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

2020-01-25 16:20刘宗迪
文史哲 2020年6期

刘宗迪

摘要: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将上古华夏世界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夏为西方集团,主要活动于河南、山西、陕西地区,这一学说对古史重建和夏商考古的影响有目共睹,由于豫西、晋南、陕北等地多处大型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的发现,夏居西方几成学界共识。夏居西方说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左传》叔虞封于夏墟的记载,周成王灭唐,封晋祖叔虞于夏墟,因晋居河东,故可推定叔虞所封的夏墟必在河东,汉魏以来,学者皆承此说。实际上,这一推定并不成立。详考古书所载周成王时期封国格局、唐杜氏及其后裔晋国范氏的世系、迁徙和祭祀传统,可知周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叔虞始封的夏墟,实在鲁西河、济之间,其子燮始迁于河东。既然夏墟在鲁西而不在河东,则“夷夏东西说”以及基于这一学说的夏墟考古和古史重建,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关键词:夏墟;夏墟考古;夷夏东西说;大禹治水

夏为古史传说中开启华夏世袭王朝历史的第一个朝代,古人论华夏道统,往往“三代”并称,而夏居其首。夏的历史,关乎华夏历史的起点,因此,夏墟所在,一直是现代古史学、考古学挥之不去的热点话题。

据古书记载,山西河、汾之间为“夏墟”,而豫西伊、洛之间则为“有夏之居”,故自来考夏地者,最关切两处地方,一为晋南,一为豫西。豫西“有夏之居”一说,出自《逸周书·度邑解》,牵扯伊、洛地名的变迁和牧野之战的地理,头绪纷繁,请俟另文详论。河东“夏墟”之说,本自《左传》晋祖叔虞封于夏墟的记载,而为汉晋间学者所祖述,至今犹为考古史者引为典据,深信不疑。然而,详考此说源流,其中实隐藏一巨大的误解,而前人俱未留意。

夏墟所在,关乎古史重建的地理基础和华夏历史的空间起点,不得不为之详辨,故笔者不揣浅陋,略布管见,以就正于学界同道。

一、河东夏墟

河东夏墟,其说本自《左传》的三处记载。其一,《左传》昭公元年载晋平公有疾,郑国子产赴晋聘问,为晋侯说晋祖叔虞所封唐地的掌故云: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其意谓高辛氏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阏伯,老二叫实沈,两兄弟天天打架,高辛氏不得不将兄弟俩分家,让阏伯住在商丘,让实沈住在大夏,分别主祀辰星和参星。辰星即心宿,又称大火星,属东方七宿,相当于西方天文学的天蝎座;参星属西方七宿,相当于西方天文学的猎户座。两宿分居东、西,各主春、秋,心宿升起时则参宿降落,参宿升起时则心宿降落,两个星宿此起彼伏,永不相见。高辛氏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主祀辰星和参星,意味着这两个冤家对头从此天各一方,不复来往。后来,阏伯所居的商丘被商人继承,实沈所居的大夏则为唐人继承。唐国末世,其君叫唐叔虞,当时,周武王的王后邑姜怀上了孩子,梦到上帝给他腹中胎儿起名日虞,并许诺将唐国的地盘赐给此子。婴儿降生,果然手心里写着一个“虞”字,因此,到武王之子成王时,灭了唐国,把其地封给兄弟叔虞,叔虞就是后来晋国的祖先。由于商人继承了阏伯的商丘,而阏伯主祀辰星,故商人也主祀辰星,晋人占了唐人的地盘,而唐人主祀参星,故晋人也主祀参星。——由子产所述这段掌故可知,晋国的祖先叔虞初封之地原为唐国的地盘,唐国在大夏,唐为国名,大夏是地名。

其二,《左传》定公四年载卫国大夫祝佗赴召陵之会,因为诸侯排座次发生争执,祝佗为周大夫弘苌追述周成王时周公封建伯禽、康叔、唐叔的掌故,列举晋祖唐叔受封的财产、族姓和土地云:“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祝佗称唐叔受封之地为“夏虚”,并云唐叔所行为“夏政”,这也是“夏虚”一语唯一一次见于先秦古书。《左传》的这两处记载,正相呼应,子产所谓“大夏”,自然就是祝佗所谓夏墟之所在。

其三,《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国荀跞赴周会葬,籍谈为介,周景王求彝器于晋人,籍谈答以晋居深山,戎狄为邻,远于王室,拜戎不暇,无器可献。景王历数王室赐晋之器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所言唐叔所受器物,与《左传·定公四年》合,所言唐叔封地,“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则与昭公元年、定公四年呼应,所谓“参虚”,亦即“大夏”或“夏虚”,因唐居大夏而主参,故又称其地为“参虚”,参虚亦即夏墟。

据《左传》所言,叔虞封于唐,其地又称夏墟,叔虞为晋国开基之祖,则晋之所在,亦即唐和夏墟所在。晋在河东,则唐和夏墟必在河东,可谓不言而喻。故自司马迁以降,述史者均以唐人、夏人居于河东。《史记·晋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货殖列传》亦云:“昔唐人都河东。”显然就是本自《左传》。

由于古书中称尧为陶唐氏,故汉人又以河东为尧都所在。《汉书·地理志》云:“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又于太原郡晋阳县注云:“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郑玄《诗谱·唐谱》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至晋人皇甫谧综合古史传记而撰《帝王世纪》,既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又云“(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記·夏本纪》集解引),可见,以平阳、安邑、晋阳为尧、禹先后所都之地,汉晋时期已成定论。晋阳县见上引《汉书·地理志》太原郡,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平阳县,见《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安邑县,亦见《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战国时曾为魏国所都,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改称夏县,“因夏禹所都为名”,今其地犹有夏王城。又因为在传统古史体系中,尧、舜、禹三代禅连相传,尧禅舜,舜禅禹,载于《尚书·尧典》,为古人熟知,尧墟、禹都既然皆在河东,则舜都亦必相去不远,故《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冀州之人也。”《正义》引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皇甫谧《帝王世纪》则径谓:“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可见,唐尧、虞舜、夏禹三代都于河东之说,实为汉晋之际学者所共述,而求其渊源,无非是从《左传》叔虞封于唐或夏墟的记载孳乳而来。

尧、舜、禹都于河东之说,本自《左传》,且《左传》所载叔虞封于大夏或夏墟的掌故,出自子产、祝佗之口。子产博学多识,晋侯谓之“博物君子”,祝佗则为卫国司祝,《国语·楚语下》云:“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絮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祝官以祝颂祈祷于山川群神和先公先王为职责,故必博闻强记、精通古史。叔虞封于夏墟的掌故既为子产和祝佗所述,必非道听途说的传闻或空穴来风的杜撰。正因此故,自古迄今,言古史者对于尧、舜、禹皆都河东,大都深信不疑。王国维《殷周制度论》(1917年)有见于上古帝王之都多在东方,古书所见夏人都邑和地名亦率在东土,断定“虞、夏、商皆居东土”,以东方为华夏古史的渊薮,因此对尧、舜、禹之都独在河东颇感困惑,但古史相承,无可置疑,为自圆其说,不得不认为河东之都是因洪水之灾而“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3年),分上古华夏世界为东、西两大集团,以夏与周为西方民族,夷与商为东方民族,上古历史即东夷与西夏两大族群交争的历史。傅氏认为“夏之区宇布于今山西、河南省中,兼及陕西,而其本土在河东”,其主要依据即《左传》所载高辛氏二子分居商丘和大夏、晋祖叔虞于夏墟的掌故。傅氏此说对现代古史学和考古学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1937年)秉承王国维“虞、夏、商皆居东土”说,博引书证,力证夏民族起自东方,驳斥傅氏夏起于西方说,但河东夏墟久为古人称道,明文俱在,终难抹杀,故不得不像王国维一样,作折中之论,认为夏虽起于东方,却因洪水之故或其他原因,而在晚年迁往河洛之西,最终亡于河东,此即《左传》河东夏墟的来历。实际上,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宏论发表之前,早在1926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及其同仁,就已经根据古书中关于河东夏墟的记载,到晋南一带进行“夏墟”调查和考古,1949年后的山西考古也长期以夏墟考古为重要宗旨。著名的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正是在寻找夏墟的考古活动中发现的。由于夏墟已经被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占了先机,且在考古年代学上,陶寺遗址早于二里头遗址,既然自古相承有尧都平阳之说,而陶寺遗址正在古平阳附近,因此就被顺理成章地指定为尧都。考古学者甚至将陶寺出土陶器上涂绘的一个朱书符号解读为“尧”字,认为即尧的名号。

叔虞封于夏墟,夏墟在河东,其说出自《左传》,汉晋学者祖述而不疑,又有考古遗址为之见证,可谓证据确凿如板上钉钉,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余地吗?

