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中的人道主义解读

2020-01-19 02:31田志华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0年9期
关键词:冉阿让悲惨世界警探

田志华

(吕梁学院离石师范分校,山西 吕梁 033000)

《悲惨世界》是雨果文学作品中最具人道主义特征的一部著作,创作历时三十余年,堪称雨果文学艺术的巅峰。在《悲惨世界》的序言中,雨果就以人道主义者的身份抨击社会压迫给广大人民造成的苦难,为劳苦大众的幸福生活而高声呼喊。因此,分析与解读《悲惨世界》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召唤雨果人道主义的前提与基础,既能够深化对其作品的认识,也可以审视当代的社会问题,对于社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人道主义的内涵及发展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人道主义对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及社会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广义的人道主义包括“为己意识”与“为他意识”两个层面,在满足自我快乐的同时时刻为他人着想,从而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自文艺复兴时期至今,人道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出现诸多差异化的理论类型。[1]其中,主要包括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的“以人为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解放”、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等。

(一)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以人为本”

“人道主义”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人道精神”,作为一类社会思潮最早萌芽于古希腊时期。这一阶段的人道主义侧重于对个人的自我关注,等同于后来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主导精神,力图通过复兴与发扬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来提倡“人权”,反对“教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虽然极大地削弱了宗教势力的影响力,但由于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人道主义所宣扬的“人性”与“自由”逐渐偏离轨道,蜕变成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造成当时社会的道德沦丧。[2]此后,一些人道主义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圣经》,企图通过基督教中的“善”与“友爱”重构社会道德,最终发展成为基督教神学中的人道主义。

(二)文艺复兴时期——“人性解放”

经过中世纪的黑暗之后,欧洲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诞生,新兴的市民阶级对改造社会陈旧思想观念的要求愈演愈烈,以“人性解放”为宗旨的人道主义逐渐形成。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在批判中世纪神学泯灭人性的基础上宣扬人性光辉,肯定人的存在价值,树立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推崇以人为尺度丈量世界万物;二是,在批判禁欲主义及来世观的基础上关注现实生活,享受当下的现世快乐;三是,在批判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宣扬个性解放。虽然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历史局限性,利用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复兴构建重构社会关系,缺乏先进的理论依据,[3]但以人道主义冲击等级制度与神学世界观,实现了人性的解放,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了资本主义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启蒙运动——“理性”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人道主义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人道主义者以“科学”“理性”为武器,抨击宗教与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并积极宣扬人道主义思想——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是人道主义的第三个高潮阶段,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作家狄更斯、法国作家雨果等伟大作家的作品都积极宣扬人道主义。其中,狄更斯以宣扬基督教博爱、友善的“圣诞精神”为出发点,提出“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思想。[4]雨果通过文学作品宣扬“道德的自我完善”,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二、《悲惨世界》中的恶人形象及成因

(一)恶人形象

1.沙威——人性的复苏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管理体系中的一名警探,沙威成为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爪牙,利用严刑厉法不断地残害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底层人民,但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或捞取资本,而是出于对法律的绝对服从与信念。他从不相信道德与仁慈的力量,只服从于自己坚信的社会秩序,不放过任何一个违反秩序与法律的人,甚至是自己。当他被起义者逮捕后,交由冉阿让行刑枪决,但冉阿让却将他当场释放。在沙威警探目睹冉阿让为了救出马吕斯而不惜生命的行为后,如“岩石”般坚硬的心开始产生复杂的变化。在塞纳河岸,沙威警探逮捕了冉阿让,但低贱的苦刑犯形象与高尚的英雄形象让沙威警探的内心感受到强烈的冲击。最终,沙威警探被冉阿让仁慈、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化,认识到自己利用铁腕手段所维护的社会秩序并非是世间最高尚的东西,便放走了冉阿让。[5]但作为一名警探,放走冉阿让的行为使他极为矛盾,最后在痛苦中自杀。沙威警探的人性复苏使读者感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力量——能够战胜最坚定的信念。即便像沙威警探这样铁石心肠的刽子手,也能散发出人性的光芒。

