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笑的爱》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2020-02-04 07:21杨舒婷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0年11期
关键词:昆德拉米兰

摘 要:本文主要运用文学伦理学方法研究捷克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首部叙事作品,也是其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管窥收录在内的七部短篇小说,无不以昆式幽默的形式表达严肃的主题,似乎是同在爱情范畴的套曲。借由文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将从作品的伦理环境、伦理线与伦理结角度深入讨论,进而分析米兰·昆德拉自始至终的小说主题——“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 《好笑的爱》 文学伦理学批评 自我建构

在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中,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解读方法,指从伦理的立场阐释文本,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相关的问题,以历史的伦理现场为基础,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并用伦理的观点给予解释,同时做出道德评价。a在米兰·昆德拉《好笑的爱》的七部短篇小说中,作者从不同维度考量了两性伦理关系以及在此关系中“自我”身份的存在問题。

一、伦理环境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在“阐明着某个历史处境,描述着某个特定时间下的一个社会”b。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中说道:“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c可以说,二人所说的历史环境是小说“虚构的想象”与现实的纽带。

《好笑的爱》写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波希米亚”,小说中,“布拉格”“波希米亚”等地名频频出现,这也是米兰·昆德拉的出生之地。基于其与西方文明高度同步化的历史,米兰·昆德拉对于欧洲文化一直有着自觉的认同。而在20世纪中期,布拉格这座动荡的城市正在逐渐远离它曾经的欧洲文明,处于此境况内的人类更像是历史的缩影、存在的延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好笑的爱》实际上是一部关于波希米亚“小说体的史书”,此时的布拉格正是小说存在的伦理环境,由《谁都笑不出来》《爱德华与上帝》的细节描述明显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征。在《谁都笑不出来》中,克拉拉的父亲作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由于政治原因被赶出布拉格,她也因此受到牵连,只允许在缝纫机前耗尽青春,命运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且“我”的经历也表明了在极权主义下私人生活的透明性,“那些高墙只不过是用玻璃做的,透明若无”d。在《爱德华与上帝》中,爱德华的哥哥因为开了一个玩笑,被归结为政治挑衅,从而失学。同时,上一代的命运切实影响着下一代的选择,恋人对上帝的信仰直接印证了这一点。在《永恒欲望的金苹果》中,一本关于伊特鲁里亚古文化的德语书贯穿始终,米兰·昆德拉以“我”在历史里的沉湎表达作为长期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于当下伦理环境的不满。

话语作为叙事形式之一,在文中多处暗示客观存在的伦理环境,例如《谁都笑不出来》中多次出现的“街道委员会”“全国委员会”,《爱德华与上帝》中的“劳动”“革命”“工人阶级”等。

此外,在《搭车游戏》中,“搭车”不仅是一项具体的叙事活动,也是一个极富政治色彩的文化符号。其伦理环境就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伊始,美国做出修建“高速公路网”的战略决定,公路旅行文化蔚然兴起。在“冷战”铁幕的另一端,米兰·昆德拉选取“搭车”这一文化符号作为叙事背景,又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二、伦理线、伦理结

《好笑的爱》中的七部短篇小说,无不以昆式幽默的形式表达严肃的主题,且存在处境与叙事线索体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好笑的爱》更像是一首完整的套曲,以空间联结的方式,通过序列之间互相参照以获得一种音乐和诗歌所具有的效果。e米兰·昆德拉也曾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说,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不存在绝对的区隔。

“伦理线和伦理结是文学的伦理结构的基本成分。”f伦理线作为文学文本的纵向结构,在《好笑的爱》中非常明确,即“性爱历险”。例如,《永恒欲望的金苹果》的主人公马丁有着自己独特的“标定”和“挂钩”理论,他将对于女人的追逐看作一种“绝对意义”的追逐;《搭车游戏》中的恋人借游戏完成轻佻的表演;《座谈会》中的伊丽莎白则先用脱衣舞的形式求得关注,而后不惜以生命为赌注博得观众的赞美。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米兰·昆德拉在小说集中对情欲进行了毫不吝啬的描写,可以说灵与肉的矛盾勾画了全文的主要色彩。