然而,正如王国维、杨向奎、沈长云等主张夏为东方民族的学者所指出,不仅古书所言上古帝王之都均在东方河、济之间,而且古书所见夏人的同姓和夏人所交涉诸族,以及有夏一代史迹所涉地理,几乎全在东方,尤其是大禹治水的传说,更只能发生于常遭水患的黄河下游,凡此种种,若以夏为西方民族,则终无法说通。至于河东地区,则除《左传》定公四年“夏墟”及昭公元年“大夏”两条记载外,先秦古书中罕见这一地区有与夏有关的记载,夏墟若果在河东,则古书所见河东的夏代史迹不当如此寥落。另一方面,若主张夏在东方,河东夏墟又该如何处置?王国维、杨向奎为自圆其说,以河东夏墟为夏人因遭洪水暂时西迁而留下的遗迹,凭空立论,并无史料支持,终难让人信服。

前人相信夏墟在河东,是因为《左传》说唐叔封于夏墟,而唐叔为晋国之祖,既然晋国在河东,故夏墟必在河东,司马迁《晋世家》、班固《地理志》、服虔注《左传》、郑玄笺《唐风》以及后来的地理书如《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言尧都、夏墟所在和唐叔之封,無非是据晋国封域而推求。

前人一味在河东晋国封域寻求唐叔所封和夏墟,他们都理所当然地相信叔虞所封的唐国即后来的晋国所在。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可能性,即唐叔所封与后来晋国所封,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唐叔封地可能根本就不在河东。

实际上,晋国早期确有迁封之举。《今本竹书纪年》载,(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叔虞封唐当即在此时。《今本竹书纪年》又载,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之”,《北堂书钞》卷一八引古本《竹书纪年》云:“晋侯筑官而美,康王使让之”,无“唐迁于晋”语,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不言此语的出处,此句当为古本《纪年》所有。据此可知,晋人在叔虞封唐不久即由唐迁于晋。

晋国在早期曾经由唐迁晋,有出土文献为证。香港私人收藏一件青铜簋,簋腹内部有铭文四行22字,朱凤瀚释为:

现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铭文首字现,朱凤瀚释为“尧”。“唐”,铭文作“易”,甲骨文商汤皆作“唐”,故“易”即“唐”字。铭文末尾有一族氏符号,朱凤瀚指出这一符号见于商晚期金文,认为此尧氏有可能为商遗民,但据器型、铭文字体及内容,断定应为西周早期器物。器主尧公,当为封于尧地或以尧为氏的贵族,而“姚”传为尧姓,联系到古书关于尧、舜居河东以及《史记·晋世家》叔虞封唐、叔虞之子燮父始称晋侯的记载,朱凤瀚断定簋铭所称“侯于晋”的唐伯即为叔虞之子燮父,并认为“王命唐伯侯于晋”一语意为周王将唐伯由旧封地改封于晋地:

现公簋的铭文明言唐伯是受王命而“候于晋”的,根据其他也言及王命某贵族“候于”某地的西周金文例证可知,被封者皆是从原驻地迁至此受封之地,所为侯之地是新的封地。……燮父所居晋国都邑“晋”并不在唐叔初封之“唐”旧地,而是其新迁之都。

有此器为证,晋国在叔虞之子燮父时由初封的唐迁至新封的晋,可谓毋庸置疑。据《史记·晋世家》,成王之弟初封于唐,称唐叔,唐叔子燮称晋侯,晋侯子宁族称武侯,武侯子福称厉侯,厉侯子宜臼称靖侯,从唐叔至靖侯,凡历五世。其云:“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可见,在司马迁时,晋国早期列侯的记载已零落无考,大概不仅列侯在位年数,其都城所在也无从详考了。若如顾炎武所言,叔虞始封之唐在翼城,“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则燮由唐迁翼,只是在唐叔旧封左近挪移,并未出唐叔固有封域,实无待于周王改封国号。尧公簋铭文云“王命唐伯侯于晋”,《竹书>云“唐迁于晋”,暗示晋去唐非近,唐、晋非一地,晋在初封的唐国封疆之外,故需周王重新封地赐号。唐叔之子燮改号“晋侯”,即因迁离故唐、移封晋地而改称。

那么,叔虞所封之“唐”,究在何地?

二、叔虞封唐

《春秋》《左傳》记载了众多古地名,却从无提及晋境有名“唐”之地。《春秋》《左传》中提到的“唐”地,共有四处:

其一,成周之唐。《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周王子朝与敬王争位,王子朝入于王城,单子、刘子攻王子朝,“尹辛败刘师于唐”,杜预注云:“唐,周地。”此周地在周王城附近,不在晋地。

其二,楚地之唐。《左传》定公五年秋七月,楚人子期、子蒲灭唐,宣公十二年:“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亦即此唐,杜预注:“唐,属楚之小国,义阳安昌县东南有上唐乡。”在今湖北省随州市西北唐县镇。此唐显然亦不在晋地。

其三,鲁西之唐。《春秋》隐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社预注云:“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在今山东省鱼台县。《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亦即此唐。

其四,齐境之唐。《春秋》昭公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云:“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经作“阳”,传作“唐”,字可通。北燕即后来的燕国。此前昭公三年,北燕伯因内乱而出奔于齐,至此年,齐人送其复国。《春秋》杜预注:“阳,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县。不言‘于燕,,未得国都。”杜预以阳或唐即西汉唐县。按,西汉唐县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河北的唐,不见于早期文献,杜预盖据后世地名相同而附会耳。此阳或唐,当为齐之边邑,位于燕、齐之间,《春秋》《左传》之所以不言纳北燕伯于燕,而言纳之于阳或唐,实因阳或唐为齐之边邑,其地近燕,齐人护送北燕伯归国,至此而止,随后由燕国迎驾者护送其君回都,《左传》所谓“因其众也”,即谓由燕众在唐邑迎接北燕伯护送归国,文义本极清晰,杜预未悉,误以阳或唐为燕邑,并附会于汉之唐县。春秋时,北燕在齐西北,两国以黄河为界,齐人护送燕君归国,必由齐国西境河上的津渡过河。春秋时,齐国西境滨河有高唐,高唐为齐西境重镇,燕君由齐渡河归国,必由高唐,此《左传》昭公十二年之“唐”,当即高唐。此为齐境之唐。

综观《春秋》《左传》所记诸“唐”地,无一在晋境者。唐为晋祖之初封,必为晋人宗庙所在,若其地在晋都附近,以《左传》记晋事之详,不当对近在咫尺的故国旧都一字不提。可见,唐叔虞所封之唐,很可能不在晋境,而当求诸晋境之外。

《春秋》《左传》所记四“唐”中,成周、楚地、齐境之唐,都不可能是唐叔初封之唐:成周之唐既在王城附近,显然不可能是叔虞封地;楚地之唐为国名,春秋早期其国犹存,显然不会是成王所灭之唐;至于齐国之唐,《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之言日:“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则黄河以东,皆属齐封,必非唐叔之封所在。然则成王所灭以封叔虞之唐国,很可能为鲁西之唐。

商的势力在东方,牧野之战,武王一举克商,但商的东方盟国势力犹存,故武王克商后,立“三监”以镇压殷商遗民。武王不久去世,成王尚幼,东方的殷商残余势力趁机携三监反叛,周公率师东征,苦战三年,叛乱始平,《逸周书·作雒》云:“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殚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古书所记成王时期周人用兵皆在东方,《史记·周本纪》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所言迁殷遗民、伐淮夷、残奄、迁其君于薄姑,锋芒所向,莫非东土,故太史公总括之日“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成王时期为剪除殷商势力,一心经营东方,实无暇顾及对北方晋地的经略。

