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视角下汉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研究
——以徽派建筑译介中的三音节词为例

2020-01-19 16:51杨晓丽
黄山学院学报 2020年6期
关键词:马头墙原语译语

杨晓丽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一、引 言

随着全球化脚步的加快,各国文化在交流互融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博弈中。中国文化也迎来了“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其中,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cific Items)一词对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研究领域来说并不陌生,自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翻译理论家Javier Franco Aixela发表《翻译中的文化专有项》之后,很多学者就该问题做过相关探讨。过往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分析翻译的策略,比如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二是探究翻译的理论视角,尤其是认知、功能、语用等视角的引入,为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研究寻找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是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寻找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并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做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学科的学科[1]。认知语言学框架下的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语言转换仅是外在的、表面的,认知运作才是内在的、深层的,因此翻译研究最重要、最基础的是考察认知层面的运作[2]。作为专属名词,文化专有项指“文本中出现的项目,由于在目的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或与该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在原文中的功能和涵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困难”。所谓不同的文本地位是指因意识形态惯用法或使用频率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价值。文化专有项不仅取决于项目本身,而且取决于译语文化所理解的该项目在文本中的功能,也就是说,凡是异域文化中一般读者或当权者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上不可接受的,就是文化专有项[3]。因此不难看出,文化专有项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不仅在于项目本身,还集中在翻译的体验性、创造性层面,这与翻译既是社会活动也是认知活动、既是群体活动也是个体活动的特征不谋而合。

汉语三音节词是文化专有项中较为常见的一类词(项)。这类词结构上由修饰语和中心语两部分组成,包括“1+2”“2+1”两种类型。其中,“2+1”结构中由单音节名词充当中心语,双音节名词充当修饰语,音韵上扬抑呼应,选词上更倾向于花草树木、人物、动物等具有一定文化寓意的指称,如玫瑰红、糊涂虫等。而“1+2”结构则是以双音节名词作中心语,修饰语部分由名词或形容词充当,像死胡同、闷葫芦等。文化专有项三音节词中以“2+1”型居多,如徽派建筑文化专有项中的“马头墙”就是典型的“2+1”结构,“马头墙”又称风火墙、防火墙,是赣派建筑、徽派建筑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国江南传统民居的标志性建筑特点,特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因形状酷似马头,故称为“马头墙”。“马”在中国文化中被誉为吉祥的象征,聚族而居的马头墙高低起伏、错落有致,不仅展现出一种万马奔腾的气势,更是家人们望远盼归的物化象征——期盼着背井离乡的徽商们早日满载而归。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白果厅”“五凤楼”“美人靠”等“2+1”型三音节词。这些形美、意美、音美的绝佳组合不仅体现了古老人民的智慧,反映了人们独特的审美,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实用功能和美学价值,翻译得当不仅能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发展。

在认知语言学的视域下,对2017—2018年安徽省对外旅游宣传网页、旅游手册中徽派建筑的相关介绍进行分析,重点考察单句书面语篇中“2+1”结构三音节文化专有项的英译,探讨认知语言学对文化专有项翻译的解释力,以说明“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中引入认知视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三音节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之争议

三音节文化专有项不仅具有指称、命名功能,而且结构上灵活巧妙,具有音韵和谐之美;语言上生动形象,突出空灵诗意之美;意境上情景交融,令人遐想无限。如何在译文中保留文化专有项的功能与涵义,再现其形、义、境,一些译者选择以三音节文化专有项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为关注点,强调译语对异域文化读者的接受度,从两种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语言习惯和思想情感等方面对比两种语言,主张原语对原文读者的影响与译语对译文读者的影响等效[4]。另一些译者则认为三音节文化专有项在翻译时应注重其实用功能的传达,如“马头墙”的主要功能是防火,因而翻译成“fire and wind proof walls”或“fire-preventing walls”更为恰当。这种译法遭到了其他译者的质疑,认为实用功能和文化涵义在翻译中都应该保留,故而译为“a saddle firewall”。还有一些译者认为文化专有项中的仿拟词应保留汉语造词特点,更倾向于音译“matouq⁃iang”的译法。