“性爱历险”作为研究小说的重要切入点,并不能因此被看作是这条伦理线的本质。在《小说的艺术》中,作者不认同将“好笑的爱”翻译或解释为“好玩的爱情故事”。“爱情的概念始终与严肃相连”g,当性爱游戏脱离倾慕的纯粹感,就更接近于人生历险的标识。这些复数的“爱”集中体现为众多人物试图将爱情与“自我”意义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之上,伦理身份的变化使得伦理秩序达到一种非和谐的状态。也许是人物在性爱游戏中迷失了身份,也许是他们在身份迷失后沉溺于性爱游戏之中,但二者在《好笑的爱》中实为一体。如《搭车游戏》中的一段描述:

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压抑的抽泣声;随着一个腼腆的、童稚的动作,姑娘的手碰到了他的手,她碰了碰他,又缩回去,又碰了碰他,然后,传来一个苦苦哀求的嗓音,夹杂着哭泣,它叫着他的名字,说:“我是我,我是我……”

在搭车游戏里,姑娘为满足“他”对于轻佻的渴望、“全身心地属于他”,扮演了一个从未表现过的自己——一个轻佻的搭车女郎。从度假伊始到角色扮演,人物在伦理身份转变的同时也遭遇着伦理的困境,伦理结作为叙事文本的横向结构在本篇小说中主要体现为旅途间两人对于灵魂与肉体同一性的迷惑。姑娘常常因为想到自己会被取笑过分端庄就先脸红,“幸福来自那种二元论的消失,但是,从幸福到怀疑,距离就不太远了,而她心中满是怀疑”h。事实上,她与小伙子在游戏中都并未达到预期的伦理角色,驾车者与陌生男子、搭车者与轻佻女人之间的变换一直存在不稳定的心理因素,从而导致最后的伦理混乱状态,出现了上文所示的女孩无法确定自己身份的情况。无论是游戏的存在侵占了现实,还是现实的道路冲击了想象,当他们摆脱成人精神的一切樊笼时,谁也无法在这场博弈中分清“自我”与角色的界线。正像小说中所说:“在游戏中,人是不自由的,对于游戏者而言,游戏是一个陷阱。”i

同样,我们来看《让先死者让位于后死者》,若从文本内容浅析题目,其意思就是女主人公丈夫的坟墓因租约到期而被后死者占位,但从更深层次进行分析,会发现这篇小说的伦理结实则与儿子给予的枷锁有关。在丈夫死后,女主人公的儿子厌恶母亲身上任何与青春活力有关的存在,并不允许其再有性生活,逐渐将她推向年迈的坟墓。直至男主人公的出现使她放下了对自我身体的限制,死去的肉体让位于后死的灵魂,在“性爱历险”中寻找“自我”和生命的价值。小说在伦理结的建构过程中,仍然充斥着灵魂与肉体二元的矛盾。

而《谁都笑不出来》围绕扎图莱茨基先生与“我”关于撰写阅读报告的纠缠展开,其中层层复套,以“我”和玛丽、克拉拉、夫人以及校长等人物的冲突构成多重伦理结。在这一过程中,作者通过“我”的性爱玩笑与性爱历险艺术性地表达了对于自我问题的叩问与反思。《哈威尔大夫二十年后》的主题亦是如此。

三、作品伦理价值

“文学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为人类提供娱乐,而在于以娱乐的形式为人类提供教诲。”j不论伦理环境与伦理身份如何变化,自我认知的困惑与自我残缺带来的焦虑一直存在。在人性异化的现代语境中,心理重建更是发现“自我”与探寻人生意义中的重要一环。

《好笑的爱》正如一面现实的镜子,米兰·昆德拉通过情境展示的方式解构“自我”之谜,其伦理叙事清晰地折射出作者对于性爱与“自我”存在问题之间的关联的阐释,作品承载的哲学意蕴充分展现了文本自身的张力,对引导读者在伦理困境中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辩证思考生命之意义具有启迪作用。

acf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第12页,第13页。

bg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49页,第43页。

dhi 〔法〕米兰·昆德拉:《好笑的爱》,余忠先、郭昌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第96页,第113页。

e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j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8—13页。

参考文献:

[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尉迟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3] 米蘭·昆德拉.好笑的爱[M].余忠先,郭昌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出版社,2004.

[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J].外国文学研究,2014(4).

基金项目: 天津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910065075)

作 者: 杨舒婷,天津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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