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关系的演进、影响与我国企业的应对

薛熠 金枫 李经纬

摘 要：自中美贸易冲突正式爆发以来，中美贸易冲突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几何、我国如何应对成为学者以及各行业关注的重心。此次中美贸易进程显示，中美贸易冲突的实质是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博弈。美国试图通过加征关税和对个别企业采取限制措施等手段，压制中国在高新技术和精密制造等领域的崛起。我们分析发现，中美贸易冲突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般均衡影响相对有限，虽然贸易冲突造成了中国对美出口的下滑，但我国对欧盟、东盟等地区出口的拉动抵消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中美贸易冲突并未对我国整体的失业、通胀带来显著影响。尽管如此，中美贸易冲突却给我国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带来了显著影响。具体来说，美国通过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影响了企业进一步的创新升级，通过阻碍中美正常的人才培养和交流限制了高层次人才交流渠道，这些都带来了营商环境的变化。而营商环境的改变不仅会降低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企业的人才引进，还会收紧企业的融资约束并为市场与政策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由此企业应以我为主，加强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完善产品与服务，拓宽市场，扩大贸易伙伴范围;做好风控，积极进行实体投资，转变增长方式;把握机遇，响应政策号召，推动自身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中美贸易关系;冲突;制造业;应对策略

2018年4月中美贸易冲突正式爆发以来，中美两国的贸易局势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并掀起了广泛讨论，中美贸易冲突对中美经济影响几何、贸易冲突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中国企业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以及该如何应对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回顾中美贸易冲突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对合理应对此次贸易冲突有积极意义。

一、中美贸易冲突的演变过程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达30年的经济封锁。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两国贸易关系开始复苏。回顾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友好到紧张，到贸易摩擦逐渐积累，再到贸易冲突的最终爆发，四个阶段。

1979年至1989年，友好发展期。从1979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两国关系破冰，中美开始基于各自的战略需求开展贸易往来，双边贸易额迅速上升。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两国的直接贸易额在10年期间，从仅24.5亿美元增长至122.5亿美元，中美贸易飞速发展。1990年至2000年，讨价还价期。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就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入世”问题与中国不断进行谈判。在这讨价还价的10年中，中美贸易的合作与摩擦并存。2001年至2016年，矛盾积累期。随着中国加入WTO，两国的贸易摩擦呈现上升的趋势，美国多次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2017年至今，贸易冲突爆发期。自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局势愈加紧张，直至2018年4月中美贸易冲突爆发。截止到2019年12月中旬，贸易冲突尚未结束，中美两国仍在就贸易问题进行持续磋商。

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主要可以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维度回顾。

从国家层面来看，在中美两国的博弈中，中美贸易局势经历了多次紧张和缓和期。表1详细梳理了此次中美贸易冲突的时间线。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曾提出要针对中国加征关税，并于2017年8月正式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进行调查。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301调查”报告，对中国做出了“不公平技术转让”“歧视性许可限制”等不实指责。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基于“301调查”的拟征税清单，涵盖了约1300种、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中国随即做出回应，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对等加征关税，中美贸易冲突正式爆发。

随后，中美诉诸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并于5月3日展开了磋商，就部分问题达成了共识，贸易冲突一度缓和。然而，美国分别于7月6日和8月23日對中国进口的340亿美元、16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中国也做出回应，宣布对等额度的商品征收关税，贸易局势再度紧张。2018年9月18日，美国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9月24日起为10%，2019年1月1日起为25%。随即，中国决定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在贸易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两国意识到持续的贸易冲突已经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于G20峰会期间在阿根廷展开新的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并休战90天，美国同意将原定于2019年1月1日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上调至25%的决定推迟到2019年3月1日，中国同意“大量进口”美国产品，中美贸易冲突的紧张局势再一次缓和。

进入2019年后，中美两国持续磋商，但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2019年5月10日，美国再次上调关税，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贸易形势进一步恶化。2019年6月底，借G20峰会之机，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大阪决定重启经贸磋商。然而，好景不长，2019年8月2日，美国违背了大阪共识，提出新的关税威胁并于同月15日正式宣布，对自华进口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分两批加征关税。中国随即在23日采取了反制措施。作为报复，2019年8月24日，美国官方拟对3000亿美元、2500亿美元商品进一步上调关税，中美贸易局势再度升温。

此后经过中美双方的多次协商，特朗普于9月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推迟上调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日期。同月17日，美国公布了三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清单，中国于24日做出回应，决定自美采购一定数量的大豆等农产品，贸易冲突呈现缓和趋势。经过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2019年11月初，中美双方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2019年12月中旬，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文本。