2.德纳第夫妇——彻底的恶人

《悲惨世界》中的德纳第夫妇形象与人性复苏的沙威警探有着本质区别。德纳第夫妇一生作恶,在利益的驱使下被资本主义完全异化,成为卑鄙、无耻、贪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德纳第以“自私是人间的法律”为人生信条,利用在滑铁卢战场上偷来的钱和财物开了家客栈,却依然不改贪婪本色,利用客栈敲诈旅客,芳汀母女便是他敲诈的对象之一。在《悲惨世界》这部小说中,善恶终有报,即便德纳第夫妇机关算尽但最终也都枉费心机,获得了应有的报应与惩罚。这类人正是丑恶的代表,也是雨果批判、抨击的对象。

(二)恶人形象的成因

雨果对人物形象对比的爱好与追求,导致了《悲惨世界》中的人物类型化现象,突出表现为“善”与“恶”的二元对立,这一追求主要来源于基督教思想中的二元对立世界观。[6]这种世界观将人世间的事物分为对立的两类,例如“美”与“丑”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上帝”与“魔鬼”的对立等。由于雨果自童年时期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因此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影响着雨果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正如他的遗言:“上帝、灵魂、职责,人类只要信仰这三重观念就足够了,我也不例外。”在此影响下,雨果将光明、黑暗、高尚、低俗、优美、滑稽等形象用来塑造人物,但又并不将对立的两者相互融合。最终,呈现出以冉阿让和米里哀主教为代表的“善人”与以沙威警探和德纳第夫妇为代表的“恶人”之间的对比。他认为万事万物都需要通过对比呈现出自身的特性,而艺术的责任正是呈现出事物的对比,通过美与丑的对比、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善与恶的对比才能再现生活,从而产生出感动人心的艺术效果。[7]例如,冉阿让与德纳第夫妇的对比代表着“博爱”与“自私”的碰撞,米里哀主教与沙威的对比代表着“仁慈”与“残暴”的冲突,从而共同构建起蒙特猗市这一“悲惨世界”。

三、《悲惨世界》中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一)人道主义的成因——贫穷是“恶”的根源

《悲惨世界》全书着重突出社会底层民众的穷苦处境与悲惨命运。在雨果看来,贫穷是丑恶的根源,也是导致人弃善向恶的出发点。文艺评论家乔治·郭尼峨在其著作《维克多·雨果》一书中指出:“他(维克多·雨果)不断地、庄严地努力提出人民群众的贫困、失业、卖淫、被遗弃被剥削的童年、因不幸而加剧的罪恶等问题。”在《悲惨世界》一书中,穷人安分守己,为了生存绞尽脑汁,却依旧一无所有;而富人却可以不劳而获、为所欲为。例如,青年时期的冉阿让是一个勤劳、善良的贫苦农民,为了生存而偷了一块面包,却被判服役19年。[8]雨果通过冉阿让这一人物形象所反映的人道主义精神,突出表现为对贫苦大众的同情与对社会不公的控诉。面对现实中残酷的阶级压迫,雨果站在社会底层民众的身后,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对维护资本家和富人利益的法律进行彻底的批判与鞭笞。但雨果却反对通过暴力事件或“报复的行动”争取生存权利,在《悲惨世界》中对冉阿让报复社会的行为也保持否定态度。他宣扬以“善”和“爱”作为引导人民脱离苦海的力量,力图通过道德的感化力量来重构社会秩序。他认为只要将“恶人”(如冉阿让)心中的“恶”从源头(贫穷)铲除,“悲惨世界”将重见光明。