值得注意的是,《今本竹书纪年》次“王师灭唐”于伐奄、灭薄姑、伐淮夷、营洛邑、诸侯来朝之后的成王八年,同年成王命鲁侯、齐侯,迁庶殷于鲁,唐国当在此时被灭,则其地必在东方。经过成王、周公、召公三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商的东方势力被先后剿灭,克商大业才最终完成,其他一些东方小国则成为齐、鲁的附庸,被纳入了周的统治体系之中。成王灭掉东方的唐国,封其弟叔虞于其地为唐侯,其用意自与封太公于齐、封伯禽于鲁、封康叔于卫一样,皆为镇压东方殷商残余势力。至成、康之际,殷商余烬已被彻底扑灭,东方的威胁不复存在,齐、鲁、卫三国的力量足以镇守东土,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成王营建成周,定鼎洛邑,洛邑成为周之东都。康王继位后,移封唐叔虞之子燮于洛邑以北的晋地,并因此重新赐其号为“晋侯”,其意盖旨在拱卫成周,一为监视聚居洛邑的殷商遗民,二为防御北方戎狄入侵,同时,晋侯与成周分居黄河南北两岸,以南北夹持之势,扼守东方入关通道,守卫位于关中的宗周王朝。

成王所灭之唐国当即鲁西的唐邑所在,此可由数见史书记载的“唐杜氏”的历史得以证明。

唐杜氏为位于宗周京畿附近的一个附庸小国,为成王所灭唐国的遗民所徙居。《今本竹书纪年》谓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王国维《疏证》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之言“在周为唐杜氏”为该条之出处。《左传》原文为: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

杜预注云:“唐、杜,二国名。殷末,豕韦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四世及士会,食邑于范氏。杜,今京兆杜县。”杜预分唐、杜为二国,显系误解,范宣子自承唐杜氏之后,“唐杜氏”只能是一国或一族之名。杜预在世时,正逢汲冢竹书问世,曾亲见竹书,他说周成王迁唐于杜,与《今本竹书》合,或即本自汲冢竹书。唐国迁杜,故其后人以“唐杜氏”自称,意谓其族为迁于杜邑的唐氏,正与后世名门望族言地望,往往标榜以“清河崔氏”“琅琊王氏”“陇西李氏”同理。范宣子将唐杜氏一族追溯到陶唐氏、御龙氏、豕韦氏,可见唐国历史的源远流长。范宣子称唐杜氏“在商为豕韦氏”,《国语·郑语》载史伯之言,以大彭、豕韦并为商伯,并称彭祖、豕韦皆为彭姓,可见豕韦氏旧墟必与彭国相近,而大彭旧墟在今徐州,其地正与鲁国相接。唐杜氏既为豕韦氏之后,则其故土必去鲁地不远。

范氏之祖唐杜氏出自东方豕韦氏,原居于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国史官蔡墨所述刘累御龙的传说亦可为证:

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日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陶唐氏之后刘累接替豕韦氏之职,为夏后孔甲御龙,赐氏曰御龙氏,后因惧罪迁于鲁县。关于鲁县之所在,杜预注云:“鲁县,今鲁阳也。”鲁阳指鲁阳县,西汉所立,其地在今河南省鲁山县,杜注当本自《汉书·地理志》,《地理志》于南阳郡鲁阳县下自注云:“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然而遍检载籍,鲁阳县并无“鲁县”旧名,班固之说当系因地名偶同而据《左传》附会。汉代确有鲁县,见《地理志》,为鲁国属县,治在曲阜。

蔡墨所言鲁县当然不会是汉代的鲁县。蔡墨为春秋时人,而其所谓“鲁县”,以“县”为名,容易让人以县制晚起而怀疑《左传》这一段记载的可靠性。实际上,春秋时,楚、秦、晋国等大国已多置县。秦、楚、晋等大国,吞并小国,其地或与本土悬隔,即设为县,或以为功臣封邑,或设官吏驻守。——蔡墨为晋人,他称鲁为“县”,表明其当为晋县,名县为“鲁”,表明其地在鲁,则鲁县当为春秋时晋国设于鲁国附近的县。

那么,晋国这片位于鲁地、名为“鲁县”的飞地,是何来历?蔡墨云陶唐氏之后刘累“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意谓范氏祖先出自陶唐氏,鲁县即范氏祖先所居之地,则鲁县之所在和鲁县之来历,可由范氏的历史求之。

范氏为晋国六卿世族之一,范氏一族出自西周唐杜氏,周宣王杀杜伯,杜伯之子隰叔流亡晋国,其子舆为晋国理官(执法官),故以“士”为氏,四世至于士会,士会有功,晋先后封士会于随、范二邑,故称随氏,又称范氏,士会始任正卿,即范武子,范宣子士匄为范武子之孙。范氏因封于范而为范氏,范邑在今河南省范县东,与山东省梁山县毗邻,《孟子·尽心上》云:“孟子自范之齐”,即此范邑,西汉置为范县。

顾栋高认为士会封范邑,当在晋人灭赤狄之族潞氏(《春秋》宣公十五年)、甲氏和留吁(《春秋》宣公十六年)之时。范在齐、卫之间,西周和春秋早期当属于卫。《春秋》闵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卫。”狄灭卫,卫人迁于曹。清华简《系年》云:“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留吁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曩,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可见侵占卫地的狄人为留吁一族,范邑亦当在此时沦入留吁之手。晋灭甲氏、留吁之役,士会为主帅,《左传》宣公十六年:“春,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三月,献狄俘。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范邑当在此时归于晋人之手,士会封范邑,当即在此时。范邑在今山东梁山县,其地在齐、鲁、卫之间,与晋国本土相去甚远,或认为春秋中叶晋人拓地当不至于此,故怀疑士会所封非此范邑。其实,范邑为范氏封邑,《左传》即有明证。据《左传》记载,鲁定、哀公之际,范氏后人范吉射因权争失败逃到齐、卫之间的范邑,可证士会所封的范邑必即今梁山县的范邑。不过,顾栋高认为晋国在灭狄人潞氏、甲氏、留吁后,原属卫国而被狄人所占的土地悉归于晋,这意味着晋境拓地至于位于齐国西境,却未免夸大了当时晋国的疆域。卫国在鲁僖公三十一年迁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后,终春秋之世,一直都于帝丘,介于晋、齐之间,若果如顾氏之说,晋人在春秋中叶即辟地至齐国西境,将置卫国于何地?实际上,春秋中叶晋国虽然不可能拓地至梁山境,却不妨在此地占有一片飞地,以当时晋国的势力及其与鲁、卫、宋诸国的结盟关系,晋国完全有能力乘扫灭赤狄之机,在齐、鲁、卫、宋之间占据一片飞地,封给像范氏这样的强族而据为己有。范邑不与晋境接壤,这一点由《春秋》定、哀之际范氏后人范吉射在晋国权争中失败而逃到范邑孤守并得到齐、鲁、宋、卫诸国的鼎力支持即可看出。正因范邑为孤悬于晋国本土之外的飞地,且近齐国,故后来为齐国所并。

范邑孤悬于晋国本土之外,而范武子接受其为自己的封地,想来正跟此地原本就是范氏先祖的发祥地有关。士会率师灭赤狄之后,晋国封范氏于此,对于晋国,是在东土齐、鲁、宋、卫之间扎下一个据点,藉之可以牵制齐国,而对于范氏,则是荣归故土、光复旧物,范武子之孙范宣子炫耀范氏家世历史悠久,死而不朽,盖即缘此而发。