在企业层面，我国的一些企业在贸易冲突期间遭受多次刁难。表2梳理了中美贸易冲突期间，我国企业遭受到的制裁。以通信行业为例，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在未来7年内，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这一禁令直接导致了中兴通讯长达三个月的停产资料详见：http：//www.sohu.com/a/241328779_114760。经过多方协商沟通，中兴通讯与美国政府签署协议后，美国商务部于2018年7月解除了对中兴通讯的禁令;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由，将华为和其相关的70多家分支机构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但仅仅5天之后，迫于美国国内供应商的诉求，美国商务部对华为发出90天的临时许可，并在许可即将到期的8月19日及11月18日，分别延长了90天的许可期限。

就美国自身而言，其发起中美贸易冲突受到一些国内因素影响。第一，特朗普的政治诉求。中期选举临近，为了获得选民的继续支持，特朗普必须履行其2016年选举时做出的承诺，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第二，特朗普的重商主义思想。何伟文认为资料详见：http：//www.chinathinktanks.org.cn/content/detail？id=lz35co21，特朗普一直坚持重商主义思想，将美国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归因于贸易逆差。张明等（2019）也指出，特朗普片面地关注国际贸易对美国就业和GDP增长的影响。而Bou t et al.（2018）模拟分析了美国在21世纪发起的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后指出，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无助于扩大其国内福利或GDP。

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贸易逆差国，美国想通过加征关税来弥补贸易赤字，但错误估计了中美贸易失衡的程度，中美贸易顺差并不如美国所提出的那样巨大资料详见：http：//www.sohu.com/a/225482300_465450。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在贸易统计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以贸易冲突爆发前的2017年为例，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中美贸易2758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统计的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两者相差约100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提出资料详见：http：//www.sohu.com/a/225301975_100023965，相较于中国统计工作组的测算，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官方统计值每年都会高估约20%。这里指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货物贸易，在服务贸易上，美国对中国存在贸易顺差。综合考虑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贸易逆差的数字会有所下降，若考虑增加值贸易，贸易逆差会有更进一步的下降。

我们认为，中美此次贸易冲突，实质是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博弈，是美国为了维护其主导地位，压制中国崛起的一种手段。姚洋、邹静娴（2019）指出，从长远来看，中美贸易冲突的深层原因是双方在长期经济增速以及生产率提升上的差異。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量直逼美国，激起了美国国内的焦虑，美国自身的复苏乏力更是加剧了这一担忧。2018年美国GDP的增长率仅为2.9%，仍未能超越标志繁荣的临界点3%，而中国的GDP增长率保持在6.6%。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陷入焦虑和恐慌的美国民众眼中，这无疑是崛起的中国正在逐渐与衰落的美国形成正面对抗。陈骁等（2019）认为，随着中国持续稳定发展，中美两国的关系会逐渐降温。鞠建东（2018b）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分别保持4.7%和3%的GDP增长率，那么在GDP总量上中国将在2025年左右赶上美国。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GDP，那么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当今全球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精英阶层甚至普通民众不免会产生焦虑和恐慌情绪，寻找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方法，而曾经成功打压日本经济发展的贸易战便成为最佳选择。

马弘（2018b）指出，中美贸易冲突的表面根源是贸易逆差，但深层根源是中美双方在科技转移等方面存在的分歧。作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2015年5月“中国制造2025”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针对制造业发展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量基础上大力发展制造业，无疑被美国政府视为潜在的威胁。对比美国“301调查”和历次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不难发现，许多属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高科技产品，本不存在于“301调查”清单中，但仍然被加征了25%的高额关税。这足以说明，美国以“301调查”为幌子，将贸易战作为借口和手段，实际上瞄准“中国制造2025”，企图遏制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由于目前世界正处于长技术周期的尾部，美国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为了赢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起跑线。

二、历史上贸易战的对比与借鉴

纵观历史，贸易冲突并不罕见。除中国外，美国分别和苏联（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20世纪60至90年代）发生过大规模的贸易战。尽管实质都是美国用以遏制其他经济体发展的手段，但是和美苏、美日贸易战相比，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在冲突程度、经济体量、世界贸易大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通过互相对比，我们可以以往鉴来，更好地应对贸易冲突。

（一）美苏贸易战

二战结束后，美苏开始长达44年的冷战，在此期间双方也展开了贸易战，这次贸易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政治角力的产物。从1948年起，美国分别以限制对苏粮食出口、限制盟友购买苏联石油并控制石油出口价格等方式，对苏联发起贸易战，以获得外交方面更大的主动权。同时，美国限制了对苏联的高新技术转让，利用“星球大战计划”拖累苏联经济。美苏贸易战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美国尽管实现了制衡苏联的目的，在经济上也承受了很大的损失。

