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停止之处

2015年12月6日，上海，一个凄风苦雨的寒夜，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会议厅里，却荡漾着温暖的友情和亲情。我的九卷本《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出版了前四卷，晓渡从北京赶来，作为特邀嘉宾，在发行仪式上和我对话。

其实，所谓当代中文诗，听起来名头很大，落到实处就那么几个人，看得见摸得着，活生生的具体无比。与老芒克一样，唐晓渡也始终是一个当代诗的在场者，因而，也是那个“非官方诗歌传统”的主动推动者。

我曾说，“非官方”是个小传统，可细一想，那才配称为我们的大传统——真传统，上千年古典文人诗的精华，本质上就在寻找两个元素的汇合：个人性、文化性。它们交汇于一个个创造个性中，像一个理想，既拒绝任何版本的强力控制，又不沦为没文化（反文化）的粗鄙草莽。恰恰相反，它是对文化根源的真正自觉，就像对朦胧诗起始意义的精确概括：“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在再造一个当代真传统，并用每首诗刷新着它。

那天晚上，我和晓渡沉浸在往事中，既怀旧，更感慨，面前排列的四部新书，从我称为“史前期”的早期创作起，到八十年代文化反思中产生的《中国手稿》，在海外漂泊中一步步趟出的《南太平洋手稿》《欧洲手稿》，每首诗都带着它们自己的故事，指向那个新观念“同心圆”。屋外风急雨骤，屋内悠悠闲聊，讲出或无须讲出的，都在空气中漂浮。一种感动，比文字之诗更像诗。

我想到1991年，在新西兰接获《现代汉诗》第一期的情景，翻开杂志，开篇就是我的四首诗：《冬日花园》《格拉夫顿桥》《战争纪念馆》《谎言游戏》，这些写于国外的短诗，给我创作的总历程，添加了一批刺痛、锋利、深邃的作品。

像这样的句子是新的：“ 当花朵在地下保存着淡红色的肉 / 孩子死去后   有一直鲜嫩的鬼魂”（《冬日花园》）。它们里面，弥漫着伤口的血腥味，粘连着刚开始漂泊的惶惑和茫然。紧张的语感，透出深深的焦虑：什么是我的现实？如何抓住它？短小的形式、急促的节奏，像我伸出的手指，在竭力触摸那个“现实”。此时此地，它形同碎片，飘忽不定，迫使我凝聚全副精力，用每一字、每一行张开敏感的网，去捕捉人生。中国还在那儿，但我埋在历史沉思深处的过分确定的现实态度不在了，随之抛开的还有渗透进我头脑的超稳定诗歌结构——到1993年为止，我没写过大型组诗，因为基于全新经验的新观念还没有形成。要蜕变出一个全新语境中的诗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幸存者”那个词，转瞬变成了谶语，预言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并一举把我们后来的写作，统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幸存者之诗”。

晓渡在《什么是幸存者？》中开宗明义说：“幸存者指那些有能力拒绝死亡的人”，但当死亡以如此压顶之势突如其来，我们真有能力拒绝它吗？

词——现实——词——现实，轮回竟如此迫近，就发生在眼前。

这让我更担心远方朋友们，我给晓渡写信，渡兄回信，简单而清晰：“我们总不能没完没了坐等，还得做点什么。”

“还得做点什么”，短短一句，涵括了我们三十多年的风雨和友情。

我的人生划分成国内、国外两个阶段。而这也正划分开当代中文诗的两个时期。概括之：前一阶段，可以称为我们的成长期，之后则是我们的成熟期。晓渡和我，从1982年结识，深交三十多年，既相知相亲犹如家人，更诗思同道恰似诤友，我们的人生与文学，有种共同成长的节奏，颇像一种小小的“天人合一”。

1982年，《今天》杂志已被停刊，朦胧诗之争方兴未艾，我两次西北、四川之行，带回来大批灵感，借着1980年成都杜甫草堂的启示，一举炮制出早期《栀子花开放的时候》《大雁塔》《乌篷船》等几首幼稚的长诗，跑马圈地式地圈出一块现实和历史互相渗透的文学版图。那批诗作，包括从未正式发表的散文诗集《海边的孩子》，尽管因为诗歌语言的“幼稚”，被我打入了“早期诗及编外诗”的另册，但从2015年回顾时，便能认清它们对我思想、写作成长过程的意义。那就像用考古学家的小刷子，轻轻拂去时间的尘土，一个沉埋地下却贯穿血肉的基因，才能突显在眼前。我写《海边的孩子》，其实自己就是那个孩子，幼稚，正是后来长大的起点。

