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五四话语的历史演进
--------基于意识形态建构视角*

周 长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理论教研部， 浙江 湖州 313000)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五四运动距今已过百年，人们所识、所言的五四早已超越当年学生政治示威运动本身的历史具象，逐步上升为一个特殊的抽象符号。作为一个与五四运动有着天然亲近关系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较早地思考了五四之于现代中国政治的意义，并不断地使之扩大、充实和提升，以满足自身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也由此层累地带来了五四话语思想和意义的集聚。

一、早期的五四阐释与意识形态探索建构

虽然，五四运动发生之际，作为现代政治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还未诞生，但是，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及事实的见证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本能地开始思考五四之于现代中国政治的意义，由此五四正式进入了意识形态建构的视野。

1.民族国家意识的唤醒和激发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从一个文明帝国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急剧转变，五四运动又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现代国家成长的现实路径启示：正当的民族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催生的认同感和爱国情怀，可以在短期内为社会提供强大的凝聚力。身处国家存亡绝续之时，无论是民族情感本能使然，还是出于理性的政治规划，五四话语论述最先觉、最正确的目标是唤醒和激发民族国家意识。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在其主编的刊物《每周评论》中特辟了山东问题专栏，在《对日外交的罪恶》一文中，他指斥：“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万万不能单让学生和政客奔走呼号，别的国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观。”[1]402同一时期，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痛斥：“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2]212正当的民族主义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功能性资源，一个缺少“国家”“主权”“公民”等现代国家观念的古老中国，正是在民族国家意识的不断唤醒和激发下，进行殊死抗争，才涅槃为独立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

2.政党意识形态的探索性嵌入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将开展国民革命确定为中心工作。此时，中国共产党的五四话语论述不再是初期民族主义情绪的简单轮回，而是试图从五四运动中寻找再阐释的机会，围绕阐释国民革命增加更多的功能性意义。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陈独秀将“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次运动归纳为“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3]613，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但是“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3]618。无独有偶，张太雷也对民族运动做了划分，他将民族运动划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第二期是以辛亥革命为总结的制度自强运动，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民族运动进入了第三期，自此“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4]86。尽管他们对中国革命阶段的探索性划分并不一致，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话语表达目的，即希望以此营构一个意识形态的想象空间：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代表新方向的运动，与国民革命运动之间，具有一种合理的历史联结，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参与和推动这一进程，不是突发的政治臆想，而是有着不言自明的历史延续性和革命正当性。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下五四话语的经典开发

面对前期革命的痛苦教训，中国共产党深刻反省自身意识形态领域的教条化痼疾，以“新民主主义”作为论述的中心，开创性地建构起科学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由此，五四的思想活力得以展现在新的思想空间里。

1.开启对五四运动的本质主义审视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第一次站在更高的视点审视五四运动之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他认为：“将五四运动简单地视为民族革命运动的一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5]155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革命潮流转向低落，所以，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5]156他还认为，五四运动所体现的革命目标应是：“仗着广大的农工平民群众的力量，创造真正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5]158有别于此前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呼应时势和适配国共合作条件的五四话语，瞿秋白希望突破原有的论述窠臼，将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历史逻辑环节中的位置做出本质主义的安排，并提升运动试图达到的整体目标。实际上，这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架构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它开启了将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分界线论述的先河。

2.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的开创性构建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转移到陕北后，初步摆脱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正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借助五四丰厚的思想资源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创一种符合“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的理论解释范式[6]158。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7]647自此，“新民主主义”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而五四运动则成为了划分中国近现代史阶段和开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涯的坐标。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进一步将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纳入“新民主主义”的范畴，在历史断代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大成篇章。无论从何种视角看，将五四推上新语境下的意识形态建构舞台，并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起源的合法性之上，确保今后的意识形态论述有一个合理的历史开端，可谓是一次富有雄心的成功努力。

三、新政权甫定期间的五四纪念与社会思潮整合

从1921年到1949年，如果说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是在借五四的思想资源论述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那么从1949年起，便正式转向，理直气壮地证明其意识形态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基础。

