人随姊夫任云安令》《山中喜崔补阙见寻》《偶题》(二首)、《嘉兴社日》《席上赠李尹》《弼公院问病》《惜花》《代胡僧留别》《桂江逢王使君旅梓归》。其中，七言绝句卷二十八《乐府》(二首)与卷七十五《乐府杂词》(三首)中有二首重出，按此，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计得刘言史诗五言绝句二首，七言绝句五十五首，总数为五十七首。[9]

在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基础上，明代赵宦光、黄习远对《万首唐人绝句》进行了重新编定。重新编定的目的，除了理顺“洪本”混乱的体例外，同时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对“洪本”中一部分诗人的绝句进行了增补。检“赵黄本”《万首唐人绝句》，其中收刘言史五言绝句二首：《别落花》《立秋》；七言绝句四十七题五十六首(诗题略)，其中，《乐府杂词》重出二首，得五十四首，总数五十六首。[10](P591-597)对比“洪本”“赵黄本”《万首唐人绝句》，其中收录刘言史诗歌情况有如下区别：(1)诗题变更。诗《上巳日陪襄阳李尚书宴光风亭》易为《上巳陪李尚书》，诗《病中客散复言怀》易为《病中客散后言怀》，诗《处州月夜穆中丞席和主人》易为《月夜穆中丞席和主人》；(2)疑诗未录。如《奉酬》，关于本诗的作者问题，下文还要提及，姑且不论。可见，除上述细微差别外，“洪本”“赵黄本”《万首唐人绝句》所收刘言史绝句诗，在内容、数量上完全一致。并且，检视《全唐诗》所收刘言史诗歌，“洪本”“赵黄本”辑录刘言史绝句诗在内容、数量上也不出《全唐诗》的范围。

清代刘云纷编《中唐刘言史诗》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四《集部·总集类·存目四》有《八刘唐人诗集》八卷(内府藏本)称：“淮阴刘青夕选，不著其名。前有康熙癸未李翰熙序，称青夕尝有唐诗十三家之刻。又辑为此本。凡刘义、刘商、刘言史、刘得仁、刘驾、刘沧、刘兼、刘威八人，皆《全唐诗》所已具。且既以家数区分，而版心又标曰中唐诗晚唐诗，体例亦殊未协也。”[11](P1774)刘青夕即刘云纷，根据李翰熙的序可知，刘氏所编之书体例混乱，其中所收刘言史诗依旧不出《全唐诗》的范围。序中言“皆《全唐诗》所已具”，表明较《全唐诗》，刘氏书晚出。《八刘唐人诗集》已佚，仅存目，刘云纷编选此书的目的或因所举唐代诗人与己同为“刘”姓。

综上所述，关于刘言史诗歌的散佚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自晚唐五代至宋代计有功编《唐诗纪事》，在此期间刘言史诗歌出现严重散佚；自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至明代赵宦光、黄习远重新编定时，刘言史绝句诗除了辑得五十七首(或五十六，《奉酬》诗存疑)外，未见其他佚作；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言：“有歌诗六卷，今传”，“六卷”的诗歌存量与“今传”的说法均不符合历史真实；清代刘云纷编《八刘唐人诗集》，通过李翰熙的序可知，自《全唐诗》以后，也未见刘言史的诗歌佚作。

二、现存刘言史诗中的几个问题

清代彭定求等《全唐诗》中收录刘言史诗歌一卷，计得六十九题八十首，[12](P5321-5332)这是目前能见的刘言史的全部作品。检视这些诗篇，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释疑，下面试作简单辨析。

(一)《全唐诗》卷首语疑问

《全唐诗》卷四百六十八“刘言史”目下称：“刘言史，邯郸人，与李贺同时。歌诗美丽恢赡，自贺外，世莫能比。亦与孟郊友善。初客镇冀，王武俊奏为枣强令，辞疾不受，人因称为刘枣强。后客汉南，李夷简署司空掾，寻卒。歌诗六卷，今编一卷。”[12](P5321)