西北之行，在我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留下一百多个诗题，可是不行啊，我直觉到，无数复制之诗，无非是一首诗，没有真正的詩歌意义，更没有我想要的人生深度。要写出够格的诗，这些灵感必须经过熬炼。

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次西安半坡遗址给我的震惊，可作注解：

我在北京北郊昌平插队时，在村里干过一种“好活”：抬棺材。在那个饥肠辘辘的时代，这是能吃顿饱饭的机会。抬棺材次数多了，我发现，附近的村子，墓地都在村庄北面，死者放下墓穴时头都朝西，为什么？问村里老人，回答只一个词：“老规矩”。这疑问，埋在我心里，直到1980年，我第一次到西安半坡村，手捧导游小册子，沿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慢慢走，石斧、穹庐、陶罐、尖底瓶、骨灰瓮……墓地到了，突然，小册子上一行字跳入眼帘：“墓地在村北，死者的头都向西”——仿佛耳边一声爆炸！我一阵恍惚：这是在哪儿？半坡？还是我插队的黄土南店？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或眼前的中国？空间、时间，都倒错了，消失了。我伫立之处，一片空白，只剩一个抽象的、穿透我直抵人类之根的“存在”。

到现在为止，我仍不敢肯定，那次经验真的发生过？抑或干脆是我的臆想？一个为我自己需要的时空观，而杜撰出来的错觉？半坡实实在在，是真是幻很容易验证。但更重要的，是它冥冥中给出一种启示：我们的诗，远超眼前所见。“表面”不止一个，而是层出不穷。每个人内部，都有个考古学，你有多强眼力，就能从一个题目里看出多少内容。

多年后，巧得很，一次大醉之后，我和晓渡决定到他刚分到房子的育新小区去看看，原因很简单：那小区就在我插队的黄土南店地头上。

那天，当晓渡陪着我，一起踏着残雪，回到黄土南店，却赫然发现，村子没了！它刚被夷为平地，连房基地都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黄土南店啊，带着它数千年的生活记忆（也包括我在那的三年记忆），将重复我的命运：被抹平、被埋葬，死死封存在水泥板和高楼大厦下，无尽品味被消失的孤独。

晓渡后来告诉我，他看着我，站在白雪上，眺望那一大片断壁残垣，是多么“如醉如痴”。唉，我该怎么告诉他，我眼前有一张活生生的地图。借着残砖乱瓦，我能立刻分辨出那村中土路，那王家大院，那三角坑，那知青宿舍……那藏在我内心里的一切，就在面前！

而站在我身边一尺远的晓渡，却看不见我记忆之眼眺望的一切。我们的视力多么有限，竟忽略了世界藏起過多少面目！因此，我记录这次伤痛之旅的散文《骨灰瓮》，结尾于这一句：“事物终于从内部翻出的表面”。

晓渡对我们的初次见面记忆犹新，在我的《总集》出版活动中，他回忆：“ 1982年初夏我俩第一次见面，在谢冕家，一大帮人。因为聊得太晚，我赶不上回住处的公共汽车了，杨炼就说，住到我那儿去吧。他那时住国际关系学院宿舍，我记得当晚月亮很好，一张小床，二人抵足而眠。其实哪里有眠，更多是坐着，彻夜谈，实在坐累了才躺一会儿……”

那确实是第一次，然后接上了不知多少次，我们在我家“抵足而眠”，或在他家一个沙发上，一个地铺，晓渡一根接一根抽烟，熏得我第二天从里到外黄里透黑。最理想的，当然是有一瓶白酒，晓渡的酒量不亚于芒克，年轻时八两不在话下。他又是烹调好手，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得扬州一带文人菜的先天滋养，再加后天自修深造而成，我在烹调上，却只能和他对调：他创作“作品”之后，我当摇头咂嘴的批评家。

我们的友谊，像一条线索，贯穿起许多散落的珍珠，那些曾经和我们过从如此亲密的名字，一串串闪烁，又一颗颗滑落，以致不知到哪儿去寻回：老江河、顾城、谢烨、蝌蚪、海子、卧夫……文学，是我们没完没了的话题，也是最耐嚼的下酒菜，写了佳作（哪怕只兴奋一天）要碰杯祝贺，卡壳的沮丧更逼人借酒浇愁，甭管什么理由，反正我们的酒量越练越大，好像白干在浇灌着诗歌成熟。