三音节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应以翻译目的为方向,在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的同时,力求翻译表达的简洁、准确。但同时文化专有项的“形”本身突出体现了中国三音节词的构词特点与表达形式,如果一味地拒绝形式,抑或一味地考虑译语是否被译文读者接受,这样的做法似乎会忽略文化专有项本身的文化价值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自信,也有悖于中国文化传播的精神。不仅如此,文化专有项的对外翻译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十分重要的环节,高质量的翻译不仅能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三音节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应尽力彰显语言特色与民族文化特色,体现出文化自信,译者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为世界优秀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三、三音节文化专有项英译的认知阐释

受经济原则的驱使,或因现有语言系统中并没有对应词项来传递所要交流的意义时,说话人往往会从已知词汇中寻找新的生长点,并按照一定的规则重新造词来填补词汇系统的空位。三音节文化专有项由修饰语和中心语两部分组成,其修饰语通常外延较宽,容易引起歧义,因此听话人需要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结合语境和百科知识,对说话人所使用的词语意义作临时的专门建构,这样才能把握该词的具体概念或意义。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三音节词项被很多个体共同遵守并逐渐形成固化的语言单位而进入相应词库,存在于人们的知识系统之中,其意义可以看作是通过重复出现建立起来的规约化的语境意义因而具有规约性。比如知名度较高的“马头墙”“美人靠”等三音节文化专有项所有的概念特征都会以一个完形体(gestalt)的形式存在于本族语者的概念系统之中,人们不需要去分析该词项所构成的成分结构,而是以整体单位的形式从记忆中激活。原型性和固化程度是影响一个规约性语言单位的重要因素,会促使这个语言单位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惯用表达而具有单位地位(unit status)。一些知名度较低的三音节文化专有项如“五凤楼”“白果厅”虽然具有一定的单位地位,却仍然需要听话人考虑成分结构,并以语境为基点进行选择与调试,使缺省信息或隐含信息具体化。对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来说,汉语三音节文化专有项并不是其语言系统中的规约性用法,即该词项并不具有单位地位,因此意义的构建不仅需要考虑其成分结构的构成,还要考虑其语境中的整体结构。

1.语义对比

语义结构上,“马头墙”这类“2+1”型三音节文化专有项多是以词缀法从语言系统中较为规约化的语言材料中提取一部分语言成分拼接到新的语言成分中而形成的。这种构词方式凸显了合成词的某些特点,是人们表达思想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式,也体现了人们高层级的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任何层面(语素、词汇、短语、分句、句子等)都可以称为结构式,结构式不仅象征复杂概念,而且内在地以某个特别的方式进行概念化,语义结构本质上就是概念结构。例如,在“美人靠”“白果厅”等三音节文化专有项中包含三个结构成分:指向关系的结构成分(Adj1),如美、白;指向事物的结构成分(N1),如人、果;指向事物的结构成分(N2),如靠、厅。在第一层级整合中,N1指向事物是图式性的核心元素,则指向关系,其语义内涵中含有一个显著性图式元素即非确定性射体,而N1所指向的事物恰好与Adj1的射体形成对应,即N1的所指刚好填充了Adj1中非确定的射体。这两个结构成分在语义上组合成一个复合结构式Np1(修饰语:美人、白果),并与结构成分N2(中心语:靠、厅)以同样的运作机制进行第二层级整合Np2,同时继承第一层级合成结构的所指内容。与此同时,成分结构Adj1、N1、N2为合成结构Np2的概念化过程提供了一定的理据,Np1意义的某些方面得到了抑制,N2成为整个语义结构的指向,其意义的某些方面却被凸显出来,从而增强了象征对应体的凸显性。因此,一个复杂语义表达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合成语义结构,还包括各个成分象征的语义结构以及成分与合成结构式之间的关系。合成结构是统一的概念化,包括表达式的整个内容,而成分结构则代表该内容有限的组块,分别对概念化的合成具有重要意义;语义关系上,“2+1”型三音节文化专有项中修饰语概念对中心语概念进行修饰和限制,并提供一定的语义框架,二者之间存在某种隐喻或类比关系。整合后的概念具有更细致的语义范畴,并形成新的概念。三音节文化专有项“马头墙”“五凤楼”基本上也是以同样的机制进行概念化,意义是概念化的结果。

