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机理与证据

摘 要：高等教育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能够带来科技创新的有效提升和经济社会的高质发展。本文在揭示高等教育经济功能运行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高等教育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以及通过科技创新间接影响经济绩效进行了实证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首先，高等教育带来了显著的“改革红利”，即高等教育制度的良性改革能够有效地促进科技创新的提升进而共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其次，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模式至少在经济领域是有效的，因为其规模的扩张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最后，高等教育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更有利于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升，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继续深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在稳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发挥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经济功能;经济增长

一、引言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发展，是中国在经历40年改革开放后基于成就与约束并存的现实所内生的一种重要转变。而以发展高等教育来促进有效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渠道。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促进发展模式转变中的作用，抑或其经济功能，在人口增长放缓、资源供应紧张和治污成本攀升的新常态下，将随着现代化经济社会体系的全面建成而愈发彰显。因此，尽管高等教育的本质在于通过促进学生的心智发展来实现其身心的“自由”“解放”和“创新”（巴尼特，2012），但附着于这一终极追求下的经济功能，则同样重要而不可忽视。根据Psacharopoulos（1984）的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介于1%到23%之间，而这一指标在Schultz（1962）的测算中甚至达到了33%。那么，就理论而言，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是如何呈现的？在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高等教育带来了怎样的经济绩效？基于此，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验为样本，就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运行机理与绩效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

从本质来看，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归属于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的思想范畴。按照布鲁贝克（1987）的观点，高等教育哲学主要包括認识论和政治论两种思想观。其中，认识论哲学将自由追求知识和真理作为目的，且这种追求不受价值和利益的影响，而政治论哲学则坚持认为对知识和高深学问的追求必须要考虑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因此，政治论哲学更加强调高等教育活动的外在性、社会性和服务性。由于高等教育经济功能侧重于发挥高等教育活动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因此，它作为政治论哲学观在现实中的具体呈现，自大学成立并确立其地位开始，就已经与认识论哲学“并足而行”了。此外，由于知识“外溢性”特征的存在，主张认识论哲学的高等教育活动参与者，在追求自由与分享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其言行就早已“不经意地”对社会带来了外部效应。从这一层面来说，认识论哲学与政治论哲学，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终将趋同。高等教育经济功能在理论与现实中的不可回避性，使得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更为理性客观和辩证务实地推崇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如在邓小平的主导和推动下，自1977年开始经过广泛而激烈的批判、反思和讨论后，逐步澄清了过去哲学思想上的一些混乱和误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哲学理念，主张正确认识和把握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精髓在于其生产性而非阶级性，同时应提升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地位（陈超，2009）。自此，具有“生产性”特征的经济功能，与“知识论”理念一起回到了各自在中国高等教育哲学观中的应有“位置”。

高等教育这一哲学理念的回归，不仅使知识分子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对其定位由“臭老九”转向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直接促发了施政纲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发展战略的转变，既改变了高等教育，又改变了整个社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领域取得的“最大成绩”（顾明远，2008）。由于这一巨大“功效”的存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不断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被持续确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梁文明和张存群，2009），诸如“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文本表述，“教育制度是社会制度中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知（范跃进和刘恩贤，2018），以及“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政策逻辑，无不表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侧重于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价值诉求，无不凸显高等教育经济功能在发展实践中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基于发展实践所展开的大量实证研究大多表明，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质量的提升，均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Ozturk，2001;梁文艳和唐一鹏，2013;邸俊鹏和孙百才，2014;秦永和王孝坤，2017;杜育红和赵冉，2018）。这一观点亦得到了相关测算研究的验证：在1952-1978年，中国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9%（靳希斌，2009）;而在1982-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每年增加1%，促使或引致GDP增长约712亿元（崔玉平，2007），足见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表现显著而强势。