（二）美日贸易战

二战后，日本于1949年确定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对美贸易顺差迅速扩大，曾一度占到美国全部贸易顺差的80%以上。1978年后，随着美国内需下降，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美国陷入了石油危机引起的经济滞涨，美日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为了缩小贸易逆差并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美国从各个行业对日本发动了贸易战。从1968年到1991年的20多年间，美国先后在纺织品、半导体等七个不同领域向日本发起贸易战。为解决矛盾，日本在贸易和政治压力下签署了多个贸易协议，这些贸易协议随后对日本的经济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其中，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致使日元持续升值，而日本为刺激经济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引发了资产价格泡沫，在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了长达20多年之久的衰退。通过发动美日贸易战，美国达到了缩小贸易逆差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美日的贸易逆差减小，美国就业环境改善。

（三）美苏、美日贸易战与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对比

相较于美苏贸易战，此次的中美贸易冲突与美日贸易战相似程度更高。第一，贸易战都是由美国主动挑起，波及行业领域较广。美国提出的3000亿美元关税清单，几乎涵盖了全部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第二，都是针对中日新的发展战略发起贸易战。日本于1949年9月公布实行的《经济复兴五年计划》中确定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国务院2015年5月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第三，美国对中日都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日本在“贸易立国”后，实现了对美贸易顺差的较快增长，中国是美国的第一贸易逆差国。第四，都是出于对中日的经济发展的忌惮，担心中日的经济发展会威胁美国的地位。

但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与以往贸易战又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第一，美日贸易战期间，尽管日本当时已经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但经济总量仅有美国的一半左右，缺少足够的实力与美国抗衡。而反观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一方面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强;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体量已和美国相近，具有足够的底气，可以在贸易冲突中掌握更多话语权。第二，不同于日本，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面对贸易冲突，中国始终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将压力化为动力，从未在核心利益上做出妥协和让步。第三，虽然在WTO成立之前，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并不完善（贺平，2009），但现行国际贸易秩序是由WTO的秩序框架作保证的，因此美国单方面发起贸易战是不可能全身而退的。第四，从贸易战的产品结构来看，美日的产品结构比较相似，而中美的商品是具有互补性质的。针对偏重低端制造业的中国出口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只会引起美国国内产品价格上涨。第四，虽然美日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正如余永定（2019）指出的，中美贸易冲突同地缘政治结合在一起，因此可能会比美日贸易战烈度更高，持续时间更长。

对比几次贸易战，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学习借鉴。第一，在战略上，不能从纯贸易的角度看待贸易冲突。马弘（2018a）认为，美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向好发展，并不需要迫切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因此其发起中美贸易冲突的政治动机要大于经济动机。历史上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往往都具有深层次的政治诉求。在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中，我们应清楚认识到，美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相关行业重点关注的根本目的在于延缓中国技术前进的步伐。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相关产业的重视和引导，增强核心竞争力。在美日贸易战中汽车行业受到了美国的重点关注，部分日本汽车企业，例如丰田公司，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信赖。这也启示我国相关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制造类企业，要在脚踏实地、严格把关品控、保持自身已有的竞争优势的基础上，保持战略眼光，以技术革新促进产业升级。

第二，在战术上，谨防跌入美苏类型的竞争陷阱的同时，也不能一味妥协与退让。面对贸易战，苏联和日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苏联过于激进，而日本则一味地妥协与退让，就目前中美贸易形势而言，这些都是不可取的。马弘（2018a）认为中美贸易冲突逐渐成为常态，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去竞争应对。鞠建东（2018a）也指出，贸易冲突中，中国不能采取轻视退让的战术，而是应采取竞争对抗的策略来以战止战。面对美国在协商中提出的种种不合理要求，我们应当坚定立场，保持理性，不将贸易冲突扩大化，也不能一味退让。

第三，在政策上，審慎采取应对政策，避免“脱实向虚”。在日益紧密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政策的影响更为复杂，我们应放长眼光，全面考虑。美日贸易战后期，日本在贸易战的拖累下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空心化，国内投资不足，这些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而美苏贸易战中，苏联实行了过度激进的经济改革，从而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极力避免的。中国应合理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和经济上的施压，避免跌入低增长的陷阱。我国企业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避免盲目的海外投资，合理适度地规划投资战略，以防重蹈日本产业空心化的覆辙。

三、中美贸易冲突影响分析

（一）中美贸易冲突期间的宏观表现

从整体的宏观数据表现来看，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相对有限。进出口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汇市和股市也受到了一定冲击，但在外商直接投资、失业、通胀等方面，贸易冲突带来的影响则很小。这与Li et al.（2018）的预判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国会在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中受到显著的影响，但是这一负面影响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