1982年，我“毅然”砍掉了西行所得的一百多个诗题，只留下《半坡》《敦煌》两个题目，且明确赋予它们深层含义：《半坡》，生存的处境;《敦煌》，精神的处境。两大组诗，各含六首长诗，盘旋轮回，升腾向上，模仿但丁《神曲》三界结尾于“群星”的笔法，以《半坡》的“东方啊，我要求你无边的宁静”和《敦煌》的“岁月之上，赞美不朽的宁静”，配合《诺日朗》的结尾“天地开创了，鸟儿啼叫着。一切，仅仅是启示”，搭建起我“智力的空间”诗歌意识的第一组建筑。

这个智力的空间里，现实的“送葬行列”，已经不仅行走在黄土之上，更趟过黄土之下，当时间旋入夜夜松涛，那送葬者，难道不也是被送葬者？历史这具棺木内外，有一个“我”吗？抑或谁都是“我”？“千年之下，千年之上”，无非“烧焦的飞蛾从未活过 / 而幽灵永远轻盈列队”。那首不期而然给我带来麻烦、也让我暴得大名的《诺日朗》，是我人生、诗学发育史的自然产物，它搜集现实的苦难、传统的沉重，又把它们倾倒进活生生的生命，要那血肉博动得更有质量。无论如何得“活下去”！因为每个生命都是一首最长的史诗，死亡的限定，让生命像浓缩铀一样当量巨大。至今，手抚这部我第一次认可的作品《礼魂》，仍能感到封面下隆隆滚动着一场核爆炸。

晓渡和当代中文诗同步生长，这让他有了个极为独特的位置：作为朋友，他用不着去“了解”诗人，他直接就是诗人。我住到劲松后，我们喝酒的日子更多了，辉煌的一次，是在老芒克家，我们倒空了所有能找到的瓶子底，在我们胃里，拼凑出不可能更古怪的鸡尾酒：二锅头、金奖白兰地、五加皮、莲花白……酒味，药味，白酒的辣，药酒的甜，混为一谈（滩！），这堪称恐怖主义的产品下肚，谁能不醉？晓渡和我，相对而饮，比赛看谁坚持得久，几乎同一刹那，他歪了下去，嘴边开始哇哇呕吐，“你吐啦！”我话音未落，自己也倒在一边，开始狂喷不止。那相对而吐、犹如写诗唱和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同时，还记住了芒克的女友小球和友友端着脸盆毛巾，在厕所和我们之间狂奔擦洗，为这两个比赛同败者抱怨不止。

每次吐得天翻地覆之后，第二天就像大病一场，但歪在床上，如果有人问：“以后还喝吗？”回答肯定是“还喝！”我恰恰最喜欢喝醉后那种从时空切下的“空白感”。

1984年，我写完《礼魂》后，就开始了持续五年写作长诗《》[1]。这部作品，既野心勃勃，也脚踏实地。它汇集了我三十多年的中国经验和思考。我的愿望，是在此凸显对当代中文诗最重要的观念性和实验性。

早在1982年，我已经开始关注《易经》这部古老文献。对许多人，它简直是一部天书，那些卜辞、爻卦之间神秘莫测、若隐若现的联系，阴阳符号自古如谜的含义，六十四卦既动还静的系统……在诱惑人，也拒绝人。千百年来，为参透那断简残篇式的谜语，不知多少人耗尽了心血！但同时，它的魅力，并未因为难懂而稍减，从孔夫子到鲁迅，都感到了，那牵一发动全身的象征系统背后，隐含着一个大有深意的思维方式，它从古到今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进而画出一张理解中国文化处境的蓝图。哲学上说，那“变化中的统一”，不正勾勒出我们不停轮回的存在？现实地说，每个人都是内、外世界的衔接点，全方位结构着整个历史。一个日子、一首诗，能契入内心，就能从那条隧道沟通宇宙，因此一切深切的关注，必然宏大！这无关诗的题材，只关乎诗的深度。

我插队时抬棺材走过的黄土路，幻化成《半坡》描述的“我——无我——一切我”之境，其实无所不在。每个点都盯视着人生，都能看到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面对生死大限，唯有大悲，由悲而悯，只能大慈。于是，《易传》中那句“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可不就在给我的诗指路吗？

动笔写《》之前好久，大约1982年吧，我先写了一首短诗《易经、你及其他》。记得刚写完，就把它拿给才认识不久的晓渡看，晓渡眼前一亮，立刻说“好诗！”时隔三十三年，在我的《总集》发行活动上，当观众邀请晓渡朗诵一首我的作品，没想到他选的还是这首诗。从目光炯炯的小年轻儿，读到那晚因为找不到老花镜、念到倒数第二节只得停止，其间相隔三十三年！这更有意思，因为恍惚读一首诗的功夫，我们大半生就滑过了！这首写《易经》的诗，本身也几乎变成了《易经》，把我们的生命纳入那悠悠时空：“千年的未卜之辞 / 早已磨断成片片竹简  那黑鸦 / 俯瞰世界万变而始终如一”！