从影响机制来看，高等教育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如在经典文献中，Schultz（1962）、Nelson & Phelps（1966）和Romer（1986）等人均指出，伴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经济因人力资本积累的加快而得以快速发展，因此人力资本的培养是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Johansen & Arano，2016）。实际上，人力资本的这一重要贡献在于其近乎“无漏损”地提升了技术创新水平，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高或人力资本丰富的劳动要素更能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提升（Barro & Salai Martin，2004;邵宜航和徐菁，2017）。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同向变化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在许多研究中总是将两者相互视为替代变量。如杜育红和赵冉（2018）在实证研究中将教育人力资本视为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指出相对于初级教育人力资本而言，高级教育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技术创新间接地影响了总产出。因此，人力资本或技术创新是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强化高等教育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在高等教育哲学观中遵从“唯政治论”。片面、简单地以“适应和服务经济社会”作为高等教育的唯一目标，不仅会混淆社会的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进而助长高等教育的短视行为，损害社会的长远利益，还会混淆学校特殊环境和社会一般环境的界限，降低学校的教育要求和学术目标，甚至容易导致高等教育的刻板模式和对学生个性的抹杀（文辅相，1995）。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提出的一些政策命题或口号，如“教育是基础”“教育先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等功利主义的价值诉求，并不能极端地理解为忽视“认识论”哲学观的“唯政治论”，而应理解为上层政府为了促进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施政策略。因为将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制定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命题”或“口号”，有助于说服和动员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有助于大幅增加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创造更好的思想、物质与舆论条件（石中英和张夏青，2008）。

综上，本文拟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凸显科技创新在高等教育影响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设置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相乘交叉变量来揭示其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二是评价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经济绩效，通过设置合理的虚拟变量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和政策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第三部分是研究方法、变量设置与数据描述，第四部分是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脉冲分析及其解释，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

从理论上来说，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实现，抑或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框架下进行分析。在这一框架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要素、劳动要素、技术创新和有效制度共同推动的。其中，资本要素既包括物质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且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作用更为强劲。不仅如此，在如上的所有推动因素中，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非取决于自然资源的丰瘠与物质资本的多寡，这是因为人力资本作为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是劳动者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总和，只有实现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才能带来更高效的投入产出比。很明显，高等教育由于肩负着培养高级人才的重任，因此是知识方法和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创造者，促进高等教育的投资和发展能够带来有效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Mamoon & Murshed，2009;Wang & Liu，2011）。根据这一推理，高等教育的发展从根本上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且这一传导作用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愈发明显。这一观点，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得到了绝大部分研究的论证和支持（Schultz，1961;Dension，1962;Lucas，1988;周永红和熊洋，2013）少部分观点认为教育发展在特定阶段会带来负向收益，如Krueger & Lindahl（2001）等人的研究。。因此，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科技创新而实现的，而这一机制又从微观上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从中观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从宏观上提升研发创新能力得以具体体现，见图1。

首先，从微观层面来看，高等教育通过提升受教育者的生产技能和扩大其就业机会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高等教育因其知识供给的复杂性、专业性和多维性而提升了受教育者的学习方法、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高等教育通过开设必要的职业培训课，使受教育者的劳动技能随着知识的不断更新而得以提高，使其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技术要求的不断发展变化;高等教育通过提高整体受教育者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为先进工艺的推广、科学文化的传播以及科学管理方法的实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有利于整个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刘自成，2017）。因此，高等教育使受教育者在增加知识、技能和素养的同时，能够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带来社会总产出的快速增长（Schultz，1962;姚先国和张海峰，2008）。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学制设计的层次性和知识学习的递进性，使受教育者能够胜任不同产业形态的职业，并使其具备从事多种工作或职业的能力，而这无疑拓宽了其劳动参与的“广度”，或者说，增加了其就业机会和职业转换率，有利于劳动市场中人才供求之间的有效匹配，這对于个人收入和社会产出增长的稳定不无裨益。综合而言，社会总产出的增长依赖于微观个体不断增长的才能、创新、知识、技能和经验，而这些禀赋的拥有又可以为其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丰厚的回报。因此，高等教育的获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Wolf，2002）。