在此次贸易冲突中，中国对美进出口受到直接的影响。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按美元计），图1至图3分别统计了中国对美进出口的当月同比、中美贸易差额、中国的进出口总量以及各经济体对出口的拉动。可以看出，自2018年4月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均呈现下滑的趋势，并且进口以更大的幅度下滑，这使得中美仍然处在贸易持续顺差的状态。可见美国采取加征关税的手段并没有扭转中美贸易的顺差。从中国的进出口总量来看，在中美贸易冲突期间，我国的出口总量维持在正增速区间的月份较多，由于我国对欧盟、东盟以及日本等地区的出口出现了较好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向美国出口的负效应，不过就最近3个月的出口情况来看，由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出口下降依然十分明显。

我国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随着贸易局势的变动而波动。2019年4月，美方宣布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而随着中美贸易关系步入缓和期，汇率呈现下降趋势，逐渐恢复到之前所在的波动区间。2019年5月美国开始征收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后，汇率再次开始上升。2019年8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破7”，触及了2008年以来的历史高位。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呈现该走势，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贸易冲突影响了外汇市场上的投资者情绪，进而影响到了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导致汇率随着贸易局势的波动而波动。从上证指数的表现来看，股市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例如，美国于2018年3月22日宣布“301调查”报告后，上证指数于3月23日下跌3.39%。另外，在美国于2018年6月15日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上证指数在随后的开盘日当天下跌3.78%，随后持续从近3000点下降至2691点。

中美贸易冲突并未对外商直接投资、失业、通胀造成明显的影响。第一，考虑到中美贸易冲突会影响到市场情绪，进而影响到商业决策，在加剧的贸易摩擦下，外商投资企业很可能会考虑产业布局重新做出投资计划。但从近两年数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合同数量以及合同金额均保持比较平稳的态势。第二，商务部《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单位货物出口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至2017年，每百万美元货物出口拉动就业人数从61.8人次逐渐降低至40.3人次。中美贸易冲突期间，根据中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2018年1月至2019年11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保持平稳，并未造成大规模的失业。第三，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不合理高关税的同时，中方也对相应的一部分美国商品加征了关税，这可能使企业和居民的生产和消费成本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通胀保持在1.5%～2.9%的良好区间内，从2019年2月开始，CPI从1.5%的月增长率上升至10月的3.8%，而恒大研究院分析指出，这是由于猪肉价格迅速上涨引起，若排除掉猪肉的因素，整体来看会有通货紧缩的趋势。

总体来看，中美贸易冲突在进出口、股市、汇市上存在着一些影响。贸易冲突直接导致了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下滑，但由于我国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出现了正增长，总的影响并不严重。股市与汇市经常随着贸易局势的波动而上下起伏，这很可能是由投资者情绪以及避险等考虑导致的。同时，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尚未对我国整体的失业、通胀等方面带来明显的改变。关于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同机构给出了不同的预测资料详见：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190617-f6a11a64.html：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均被加征25%的关税，会导致中国的名义GDP下降5%;而根据牛津大学经济研究所估算，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2019年GDP产生0.3%～0.4%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中美贸易冲突会导致中国实际GDP增速放缓0.5%～1.5%。鞠建东（2018a）认为，中美贸易冲突很可能会在2018年～2040年间频繁发生，而一旦中国无力应对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上的高压政策，中国很可能会在2040年跌入低增长陷阱。

（二）行业及企业层面的影响分析

行业层面上，我国制造业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受到的影响很大。根据采购经理指数（PMI，图4）的数据，自2018年4月以来，制造业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大致呈现相同的波动趋势，但在2018年，非制造业的指数相对平稳，制造业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尤其是从2018年11月起，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已经下降到50的枯荣分水线以下，这说明制造业整体存在着一定的萧条情绪。这一点从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图5）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对比近两年来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可以发现，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从贸易摩擦开始进入了收缩区间，2018年4月贸易冲突爆发以来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到2019年2月已接近2017年以来的低点。虽然此后有所回升，但贸易冲突对制造业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相比之下，从非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的数据来看，非制造业受贸易冲突影响的程度较小。

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来看，在先后加征的500亿美元（图6）、2000亿美元（图7）和3000亿美元（图8）关税清单中，制造业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主要包括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从商品角度分析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清单，可以看出，商品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传统重工业制品以及半成品，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