《》像一棵大树，号称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书的《易经》是它的树根，而大树的繁枝茂叶，则从几千年前语言、文化的开端，一直伸展进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所以，由是，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古老”，它必须是一首当代诗，甚至必须是极端意义的当代诗！就是说，它是站在今天，给“今天”（别忘了老芒克那个精彩灵感！）命名的，我们对整个历史和传统的反思，都在给“今天”添加深厚的内涵和分量。

在我的《总集》发布会上，我对晓渡回忆当时写《》的感觉：“离开中国之前，我花五年多时间写长诗《》。那时，大家刚刚从朦胧诗冒头，写短诗见效最快，容易写，容易流传，容易翻译，是出名的捷径。在那个当口上，选古老而古怪的《易经》，又要写一首从观念到语言形式都极具挑战性的长诗，不仅要勇气，更像有朋友说的，简直就是文学自杀。我同意‘自杀的说法，因为我给自己的限定，是这首诗一年只写一部，十六首，绝不能超过。其余时间，全部用作思考和积累。四部四年，加一年修改，共闭关五年，五年从公众视野消失，不很像自杀么？但同时，我还有个更深的感觉，就是不管过去体认的痛苦，还是在黄土深处摸到的历史和文化深度，有一个大东西、沉甸甸地存在在那儿，用一种即兴、短小的抒情不够表达它。因为清清楚楚感到了那个东西，花这个时间去寻找它、捕捉它，哪怕活埋一阵儿，值得，甚至必要……”

而晓渡的记忆更好玩更具体，他说：“作为老友，我见证过杨炼写《》的某些困难时刻，特别是1988年他去国前夕，长诗《》已经写到了最后一部的最后两首，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但結尾试了无数次，却怎么都不满意，就这么卡在那里，收不了汤。那些日子他像疯了，每次见面都要大骂这‘他妈的结尾，骂完又去啃哧啃哧地琢磨。终于有一天他像孩子一样满脸开花，得意地宣称‘他妈的总算解决了。真是满脸开花啊，以至多少年过去了，我仍能随时回忆起他诵读完那几行最终拯救了他的诗句后，一仰头将面前的满杯酒‘嗞溜干掉，再长出一口气的情形，而那几行诗也就此嵌在了我的脑海里。‘所有无人，回不去时回到故乡，还有，‘每一只鸟逃到哪儿  死亡的峡谷/ 就延伸到哪儿  此时此地/ 无所不在……几天后，1988年8月8号，我们就在劲松413楼下挥别，他去新西兰，我去西藏，而没人想到，再见面已是数年之后。那几行诗简直是谶语，预言和开启他其后满世界的漂泊写作。”

他说的真没错！《》归结了我三十三年中国经验的各个层次。我自己都不知道，写它，其实就是在编撰后来我一再提到的那部《中国思想词典》，这词典在我后来的世界漂泊中，曾让我受用无穷。

谁如果手捧汗牛充栋的注《易》之书，想找到进入《》的门径，那他绝对大失所望。我这首长诗，从对《易经》的基本理解，到发掘隐含在那个卦象符号系统内的“自然象征体系”，再到据此构思诗中四大部分的结构，一言以蔽之：前无古人！这不是狂妄，而是时代语境太不同了。古人到哪儿去获得现代科学、哲学那么多资源呢？他们仅凭敏感到外部自然和内部世界的微妙互动，就已经给我们太天才的启示了，如果仍然一味依赖祖先，要我们做什么？

为此，我把长诗《》，称为（当时）最大的汉语观念艺术，其四部《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幽居》《降临节》，分别处理我们人生经验中四个层次：自然;历史（广义的现实）;自我;超越。其内在的贯穿思路，可以归纳为：外在超越，外在困境，内在困境，内在超越。与之相配，其形式也够实验性：七种不同风格的诗、三种不同风格的散文，包括那个足以让图书馆员和出版社发疯的自造字标题（《》，既然我想用一部书攥住中国和中文几千年的历史，那就干脆从人和语言最初相遇的一刹那开始吧！

细心的朋友，可以在这读出我的半吊子哲学想法：形而下下——形而上。就是说，要抵达形而上超越，除了向下再向下，钻透、打通自我内部那条黑暗隧道，别无他途。我得承认，这想法，直接和我的插队经验相关，甚至那个犹如天意的村名“黄土南店”，好像都在提示这条向下之路——内心考古之路。后来，许多资料，都不停与之配套：那个站在临潼兵马俑坑边的晕眩，黄土揭开一角，地下一个断壁残肢的死亡世界，那么巨大，离我们近在咫尺，却被所有人彻底忽略。那个《神曲》中维吉尔引领但丁，从地狱“向下”爬入的净界。那个尼采书写的查拉图斯特拉，悟道之后，第一个举动，不是升天而是“下山”……是啊，艾略特引用古希腊名言：向下的路和向上的路其实只有一条。嘿，向下就是向上。让我们走吧，走到底，走通它！

