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涡阳堡圩与置县研究

徐和阳，张 影

（黄山学院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安徽 黄山245041）

清季受捻军起义①和堡圩林立的影响，皖北地方行政区划发生变革，涡阳县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学术界对涡阳圩寨和置县已有一些研究，但是没有专门对涡阳县进行总体概述。陈业新在《清代皖北地区行政区划及其变迁》中，详细讨论了涡阳置县的时间、过程、原因以及设置后造成的影响[1]；牛贯杰认为19世纪中期皖北地区大量分布的圩寨就是地方军事化的重要表现，并进一步研究了圩寨在传统的“双重统治格局”解体中发挥的作用[2]；王忠涌在《明至民国皖北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中从政治、经济、风土、地理等方面分析了明至民国期间皖北地区行政区划的演变原因及其过程[3]。作为皖北的重镇，对清季涡阳堡圩和置县进行研究，有利于通过个案讨论这一时期皖北基层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一、清代涡阳置县原因

涡阳地处蒙亳颍寿之交，民俗向称强悍，早在清代前中期，即有捻军在此区域活动②，多聚众剽劫。咸丰初年（1851年），皖北地区灾荒频繁，社会动荡。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过境，捻军趁机加强活动，与太平军相呼应。

蒙、亳交界处为捻军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是皖北捻军运动的中心，曾国藩称：“论捻匪者，蒙城、亳州最多，宿州、永城次之。带兵者痛憾蒙、亳”[4]。地方士绅窦世铨等称：“自亳东十九里沟至蒙城，涡河两岸百六十里，东西八九十里，所在皆贼”[5]。捻军盘踞的圩寨多沿河而筑，河流沟渎密集的区域，圩寨分布也相对集中。圩寨是社会动乱时期民间用以自卫的重要凭借,人们集聚而居，构建防御工事，以集体力量保障安全。圩寨一般都筑有圩墙，圩墙上有垛口、炮楼、吊桥等防御设施，圩墙外有壕沟环绕，壕沟或借天然河道，或为人工开挖。涡阳县总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县境内有五条东南流向的河流穿过，自东北向西南分别为包河、北淝河、涡河、芡河、西淝河。这五条河流之间，又有为数众多的、东西向的天然和人工沟渎汇入。涡河为蒙亳交界处最大河流，其沿岸密集分布着众多圩寨，如尹家沟、赵旂屯、义门寨、高炉集等。今涡阳、利辛两县交界处的临湖、楚店、张村、孙集四镇一带，有柳沟、溪沟、罗沟、东西安营沟自北而南并行汇入西淝河，河沟密集，而沿河沟分布的圩寨数量也相当可观。圩寨靠近河流沟渎，方便引水，保证圩寨壕沟的供水，圩寨沿河分布有着军事攻防的现实需要。

同治二年（1863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皖北，亳、蒙一带捻军遭受重创，灾患一时平息。安徽巡抚唐训方上奏朝廷称：“雉河集为蒙、亳接壤之区，距城较远，以致强寇迭起，屡抚屡叛，非添设知县，教养兼施，不足以资弹压而移风化。今拟于雉河集添设县城一座，设知县、教官、典史各一员”[1]。后僧格林沁又上奏请求增设县城，朝廷于同治三年（1864年）最终允准。

清廷增置涡阳县的根本用意在于加强地方控制，维持统治秩序。正如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巡抚乔松年会衔所奏“请添设雉河新县，以资治理”疏中所言“皖北地势辽阔，其初因地瘠民贫，不能多设官吏。然幅员极广，无以控制，宵小易生”，“查亳州所属之雉河集，西距亳州，东距蒙城，皆百里之遥，蒙、亳既不能兼顾，而其地滨涡河，地势险要，久为逋逃渊薮”，“臣等拟请于雉河集添设县治，分蒙城、亳州、阜阳、怀远四邑相连之地以隶之，选廉能之吏，妥为抚驭，以制要害”[6]。基于上述考虑，新县县界的勘划，也大体上是将宿县、蒙城、阜阳、亳州四县悬远不易管制之地划入涡阳县。

涡阳县置县得到宿县“十九集”、蒙城“十五村”、阜阳“四集”、亳州“十三保”。不管原来称“集”“保”，抑或称“村”，划入涡阳后，统一调整为堡，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涡阳县得自宿县的有“十九集”，即龙山、重兴、石弓山、宝冢、青冢、双沟、丹城、新兴集、尚义、古桥、道竹桥、崔家集、曹市、柴村、太清、殷家庙、顺河、青疃、大刘十九堡[7]。十九集划入涡阳县后，“其疆域东北起稽山，襄丹城，剖临涣、滨泡，邻河南之永城，得宿州仁义乡十一图，为汉铚酂之旧”[8]。据光绪《宿州志》记载，仁义乡原“管图十七”，“同治三年，拨龙山、丹城等十九集入涡阳，拨去十一图”，“仍管六图”[9]。盖拨入涡阳之十一图实合十九集之幅，共计46圩，922村。

得自阜阳的有“四集”，即王市、小闫、刘家集、佛镇四堡[7]。四堡划入涡阳后，两县实以“夏肥”（今西淝河）为界”[8]，共计26圩，405村。

得自亳州的有“十三保”，即赵旂屯、丁冢、楚店、雉河、花沟、张村、李门、众兴、义门、耿皇、彪狸、临湖、小闫十三堡[7]。所得之地，“薄城父，略酂，亦界永城，挟雉，至涡汭”，共计94圩，1794村。

