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给公安开罚单，争议背后的法治启示

阿计

近期，网上热传的山东省招远市法院的一纸决定书，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该决定书显示，招远法院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时，为被告律师出具了調查令，授权其前往荣成市公安局调查取证，因对方拒不配合，招远法院决定对荣成公安局罚款10万元，并限期交纳。

法院给公安开罚单，引爆了舆论沸腾，人们纷纷为招远法院点赞。但在掌声如潮的同时，也有质疑指出，法院此举于法无据，有公权私授之嫌。这场争议的具体焦点在于，究竟如何理解法院出具的律师调查令？所谓律师调查令，是司法实践中的一项创新之举，其运行机制是，民事诉讼及其代理律师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调查取证时，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经审查批准后签发调查令，由持令律师在法院授权范围内，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收集证据。2016年以来，经最高法院推动，广东、河南、北京等多地高级法院纷纷出台相关规则，律师调查令作为一项诉讼制度创新，得以大面积试行。

律师调查令隐含着两大动因和期许：一方面，通过调查令为律师取证加持司法权威，当能有效突破取证难的瓶颈，进而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另一方面，法院通过个案授权分流取证负担，亦能大大减轻审案压力，进而提升司法效率。

在很大程度上，律师调查令的改革诉求，已在试行实践中得以验证，但其现实困境也是显而易见。比如，各地有关律师调查令的规则各行其是、尺度不一;再比如，由于地方司法文件缺乏足够的制度效力，律师调查令并未得到普遍认同。

尤为关键的是，律师调查令这一司法创新在法理上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院调查取证权，行使主体只能是法院，律师调查令的本质则是法院将自身的法定权力转授给律师行使，其自行授权行为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即便将其解释为法院调查取证权的特殊形式，仍然难免遭遇“公权私授”的质疑。

对于律师调查令的臧否不一，折射的是司法需求与法律定规之间的内在冲突。基于律师调查令呼应现实的改革价值，不妨以宽容的态度理解当下的过渡性机制安排，但其合法性欠缺终究要在法制的轨道上予以解决。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等立法手段，确认律师调查令的法律地位、性质功能，并对授权主体、适用条件、调查范围、申请程序、审批标准、运行流程等制度要素，作出细致的规范。经由严谨细致的立法设计和规制，律师调查令这一源自本土化司法智慧的制度创新，方能真正确立其合法性、正当性和统一性，真正成长为成熟的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