文中涉及刘言史著述情况的表述为“歌诗六卷，今编一卷”，从语言学的角度审视，这句话有歧义。既然称“歌诗六卷”，又何言“今编一卷？”不免使人怀疑有“择取”的可能。事实上，《全唐诗》是唐代诗歌的汇编，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来完成，其编撰宗旨以追求完备详赡为目标，断然不会有择取的可能(其中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悖的作品除外)。并且，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到清代康熙年间，刘言史的诗歌仅存一卷八十首的数量，所以，“卷首语”的表述语义指向不明。

(二)《奉酬》《嘉兴社日》《广州王园寺伏日即事寄北中亲友》释疑

现存刘言史的诗中，有三首值得商榷：一是《奉酬》，本诗又题李翱作，题名为《奉酬刘言史宴光风亭》。从诗题上看，本诗属于李翱的可能性较大。二是《广州王园寺伏日即事寄北中亲友》，本诗又题王言史作，误。按，《全唐诗》中作者并无王言史，应是“刘”讹作“王”。三是《嘉兴社日》。本诗又题李商隐作，诗云：

消渴天涯寄病身，临邛知我是何人。今年社日分馀肉，不值陈平又不均。[12](P5331)

首句“消渴天涯寄病身”可以作为本诗属于刘言史的一个旁证。“天涯”指诗人一生漂泊四方，“病身”指诗人身患“消渴”病，也泛指身体状态差。无疑，这两点都与刘言史的人生暗合。一方面，刘言史行迹极广，据不完全统计，其一生到过的地方有岭南、洛阳、茅山、潇湘、潞州、长安、邯郸、润州、处州等，这与“天涯”的提法相应；另一方面，刘言史一生贫病常伴左右，试看下面的诗句：

老性容茶少，羸肌与簟疏。/那将寂寞老病身，更就微虫借光影强疏稀发着纶巾，舍杖空行试病身。/华发离披卧满头，暗虫衰草入乡愁。金榜荣名俱失尽，病身为庶更投魑。/欲令居士身无病，直待众生苦尽时。信陵门馆下，多病有归思。[12](P5322-5332)

这些例证说明诗人一生贫病交加，与“病身”的提法相应。清代冯浩称：“徐笺本据《岁时杂咏》收《嘉兴社日》七绝，而曰亦见《刘言史集》。考《全唐诗》小序，刘言史邯郸人，初客镇冀，后客汉南，其集中有润州、处州之作，则当经嘉兴矣。义山虽有江东之游，未知至嘉兴否？且诸集本皆不载也。”[13](P2010)由此可知，除了《岁时杂咏》将此诗归为李商隐作，历代李商隐诗集中并未收录，本诗应属于刘言史作。

(三)刘言史写过小说。

元代吴师道在《吴礼部诗话》中引时天彝书《唐百家诗选》后诸评称：“刘言史有小说行於世，其诗铺张甚富，而咀嚼少味，正似其小说，独《竹间梅》二十八字，清洒可爱耳。”[14](P612-613)刘言史有七言绝句《竹里梅》，诗云：

竹里梅花相并枝，梅花正发竹枝垂。风吹总向竹枝上，直似王家雪下时。[12](P5324)

“间”与“里”词义相近，《竹间梅》即《竹里梅》。细读这首诗，诗风“清洒”则有之，“可爱”却未见。至于刘言史写过何种小说，今已不可考。从吴师道“咀嚼少味”的评语看，刘言史小说的艺术成就并不高。唐人小说以传奇为主，刘言史小说可能是这一类。

三、关于《射鸭歌》的几点思考

刘言史曾作《射鸭歌》，全文已佚。皮日休在《刘枣强碑》中说：“武俊性雄健，颇好词艺，一见先生，遂加异敬，将署之宾位，先生辞免。武俊善骑射，载先生以贰乘，逞其艺於野。武俊先骑，惊双鸭起于蒲稗间，武俊控弦，弦不再发，双鸭联毙于地。武俊欢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词如是，可谓文武之会矣。何不出一言以赞邪？’先生由是马上草《射鸭歌》。以示武俊。议者以为祢正平《鹦鹉赋》之类也。武俊益重先生。”[1](P39)这篇作品写于刘言史造访王武俊期间，两人在野外举行“文武之会”时有感而发。