1.五四纪念和对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引领 1949年的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日是一个标志性的临界点。虽然，此时全国还未完全解放，但是，国民党已是兵败如山倒，举办纪念活动并以胜利者姿态向与五四有着天然联系的知识分子树立新的思想权威，是以意识形态统摄社会思潮的快捷手法。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开创性地以6个整版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以头版头条的《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号召“全国旧知识界”，要“接受三十年来革命知识分子光荣的传统，进行这样一个思想大革命，用工人阶级的宇宙观人生观来重新武装起自己的头脑”[8]572。第二天，北平市军管会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座谈会，周恩来的讲话再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塑造知识分子，转移其思想立场和阶级态度的意图：“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但从政治上表现出来，在思想上也教育了知识分子，使科学工作者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看问题。”[9]4841949到1950的两年，从美学家朱光潜发表《我的检讨》、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我这一年》到教育家郭绍虞的《“五四检讨自己”》，知识界人士从谈论对五四指明的政治道路的认同，跟进为对自我的“检讨”，不管是出于对新社会由“思”到“信”的认同归属，还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都引领了舆论气候，让全社会感知到了思想新权威的召唤。这一时期五四纪念的核心意图已经达到。

2.五四研究与学术话语建构 自新民主主义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后，以这一理论为依据的研究论述模式就开始形成，但直至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新政权甫定在全社会确立后，相关的系统化学术书写才成为了可能。1951年，华岗所著的《五四运动史》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五四话语以完整的、系统性的学术形式呈现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的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关键陈述虽然不少已经有了学术的色彩，但是并无学术的系统。华岗不仅在目录中呈现了观察五四的完整视角，更重要的是，他借五四开启了一种学术论证模式。如：“一九一九年的中国五四运动，就是中国人民加入世界革命阵线的起点，证明了列宁所作科学预言的完全正确。”[10]3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言论，作为一种逻辑上的“前知识”，借以论证需要辨析的历史问题，通过这种将意识形态理论原则作为学术论证前提的话语生产方式，华岗不仅重新生产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五四观点，又将这些观点的理论前提经学术论证而强化[11]228，由此生成了一种循环论证的模式。之后的五四学术文本，其运思理路，也都不出其右。从根本上说，这呈现了政权易代后学术话语与意识形态建构之间新的互动关系，它既体现了学术话语塑造意识形态的独特功能，也宣示了意识形态主导学术话语的强势力量。

四、极左思潮影响下五四价值的扭曲异化

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想的整合，从新中国成立之始直至五六十年代，一直延续着一种革命的、阶级的二元对立模式，以适配新社会的结构性重建。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模式盲目地向着极左道路奔去，五四也在此途程中失去了它的历史真意。

1.异化的激进主义思维 五四与文革的激进主义思维是否存在同质性尚需分析，但文革利用五四推行其极左的路线和思想批判，却是不争的事实。1967年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社论，高调声称：“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新的一代，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2]第1版五四中“示威”与“反抗”的历史形象成了革命造反精神的起点。1969年的五四运动5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3]第3版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极左意识形态塑造了文革中的五四，反之亦如此，构成了一种畸形的、互为论证的关系。由此煽动起来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直接造成公权力的失控。失控的公权力又成了刺激激进主义最好的兴奋剂。这些现象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14]381，也不应看作是对五四示威抗争行为的简单复制，规训人心还是瓦解秩序，思想是吊诡的，恐怕也只有在文革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被理解。

2.滥用的反传统思想闹剧 除了将五四运动“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13]第3版，在极左思潮的召唤下，五四的反传统遗产再一次的被挖掘。1969年纪念五四运动50周年的《人民日报》社论称：“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对孔家店的迷信。这个口号变成了群众的革命口号，是中国思想界在历史上的新飞跃。”[13]第3版五四与反传统的历史关联被征用为批判“复辟”思想的最有力的工具。1974年纪念五四运动55周年的《人民日报》社论称：“搞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要同孔孟之道作坚决的斗争。不批孔，批林就不能彻底，反修就不能彻底，防修就没有保证。”[13]第3版在随后的评法批儒中，五四的局限性被认定为：“没有把儒家和法家的斗争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反对儒家是很对的，却没有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15]第1版这样，就把历史上的儒法之争和当下的路线斗争进行了捆绑。在借题发挥的荒诞言论背后，强势释放的意识形态信息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五、新时期五四话语的“现代化”重塑