其次，从中观层面来看，高等教育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行业发展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培育新兴行业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发挥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中，“直接效应”是指高等教育的发展直接带来了教育及其相关行业的兴起与发展。由于高等教育能够在带来受教育者生产技能提升和就业机会增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其收入报酬和社会地位，因此投资于高等教育具有丰厚且稳定的收益回报率，这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潜在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从而带来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行业的发展（周永红和熊洋，2013）;不仅如此，一些与此相关的知识性行业，诸如印刷、传媒和电子等行业也将得到“引致性”发展，而这些行业由于具备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将进一步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间接效应”则是指高等教育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受教育者由于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与素养，逐渐脱离了单一产业形态下的简单劳动，而不断向更高级产业形态下的复杂劳动趋进的过程。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由农耕时代向工业时代再向知识时代的迈进，正是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张、质量不断提升的历史过程。是教育所带来的知识传播与发扬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是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带来了人力资本的结构，并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杨宇轩，2012）。因此，Guisan et al.（2001）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实现工业化，主要应归功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进而带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最后，从宏观层面来看，高等教育通过促进基础研发和提升技术创新而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同于初等教育侧重于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中等职业教育侧重于提高劳动者的基本技能，高等教育因对国家基础研发和技术创新具有关键影响而带来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omer，1990;Barro，2001）。高等学校主要学术人员所从事的基础理论研究，不仅能够促进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创新，从而带来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思考能力的提升，还能够以此为指导促进基础理论向生产实践的有效转化，并最终带来创新产品的生产、创新技能的运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除此“直接影响”外，高等教育所传承和创新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还因其具有“外溢性”而通过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使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本身产生了递增的边际收益，并促进了资本和劳动力等其他物质要素的收益增长，因而对经济社会带来了“间接影响”（Romer，1990）。这一影响机制得到了蔡增正（1999）的研究佐证，他发现高等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具有正向且可观的“外溢效应”。可以认为，高等教育中的专业知识传承和基础理论研究，是整个社会技术创新的源头;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才能带来研发水平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并最终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等教育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两者的双向互动关系能够有效地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如邸俊鹏和孙百才（2014）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高等教育的专业配置和培养规模，而合理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和适当的规模反过来又会助推经济的快速发展（Bils & Klenow，2000;毛洪涛和马丹，2004）。因此，重视高等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或者说，高等教育经济功能是否有效发挥，应以高等教育是否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前提。随着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理念的不断摆正与全面展开，高等教育已经开始越来越紧密地关联着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既受其制约，又为其服务（周元宽，2012）。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在总体上必须不断适应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在区域层面则应因地制宜以协调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节奏（艾丽和石刚，2010）。高等教育只有适应和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否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比如就中国的发展现实而言，相对于对教育投入的承担能力，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导致了教育质量的滑坡，使得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情况下，部分受教育者仍难以实现就业，带来了所谓的“教育悖论”（罗来军等，2009）。不过，本文的侧重点在于揭示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对于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暂不赘述。

三、方法、变量与数据

从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运行机理来看，不管是微观渠道，还是中观渠道，或是宏观渠道，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都可以归结为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科技创新提升而实现的。这是因为，高等教育发展在微观上提升了受教育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从而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基础;在中观上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路径;在宏观上提升了研发水平，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支撑。因此，科技创新是高等教育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本文实证研究部分侧重于从直接渠道分析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从间接渠道分析高等教育通过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暂未按如上结构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考察高等教育的经济绩效。这一研究设计的合理性在于：如果高等教育通过科技创新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那么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渠道的传导从逻辑上来说应是一种必然。

以实证检验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绩效为主题，本文拟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高等教育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之所以选用VAR模型，主要是因为这一方法可以在不考虑控制因素的情况下，直接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互冲击效应，这就有效地规避了因自变量设置不足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或是因自变量设置过多而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李子联，2016）。此外，VAR模型在变量之间缺乏经典理论支撑的情形下也具有较强的分析适用性。很明显，对于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研究，尽管已有文献稍有涉及，但大多都停留在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这一层面的理论或实证研究中，并未形成可供借鉴同时也得到广泛认可的经典理论，这为我们使用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提供了研究空间。具体而言，本文所构建的VAR模型包括时间序列的VAR和面板数据的VAR，分别基于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面板数据，从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两个层面来综合考察高等教育冲击经济增长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两类样本容量的时间跨度均为1977-2017年。为进一步区分具有不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特征差异，我们在面板数据的VAR模型中又划分了全国省市的总样本以及东部省市、中部省市和西部省市的子样本，以考察冲击效应在地区间的空间差异性。综合而言，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样本下的VAR模型分别有6个和12个，详见后文。

在模型的变量选择与量化中，第一，因變量或目标变量包括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两个变量，其中经济增长为终极目标变量，技术创新为中介目标变量。对于技术创新变量的度量，本文借鉴Griliches et.al.（1986）、范红忠（2007）、郑浩和张印鹏（2017）等人的方法以专利授权数量作为替代变量，且分别以经济增长率和专利授权数量增长率作为量化值，分别设为 pgdp 和 ppt 。第二，自变量为高等教育，分别从发展规模和制度改革两个层面来考察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其中，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度量，本文借鉴张秀峰和张树静（2014）、冯剑锋和岳经纶（2017）等人的方法以高等教育招生数增长率作为度量值，记为 phe 。而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变量则做虚拟化处理，其取值以当年是否制定和实施相关法律、规定和规划，是否召开重大会议并形成重大决定为赋值依据，如所列事件发生，则该年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取值为1，若未发生则取值为0，该变量记为 her 。应当强调的是，为能有效地揭示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实质”而非“频率”所带来的经济绩效，本文在选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发生事件时，特地按照其重要性做了有效甄别和取舍，着重以重要文件、重要法律和重大会议的发生与否作为虚拟变量的取值，具体事件和取值见图2。此外，高等教育改革是一个全国性事件，其取值只能是全国性的时间序列数据，而在全国、地区的省市面板数据VAR模型中则无法检验高等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冲击效应。除上述基础变量外，本文在各类VAR模型中还设置了高等教育与技术创新的相乘交叉项（ her*ppt 以及 phe*ppt ）作为自变量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以更为有效地表征和检验高等教育通过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变量经济增长率、专利授权数量增长率和高等教育招生数增长率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全国及各省市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事件则来源于相关文本以及党和政府的官网统计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见表1。