《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晋史官蔡墨称范氏所居为鲁县,是在鲁宣公十六年(前594)士会率晋师灭留吁之后,蔡墨所说的鲁县,当即指范邑。“县”者悬也,因范邑与晋境悬隔,其地近鲁,故谓之“鲁县”。——增渊龙夫认为,春秋时代楚、晋等强国的县,大都是灭亡小国之后改组而成,故多位于各国边地,县的长官尽管由国君任命,但任命的依然是势力强大的世族,因此,春秋时期的县既是国君的直辖地,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世族的私属领地。范邑其地,“范”当为其旧名,因其为士会一族所世袭,故士会一族得以“范”为氏,因其在名义上属于晋国国君的直辖地,而其地在鲁,故得称为“鲁县”。

综合《左传》关于唐杜氏和范氏源流的记载,可见范氏确为源远流长的古国旧族,范宣子以“不朽”标榜其族,可谓名副其实。范氏为唐国之后,据范氏一族的世系源流和迁居之地,又足以证明范氏祖居鲁地,鲁地原有唐国。据此可以为唐国一族在西周至春秋的变迁勾画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唐国原为东方古国,春秋时位于曲阜以西今鱼台县的唐邑当即其古墟所在;周成王时,周公东征商奄,唐国亦同时被灭,周迁其遗民至宗周附近的杜邑,是为唐杜氏;周成王將鲁地的唐国故地封给叔虞,称为唐叔,是为周初的唐国;周康王时,东土初平,唐叔虞之子移封于晋,是为晋侯;周宣王杀唐杜氏之君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逃往晋国,四世至于士会,鲁宣公十六年,士会率师伐灭占据卫土的赤狄,晋封士会于卫土范邑,以继唐国之后,故称范氏,而晋人则称其地为鲁县。唐国,这一东方古国的香火,竞借去而复归的范氏一脉而得以延续。

西周覆亡,周社东徙,居于杜邑的唐杜氏并未随周东去,而是留在关中。又过了数十年,至秦宁公三年(前713),唐杜氏才被秦所灭,《史记·秦本纪》云秦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三年,与毫战,毫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引徐广云:“荡音汤。社,一作杜。”则“荡社”当作“汤杜”,“汤”“唐”通,“荡杜”即唐杜氏。据此,唐杜氏之国又称“毫”,杜主则称“亳王”。《史记·封禅书》记述雍地诸祀云:“于社毫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据上下文,“社”显然亦系“杜”字之讹,《索隐》引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于杜亳。”杜亳亦即唐杜。“唐杜”之称“杜亳”,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亳”为汤都之称,商起于东土,汤亳也只能在东土,杜伯之国称“亳”,或是周初唐国迁杜时由东方故土携来的旧名,或者是周人东迁洛阳之后,社主意图拥兵复国(故自称为“亳王”),因以其故土旧都之名命名其国。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足以说明唐国与亳的关系甚为密切。综合以上所述,不仅可以证明唐国在鲁,亦说明亳在鲁。实际上,曲阜有亳社,屡见《春秋》《左传》记载。社为土地之象征,社之所在,即封土所在,曲阜有亳社,即足以证明曲阜为亳之故土,至于曲阜之亳是否即为商汤所都,则另当别论。

明白了叔虞所封的唐国原在鲁地,有助于我们理解晋公盘铭文关于唐叔封地的说法。晋公盘系某代晋公为嫁长女孟姬于楚国所作媵器,开头一段追述始祖唐公辅佐武王征伐天下而因功受封: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殽畏百蛮,广辟四方,至于丕廷,莫不秉敬。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君百姓作邦。

唐公即唐叔虞。该文中出现了两个地名,一为丕廷,一为京师。

“广辟四方,至于丕廷”,意为唐公辅佐武王征伐四方,至于丕廷这个地方。“丕”训大,“丕廷”即“大廷”。“大廷”为地名,郭沫若、唐兰、马承源等都认为即史书所载大庭氏之国。《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皆发生火灾,“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预注云:“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叔虞随武王征伐所至的大廷,当即鲁地的大庭氏。

铭文接着说“王命唐公,建宅京师,君百姓作邦”,封唐公于“京师”,则“京师”所在,当即“夏墟”。“京师”所指,释者所言不一。京师为周王封叔虞建国之地,显然不会指周京。“京师”原文作“京自”,甲骨文中常见地名后缀以“自”字的用法,铭文“京自”盖指名为“京”的高阜之地。上文云“至于丕廷”,丕廷(大庭氏)在鲁,而周时鲁地附近正有名“京”之地。《诗经·郦风·定之方中》云:“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毛传》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所言即《春秋》闵公二年狄人卫、卫人迁曹之事。漕即曹,在今山东定陶县。诗所谓“楚”“京”“景”皆丘墟名,《水经·济水注》云:“菏水分济于定陶东北,……北径己氏县故城西,又北径景山东,《卫诗》所谓‘景山与京者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径楚丘城西,《郡国志》曰:成武县有楚丘亭。杜预云:楚丘在成武县西南。卫懿公为狄所灭,卫文公东徙渡河,野处曹邑,齐桓公城楚丘以迁之。……即《诗》所谓‘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景山、楚丘均在定陶附近,春秋时属宋地,楚丘在今成武县,成武县在曲阜西南二百里。《水经注》虽未言京山所在,但京山必在曲阜、成武之间。成武以东百余里,即为今鱼台县,其地春秋时名为唐,如上所述,此唐当即叔虞所封之唐,即周人所灭唐国所在。然则,晋公盘铭文所言叔虞初建国之“京师”,盖即《鄘风》之京,其地在今成武、鱼台之间,可证叔虞所封的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

三、三星在天

《史记·封禅书》关于唐杜氏的记载还说明,这一由鲁地迁于关中杜邑的唐国,与《左传》所载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有着相同的宗教传统,两者皆主参星之祀。

《史记·封禅书》记述秦始皇整顿祀典,谓“于杜毫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索隐》云:“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寿星一名老人星,即西方星图中的船底座α星(Canopus α)。老人星非常明亮,为全天恒星中仅次于天狼星的第二大亮星(视星等-0.72),不过,老人星尽管明亮,但赤纬甚低(当前赤纬为-52°41′44″),位置非常偏南,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区很难见到,一年之中只有有限的几天能看到它低低地升起于正南方的地平线上。正因为老人星只能见于正南方,而不可能在其他方位出现,故古人据其出现的方位以定南极,从而名之为“南极老人星”。后世称寿星神为南极仙翁,即源于此。

老人星的出没规律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老人星赤经(当前赤经为6h24m)与太阳赤经相差约90°,这决定了老人星只有在每年的春、秋分前后,在太阳升起之前或降落之后才能看到,也就是说,春分前后,当黄昏之际日落西山时,老人星正好升起,秋分前后,在拂晓之际日出东方之前,老人星也正好升起,而在其他日期里,当老人星升起时,太阳或尚未降落,或已经升起,老人星的星光被阳光所掩而无法见到。正因为在北方中原地区,一年当中,只有在春分之夕和秋分之晓这两个时间点才能看到老人星,因此,根据对老人星的观察,不仅可以据其所在方位定南极,为辨方正位确定基准,还可以据其出现的时间判断春、秋分二仲的日期,为观象授时提供节气基准。正是由于注意到了老人星出没的这一规律性,所以古人非常关注对老人星的观察。由于在上古时期,老人星在秋分拂晓的可见性好于其在春分黄昏的可见性(这一点可由天文计算证明),故古人对老人星的观察常在秋分拂晓进行,故《史记·天官书》云:“南极老人……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

实际上,老人星之得名为老人星或寿星,正与“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有关。秋分正当秋收之际,古人于秋收之后,举行丰收庆典,并以新收获的谷物奉献天地群神和列祖列宗,是为秋尝,即所谓尝新节。秋尝仪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向群神和祖先祈求寿考,《诗经》中的秋尝之诗即可为证。如《小雅·楚茨》云:

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济济跄跄,絮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枋,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又如《小雅·信南山》云:“疆场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鲁颂·闷官》云:“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驿刚,牺尊将将。毛焦裁羹,笾豆大房。万舞洋洋,孝孙有庆。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商颂·烈祖》云:“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绥我眉寿,黄耇无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顾予蒸尝,汤孙之将。”所述皆为秋尝庆典,而均以向先祖群神祈求眉寿为主要诉求。秋尝以祈寿,故在秋尝之际,古人会同时举行敬老之礼,《吕氏春秋·八月纪》云:“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汉代即推行过仲秋养老的习俗,《后汉书·礼仪志》云:“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古人于仲秋之月举行秋尝祈寿和敬长养老之礼,而老人星恰于此时升起于南极,故此星被顺理成章地作为仲秋之月的标志而得名为老人星或寿星。《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表明,古人确实把祀老人星与养老风俗联系起来。后世的重阳敬老节,就是从上古秋尝养老习俗演变而来的。

华夏先民观察老人星的历史十分久远。《大戴礼记·夏小正》:“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传云:“鞠者何?星名也。鞠则见者,岁再见尔。”鞠为星名,但鞠星究为何星?前人却众说纷纭,先后被指为鞠星的有虚、臼、天钱、天钩、匏瓜、禄、北落师门、危、室等,皆属瞎猜,唯清人王筠《夏小正正义》云:“窃亿鞠星盖老人星也,是星近南极,秋分之曙见于丙,春分之夕见于丁,一岁仅再见。”得其正解。老人星在一年当中唯于春分之夕、秋分之晓前后的几天内才能见到,一年能见到两次,故曰“岁再见”。老人星在参星下方(南方),平时很难见到,只有当参星升到正南方最高点时,老人星方得以随之在正南方崭露头角,《夏小正》云“鞠则见,初昏参中”,即谓当黄昏参星升上正南方(中)之时,鞠星才出现,其义甚明,鞠星只能是老人星。《夏小正》中保存了非常古老的天文知识,其书以“夏”为名,表明古人相信此书源于夏代,可见古人对鞠星观察之久远。

鞠谓老人星,《山海经》亦有力证。《大荒东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彧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名彧折丹,东方彧折,来风彧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大荒经》所载四方风和四方神名,亦见于殷墟卜辞,可见其渊源之古老。东方之神折丹“处东极”,鞠陵于天之山又名“东极离瞀”,表明鞠陵于天之山位于正东方,则此山实为春、秋分之日的日出之山。山名“鞠陵于天”,意味深长。陵者,升也,“陵于天”即升于天,唯日、月、星可升于天,则“鞠”当为星名。鞠陵于天之山为春、秋分的日出之山,意味着鞠星是在春、秋分之际升起的,可见,“鞠”必指老人星无疑。古人将春、秋分的东方日出之山命名为“鞠陵于天”,表明古人对老人星的观察是在秋分拂晓进行的(若在春分黄昏观察,则当称位于西方的春、秋分日落之山为“鞠陵于天”)。总之,《大荒经》“鞠陵于天”一条表明:(1)鞠即老人星;(2)古人主要在秋分之晓而非春分之夕观察老人星,说明老人星在秋分拂晓的可见性好于春分黄昏;(3)老人星与四方风名并见于《大荒经》,而四方风名尚见于殷墟卜辞,则借助观察老人星以确定春、秋分的办法,可能追溯到商代。可见,《大荒经》的记载与《夏小正》的记载遥相呼应。

老人星纬度极低,因此在北方中原地区,可观察到老人星的时间甚短,一年之中,只有在春分前后的黄昏和秋分前后的拂晓,老人星才从南方地平线上低低地升起,升起不久即坠入地平线下不复可见。老人星不容易观察,但与老人星相邻的参宿却十分醒目,故古人很自然会借助参星以观察老人星。当参宿升上南中天时,老人星必然会随之升上地平线,因此,每当春昏或秋晓,只要看到参宿到了正南方,就很容易在参宿下方(南方)的地平线附近捕捉到老人星的身影,《夏小正》所谓“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说的就是老人星和参星同见南方的现象。既然参星与老人星形影不离,以参星在古人观象授时和宗教神话中的重要地位,唐杜氏既祠老人星,必不会置参星于不顾,《史记·封禅书》云“于杜毫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三杜主”一说颇为费解,前人对此均无解说,区区杜邑一地,何以竟至于有三处杜主祀?“三”“参”音义俱同,参星共有三星,颇疑此处的“三”字即指参星,《封禅书》此句当断为“于杜亳,有三、杜主之祠、寿星祠”。

《夏小正》和《大荒经》关于鞠星的记载表明,华夏先民观察和祭祀老人星的历史十分久远。神祠历年愈久,民愈虔信,其神愈灵,故古人虽灭人之国,却不废其祀,秦人祀寿星于杜县,表明杜县寿星祠必有久远的历史,必为唐杜氏世代所守之神祠。唐杜氏世代祠祀而不辍的寿星之神,必为唐国遗民被迫西迁时从东方故土携来。子产称唐人“服事夏、商”,则唐当为一个由夏入商的古老方国,至周公东征时始为周所灭,唐人对参星和老人星的祭祀亦必定经历夏商,源远流长。

实际上,唐国与参星之间的渊源,《诗经》中即有明证,《唐风》为唐国之诗,其中《绸缪》一篇,即对参星再三致意: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邂逅相遇,一见钟情,恋人良宵苦短,依依不舍之际,时间已悄然流逝,抬头看天,三星已从东方转至中天,毛传云:“三星,参也。”该诗不仅可以证明唐人对参星的关注,而且证明唐人确称参宿为三星。

《诗经·唐风》为唐国之诗,古人因相信叔虞所封之唐在河东,故认为《唐风》之唐即河东唐国,班固《汉书·地理志》认为太原郡晋阳县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郑玄《诗谱·唐风》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今既知周成王所灭、叔虞所封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地,则知《唐风》所采,当皆为鲁地之诗,而无关乎河东。由此一例,也提醒我们,《诗经》国风十五国,或为周初封国地理,而前人言《诗经》地理往往据东周、春秋诸侯地理为说,由此可见,传统的《诗经》地理学实有重新审视之必要。这是题外话,且置之不论。

回到唐祀参星的问题。《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对晋籍谈说周初分封时,周王赐给唐叔密须之鼓和大路、阙巩之甲,“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直称唐叔所封之地为“参虚”,可见在周人观念中,唐国即参星之神所凭依,这意味着唐国当是参星神祀所在。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索隐》云:“寿丘,地名,黄帝生处。”《集解》引皇甫谧云:“在鲁东门之北。”则鲁都曲阜有寿丘,此丘以“寿”为名,或与对南极寿翁老人星的祭祀有关。

据《史记索隐》之说,黄帝生于寿丘,这当是曲阜当地的传说,寿丘当与黄帝崇拜有关。《大戴礼记·帝系》云:“黄帝居轩辕之丘。”《五帝德》则说黄帝名轩辕。轩辕之丘,最初出自《山海經》,《大荒西经》《海外西经》均载有轩辕之丘、轩辕之台,与轩辕之丘相邻又有轩辕之国。《海外西经》云:

《吕氏春秋》《新书》《淮南子》《史记》诸书将大夏与三危、扶木、雕题、交趾、流沙、幽都、狗国、人身鸟面、焦侥等四裔地名相提并论,很容易被理解为异域荒远之地,其实,这些地名大都出自《大荒经》。古人不了解《大荒经》的地域范围,因见《大荒经》屡言海外大荒,博载殊方异类,误以《大荒经》为异域职方志,因此赋予其中地名以宇宙论意义,用以想象和标示非我族类的四方异域。实际上,《大荒经》世界观与山东地理相表里,大荒四方所及,不出今山东省周边。诸书将“大夏”与出自《大荒经》的四裔地名并列,意味着“大夏”当与《大荒经》属于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和地理学传统,则大夏其地亦当由山东周边求之。诸书或以“大夏”为北裔之地(《吕氏春秋·为欲》、琅邪刻石),或以“大夏”为西裔之地(《新书·修政语》),而《淮南子·堡形训》则谓西北方曰“大夏”,则大夏当为绵延于山东西北方的一片广大地域。