由于国际分工的复杂性和全球价值链的传导作用，中美贸易冲突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尽相同。我们根据行业利润总额（图9）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图10）的变化来具体分析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这三个代表性制造类子行业受到的影响。从利润总额的累积同比来看，自2018年后半年开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利润总额仍保持较高幅度的增长。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个具体行业的投资有明显下降，而仪器仪表制造业依然保持较好的增长幅度。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相对而言，其利润受到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最大，但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未受到最大的影响，说明该行业的未来发展状况比较乐观。

企业层面上，中美贸易冲突不可避免地对我国企业带来了多个方面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对于拥有对外贸易业务的企业，其所在行业被加征关税时，会受到直接的冲击。而没有受到加征关税直接影响的企业，若其行业上下游受到影响，则会通过产业链的传导受到间接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就在于各个企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合作，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一旦全球价值链在中美贸易冲突的冲击下断裂，企业将失去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所有好处并可能因此遭受重创。

有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例如，根据对佛山市一些制造业企业的调查结果，赵栩（2018）提到在接受调研的企业中，41.4%表示原材料價格将上涨，造成成本增加，大部分企业表示利润将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三）五驱动因素框架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美贸易冲突期间观测到的宏观和行业表现，是在各种条件和因素的作用下的均衡结果。尽管从整体宏观数据来看，贸易冲突尚未对我国的宏观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生产要素和政策环境，从而改变了均衡实现的路径和方式。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需要在新的环境下做出适当调整，最优化自身的经营决策。因此研究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生产要素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至关重要。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我们从以下五个因素来具体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因素。作为产出的重要贡献因素，科学技术在几十年间一直推动着我国产出的持续增长。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影响较为明显。贸易冲突伊始，美国以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为借口，推动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以加强对中国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出口管制，同时开始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断供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例如将部分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限制中国企业同美国企业特别是美国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正常商业活动，中兴、华为、福建晋华仅仅是受美国技术封锁战略影响的众多企业的缩影。美国的技术封锁和断供无疑阻碍了中国企业对美国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引进和使用，对于核心技术直接依赖美国的公司造成直接的不良影响。而企业通过其他渠道来引进技术，或自身研发以进行技术革新都需要时间。因此，在短期内，中美贸易冲突无疑会带来技术生产率的降低。

第二，人力因素。人力是最具有活力的生产要素，专业性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是企业产出的重要贡献力量。除了针对中国企业和机构的管制措施，美国的手段甚至渗透到了个人层面，导致我国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受到限制。一方面，美国限制中国技术人员、留学生、专家学者等赴美，阻碍中美正常的人才学习、交流、合作，在医学、航空、人工智能等高新科学技术领域的限制尤为严重。例如，2019年5月24日，美国具有“南部哈佛”之称的埃默里大学毫无征兆地关闭了本校的华人教授李晓江和李世华夫妇在校的联合实验室，并解雇了二人。另一方面，2018年以来，美国重点关注和排查在美国的中国“千人计划”学者，并借由限制和驱逐敏感专业的华人留学生和涉及关键高新科学技术的华人专家。例如，2018年6月，美国国务院将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停留期限，从五年缩短为一年，以此限制其在美国敏感研究领域学习的时间。美国的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极端行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人才培养和引进，阻塞了我国人才质量上升的渠道。

第三，资本因素。中美贸易冲突也使得资本的正常流动受到限制。特朗普不仅建议美国企业撤回在中国的业务和供应链，还考虑限制美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甚至一度传出其欲令美国证券交易所除牌中概股的消息。特朗普认为，这种方式可以缓解中美贸易冲突，但此举无异于救燎助薪，不仅无益于恢复正常的中美贸易关系，反而强行使中美经济“脱钩”，甚至还可能会进一步威胁全球价值链安全，对世界经济环境带来不确定性。这将从两个方面影响中国企业：从国外角度来看，担心全球价值链断裂的外国企业会减少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以规避风险;从国内角度来看，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家信心，造成企业自主投资下降，而且中国企业还可能会面临国际融资市场紧缩的困境。这两方面的影响都会造成中国企业可使用资本下降，从而减少生产和研发投入。

第四，市场环境因素。贸易冲突以来，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国内外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动。一方面，美国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导致了中国商品在美市场竞争力的下降，从而直接导致市场需求的下降。中国企业，尤其是对美出口企业的国外市场缩水。另一方面，中国针对美国采取的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一定程度上带来自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如果以自美进口商品作为原材料的企业无法找到有效的替代品，这无疑会推高企业的生产成本，造成相关商品物价上涨。