《射鸭歌》的具体内容，今天已见不到，文中记载《射鸭歌》与《鹦鹉赋》相类似，透过《鹦鹉赋》或可以窥测《射鸭歌》的相关情况，兹录《鹦鹉赋》全文如下：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跱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绀趾丹嘴，绿衣翠矜。采采丽容，咬咬好音。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于是羡芳声之远畅，伟灵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虽网维之备设，终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闲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惧，抚之不惊。宁顺从以远害，不违迕以丧生。故献金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剪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踰岷越障，载罹寒暑。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于鼎俎？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匪余年之足惜，悯众雏之无知。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辔。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慕，哀鸣感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惨以憔悴。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感平生之游处，若壎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躇。想昆仑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抱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15](P942)

祢衡，字正平，汉末人，《鹦鹉赋》是其代表作。我们试从历史背景、依附对象、书写形态、艺术手法、作者心态等方面来比较这两篇作品。

其一，关于“历史背景”与“依附对象”。“议者以为祢正平《鹦鹉赋》之类也”的说法当有根据，笔者认为这个“古典”正是《后汉书·祢衡传》所说：

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尝与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射爱其辞，还恨不缮写。衡曰：“吾虽一览，犹能识之，唯其中石缺二字为不明耳。”因书出之，射驰使写碑还校，如衡所书，莫不叹伏。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16](P2657)

此时，祢衡依附黄射；刘言史依附王武俊。黄射、王武俊作为“依附对象”，两个人身上有共同性。一方面，他们都是武将，从“颇好词艺”“射爱其词”的记载看，他们又都雅好文艺。另一方面，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也类似，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黄祖、黄射父子名为刘表部下，实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唐自“安史乱”后，藩镇割据现象严重，王武俊名为臣，实有不臣之心，历史上其人也多次反叛。由此看来，这两篇作品都作于社会不稳定的动乱时期，作者所依附的对象都是附庸风雅的武人。

其二，关于“书写形态”与“作者心态”。从“何不出一言以赞邪”“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的记载看，祢衡、刘言史皆是受依附对象的请求被动地创作，祢衡因黄射赏识在宴会上以书写的形式作《鹦鹉赋》，刘言史因王武俊赏识在围猎场马上口述《射鸭歌》，此情此景何其相似。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两篇作品都是应“主”之请的被动之作，但其所抒发的都是愉悦状态下的真情实感。以《鹦鹉赋》为例，祢衡在赋中抒发了一种“得遇明主”的心态，他以鹦鹉“奇姿”“妙质“性慧”的“灵性”自比，“飞不妄集，翔必择林”，正喻贤臣择主。可以说祢衡在黄射这里找到了归宿感，以他“尚气刚傲，矫时慢物”[16](P2652)的性格，这是难能可贵的。对比之下，刘言史一生漂泊四方，也在王武俊这里寻到归宿，遗憾的是，诗人如何用文字表达的已不可得知。然而，理想与现实往往大相径庭，祢衡由于性格使然，终究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其实在赋中他已经透露了这种危机感，“宁顺从以远害，不违迕以丧身。故献金者受赏，而伤肌者被刑。”由此看来，祢衡是懂得处世之道的，但他终究不能违背本性之真，后以言语非议黄祖导致杀身，落得悲惨结局。与此相比，刘言史心里则内怀城府，笔者曾就刘言史拒官“枣强令”一事作过辨析：刘言史造访王武俊在其为恒冀观察使时期……王武俊敬重刘言史，待其甚厚，两人的“文武之会”可证……王武俊谋反一事，刘言史或事先知晓，从“先生造之”一语看，刘言史是主动依附王武俊的，本希望求一寄身之所，未曾料想王武俊谋逆行径，总之，这可成为其不就枣强县令的又一原因。[3]刘言史最终并未杀身成仁，这是其值得庆幸的地方。

其三，关于作品的艺术手法。两篇作品都采用了动物的意象，《鹦鹉赋》以“鹦鹉”为意象，《射鸭歌》以“野鸭”为意象。《鹦鹉赋》《射鸭歌》皆是咏物赋，借物言情，抒发了作者“言志”的心态。《鹦鹉赋》“辞采甚丽”，已摆脱了汉大赋枯燥乏味的铺张叙写，给人以清新爽朗的感受，为了不喧宾夺主，这里仅作简要分析。至于《射鸭歌》，由于内容佚失，笔者妄测也是相同的风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