《吕氏春秋·古乐》云:“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喻之阴。”高诱注云:“阮隃,山名。”“阮隃”不见他书,《汉书·律历志》《说苑·修文》《风俗通·音声》均有类似记载,但“阮隃”均作“昆仑”,另外,《左传》成公九年正义、《世说新语·德行》引《吕氏春秋》,亦均作“昆仑”,可见今本《吕氏春秋》“阮隃”当为“昆俞”之讹。据此,则“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喻之阴”当作“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

昆仑之所在,是学术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或以为在新疆,或以为在青海,或以为在甘肃,皆以其为某座中国西部大山,实际上,昆仑最早出自《山海经》,由《山海经》不难定其所在。《西山经》云:“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所言为同一神山。如上所述,《大荒经》版图实与今山东版图相表里,《大荒西经》《海内西经》《西山经》所述即为鲁西大野泽周边山川与方国。这座被视为帝之下都、众神所在的鲁西神山,只能是泰山。《山海经》中,昆仑为“帝之下都”,实为古人祭祀上帝之所,后世帝王登封泰山以祭天,即源于此。

阮隃或昆仑既然就是泰山,则“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云云,表明大夏就在泰山附近。

《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载二世引韩非子说,称“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谓大禹开辟龙门,疏通大夏,将积水排泄至大海,大夏为龙门上游的积水之域。那么,龙门何在?“龙门”又见《禹贡》“导河章”,前人皆指为西河龙门,即今陕西省韩城市与山西省河津市之间的黄河禹门口。其实,黄河在西河龙门上下,行于两山夹峙之间,山高谷深,水流端急,周围地形沟壑纵横,既不可能有亭水(壅水)之虞,更不会有泛滥之患。明乎此,则知禹凿龙门的传说必不会发生于西河,最初的龙门必不在西河。

禹凿龙门以泄洪水之说,最早见于《墨子》,其《兼爱中》篇云: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墨子提到“西河”和“冀州”,学者均以为“西河”即晋陕之河,“冀州”即《禹贡》北方冀州,因此以为墨子所述禹治水的范围及于《禹贡》雍州、冀州之域。就地理形势而言,晋陕间的西河,山高谷深,实非洪水泛滥之地。墨子为宋人,其所谓东、西、南、北,当据宋国所在而言,其所谓“西河”,当仅指商丘以西之河,而非指山陕间黄河,其所谓“冀州”,亦不必是《禹贡》的北方冀州,而可能仅指宋的北方。此可由墨子所言四方之水知之。

“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渠水盖即《水经》渠水,又名鸿沟、蒗荡渠,《水经·渠沙水》云:“渠出荥阳北河,东南过中牟县之北,……南入于淮。”郦道元注云:“渠水自河与济乱流,东径荥泽北,东南分济。”渠水与济水一样,皆为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支流,渠水由荥阳东南流,沿途分出汴水、睢水、蔡水等支流,均东南流汇入淮水。皇水盖即黄水,《水经·济水注》云:“济水又东南径厘城东,……右合黄水,水发源京县黄堆山,东南流,……黄水又东北至荥泽南,分为二水:一水北入荥泽,……一水东北流,……北流注于济水。”可见黄水亦出自荥泽。荥泽为黄河决溢在河南形成的泽薮,渠、皇之水皆出自荥泽,实质上皆为黄河决口而成之泛流,墨子所谓“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其意盖谓渠、孙、皇三水同出自西河的渔窦,以泄洪水,“渔窦”当即荥泽与黄河相通的河口。然则,墨子所谓“西河”,实谓郑州、开封一带的河段,郑州、开封之河,相对于宋,固可称为西河,则墨子所言大禹治水的西境实在豫东一带。

“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孟诸为东方泽名,当即《禹贡》豫州的“孟猪”,《禹贡》云:“导菏泽,被孟猪。”据《禹贡》的记载,不难推见孟诸之所在,孟猪为菏泽所被,而菏泽为济水南支所经,则孟猪必在济水南支下游,故《淮南子·墬形训》云:“孟诸在沛。”汉代沛县正在济水入泗之处,孟诸当即济水与泗水交汇而成的薮泽,今其地则有微山湖,正位于宋都商丘的东方,则墨子所言大禹治水的东境实为鲁西一带。

由上所述,可知墨子言治水地理,实以宋地为中心,则其所言北方诸水和地名,亦当在宋境以北求之。

“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防、原、泒三水不见载记,但春秋时,宋、鲁之间有防地,《春秋》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已,取防。”杜预注:“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汉昌邑县在今金鄉县西北,《墨子>防水或即流经此防地之水。金乡县在宋都商丘东北,故墨子谓“北为防”;呼池当即滹沱,为河北平原之水,历史上曾为黄河下游支流之一;“底柱”在呼池之下,必非今三门峡的河中底柱,而当为黄河下游地名;燕、代、胡、貉皆为东北方之地,凿龙门以利燕、代、胡、貉,则龙门必在黄河下游北流河段,《墨子》不归龙门于西方,而归之北方,可见其所谓“龙门”必不在晋陕之间的西河,其所谓“西河”亦必非晋陕之间的西河。

大禹凿以泄洪的龙门,在黄河下游,《淮南子》亦可为证,其《时则训》云:“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碣石。”河、济为水名,龙门为河水所经,所谓“龙门、河、济相贯”,其义谓河、济经龙门而贯通,则龙门不可能在与济水遥不相涉的黄河上、中游,而只能在与济水会通的黄河下游,据此实不难考见龙门之所在。

《水经·河水注》记载,河水在茌平县东经四渎津与济水相通:

河水又东北流,径四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日济水受河也。……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

北魏时,黄河经茌平县(今茌平县东)东而北流,济水则在黄河以东不远北流,四渎津是一条在今茌平、长清之间沟通河、济的水道,经由这一水道,河通济,济通泗,泗通淮,淮通江,因此成为古代中原水路交通的枢纽,故谓之四渎津。

茌平黄河以东不远即为济水,其地古有石门。《水经·济水注》云:“水有石门,以石为之,故济水之门也。《春秋》隐公五年:‘齐、郑会于石门,郑车偾济。即于此也。京相璠曰:‘石门,齐地。今济北卢县故城(在今东阿县西北)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门,去水三百步,盖水渎流移,故侧岸也。”这座位于今济南长清区西南的石门,在春秋时就已存在,其始建则不知在何时。石门为济水上的水门,与位于茌平、长清之间的四渎口相去甚近,当即上古时期沟通黄河与济水的渎口所在,亦即四渎口的故址,由于黄河水道移徙,到北魏时,四渎口已北移,但石门故址犹存。

茌平、长清间这条沟通河、济的渠道除有运河功能外,应当还有分洪功能。河、济之间为兖州,兖州西为大河,东为泰山,黄河一旦决口,东为泰山所阻,排泄不畅,兖州之域即成泛滥之区,兖州自古多水患,正缘于此。长清石门作为沟通河、济的渠道,正可在黄河洪水时分流济水,借此减轻洪水对黄河的压力。明乎此,则知传说中“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的龙门非此石门莫属,而禹辟龙门以泄洪水的传说,也只能产生于这一地理背景,石门以上、河济之间、泰山以西的洪水壅积之区,即《禹贡》兖州之地,当即所谓“大夏”。

黄河由西而来,至东阿、茌平一带遇到泰山阻挡不得不折而北流,济水则沿泰山西麓而北流,故河、济二水在茌平、长清间相去最近,沟通最易。茌平、长清之间沟通河、济的水道,不管是洪水冲决,还是人工开凿,其为禹辟龙门传说的诞生地,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尸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山海经·北山经》郭璞注引)《吕氏春秋·爱类》亦云:“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在上古洪水传说中,龙门之外,吕梁为另一个妨碍黄河洪水排泄的关口。

世人皆以吕梁为山西吕梁山,其与西河龙门同出于附会,不言自明。《庄子·达生》云:“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孔子一生足迹未曾及于西河,其所谓吕梁,必非山西河东之吕梁山。《水经·泗水注》谓彭城吕县“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日吕梁也。……悬涛漰渀,实为泗险,孔子所谓鱼鳖不能游。又云: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则不能也”。以为即孔子所谓吕梁,在今江苏铜山区东南五十里,今为徐州吕梁风景区,正为夺泗入淮的黄河古道所经过。郦道元既知泗水上有吕梁,即孔子所观的吕梁,却又于《河水注》以河东离石县吕梁山为大禹治水之吕梁,明显是为了迎合《禹贡》龙门而不得不首鼠两端。