晓渡的回忆精确到了日子。真的，就在那个美好的“收汤”几天后，我们在劲松挥手告别，没想一年半载的预期，再重逢竟是六年后的1994！“所有无人，回不去时回到故乡”，谁知道谁鬼使神差，让我写下这首《还乡》？还意犹未尽地加上一首《远游》：“每一只鸟逃到哪儿  死亡的峡谷/ 就延伸到哪儿此时此地/ 无所不在……”好一个“无所不在”！诗人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但诗知道得清清楚楚。我想象，冥冥中有个造物，笑眯眯地、冷酷地盯着我写下那些句子，无声说道：嘿，年轻人，别急，走着瞧吧。

整整二十年后，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我们和晓渡们坐在大连凯宾斯基酒店看电视转播，忽然记起，妈的，这不是我们出国二十周年纪念日吗？老朋友还是这些，我们兜里揣着的护照，却变成了新西兰、英国两本“老外”护照，一转眼，中国成了“我自己的外国”，而我的诗，成了用“我的外国母语”写下的——荒诞啊，却又吓人的真实！

“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在我去澳大利亚之后，又存在了半年多，期间芒克、晓渡最辉煌的事情，是1989年4月2日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又组织了一场幸存者诗歌朗诵会。那是一场真正的盛会，参加者的名单，今天看来真是群星璀璨。不仅诗人，北京、乃至全国思想、文化、社会活动界活跃人士济济一堂，把戏剧学院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诗句，带着它的光辐射和冲击波，直穿无数心灵的导体。大厅内朗诵的诗声，和大厅外现实的诗意，形成巨大的共振场，让所有在场者热血沸腾。何须解释：人生和诗，哪有区别！

那年稍晚，我在新西兰，拿到那本铅印的幸存者朗诵会杂志，翻开，看着我们嫩出水儿来的照片，和封面上晓渡与我当年从兰州博物馆复制的镇墓独角兽徽标，真是感慨万端。尤其那镇墓兽一前一后顶穿藩篱的遒劲兽角，不正是我们相信诗拥有的能量么？而徽标上那个词“Survivor”（幸存者），此时此刻，被沧桑赋予了多么阴森却又明确的涵义！

1994年，我再次回国后，和晓渡、芒克们酒酣耳热之后，每过午夜，便只剩下一个话题：“那天”晚上，你在哪儿？做什么？我感到，这个心结，牢牢扣锁在每个人潜意识里，硌疼、刺痛，等待着被酒精点燃释放。老友相聚，千言万语，苦涩辛酸，一粒火星就引爆了心灵的核爆。

不加入这些语境，人们就不会懂得《现代汉诗》创立之不易，和晓渡那句“还得做点什么”的分量。诗活着，却沉甸甸满载了死亡！

我写《》，不是要贩卖“东方”，恰恰要消解“东方”，那个地摊式的异国情调小商品。通过这首诗，我想说，所谓“中国”，和“人生”是同义词——通过独特的中国经验，去深化人生的普遍内涵。这首诗里，也第一次明确出现了“同心圆”这个词：“横贯水  波光荡开  诗句荡开 / 横贯世界  这石头层层构成同心圆……”，“同一片黄昏降临节，笼罩你们茫茫人流中茫茫无人风景，笼罩我使我走出我。在同心圆中心，瓦解成每阵风、每块土、每滴水和明亮的火，到处活着，静静呼吸”。

以“同心圆”为模式理解我们的生存和创作，也与晓渡和我的交往相交织。2014年那次活动中，晓渡回忆说：“ 我刚刚进门，拿到‘总集第四卷《同心圆》，看到这书名，心中不免又是一个浪头滚过。因为三十三年前的那晚，我们海侃过来，说着说着就说到了黑格尔，说到他的哲学体系如果用一个图像来表达的话，就是‘同心圆。当时那个兴奋！”我没他记得清楚，但那时我们正是这样交换思想的，没有什么“你的”“我的”，所有思想都是种子，撒进土里，哪里能生长就在哪生长。我的回忆简直在对接他：“ 当年我们对‘同心圆的涉及，不期而然遇到了后来我对自己、对中国现实和历史、对中文（汉字）语言学性质的思考，进而引申为对《易经》思维里时空观念的思考，直至最后逾越国界、语种，纳人类根本处境于一诗，干脆以长诗《同心圆》收汤。《同心圆》何止是一首诗的标题，那简直就概括了我们一生最逼人的经历啊！”