认知语法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是随着语言不同而不同的。即使我们假定人类的认知能力和体验在不同文化中是十分类似的,但也不能由此认为语义结构完全是普遍的。因为人们的识解方式、语言文化、思维习惯不同,构建情境的规约化方式也不尽相同。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翻译三音节文化专有项的环节却是相同的——译者将原语和译语建立起临时对应关系,观察它们在形式、意义、功能等方面的同一性,并将原语和译语分别放入各自的语境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比较。这种对应关系在确定原语和译语的同一性或相似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涉及人们认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即在不同的被概念化实体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的能力。例如“马头墙”在一些语境中被译为“fire and wind proof walls”“fire-pre⁃venting walls”“a saddle firewall”等,通过仔细对比不难发现,原语“马头墙”和上述译语的结构成分是有所不同的,对应方式也有所差异,主要区别在于原语将成分结构以及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都置于凸显地位,并且当成一个统一的合成结构概念化,而译语则是通过成分结构之间的对应象征或通过重构原语其他的某些概念内容而实现,虽然译语部分等同于原语的概念化,但凸显的部分不同,语义结构上比原语也更加复杂。也就是说,虽然译语也确实参照了原语所涉及的情境成分,但只部分表达出了原语的概念,不具有合成表达式作为专有名词的凸显性,即把成分结构和合成结构均视为语言表达式意义的一些方面。因此,三音节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不仅包含两个或多个复杂结构成分的整体对应,还包含着结构成分之间的对应等多个层面的对应和比较。

三音节文化专有项的意义包括语义内容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对该语义内容的识解。其中,语义内容是由一系列的认知域所提供的,如被仿拟事物的概念、文化内涵、社会关系,以及更加复杂的概念或知识系统,如徽派建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其中,徽派建筑群共同的认知域为文化专有项提供了语义识解的基体。这个基体涉及众多认知域,并表征着巨大的知识系统。语义结构必须参照百科式的知识结构才能描写。认知域构成了三音节文化专有项的语义基础,识解则是对相同情境的不同描述方式。虽然原语与译语都用于描述相同的客观场景,然而语义上却有所差别,主要在于译者识解时使用了不同的意象组织同一个概念内容。因此,意象对比是意义对比的重要组成,涉及被概念化情境的不同方面的相对凸显度。一个语言表达式所体现的意象是构成其意义的关键,同一个图式下,概念化的方式不同。虽然有时功能相同,但意象不同,意义也就不同。

2.意象对比

“意象”一词常被用于描述没有相应的感知输入时所产生的感知经验。认知语法认为,意象是指人们为了思考或表达需要,以多种方式,即通过不同意象,识解某一情境的能力。对同一情境生成不同的意象可能在于选择关注的特征、这些特征的相对凸显度、观察视角等方面的不同所造成的[5]。其中,凸显是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不同的凸显施加在一个特定的基体上就会得到不同的意象。意象不同,意义也就不同,而人们只会把印象最深、最为凸显的特征的感知作为该表达式意义的来源。比如,上文中的“马头墙”中墙的颜色、形状、功能、文化属性等都可以做为侧面被凸显出来,而其中最凸显、最容易被提取的特征是其独特的外型,因此“马头”作为该表达最为凸显的特征而被提取出来作为意义的来源。相比之下,译语“fire and wind proof walls”“fire-preventing walls”“a saddle fire⁃wall”则凸显了墙的防火、防风功能,这些表达不能够代表人们对该实体“马头墙”最深刻的感知。因此,原语和译语之间相似性的建立应以凸显为主要认知手段,凸显代表着语言所传达信息的取舍和安排。与译语相比,三音节文化专有项大多凝聚着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智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约定俗成的文化底蕴,文化性应是其意义的重要方面。

在中国文化中,“马”是吉祥的象征,如成语一马当先、马到成功等,这些概念与原词共同存在于人的概念系统之中,并通过联想链产生联系。然而在西方文化中,“马头”不可能激活相似的概念。因为只有当这个表达固化到易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被激活时,才具有单位地位,这需要对人们大脑中的相关认知事件进行整合,并形成对应的意象经验。如果一味地迎合英语读者的认知习惯而采用替换认知原型的所谓的归化的翻译方法,很可能会使原语所寄居的文化环境遭到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译语读者的知情权。作为象征单位,三音节文化专有项的每一个符号或表达式都是一个音位表征和语义表征的结合。它代表着特有的民族文化,承载着特殊的文化意象,不仅是语义极和语音极匹配的象征单位,而且体现了范畴化关系,具有重要的认知凸显性和功能性。