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极左思潮长期禁锢下的思想理论界也获得了新生，逐步朝着充满活力、开放多元、包容自由的方向发展，五四话语也获得了重新塑造的机会。

1.重拾五四思想启蒙的理性之光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后，意识形态建构首先要突围的是思想僵化的藩篱，对五四的重新回忆和再认识是新时期意识形态转向的重要征兆。1979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邓颖超以亲身经历还原历史真相，通过强调实事求是原则呼应思想解放的舆论气候：“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符合事实，可以；但说受马列主义影响，就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许多人参加五四运动时知道十月革命，但还不懂得马列主义。”[16]2她纠正了极左年代对五四领导权问题的牵强附会的论述，肯定了五四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促进作用，使五四恢复了历史本真。随后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人民日报》社论，将五四称为“一次思想大解放”[17]第1版。五四以来的革命实践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8]第1版，五四又一次以思想启蒙的姿态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与意识形态新论述的对接点，借助历史支持让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建构原则和认知观念重获“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理性精髓。

2.开启“五四运动开现代化先河”的理论命题 被极左思潮不断阻断的“现代化”话语，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迅速成为了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发展方位的核心解释。五四遗产中的“民主”“科学”“启蒙”“进步”等现代性符号，理所当然地挺进了“现代化”意识形态塑造的空间。如国家领导人在1979年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我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灾难极其深重的紧要关头，革命青年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并且为此而努力提倡民主与科学。这个光荣传统是十分可贵的。”[18]第1版进入90年代，“现代化”这一建构主语不断被重申。1990年的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江泽民寄语青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你们的肩上。老一代牺牲奋斗取得的成果，需要你们去巩固和发展。”[19]4世纪之交，胡锦涛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讲话中阐述道：“五四以来几代青年梦寐以求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理想，将通过你们的继续奋斗得以实现。”[20]5谈论五四就不得不回溯过去，但意图却是为了现在。这些论述共同建构起“五四运动开现代化先河”的理论命题，营造出一种历史的崇高意象。

六、新时代语境下五四话语的意蕴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了应对这一发展阶段思想主题的递进，意识形态不断发生着建构性的变化。在这个持续的进程中，五四符号的意蕴也进一步得到升华。

1.新时代强势话语氛围的联袂营造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1]第1版此后，这一表述的使用频率不断提高，内涵不断丰富，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制度化确认，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之一。五四也由此进入了生产“民族复兴中国梦”意义的场域，五四话语表达获得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民族复兴”一词共出现了17次，无论是开篇，“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21]第1版，还是结尾，“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22]5。这些将历史与现实整合联系的论述旨在揭示“事业继承者”与“民族复兴”的结构关系，向社会宣示历史进步动力和既定发展方向的不可更替性，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的取向态势，展现出一种不言自明的强势逻辑。

2.驶向真理：把握意识形态建构的理性维度 今天的社会形态建构，早已跨越了那种因革命战争或政治运动而进行的令出如山式的政治动员疆界。2019年4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提出：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要讲清楚、回答好一系列的“为什么”，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这正说明，在个人和群体情感认同能动性不断增强的当下，意识形态只有通过逻辑自洽的论证和说明，与多数个体的经验和感觉相符合，与社会的理性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不断契合，促使人们形成反思性认同，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五四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民族复兴是现实的，也将成为历史的。现实不是简单空洞的，而是由革命历史与建设宏图相互交织而成的。中国共产党借助五四，阐释历史与现实的合理化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转化为支撑青年践行爱国使命的理由，其用意显然是服务现实，而五四也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收获了自身的存在意义。

七、结 语

回顾百年来不断演进的中国共产党五四话语，无论其主题如何变化，政治权力主体在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建构诉诸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为自身进行合法性辩护并获得政治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复制”政治权力潜在的目的性，清晰地呈现政党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逻辑。只要五四话语继续产生“意义”，而社会意识形态建构需要这种“意义”的支撑，他们互相依存的塑造与被塑造关系就不会终结。这种历史的关系，也将进入下一个思想的“驿站”[11]400。

向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向真理的接近应是无条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归根到底应围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自身丰富的内源性价值不断弥合偏差，满足和鼓励人们递进式发展的价值诉求，在科学前进中向真理不断趋近。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价值吸引力才能彰显，并向着更为理想的状态和层次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