晓渡的《幸存者》代序（后来改叫“献辞”，都一样），是我们这一代诗人一个重要文献。可以说，它第一次提出了我们全方位的文学自觉。那自觉是诗的，甚至诗学的（那时，这个太过灿烂的词，还有点令我们不敢正视呵呵）。

我曾粗略把我们这一代概括成四个阶段。一，创始期：基于时代的痛苦经验开始写作。二，成长期：80年代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入反思。三，成熟期：90年代后，把人生、文化和文学思考结合为一。带着创作内涵的中国思想词典，进行世界性漂泊，以此印证它全球意义的有效性。四，深化期：21世纪以来，我们变被动为主动，游走于中、外之间，借助全球化语境的新处境，激发新能量，使诗歌不仅深化对华语的自觉，更深化世界文化的自觉。

整个九十年代，不是以平面距离而是用深化的深度为标志。1993年，被我称为漂泊中最黑暗的时刻，还乡之梦遥遥无期，漂流之途漫漫无尽，活法、写法双重挑战，内心之空直是无底。10月3日，我和友友躺在澳大利亚悉尼小房子的地铺上，电话响起，奥克兰的朋友在那头哭泣：“顾城、谢烨死了！”“你胡说八道什么？”“真的，顾城杀了谢烨，自己上吊死啦！”我的天！这怎么可能？！但再细想，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顾城、谢烨只是个可见的案例，而看不见的默默死亡，又有多少，在周围空气中弥漫！

顾城的悲剧，又伴随着某种诗歌“喜剧”，他的天鹅之歌、也是他的扛鼎之作《鬼进城》，把他诗人的直觉，诗歌语言的精粹，直至诗学的禅悟，推到了极致，但也引爆了炸药。《鬼进城》里，你能感到字词横飞，每个字沾着血肉，崩散如碎片。顧城用这首诗，预演了他自己的肉身之死，我是不是该说，这颗文字炸弹，展示了一个惊人的“爆炸诗学”？唉，诗人，被自己炸了个粉身碎骨。

相比而言，我是另一个极端相反的版本。顾城的悲剧发生时，我恰恰刚刚完成在海外写的第一个大型组诗《大海停止之处》。这也是对我们共同困境的应对，但结论似乎完全不同。

那些提问：在海外怎么活？怎么写？如何不重复自己，而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中，不走捷径而继续文学的创造？1993年，我们在海外已经漂泊了五年，从黄土地到几乎日日面对碧蓝的大海，这不是场景的转换，更是思维的转换：从锁定在一个文化环境内，变成在多文化参照中，全方位敞开自己，更深更苛刻地检验以前的思想。具体地说，就是从我能“把手伸进土摸死亡”（《》），深入到把手伸进海水，去摸那世界上同一个大海，且通过这导体，接通古今中外的诗意电流。

我写过多次，如何以组诗《大海停止之处》，向大海复了仇。这个“仇”，就是终于突破了那阻隔我和它的蓝色绝缘层，终于打通了我的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最终把它们归结进人的根本处境。这个组诗的结构，以四个层次的“大海停止之处”，构成四次轮回，层层递进到同一“处”深处，那是“我”吗？或者“你”？或者“我们”？一场跋涉，把我们漂流的世界平面，垂直转入思想的纵深，每一步都走在尽头上，再深化那尽头，让尽头本身成为无尽的。这是对存在的理解？抑或对诗的理解？或二者本来就不可分开？

有了同心圆的意识，外在的漂泊就不在拆散自我，反而在凝聚自我，令它日益强大坚固。孤独、贫困、压抑、异乡的寂寞、时间的流逝，都不再是负面的，而成为一首诗诞生的前提。《大海停止之处》，让我回到了同心圆的原点上。

晓渡清楚感到八十年代对我们成长的意义：它既归纳了之前积累的能量，又开启了之后新的可能。虽然新西兰、中国海天万里，但并未隔断我们的书信往还，每每看到他那总是写满信纸的浸透书法功底的娟秀小字，我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暖流。这不同于家书，但某种意义上，比家书还宝贵，因为我们谁也没想到，本来“抵足而眠”的彻夜对话，竟然会突然变成这种隔海传音！好在，古话“心有灵犀”，同时具有当下的意义。我在地球某个陌生地点漂流，他没动地方，却同样在内心里漂流。我们的共同点，是这漂流的方向：朝深处、再深处、更深处，一种无穷尽。我猜想，正因为这，我诗中那句“ 终于被大海摸到了内部”，才令他怦然心动，并用它给一篇极有分量的诗学论文作标题。