图2所示的反映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发展状况的动态图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能够不断顺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能够及时响应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对人才培养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不断推陈出新，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和深化教育制度改革，有效地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总体而言，在1977-2017年，总计有25次与改革有关的会议、文件或法规出现，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事件发生率相对较为频繁。进一步地，若以10年为间隔进行分段统计，则在1977-1987年、1988-1997年、1998-2007年和2008-2017年分别有6次、8次、6次和5次改革事件，表明相对于其他时期，上世纪9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较为密集。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极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分工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化，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培养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精的高级专业人才来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而这种要求则内生性地引致了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

高等教育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下所实施的密集而频繁的良性改革，带来了后续时期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图2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78-2017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平均增长率为9-94%，而1998-2007年的这一数值则达到了20.46%，远高于1978-1987年的10.62%、1988-1997年的5.38%和2008-2017年的3.30%。可见，1998-2007年是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10年。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在过去20年的改革中，随着改革阵地自农村向城市的不断转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此相并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各类人才产生了越来越旺盛的需求，同时，高等教育在此前的改革摸索中所逐渐积累的经验以及不断夯实的法规基础，也终于在1998年迫使中国政府萌发了大学扩招的改革尝试，并于同年年底发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提出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全面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自此，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走向了大众化的发展之路。不过，大学扩招政策尽管带来了1999-2005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高速增长，却并未带来逐年增长的趋势，相反，却在1999年后出现了逐年放缓的增长现象。显然，这一现象与中国自1987年以来出现人口出生率的逐年下降，进而导致间隔17年（正常值应为18年）后新生代可选大学生的存量减少是紧密相关的，暂不赘述。

四、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脉冲分析及解释

VAR模型的构建应以变量平稳为前提，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发现：不管是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中，还是在面板数据模型下，变量 pgdp、ppt、her、phe、her*ppt和phe*ppt 经ADF、LLC和PP检验后均为零阶平稳，表明各变量的原始序列均可以作为VAR模型的检验变量。此外，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也是正确分析变量之间脉冲效应的重要前提。运用LogL、LR、FPE、AIC、SC和HQ方法，对滞后阶数进行逐一递增式的试探性检验后发现：在时间序列VAR模型中，所有模型均为1阶滞后;在面板数据VAR模型中，除全国和东部变量 phe 冲击 pgdp 、全国变量 phe 冲击 ppt 、全国交叉变量 phe * ppt 冲击 pgdp 的VAR模型为2阶滞后外，其他模型均为1阶滞后受篇幅所限，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和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检验结果未予展示，备索。。

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分为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在间接渠道中，为检验科技创新在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中的中介效应，本文在逻辑演繹上遵循两个步骤：第一步分析高等教育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第二步则分析高等教育发展与科技创新相乘交叉项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按此思路对全国时间序列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后，得到了如图3所示的冲击结果。首先，在高等教育改革 her 直接冲击经济增长率 pgdp 的VAR模型中，给定 her 受到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 pgdp 将因此而受到先增强后减弱的同向冲击，这一冲击效应表现为前2期逐渐增强，而后则开始逐渐减弱且直至第6期完全消失，见图3（a），这一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改革对经济增长率具有直接而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等教育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在高等教育改革通过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中，高等教育改革首先对专利增长率带来了正向的冲击效应，表现为在给定 her 受到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ppt 也因此而受到先增强后减弱的同向冲击，不过这一冲击效应直至第10期才开始减弱到近乎为0，见图3（b）;尔后，高等教育改革与科技创新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表现为给定两者的相乘交叉项 her * ppt 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pgdp 将因此而受到逐渐减弱的正向影响，见图3（c）。因此，在高等教育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渠道中，高等教育改革对专利增长率带来了积极影响，或者说，高等教育改革促进了科技创新的进步，而这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高等教育改革通过科技创新对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积极作用，既符合高等教育经济功能发挥的传导机理，又符合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实践，基本达到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与要求。