3.范畴对比

范畴反映事物本质和基本概念。“2+1”型三音节文化专有项的中心语在概念层级上多为基本层次范畴,如“墙”“厅”“楼”等,基本层级范畴在人类的感知意识中具有典型的分类价值,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以基本层次范畴开始的,基本层级范畴是人们对事物进行分类的最基本的心理等级,最易于人们迅速辨识,并具有最明显的物理区别特征。当人们看到“墙”“厅”“楼”等词后,脑中就会出现一系列范畴属性,如外形、构造、功能等。而修饰语如“马头”“白果”“美人”则是对中心语下位概念的分类。范畴化对语言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以徽派建筑群为最高级别的图式性范畴中,各种徽式祠堂、民宅、牌坊等范畴成员组成了一个图式性网络。其中,最高层级的图式体现了范畴成员身份的最大程度上的概括,而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则以知识系统为基体,以自己的方式组织并体现了这些共享知识,并通过范畴化关系与其他节点相联系,从而共同以更加具体的方式阐释该图式。每个节点内部也都包含复杂的内部结构,而马头墙、五凤楼、白果厅、美人靠等则是节点内部中有着极其显著的认知凸显性的例示,它们以更具体的方式阐释了徽派建筑的图式。当外国游客第一次接触徽派建筑时,他会通过感知凸显性和明显的相似性来提取出一个体现它们共性的概念,这个概念中强调了固有的、特殊的和在认知上凸显的核心特征,并形成了一个低层级的图式。而随着他越来越了解徽派建筑,该初始概念会越来越固化,并逐渐容纳其他特征而进行范畴化,从而更加了解徽派建筑群。

在这个不断扩大的高层级图式中,最具有心理固化程度和认知凸显性的特征会充当这个范畴的原型。原型的重要性在于它发展的优先性和显著的认知凸显度。因此,原型被人们唤起的频率最高,最有可能被选择为范畴的代表。而具有显著特征的徽派传统民宅以其显著的认知凸显性和固化程度极有可能会充当这个高层级图式范畴的原型,并定义该范畴的重心。因此,译者在翻译徽派建筑相关材料时,应尽量还原文化专有项及其文化环境,根据最突显的物体或事物的特性来组织语言的表达方式,并从大脑中提取出印象最深、最为突显、最活跃的部分来形成对应的表达。在徽派建筑译介中译者会选取场景的某些侧面进一步象征化,从而使该侧面得到凸显和细致描述。虽然这样可以帮助外国读者加强旧信息所包含的假设的理解,减少了译文读者的认知努力。但很明显,这种显性处理的方式本意是想要向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但实质上补偿信息似乎会对目的语读者产生错误的语境假设,从而导致了文化内涵的缺失。从本质上讲,三音节文化专有项也是一种文化的原型,以减轻译文读者认知努力为首要标准的翻译方法不仅会破坏源语的文化身份,而且不利于文化内涵的传递。

四、结 语

音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留原语的发音特点,如果将马头墙译为“matouqiang”可以在语音极上实现与原语对等,但语义极上对英语读者来说却是不熟悉的。当遇到该表达式时,人们首先会从脑中寻找并激活一个合适的图式来计算该表达式与相容图式的阐释距离,如果没有相容的图式,就需要通过语境化的过程识别。可以说,音译其实是一个使用事件,是在特定场合建立的实际概念化和实际发声的对子。虽然也可以称之为语言表达式,但是它不能用算法描述,识解实际上就是基于语境的概念化。音译加一定的解释性译文并利用同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强原语所寄居的文化语境,避免将目的语文化因素植入到原文的文化中,但显性处理的做法可能会增加错误的语境假设。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基本认知事件组成有组织语言单位的加工过程,厘清不同情况下人们对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关注和处理。因此,译者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原语作为概念实体所发生的认知事件之上,帮助外国读者在大脑中对相关认知事件进行整合,从而形成对应的意象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从认知角度对不同的译法进行评析,从而讨论哪种译法更符合认知规律、是否是成功的译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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