得自蒙城的有“十五村”，即梁疃、柳桥、蔡湖西、吴林、蒙关、杏花、草桥、岳家桥、蔡湖东、范蠡、马疃、黄练、立冈、练庄、草寺十五堡[7]。所得之十五堡“南溯驼涧，笼旧城，至今治，得蒙城故淳化乡之村十五，劣半汉山桑”[8]，共计45圩，865村。民国《重修蒙城县志书》：“蒙城原编额五乡一十八里，后增七里，共二十五里，每里分十甲。今拨归涡阳四里，并寿二里内之三、四、五、六、七甲，实存五乡二十里五甲”。又载：“崇仁乡旧分三图，今将崇三里拨归涡阳县”，“寿乡旧分四图，今将寿三里、寿四里，并寿二里内之三、四、五、六、七甲，拨归涡阳新县”，“纯化乡，旧分十四图，今将纯十四里拨归涡阳县”③。按，《涡阳风土记》所言之蒙城“故淳化乡”当即纯化乡，据《重修蒙城县志书》可知，自蒙城划入“十五村”，实有原蒙城崇仁乡一里、寿乡二里五甲、纯化乡一里之幅，共计45甲，并非尽属纯化乡。清代中期以后，里甲制度趋于废弛，“此里彼里互相过拨，此甲彼甲各为规避，仅存鄕图之名而已”。而里甲制度解体之后的乡地组织形态，也可略作推测。《重修蒙城县志书》乡图之下所列村庄，均对应若干甲，数量不等，如崇仁乡崇一里“一八九十甲坐落丁家村，二三四甲坐落黄练村”，这里的“村”当是一级乡地组织，一“村”约当数甲，可见蒙城县的“村”当与阜阳、宿、亳三县的“集”“保”略同，里甲制度解体后，“村”作为地域性的乡役组织，其下当辖有数量不等的自然聚落。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集”“保”“村”并不是全部划入的。如阜阳的王市、延陵二集，两地分别为今利辛县王市镇、马店孜镇，均位于西淝河西岸，两堡所辖圩寨数、村庄数（王市集辖圩寨4，村56；延陵辖圩寨2，村庄65）少于佛镇集（圩寨6，村庄79），更远少于刘家集（圩寨14，村庄205）。又民国《涡阳县志》明言涡阳、阜阳二县以“夏肥为界”，可见王市、延陵二集仅以西淝河东岸部分划入涡阳县。又如，涡阳东北得自于宿县之土，“襄丹城，剖临涣”，可见所得土地当有自宿县临涣乡而来者，可能数量有限，故未设临涣堡，而是改属它堡。再如由涡阳县在蒙城县划入土地上设置有黄练堡，辖有2圩，而民国《重修蒙城县志书》载，蒙城县仍保留有黄练村，可见蒙城县原“黄练村”仅有一部分划入涡阳。

二、清代涡阳县的堡与圩

堡是清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区域性乡役组织，每堡所辖圩寨的数量相差很大，多的辖有10—14个圩，少的只有1—2个圩，蔡湖东堡甚至没有圩寨。相当部分堡的治所并不设在圩寨，而设在圩寨下辖的村庄，初步统计有18个堡：梁疃、蔡湖西、蒙关、杏花、草桥、范蠡、草寺、雉河、宝冢、青冢、尚义、古桥、道竹桥、崔家集、柴村、太清、殷家庙、顺河。此外有些堡并不是全部划入涡阳县，其中王市集、延陵集、黄练村的原有治所不在涡阳县境内，划进涡阳县的区域有限，王市镇辖有4圩，延陵、黄练二堡则仅辖有2圩。而捻军起义之后，圩寨兴起，捻军起义被平息之后，堡、圩、村三级制取代了堡、村二级制，具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和深厚的宗族背景，其凝聚力远强于作为地域性乡役组织的堡，圩寨成为基层社会力量的重心所在，而堡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

捻军起义的捻圩和官圩大量保留下来。如捻军领袖张乐行所兴筑的尹家沟；白旗总旗主龚德的宫记寺、龚瓦房等圩寨，白旗旗主孙魁心的楚店，白旗旗主江台陵、程大道的江老家，白旗旗主盛见如的盛河口、盛家庄、盛家楼等，小白旗旗主袁守钦的耿皇集、牌坊集、耿家场等圩寨；红旗总旗主侯士维的侯老营；蓝旗总旗主韩老万的大韩家，蓝旗旗主刘永敬（又称刘饿狼）的大刘庄，蓝旗旗主杨瑞英的高炉集，蓝旗旗主魏蓝的魏家庄；黑旗大旗主刘尿、刘狗兄弟的义门等，黑旗旗主王万一（一作王万全）的龙山集、大王圩，黑旗旗主邓作仁的赵旂屯；八卦旗旗主杨兴太的杨双楼。除捻圩之外，小闫、练庄、黄练三堡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官圩。上述所开列的仅为捻圩、官圩的部分信息，由于文献资料的局限，很难恢复出捻圩、官圩分布的完整面貌。不过从相当数量的捻圩、官圩在涡阳置县之后仍然沿用并被改造为具有乡地性质的一级基层政区的情况来看，涡阳置县之初，所规划的堡圩制度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既存圩寨的继承。

注释：

①“捻军起义”一词来源于江地在《历史教学》中发表的《捻军起义名词解释》一文，该文对捻军起义作了详细的解释。

②江地先生认为，“捻党最初产生可能在十七世纪中叶即康熙年间，但确切见之史料，则在十九世纪初叶即嘉庆十三年（1808年）”，详参江地《捻军史研究与调查》，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2-7页。

③汪箎等修《民国重修蒙城县志书：卷2·乡图》，民国四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