他这篇精彩的《终于被大海摸到了内部》，最早、也最清晰地指出了《大海停止之处》的“个体诗学”意义。他把“个体诗学”视为诗人深化自身的标志：一种最终建立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体系，包括生命认识、现实定位、诗歌理念、为自己筛选重写的“传统”，直至落实为每件作品的形式和语言。这比我们成长期时对自己的要求高多了，但它又切实无比，因为，对我们而言，“诗学”这个词，从来不可能只停留在学究式的的空话层次上，它必须紧扣诗歌的内在合法性——表达人性深度的必要性。

这种人生诗学，要像一个磁场，牢牢吸附着诗作的语言和形式。新的表达不得不被发明出来，否则无法探测那人性深藏的幽微。深，是新的前提。

《》的写作，奠基于我说过的：“当行为上毫无选择，精神上却可能获得最彻底的自由”，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诗歌态度（毋宁说思想态度），只有在海外漂泊中，才被印证得确切无比。这是极端的否定，又内含极端肯定的一面，并在诗中，幻化出这样极端的句式：“没有不残忍的诗”，“没有不残忍的美”——双重否定所抵达的肯定，直到那个“不可能的”句子：“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没错，就是它了！我站在岸边，眺望自己乘船出海。有了这个精神公式：一切外在漂泊，就成为内心之旅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是被动的，有的只是主动的追寻。

那个夜晚，在悉尼，我一次次从床上跳起来，记下《大海停止之处》的结尾部分，一个思想豁然开朗：因为奥德修斯，海才开始漂流;而活下去、写下去的唯一选择，只能成为永远的奥德修斯。

1984年我在中国时，连懵带猜地提出过“智力的空间”诗学观念，但它究竟是什么？却还需要等待九年，向永远波荡的大海学习、发现、把握它深处的静止。人生流逝，而诗歌常驻。这个空间形式，还有待更多人生、时间轮回注入，一点点递增它的质量。

锤炼诗等于锤炼人。诗学的终极目标，一定是人学。我们的创作原型，正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这首难度巨大的史诗。对我来说，难度和深度成正比。除却深度，所谓当代中文文学，什么也不是。

所以，晓渡选的那个句子，以感慨万端的“终于”一词开头，再恰当不过了。

我不得不说，晓渡这篇集我们共同人生、文学经验于一身的论文大作，即使放在他的众多文章中，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力作精品。当我后来向他提起这点，他颌首微笑：“真的，写此文那些天，我也进入了一种近乎失重的状态，只有我和海浪般动荡的思想在对峙，除此之外一片空白”。

所以，晓渡用这篇长文，创造了他自己的大海和自己的漂流。读这篇文章，真有点惊心动魄，时时被思想的巨浪抛上巅峰，又被质询的漩涡拉进谷底。我得说，不仅写作、甚至阅读这篇文章，也像一种冒险，我得捏着把汗，不知在渡兄锋利的解读下，我的诗会碰到何种命运？

我很难想象，并没有很多海外经验的渡兄，如何能切入我的大海之诗，抓住我出国后诗作中汹涌而来的大海意象，从这既辽阔又狭窄的入口，打开我诗歌那个近乎无边的宇宙？渡兄开宗明义，抓住布罗茨基一个精彩的说法：流亡经验，以“极大的加速度，将我们推入孤独，推进一个绝对的视角”，而他比布罗茨基走得更远，不止注意到“被推入”，更瞄准我创作中早已主动“进入”的流亡或漂泊状态，那废墟已经揭示的“只有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语言”的孤绝，以及自始成为我们音色主调的诗人和语言间的紧张关系。

渡兄早早感受到我后来无数次使用过的那个反问：“精神创造之人，谁不是流亡者？”所以他说：“如果说杨炼是当代中国最早达成了诗的自觉、尝试建立自洽的个体诗学，并用以指导自身写作的诗人之一的话，那首先是因为他最早深切体验并透彻反思了这种走投无路感，由此拓开一条决绝的向诗之路。”沒错，中国人生，铺就了这条路的路基，但渡兄追问：“如此的感悟同样适用于漂泊中写作的西方语境吗？回答是肯定的。在杨炼看来，变化了的语境甚至加深了上述‘重合的孤独，或者说，成了他运用‘最彻底的自由主动创造出来的更深的困境”。无论国内或海外，“一个辞足以令你走投无路”恰是根本的绝境。于是，挣脱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放弃追求简单的“自由”，却反向深入困境，“先行到死亡中去，成为来自其深处的反观和想象”，以此“强化他个体诗学的自洽性”，“它不但成了杨炼写作的临界点和灵感的源头，而且决定了他的身份（‘一个活着的鬼魂）”。