第五，政策因素。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积极做出了政策调整，这也给企业面对的营商环境带来一些新变化。首先，中国政府实施了反制措施，对自美进口的一些商品加征了关税。一方面，正如上文提及，以这些商品为原材料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企业，市场竞争力得到了相对提高，这些企业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其次，中国政府加快对外开放。国务院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加开放、公平、有序的营商“软环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外商投资法》，并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取代“外资三法”“外资三法”是指1979-1990年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是外商投资领域现行的三部法律。，在新形势下为外国来华投资者提供法律保护。显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外商投资法》的正式实施将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和國际化，吸引外商来华投资，而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加稳定、透明、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企业活力将得到进一步激发。

中美贸易冲突爆发后，在五个驱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营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企业来说，应对贸易冲突带来的直接影响固然重要，但针对营商大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具有更长远的意义。

四、当前环境与我国企业的应对

中美贸易冲突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美贸易冲突虽然在短期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在更大意义上为企业提供了一次转型升级的机遇。诚然，对产品加征关税，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企业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降低等问题。美国对部分企业施加的技术或原材料限制，甚至使企业一度陷入停产的困境（例如中兴通讯）。但此次中美贸易冲突提供了一次外在的助力，有助于推动企业升级转型，帮助企业淘汰竞争力弱、技术含量不足、利润率低的业务，实现优胜劣汰。我国也一直在倡导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总体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竞争力为目标。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把握这次机遇，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迎难而上，至关重要。

基于此次中美贸易冲突的实际，按照受到影响的不同，我们将企业划分为四类：制造类企业、高新科技企业、服务类企业以及金融类企业。其中制造类企业和高新科技企业受到直接影响，而服务类企业和金融类企业受影响相对较小。我们就上述四种类型的企业，基于国内外行业形势，提出对企业来说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帮助企业适应新的环境、把握机遇。

（一）各个行业的环境与现状

1.制造业

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将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高消耗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开始承接全球制造业的进入，我国制造业开始了飞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独有体系。我国制造业的复苏和崛起，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也逐渐扩大，在政策的指引下，制造业的结构逐渐转型升级，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逐年提升。

然而，制造业整体面临着成本上升、利润偏低等问题。我国制造业由于低制造成本而一直具有相當程度的竞争力。然而，2004年后，由于工资增长率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一竞争优势被逐渐削弱。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明显。相比之下，印度、泰国等周边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显现。此外，我国制造业也面临着技术结构失衡的情况，企业创新程度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低端商品大量出口，高端产品大量进口。作为一个制造大国，我国在高技术的尖端领域还缺少足够的核心科技，依赖进口严重。

2.高新科技行业

在当今世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高新科技行业在经济和科技两方面都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从美国针对中国高新科技行业发起贸易冲突可见一斑。发展高新科技行业不仅可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可以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也正因此，早在国务院1995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里就将发展高新科技行业摆到了优先位置，并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高新科技行业迅速发展。根据科学技术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分析》，高新科技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虽有波动，但始终保持增长态势，规模持续扩大。从高新科技行业的行业分布来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行业差异明显;从高新科技行业的地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收入占总收入的近70%，呈现出高度的地理集中。随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内资企业占比开始稳步上升。虽然比重下降，三资企业在部分行业或部分地区仍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此外，高新科技行业的研发经费也始终保持增长态势。

3.服务业

《2019世界贸易报告》指出，2005-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率为5.4%，远远超过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4.6%。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成长最快的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服务贸易不仅可以促进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能帮助各国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提高竞争力和包容性。但目前来看，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在我国的发展规模较小，不过，这也意味着我国的服务业存在着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根据商务部11月22日发布的《中国服务贸易现状》，我国2019年前三个季度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明显加快，贸易逆差持续减小。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传统服务贸易占比逐渐下降，新兴服务进出口快速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贸易向高质量发展。而制造服务化、服务外包化也标志服务产业结构向着高端化升级。

《2019世界贸易报告》强调，由于跨境服务贸易的局限性以及许多服务行业受监管强度影响，服务贸易壁垒仍大大高于货物贸易。中美贸易冲突无疑会加剧这种局限性和对某些服务行业的监管强度，从而大大提高了服务贸易壁垒，无形中加大了服务贸易的难度。另外，贸易冲突导致的全球制造业和投资活动减弱，也直接影响了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但是，根据《中国服务贸易现状》，2018年以来受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速显著放缓，但中国服务贸易仍以较高增速持续增长。报告指出，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同比增长12.3%，在推动全球服务进口增长中做出了最显著的贡献，这一贡献率高达14.9%。

4.金融业

从改革开放到1992年我国金融业初步建立，到1992-2001年金融业经历市场化改革，再到2001-2017年我国金融业国际化，再到2017年至今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我国金融业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蜕变。最初经历过稳定性欠佳的问题，也遭受过市场的剧烈波动，但是随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国金融业终于积累一定的实力，摸索出一个在对外开放背景下稳定的市场运营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不会对中国的金融业带来挑战。国外涌入的雄厚资金，对金融业的市场风险管理能力、监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此次的中美贸易冲突，无疑是在催促中国金融业加快这一改革进程。