其次，在高等教育招生数量增长率 phe 直接冲击经济增长率 pgdp 的VAR模型中，给定 phe 受到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pgdp 尽管在数量上受到了逐渐减弱的冲击效应，但就方向而言则一直为正向，见图3（d），表明高校规模的快速扩张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或者说，高校规模的快速扩张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同于此，在高校扩招通过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中，高校规模扩张首先对专利增长率则具有先正后负的冲击效应，表现为 ppt 在前2期受到了逐渐减弱的正面冲击，而后这一冲击效应则开始为负，直至第7期后开始完全消失，见图3（e）。这一冲击结果表明高校规模的快速扩张对科技创新只带来了短暂的促进作用，此后则开始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果考虑到中国高校自1999年以后开始出现了规模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的现实，则这一负向冲击结果的现实解释不在于高校规模扩张加速抑制了授权专利或科技创新的快速增长，而在于高校规模扩张放缓了专利增长或科技创新的速度。这一机制能够在图3（f）交叉变量 phe * ppt 冲击 pgdp 的效应中得以体现，即尽管高校扩招导致了科技创新放缓，但其增长效应仍然显著，仍然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时间序列VAR模型下高等教育招生数量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过专利增长间接影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冲击效应，亦十分一致地体现在面板数据VAR模型的冲击结果中。首先，从高等教育招生数量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直接冲击结果来看，不管是在全国面板，还是在分地区的东部、中部和西部面板VAR模型中，给定 phe 受到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pgdp 都将因此而受到相应的同向冲击，尽管在力度上略有差异：东部地区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而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逐渐减弱，但都表明高校规模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加快，两者之间具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性，见图4（a）、图4（d）、图4（g）和图4（j）。

其次，从高等教育招生数量增长率间接地通过专利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冲击结果来看，同样地，不管是在全国面板，还是在分地区的东部、中部和西部面板VAR模型中，给定 phe 受到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ppt 都因此而受到了先正后负的冲击效应，且冲击力度都是逐渐减弱直至完全消失，见图4（b）、图4（e）、图4（h）和图4（k）。尔后，全国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招生增长率与专利增长率的相乘交叉项都对经济增长率带来了正向的冲击效应，尽管力度稍有差异，但与全国时间序列VAR模型的冲击效应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见图4（c）、图4（f）、图4（i）和图4（l）。因此，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专利增长或科技创新的影响亦表现为先正后负，对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则亦为正向冲击。上述冲击结果不管是在时间序列VAR模型还是在面板数据VAR模型下，均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从实证检验结果与传导机理和政策目标的比较来看，高等教育改革及规模扩张直接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了促进作用的结论符合理论与政策预期，但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渠道中，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专利增长或科技创新提升所带来的先正后负的冲击效应却与理论和政策预期不相符。对于后者的解释，我们认为可以结合现实数据来进行分析。首先从总量来看，在高等教育招生数从1985年的61900人急剧扩张到2017年的8389919人的过程中，授权专利的数量相应地从138项急剧增加到了1789334项尽管本文的分析样本是改革开放40年的相关数据，但由于国家统计局最早只能查到1985年的专利授权数据，因此在分析这一指标时，所选样本区间为1985-2017年。，因此从总量上来看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确实带来了授权专利数量的增加，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有利于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升。其次从增速来看，在高等教育招生数增长率具有上升趋势的时期，授权专利增长率则表现出下降的态势;而在高等教育招生数增长放缓时，授权专利增长率则表现出了上升的特征，见图5。改革开放40年来两者之间是先“此升彼降”后“此降彼升”的反向变化关系，表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与专利增长速度之间具有统计上的负相关关系。