我的诗歌大海，也久久期待着渡兄这样的触摸：“……真切地体验到它们的灼热和冰凉，疼痛和麻木;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杨炼会在《大海停止之处》中，一方面惊呼‘大海 锋利得把你毁灭成现在的你，一方面又如释重负地慨叹：‘这忘记如何去疼痛的肉体敞开皮肤/ 终于被大海摸到了内部”;“他基于‘现在是最遥远的这一根本感悟，领受、挖掘、收集死亡诗意的最重要的契机和途径。”因此，没有别的途径，除了诗“一双俯瞰相对世界的绝对的眼睛要求一种绝对的诗歌本体/ 主体观。这种本体/ 主体观把诗理解成生生不息或生死无定的世间万象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一个不断生成、同时自足的语言实体;其构成方式是多层次、多侧面、不同因素依靠内部的动态平衡相维系的智力空间，不是‘让局部说话（布罗茨基语），而是用整体（包括不同作品之间、同一作品内部的互文性）说话。一个自身生长着的整体使得具体作品不再是个体经验的投射，相反是对后者的持续汲纳和吸收。在此过程中写作本质上成为一场漫长的语言献祭，让所有的瞬间汇入同一个瞬间”，“在杨炼看来，一个诗人，现实、历史、语言、文化、大自然、迥异的国度、变幻的时代……一切，都构成一个自我的内在层次，和一首诗的内在深度。谁创作，世界就环绕谁构成一个同心圆。”

当我们自命为“活着的鬼魂”，并以那绝对视角写下诗歌，也就解脱了国界和语种的限制，因为诗歌不依赖读者数量，某种意义上，恰恰以抛弃那数量为保证自身质量的前提。因而，斯蒂芬·欧文在他《何谓世界诗歌——对具有全球影响的诗歌之期望》一文里，半讥讽着谈论的中文诗人因为无法“超出语言学边界被赏识……（因而）必须接受十分痛苦的束缚，一种区域界限性”，也就显得文不对题了。屈原、陶渊明，即使在自己母语中，也是孤独至死的，同时，这厄运又让他们继续活在我们之中。以此观之，自以为使用“当代主导语言”的美国诗人并不得天独厚，因为他们最深的贫困，正来自这可怜的沾沾自喜。“主导”的幻觉，首先背弃了诗歌的本义，其次放弃了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精神深刻危机的自觉，后果是直接伤害了作品的深度。大批被“主导语言”生产出来的肤浅、平庸、油滑之作，充斥世界，这就是原因。

《大海停止之处》，开启了我从未预料、却充满惊喜的海外创作阶段。一部部作品接踵而来：长诗《同心圆》、诗集《十六行诗》、组诗《幸福鬼魂手记》、诗集《李河谷的诗》《艳诗》、长诗《叙事诗》、诗集《饕餮之问》、组诗集《空间七殇》……我出版十卷本“总集”时，把它们又还原回“手稿”概念：中国手稿、南太平洋手稿、欧洲手稿（上、下），“手稿”意味着未完成，而我们的思想、艺术历程能完成吗？大海茫茫，提示着一种美学：“茫茫就是一个人和宇宙并肩上路”（《叙事诗》），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个拒绝重复的“思想——艺术项目”，它只有航速、航向、里程，却不会有终点。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和晓渡一起，又“同心圆”式地推进了许多思想、艺术内涵丰富的项目：中英诗人互译;英国湾园（Cove Park）、山东万松浦交流;中兴诗人互译诗选《大海的第三岸》;扬州瘦西湖国际诗人虹桥修褉，就是被德国诗人约阿黑姆·萨托留斯赞为“最好的”那个诗歌节;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从全球化的深海里，捞出了世界久违的无声者的呼号——中国工人们用血肉铸造的“人生诗学”珍品！甚至“幸存者俱乐部”，也在二十八年之后，再次在北京重建，满头华发的芒克、晓渡、我，坐在一大群年轻朋友之间，像三块压舱石，“镇”着这个我们自己的小传统。

晓渡——“渡兄”，如我们习惯称呼的，总带着让人信赖的微笑，既会倾听又不乏主见地稳稳坐在那儿。只要看见他在，就像攥住了一张最大的底牌，让闯天下的我们，心里有了深深的底气。

注释：

[1] 杨炼自造字，合篆字体“天”与“人”为一，寓意天人合一、内外合一，读音“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