从以上的行业分析可以看出，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乐观态度，因为企业拥有良好的大环境，足以应对挑战、把握机遇。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贸易空间巨大。从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国内市场拥有充足的市场需求空间。2018年我国最终品消费拉动了76.2%的经济增长。从2019年前三个季度来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6.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1%，基本保持了与经济同步的增长，中国的国内需求市场具有良好的基础。

中国也具有广阔的全球市场。中国的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化，市场布局也愈加开阔。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将贸易伙伴的范围由少数发达国家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延伸。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美日、西欧等发达国家，扩大到包含了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市场。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提出，中国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了紧密的贸易关系，进出口的规模持续扩大，中国的市场稳步开拓。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经达到230多个，同时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二）中美贸易冲突下各行业企业面临的挑战

1.制造业企业

总体来看，中美贸易冲突对制造业企业造成的冲击最大。从短期看，由于制造业的原料和最终产品都是实物，中美双方互相加征关税会直接影响制造业的进口原料成本和最终产品的出口数量，并进一步影响生产过程和利润获得。从长期看，美国方面的限制不仅会增加制造业拓展美国市场的难度，还会影响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洪俊杰、杨志浩，2019）、并购计划和技术合作等，从而制约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2.高新科技企业

作为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中被美国重点关注的行业，高新技术行业受到的限制最多。技术创新和高层次人才是高新技术行业保持竞争力和发展动力的基础，不论高新技术行业处于哪个发展阶段，都不能对这二者掉以轻心。因此，技术封锁、高层次人才培养和交流受阻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高新技术企业原本就需要面对的问题的难度，限制了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至关重要的软实力的发展。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反而是让高新技术企业更加认识到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的迫切性，催促其尽快走独立自主道路。

3.服务业企业

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中，加征关税是美国最常使用的一个手段，施加在实物商品上的额外关税，并未对服务业产生直接影响。但由于服务业与实物商品紧密联系并且附着于全球价值链，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间接影响。以教育服务企业为例，美国限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这显然会影响教育服务企业的赴美留学培训项目。总体而言，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客户群体更加广泛，可替代性较强。因此，服务业企业经营更加灵活，在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中受到的冲击较小。

4.金融业企业

与服务业一样，金融业受到此次中美贸易冲突的间接影响。对于金融业企业来说，此次中美贸易冲突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机遇。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开放政策，无疑为正在飞速发展的金融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和有利的政策环境，这也有助于金融业整体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此外，国内的许多学者纷纷提出，要充分警惕贸易战带来全球价值链断裂的风险。中间品关税的上升不利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余心玎等，2016）。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是由稳定的国际分工链条来维护的，需要各国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合作。但是中美贸易冲突会破坏这种原本稳定的国际分工链条，从而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全球价值链断裂。鞠建东认为资料详见：http：//www.sohu.com/a/320338051_118392，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旦全球价值链断裂，会在短时间内激化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矛盾，从而使全球价值链面临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体系无疑也会很快受到冲击，在此期间不只中美两国，所有其他第三方的经济都将遭受严重打击。

（三）企业的具体应对策略

1.制造类企业

第一，优化产品的供应链。中美贸易冲突期间加征的关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造成制造业成本出现相对较大幅度的上升。在短期内，企业可以通过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商分担关税，或选用替代的供应链等方法及时应对，规避一定程度的风险。长期来看，企业需要优化供應链并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余振等（2018）发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参与度越高，涉及该企业的贸易摩擦持续时间就越短，贸易摩擦也就越容易解决。

第二，加快创新步伐，提高企业实力。企业应抓住此次贸易冲突带来的机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具体需做到持续创新，巩固自身的市场地位，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利润。企业可以使用设备的更新换代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的利润，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我国的制造型中小企业应紧跟时代步伐，由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制造业转型，利用新兴技术，积极研发，与时俱进，改变单纯代加工的生产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以提升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王岚，2014），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逐步转为技术密集型，创立自身独有品牌，向中高端制造领域迈进，从而推动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第三，开拓新市场，丰富产品种类，开展新业务。一方面，我国国内市场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受到直接冲击的外贸企业可以尝试出口转内销，打通国内的贸易渠道，缓解贸易冲突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拓宽海外市场，开展跨境合作。企业可以多元化出口对象，利用多种渠道来开拓海外市场，将贸易对象从美国转向东南亚、欧洲以及非洲等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而有效分散企业供应链上的风险，丰富多边贸易体系。受到贸易冲突的直接影响时，出口产品结构单一的企业往往难以及时摆脱困境。在短期内，企业可以寻找替代商品或替代业务，解决燃眉之急。长期来看，企业应提早进行市场多元化布局，丰富自身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种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容错性，分散风险。