了解了龙门、吕梁的真正所在,大禹治水传说的地理背景也就昭然若揭了。鲁西平原地处黄河下游,其东则为泰山,豫东河道一旦决溢,鲁西平原即成一片汪洋,洪水东流无路,只能由鲁中南丘陵的南北两翼排泄,龙门与吕梁,一在泰山西麓的河、济之间,一在徐州东南泗水之上,正为鲁西洪水排泄所必经,故欲排泄洪水,必北导龙门、南辟吕梁,方能导水人海。《墨子》《尸子》《吕氏春秋》所述大禹凿龙门、辟吕梁之说,皆以龙门、吕梁为治水之要害,当即以此为地理背景,墨子、尸子当犹知此意。相传既久,后世之人则早已不知龙门、吕梁之真实所在,故《禹贡》置之于西河,而龙门、吕梁之所在以及大禹治水之真义遂不复可闻。

古史传说犹如现今的地方传说,都是在特定的地域内流传,以特定的地理环境为背景,因此,传说中的人物和事迹尽管多出杜撰,其中的地名却往往有着真实的地理环境为依托。大禹治水传说只能流传于洪水泛滥之地,其中的地名也只能求诸洪水泛滥之地。夏墟所在的“大夏”之地,为洪水传说中位于龙门以上的黄河洪水潴积之区,只能是指鲁西北泰山西麓、河济之间及其周边易遭黄河洪水泛滥波及的古兖州之域。这一带相对于山东地区,在西北边缘,故在东方人的宇宙观中“大夏”被视之为西裔或北裔之地;其地洪水浩荡,大泽广布,有如汪洋大海,故《淮南子·堕形训》谓之西北方“大夏”曰“海泽”;其地为河、济水路交通枢纽,经济水入河可通中原,经泗水南下可入江、淮,来自齐地的海盐经此可以运往天下四方,故《吕氏春秋·本味》有“大夏之盐”。

最后再来看《管子·封禅》所说的“大夏”,《管子》书借齐桓公之口自言其征伐所至,西征大夏、流沙,《史記》之《齐太公世家》《封禅书》所说与《管子》同,《齐太公世家》《正义》云:“大夏,并州晋阳是也。”以晋阳为大夏所在,其说本自《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杜预注,无非都是因先有唐在河东的成见而臆断。实际上,《管子·封禅》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将“大夏”与“流沙”并举,正足以证明大夏不在河东,而在鲁西。秦汉以后的学者,见古书所谓“流沙”,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西垂的流沙大漠,西垂大漠肯定非齐桓公车辙马迹所能及。“流沙”屡见于《山海经》,不仅见于西方,亦频见于北方、南方、东方,顾颉刚先生在《五藏山经案语》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之流沙不应视为西方沙漠,实为海畔河滨常见的沙洲。沙随水流,故谓之“流沙”。鲁西豫东平原,常为黄河泛滥所波及,其地自古多流沙,至今在鲁西北黄河故道还有流沙地貌遗迹,齐桓公西征所涉的“流沙”,当即指鲁西北平原因黄河泛滥而形成的沙河。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流沙既在鲁西,则大夏所在,从可知也。

由上所述,可知“大夏”之“夏”,本义当指薮泽沮洳之地,《禹贡》云:“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潍、沮会同。”“雷夏”又名雷泽,可见,“夏”有泽义,则“大夏”或即指大泽。所谓大夏,其本义或指鲁西豫东之间因常遭洪水泛滥而薮泽广布、原隰沮洳的古兖州地区。夏之名“夏”,盖因其地处大夏。

总之,泰山西麓、河济之间的古兖州,既是殷商早期之所都,亦是夏墟之所在,殷因于夏,殷早期之所都亦必为夏的故墟,诚如王国维所说,夏“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所以夏墟肯定不会在与殷墟遥不相及的河东,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

子产不愧“博物君子”之称,所讲的参、商兄弟分家的故事一定非常古老。不过,他虽然讲述了一个蕴含着古老历史记忆的传说,却不知道故事中的大夏和唐并不在晋地,因此错误地把这个传说安插到了晋地,致使自古迄今的学者皆深信夏墟在河东,从而给后来的历史认知造成巨大的麻烦。其余波所及,尤其是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放大,竟至于从根本上误导了现代的古史研究和考古发掘。

现既知古书中记载的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则夏墟考古就应该将目光转向鲁西地区。传说中的夏代,在年代学上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考古学者在鲁西的聊城、菏泽、济宁等地区发现了多处龙山时期的古城遗址和众多大汶口、龙山、岳石、殷商时期为避洪水而筑造的丘居遗址,考古学界念念不忘的夏墟,可能就在这些考古遗址中。《吕氏春秋·君守》云“夏鲧作城”,《世本·作篇》云鲧“作城郭。”(《礼记·祭法》正义引)《山海经·海内经》云:“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尚书·洪范》云:“鲧堙洪水。”鲧为夏祖,鲧筑城、堙洪水的传说,可能就是源于夏人居于鲁西河、济之间垒土筑城、避水而居的历史记忆。

五、怀姓九宗

《左传》定公四年,子鱼追述鲁、卫、唐之封,不仅说明了伯禽、康叔、唐叔所封之地,而且还说明了三人所镇抚的族群,伯禽为“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康叔为“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唐叔为“怀姓九宗”。伯禽所封为商奄故地,康叔所封为殷墟,故其地所居之族皆为“殷民”。“怀姓九宗”,“怀”“隗”音通,《国语·周语》云:“狄,隗姓也。”王国维认为隗姓即鬼方,鬼方即戎狄之族。《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大夫籍谈对周王云:“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可见晋地确多戎狄之族。王国维认为唐叔所受“怀姓九宗”,即西周时居于晋西北的戎狄之族,若果如此,则唐叔所封自当在晋地。

鬼方为殷商时入侵中国的异族,《周易》《诗经》已见记载。《周易·既济》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云:“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诗经·大雅·荡》云:“文王日咨,咨女殷商。……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殷墟卜辞、周代金文亦有征伐鬼方的记载,可见鬼方为殷、周时期一直与华夏为敌的异族。至鬼方之所在,则众说不一,王国维《鬼方、昆夷、俨狁考》以音韵学证鬼方、昆夷、俨狁为一族之异名,并认为鬼方分布于中国西北。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据《礼记》等书纣脯鬼侯,《史记·殷本纪》等作“九侯”,“鬼”“九”通,认为鬼方即《左传》九州之戎,亦即居住于洛阳附近的陆浑戎,其势力范围则北至太行,南至三涂,东至阳城、太室,西至荆山、终南。王玉哲《鬼方考》则认为鬼方与俨狁为二族,在岐周以西者为俨狁,鬼方则指进据中国之戎狄,春秋时与晋国屡有交涉的娩姓之狄亦即隗国,即鬼方之后,其地在晋南。实际上,自商至西周以迄春秋,戎狄民族横行诸夏之间而不恒厥居,故鬼方之所在亦不必拘泥于一地,唯鬼方之为戎狄民族,则可断定。

其实,据《山海经》记载,上古时期鲁北地区就有鬼方或隗姓之族居住。《大荒北经》云:“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目,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王国维认为,“威”“畏”“鬼”皆一字之变,金文“或”即“鬼”字,因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极相似,故“或”字变而从“女”作“威”,虢叔钟“鬼”即作“威”。然则,《大荒北经》谓一目国威姓,即等于说一目国为鬼姓,亦即鬼方。《海内北经》云:“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殷墟卜辞皆以“方”称国,“鬼国”就是鬼方,鬼国的形象“人面而一目”,其实就是一目国。古人将鬼方想象为“一目国”,大概正如古希腊人将野蛮人想象为独目巨人,旨在形容野蛮民族的凶猛强悍,令人惊怖。