(二)人道主义的特点——重视精神与物质的同步作用

在《〈克伦威尔〉序》中,雨果曾明确指出“人也是二元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兽性,也有一种灵性,有灵魂,也有肉体”。因此,同一个人身上既有光明(善)的一面,也有黑暗(恶)的一面,但雨果坚信光明必将战胜黑暗。[9]一方面,他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分配不公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注意到穷人若不能改善经济状况则难以生存的困境。基于此,雨果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博爱”思想相互揉合,探索避免穷人失业与贫困的方法,提出“普及财产”的理念。例如,在《悲惨世界》中,雨果描写冉阿让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后开办福利工厂的故事,在冉阿让的福利工厂中,所有人平等地享有工作机会,失业与贫穷彻底消失。在雨果的人道主义观念中,穷人无需仇恨或嫉妒富人,而富人如果人人都能成为冉阿让这类“博爱”的资产家,则“人道主义的光辉将照遍法兰西”。但仅仅通过物质经济这一条道路难以实现雨果的人道主义,因此,他把冉阿让再次“送”进监狱,出狱后的冉阿让与米里哀主教一同肩负起救赎世人的责任,变成了“道德美”的化身。以人性的光辉感化心灵、消除仇恨,重视物质拯救与精神感化的共同作用成为了雨果人道主义的突出特点。

(三)人道主义的内涵——仁爱

雨果把基督教当作一种“精神宗教”,“它能够把穷人的祈祷变成富人的财富,它是一种平等、自由、慈爱的宗教。”因此,雨果认为基督教也蕴含着人道主义精神。[10]学界一般将英国作家狄更斯作品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视为“圣诞精神”,但雨果的《悲惨世界》中也暗含着这一精神,即仁爱。

在雨果看来,革命与暴力只是迫不得已的手段,仁爱与慈悲才是实现人道主义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也坚决反对严厉的法律,“刑罚惩治非但不能消灭犯罪,反使犯罪加深。”推崇冉阿让与米里哀主教以仁爱、宽恕的精神获得对方的信任,并进一步感化对方内心、净化灵魂、消除仇恨,从而走上正途。例如,沙威警探放走冉阿让并投河自杀。在《悲惨世界》中,沙威警探是残酷法律的代表,雨果将他视为一块正直的岩石,但在冉阿让的感化下,沙威警探最终放弃了残酷的法律,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散发出人道主义的光辉。虽然雨果的人道主义趋于理想化,但并非不切实际,而是带着理性的成分,“减少黑暗中的人数,增加光明中的人数”便是他的目的。[11]例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出一位罪大恶极、以怨报德的人物形象——德纳第,显示出雨果对现实社会的理性判断。

四、雨果人道主义的现实意义

人道主义思想不仅反映在雨果的小说之中,还被雨果坚定不移地付诸行动和身体力行地诠释。例如,雨果曾坚决反对沙俄入侵波兰、支持古巴人民起义、赞扬墨西哥人民抵抗法国的斗争,还曾多次担任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职务,反对民族压迫,提倡人权平等、自由。因此,雨果不仅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人道主义“战士”与践行者。虽然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例如人道至上论与人性至上论),但他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劳动人民的赞扬,以及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德观与乐观、积极的精神都超越了历史的局限,使他的人道主义成为一种进步的思潮鼓舞着反抗压迫的人民。[12]

自《悲惨世界》问世至今,社会物质文明已经取得了极大发展,由于贫穷所引发的社会问题逐渐得到解决。物质的繁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扭曲着人们的价值观,道德滑坡现象日益凸显,势必将造成人类文明的畸形发展。这一现代文明的生存环境无疑是对雨果提出的“道德感化”观念的印证。

雨果以人类最根本的生存困境为起点,所关注的问题不仅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更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发展问题。[13]他所宣扬的“仁慈”“平等”“博爱”等基本观念是具有远见的、超验的价值观,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协调人际关系、引导人类文明走向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雨果也看到了外部道德感化力量的缺点,道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无法从本质上改变每一个人。因而,个人的道德自觉作用十分重要。

当今世界虽然在物质层面已经得到极大发展,但精神层面的发展却稍显滞后。[14]在世界某些地区、某些角落依然存在《悲惨世界》中的黑暗、贫穷、堕落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依然需要雨果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它所蕴含的“善”与“仁爱”能够激发人们心中的道德自觉感,使迷失方向的人重新找回自我存在的价值,从而造福他人、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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