究其成因，高等教育招生数量的增长从表象上来看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后备人才队伍，因而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提升;但从深层次来看，这一过程及其目标的实现应以所培养的人才有意愿和有能力从事科技创新活动为前提，如果高等教育扩张促进了此类人才的增长，则将带来科技创新的进步，数据上则表现为授权专利增长速度的加快，反之，如果此类人才并未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而增加，则科技创新提升或授权专利增速也就不会得到促进。基于這一逻辑，中国早期高等教育招生数量增长率和授权专利增长率之间之所以出现了“此升彼降”的关系，极有可能是因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并未带来基础研发和创新人才的同等规模增长，所培养的人才由于劳动市场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而更有可能从事了与工业和服务生产相关的实践性职业，这一人才流向在基础研究收入偏低的现实下尤为明显，因此也就并未带来科技创新的快速提升。而后期高等教育招生数量增长率和授权专利增长率之间之所以出现了“此降彼升”的关系，则极有可能是因为劳动市场中人才供给出现了大于需求的特征而迫使更多的毕业生通过不断深造的途径来缓解这一压力，而这一行为则带来了基础研发和创新人才的增加，因此也就带来了授权专利增速的加快或科技创新的提升。如果以科技创新人才的多寡作为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准，则早期注重于数量扩张的阶段并未带来科技创新的快速提升，而后期尽管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增速在下降，但其质量的提升则明显带来了授权专利数量的快速增长。无论如何，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科技创新变动仍然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间接渠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绩效仍然十分显著。

五、结语

高等教育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发展高等教育对于促进国民经济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高等教育的这一经济功能为研究主题，本文在揭示其运行机理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实践为样本，通过综合构建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高等教育改革及规模扩张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以及通过科技创新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以全方位考察高等教育经济功能的现实绩效。主要结论显示：

首先，高等教育带来了显著的“改革红利”，即高等教育制度的良性改革能够有效地促进科技创新的提升并进而共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时间序列VAR模型直接渠道的检验中，以高等教育改革事件度量的制度改革对国民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的冲击效应;在间接渠道的检验中，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首先对科技创新带来了正向的冲击效应，其次两者共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不管是在直接渠道还是间接渠道中，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升是实现这一传导机制的关键。

其次，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模式至少在经济领域是有效的，因为其规模的扩张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不管是在时间序列VAR模型中，还是在全国和分地区的面板数据VAR模型中，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增长率均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了正向的冲击效应，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指出高等教育的数量扩张带来了诸如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但高等教育发展“本身”所需要的资源投入，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产业发展和受教育群体的收入增长，均带来了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总体上升。

最后，高等教育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更有利于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升，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渠道中，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增长率对授权专利增长率具有先正后负、负期较长的冲击效应。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需求偏好带来了供给结构的变化，体现为供不应求逐渐向供过于求转化，实践应用逐渐向基础研发转化，以及竞争愈发激烈和学历逐渐上升等新形势的出现。这一结论表明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升并非来自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而在于质量的提升。

上述结论对发挥高等教育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启示在于：首先，应继续深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既要在理念上继续把高等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又要在实际中加大经费投入和加强政策支持以切实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应推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发展和均衡发展，应在侧重发展优势大学、优势学科和优势专业的基础上，打破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区歧视和学科歧视，以做到真正的公平与均衡。其次，应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树立人才立校的理念，坚持将人才引进作为高校长远发展的关键举措。其中，优惠的政策是引进优质人才的制度保障，而其核心在于为不同层次的人才提供快捷的发展通道和丰厚的报酬待遇。应摒弃“论资排辈”的固化思维，拥有“不拘一格”的自信与勇气，切实推进“绿色通道”的建设;应放眼未来、立足长远，加大人才投入在经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并为教师使用各项经费提供必要的便利，以使其在获得职业尊严的过程中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应继续提升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以壮大受教育者群体，这就要求在源头上稳定并适当提高社会的总和生育率。应在高等教育实施过程中进行人本导向的生育教育，即应尊重个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使其按照自身的计划来进行生育，以实现生育率观念的再转变。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虽然发现高等教育质量是解释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科技创新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主要视角，且提出应通过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来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但受主题和篇幅所限并未给予充分的实证分析，静待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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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Growth of Economy： Rationale and Evidence

Li Zilian

（School of Business，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Higher education is able to bring about the effective upgrading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economy and the society by means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velation of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 auto-regressive vector model is constructed for time series and panel data， by whic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s able to be performe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both its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indirect influence via scientific progres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forty years ago. The results of the pulse response analysis show that， firstly， higher education has brought in obvious ‘reform bonus， which means that benign reform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scientific innovation. In turn， they both work to push forward the economic growth; secondly， the mass development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effective at least in the economic sector， for its expansion of size has brought rapid growth of the economy; and finally， the change from its expansion in volume to its elevation of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further benefits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innovation upgrading， proving that to rais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will be the key to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ningful ways can， therefore， be explored to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y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s of education system and lift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a gradual increase of enrollment rate.

Key Words：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conomic Function;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