《大荒經》所记地域相当于今山东省版图,《大荒北经》《海内北经》所记方国和景观皆在鲁北,鬼国在《大荒北经》《海内北经》中均处于西北隅,表明鬼方实居于鲁西北。

前人不明《山海经》版图范围仅限于齐鲁之域,见《大荒北经》《海内北经》记载有鬼国、戎狄、犬戎,又因后世戎狄之患多见于西北秦、晋边陲,故认为《山海经》西北隅已远及于西北边陲。实则,据《春秋》《左传》记载,春秋时,戎、狄横行齐、鲁、宋、卫之间,邢、卫因为戎、狄入侵而不得不迁都,即使国力强盛如齐国,亦数度遭受戎、狄的侵犯。可见,直到春秋之世,鲁西北尚为戎狄所盘踞。《山海经》所记载的居于西北海外的鬼国和一目国,即鲁西北的戎狄之族,不必远求之于中国西北。

春秋早期,齐、鲁、宋、卫之间常有戎人出没,《春秋》隐公二年:“二年,春,公会戎于潜。……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庄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庄公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潜在今济宁市西南,唐即在今鱼台的棠邑,曹在今定陶,楚丘即在曹附近,这几个地方均在鲁西,其中,鲁公与戎人盟会的唐,当即唐叔所封之唐,可见,周初唐叔所封之地正属于戎狄出没之域,其所分之民“怀姓九宗”即居住于鲁西的戎族,怀姓亦即隗姓。

鲁西为隗姓所居,可由《大戴礼记·帝系》篇的记载得以佐证: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泯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项。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聩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篯,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郐人者,郑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

此文所述黄帝及其子孙所居之地,均在鲁、豫之域,且大都见于《大荒经》:

1.黄帝居轩辕之丘:如上所述,轩辕之丘又见《大荒西经》,其地在鲁西大野泽畔。

2.青阳居诋水:青阳即少嗥,少嗥之后郯国、莒国皆居于沂水流域。秦为赢姓,亦为少嗥之后,秦祖曰大费,当因居于费而得名,费即今费县,亦在沂水流域。诋水当即沂水。

3.昌意居若水:《海内经》云:“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盖即《帝系》所本。《海内经》为《大荒经》的一部分,其中场景多在“西南海”“南海”,所述为大荒世界西南隅景观,在地域上相当于鲁西南。

4.昌意娶于蜀山氏女生颛项:《海内经》谓颛顼之母为淖子,郭璞注引《世本》云:“颛顼母,涸山氏之子。”郝懿行云:“濁、蜀古字通,濁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子也。”蜀山氏盖以地为氏,其地曰蜀,亦作濁、淖。《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三淖”为三个蝉联相通的沼泽。三淖载于《大荒西经》,其地当在鲁西。颛顼之母淖子,当即因居于三淖而得名。颛项之母又名蜀山氏,《春秋》成公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蜀为鲁邑,《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三济宁州汶上县西南四十里有蜀山,今其地为独山湖,与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三湖相通而统称为南四湖,颛顼的母族蜀山氏当即居于今微山湖一带,三淖当为今南四湖在上古时期的前身。

5.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当即春秋时滕国所封,在今南四湖东岸,今其地有滕县。

总之,颛顼一支除青阳居于鲁东南外,其他均居于鲁西大野、泗水之滨。颛顼生老童,老童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亦当居于鲁西。陆终氏娶鬼方氏生六子,即昆吾,卫氏所出;参胡,韩氏所出;彭祖,彭氏所出;云郐人,郑氏所出;曹姓,邾氏所出;季连,楚氏所出。这几个氏族,卫氏盖即后来卫国所封,其地在豫东河济之间;彭祖即彭国之祖,都彭城,即今徐州;邾氏盖即邾国,在今邹县,可见。颛顼一族发祥地,其地不出鲁西、豫东、苏北一带。

陆终娶于鬼方氏,鬼方与陆终为姻,其地当相邻,则鬼方氏居地必在鲁西及其周边。陆终所娶鬼方氏之妹名叫女聩氏,“聩”“隗”音近,女聩氏盖即隗姓,亦即威姓、怀姓。总之,《帝系》的记载表明,上古时期鲁西豫东一带确有隗姓的鬼方一族居住。

《春秋》《左傳》的记载表明,直到春秋时期,鲁西豫东一带犹有隗姓的狄人。

晋国骊姬之乱,公子重耳(晋文公)出奔在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狄人伐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卫文公不礼焉”。狄人伐唐咎如虏其二女叔隗、季隗,则唐咎如为隗姓之族。那么,唐咎如居地在何处呢?这可由重耳出奔路线推断。重耳由狄适卫,是在鲁僖公二十三年前后。据《春秋》《左传》记载,鲁闵公二年(前660)狄伐卫,卫迁于曹地楚丘,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狄再侵卫,卫迁于濮阳帝丘,则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卫当居于曹,即今山东定陶附近。公子重耳由狄过卫而赴齐,则其所居之狄当在定陶以西,即鲁西、豫东之间,这一带在春秋早期正为狄人横行之域,《左传》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楚丘在曹,可见春秋时今定陶一带确有戎狄出没,隗姓的唐咎如一族狄人所居当在附近,这说明,直到重耳奔齐的鲁僖公二十四年,鲁西豫东之间仍有隗姓狄族居住。

实际上,直到鲁宣、成公之际,隗姓的唐咎如一族还居于卫地。据《左传》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前594),“晋师灭赤狄潞氏”;十六年(前593),“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鲁成公三年(前588),“晋郄克、卫孙良夫,伐唐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唐咎如溃”。至此,春秋以来肆虐中原齐、晋、宋、卫之间的赤狄一族终被肃清。清华简《系年》云:“周惠王立十又七年(鲁闵公二年,前660),赤翟王留吁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曩,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可知鲁宣公十六年晋人所灭的赤狄留吁即鲁闵公二年入卫之狄。唐咎如为赤狄的残部,鲁成公三年被晋郄克、卫孙良夫联军所灭。此前的鲁成公二年六月,晋郄克、卫孙良夫刚帅晋、卫、鲁、曹诸国联军伐齐,战于鞌(在今济南),大败齐人。据此可以推断,成公三年晋郄克、卫孙良夫讨伐唐咎如之战,当在卫地附近,即在鲁西豫东一带。唐咎如所居,前人或以为在今山西太原市一带,或以为在今河南安阳市附近,都未免求之太北。晋、卫联军灭唐咎如之前,已于鲁宣公十五年和十六年先后灭掉赤狄潞氏、灭赤狄甲氏及留吁,唐咎如是赤狄一族最后的残余,其兵力当不至于太强大,若其地在晋国附近的太原或安阳,以当时晋国军队之所向披靡,欲剿灭之实无需假于外援(前此灭潞氏、甲氏和留吁之战,都是晋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此战之所以有卫国军队参加,正可见唐咎如去卫国不远,久为卫国之患,故晋、卫联军乘伐齐之战的余勇而一举肃清之。

综上所述,可见从商周之际直到春秋中期,鲁西豫东一带有隗姓的狄人居住,唐叔所分的“怀姓九宗”盖即其九个部落,故唐叔分有“怀姓九宗”,并不足以证明唐叔封于晋地,反倒可为唐叔封于鲁西之一证。

结语

寻找夏墟,是古史重建的基本问题,也是考古学的热点问题。要寻找夏墟,必须以古书中关于夏墟的记载为依据。《左传》定公四年叔虞“封于夏虚”之说,是先秦文献中唯一一次关于夏墟的明确记载,这一记载又有同书关于叔虞封于唐国、居于大夏的记载相印证,故素为考古史者所重。叔虞为晋祖,而晋居河东,因叔虞封于夏墟而推定夏墟在河东,可谓顺理成章,故汉晋间学者即据此而断定尧、舜、禹之都皆在河东,河东夏墟之说因此著为定论,难以动摇。现代学者尽管不再像古人那样轻信古书,对古书中所载上古史迹不加辨析、照单全收,但对于河东夏墟之说却深信不疑,古史学者据其论夏王朝的地望,考古学者据其求夏都之遗址,李济在1920年代发起夏墟调查,即从晋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