2.高新科技企业

第一，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中美贸易冲突期间，中兴通讯和华为在通讯零部件以及操作系统问题上受到了美国的限制，导致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核心领域突破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技术封锁势在必行。科技为经济发展助力，企业应坚持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一方面可以从价值链前端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可以形成良性循环，保证企业通过持续创新保持自身的竞争力。

第二，企业也要平衡好市场和研发。企业在致力于研发的同时，要以市场为导向，关注市场需求，提高技术对产品的转化率。作为高新科技企业，只有苦练内功，研发出有市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并将技术与产品充分结合，才能更好地站稳市场。反之，若技术大幅度脱离产品，成为“空中楼阁”，不仅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资金和人力负担。

第三，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高层次人才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企业应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对高层次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重视，完善对人才的培养、选拔机制，发挥人才优势。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可以提高企业管理和技术的专业性，进而提高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优化的分工和有序的合作，不仅能提高各部门的协作能力，同时也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3.服务类企业

第一，服务类企业要打造企业特色，树立品牌形象，增加企业服务的附加值。虽然服务类企业的产品是无形的，但是企业也需要通过多种宣传途径接触消费者，使企业特色、品牌形象深入人心，从而提升服务产品的增加值，拓宽用户群体和市场份额，并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在巩固自身特色的同时，服务类企业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适度创新。数字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特征之一，企业要紧跟时代，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贸易，以科技作为推动力，增强企业运营的效率，降低流通环节的成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和竞争力。

第三，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发展。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服务贸易推动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和合作，而积极参与其中的企业也会得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反哺，获得更多发展和合作的机会。因此，服务类企业可以尝试将服务范围拓展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红利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4.金融类企业

第一，做好风险控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美贸易冲突带来了不确定性的上升，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忧。金融类企业应警惕风险由实体经济向金融部门传导并进一步发酵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因此，金融类企业应加强风险评估，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体系，保持金融风险的可控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二，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美贸易冲突给实体经济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尤其给小微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作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类企业应积极履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责，积极响应国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与号召，着力协助解决我国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三，发展金融科技，主动创新。金融科技作为金融行业发展的主导趋势，具有很高的价值前景，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居于世界的前列，其中网络借贷、移动支付的规模位列全球的首位。在当前开放和有利的政策环境下，金融类企业应把握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带来的机遇，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发展金融科技，持续创新，拓展客户群体，降低金融门槛，普惠大众。

五、总结

中美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美贸易市场体量巨大、前景广阔，双方市场也具有良好的供需基础。贸易战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赢家，合作双赢才是中美两国最佳的选择。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美两国的经贸摩擦可能会一直存在，双方应该求同存异，建立互信机制，共同推动两国贸易向着和谐有序的方向发展。

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此次中美贸易冲突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次机遇，企业要化压力为动力，补足自身短板，将中美贸易冲突作为推动自身改革和转型的契机，积极应对，提高自身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加从容地面对可能出现的贸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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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Impact of the Sino-US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Counter Measures by Enterprises in China

Xue Yi 1， Jin Feng 1 and Li Jingwei 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School of Insur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bstract：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 in April 2018， its scale of influence and the necessary counter measure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mong professionals， academics and other sectors as well. The gradual process of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 this time shows that it is actually the superpower gam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US side attempts to suppress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areas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the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means of levying high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and effecting restrictive measures on certain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analysis reported in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ongoing Sino-US trade conflict only has relatively limited impact 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macro economic operations in China. This is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while the trade conflict has caused declines in the Chinese exports to the US， the Chinese exports to the EU and ASEAN regions have， however， risen to partially offset the negative impact. In the meantim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e trade conflict has so far been found on the general state of affairs in unemployment or inflation in our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notable impact has， unfortunately， been reported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aced by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For example，their further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have been impeded by the US blockade on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and the exchange channels for high level professionals have been narrowed down by the US hindrance on the regular personnel training and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se happenings have brought about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hich， in turn， will not only slow down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ir introduction of external expert personnel， but tighten their constraints in financing and lead to considerable uncertainties in their markets and economic policies as well. The counter measures hence proposed include：strengthening self-reliance by the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innovation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progress;perfecting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expanding their markets to develop new trade partnership;performing excellent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making active physical investments to seek new modes of growth;and grabb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responding to the government policy appeals to push forward their ow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Key Words：Sino US Trade Conflict; Enterprise; Challenge; Counter Mea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