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潍县《新修城隍庙碑记》

衣可红　肖延安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2-0-01

城隍信仰在中国历史悠久，《周易·泰卦》中就有“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的句子，但那时的“城”“隍”是指城墙和护城河而言的。《周易集解》引虞翻注：“隍，城下沟，无水称隍，有水称池。”《说文解字》曰：“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经过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城隍开始人格化。至唐代，城隍信仰在全国各地逐渐兴盛起来。到宋元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城隍信仰传遍天下。明初，朱元璋下旨各府州县建城隍庙，城隍正式进入国家祭祀体制之内，成为国家祀典。自此后的明清时期，城隍信仰遍及朝野，城隍庙所在区域往往发展为这座城市的商业街，进而带动周围地区成为整座城市市民文化气息最浓的地区，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所以对一座城市城隍信仰及城隍庙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对了解这座城市市民文化的沿袭发展有重要作用。

潍邑城隍庙位于潍坊市潍城区城隍庙街，据《潍县志稿·营缮·坛庙寺观》中记载，潍邑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如今城隍庙正殿、寝宫尚存，1980年确定为潍坊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6月被定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潍县城隍庙自明建立始至清代，有记载的重修有：即明成化二年（1466）县丞张傑重修;明万历年间重修;清康熙六年（1667）潍县缙绅于凤翼等倡修，由于城隍庙在康熙十一年（1672）的三次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此后贡生陈震元再次重修;清乾隆十七（1752）年知县郑燮倡捐重修;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县令德铨、李务滋倡众重修。其中，清乾隆十七年郑燮倡捐重修可以说是意义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

清乾隆十一年（1746）郑板桥任潍县令，之后是连续三年的水灾、旱灾、蝗灾，民不聊生，到了“人相食，斗粟值钱千百”（《潍县志》）的地步。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郑板桥日夜忧心，殚精竭虑，采取了开仓赈贷、捐廉代输、以工代赈等一系列措施，救灾民于水火。期间，他写下了著名的题画诗：“衙斋卧听潇潇雨，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经过灾后三年的休养生息，直到清乾隆十七年（1752），风调雨顺，物阜民丰，郑板桥决定重新修缮被大雨冲坏的城隍庙。竣工后，亲自撰书《新修城隍庙碑记》，刻石立碑以记（南京博物院藏有纸本行书《新修城隍庙碑记》）。石碑原立于城隍庙大殿旁边回廊上，现存于潍坊市博物馆石刻艺术长廊内。此碑历来为人们所宝爱，潍人因其文好、书好、刻好，而称之为“三绝”碑，为国家二级文物。此碑能够逃过历次劫难，保存完好至今，得益于有心人掩埋于地下的保护措施。1963年由潍坊工艺美术学校师生多次走访探寻，于城隍庙内地下挖出。这方珍贵石刻的重现天日，实是天大的幸事。在碑文内容上，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位封建官吏对社会、鬼神的清醒认识，以及其所具有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观;在书法艺术上，它是郑板桥先生少有的正楷书体的作品，也是作者本人比较满意的作品，其在《刘柳村册子》中曾言：“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耳。”

在碑文内容上，郑板桥首先以诙谐幽默的语言，一一列出麒麟、凤凰、蛇、龙的形体特征：“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两翼两足而文采者为凤;无足而以龃龉行者为蛇;上下震电、风霆云雷，有足而无所可用者为龙。”其所列此四种动物，除蛇外，均为人类想象的神界的非现实的东西，用这四种具有灵幻的动物作“比兴”手法引出天地人神，说明“神”的来历，无非是人类把渺远的苍然的“天”幻化为人形，增其耳目口鼻手足，头戴冕旒，手执玉笏，称为“玉帝”。同样道理，城隍神也是人们从城墙、护城河演变而来的，统治者之所以赋予城隍神生死祸福大权，配上刀花、剑树、铜蛇、铁狗、黑风、蒸鬲的刑具、十殿閻罗打手，装扮出阴森恐怖的气氛，无非是让人心生恐惧罢了，从而阐明历代统治者祭神建庙的目的无非是起“神道设教”的作用，以幻想的恐怖场景来告诫现世的人们遵守社会秩序、服从统治，是统治者愚民的手段而已。

接着作者笔锋一转，说明潍县城隍庙因为清乾隆十四年的大雨，两廊被冲坏，破败的样子令人神伤，遂与诸绅士商量，皆欣然同意重修，除原有的规模外，又费千金于城隍庙南面广场添建戏楼一座。既然城隍神是统治者愚民欺民的工具，为什么还多事重修增建呢？接下来郑板桥重点说明了添建戏楼的必要性，名义上是“娱神”，实际在于娱民教民，用现实的事例来教育人们，起到“演古劝今”的作用。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于祭祀的观点：“虑羲、神农、皇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人而神者也，当以人道祀之;天地、日月、风雷、山川、河岳、社稷、城隍、中霤、井灶，神而不人者也，不当以人道祀之。”表达了对历代先贤的尊重与敬仰，当以先贤为人们学习的楷模，而非利用那些虚幻的东西来愚民，阐明了自己对于传统文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辩证观点。至于用那些“茧栗握尺之牛、太羹元酒之味、大路越席之素、瑚琏簠簋之华”的祭品，实在是以人心之所想揣度出来的，实是毫无必要之举。最后记述董事者姓名：“州同知陈尚志、田廷琳、譚信、郭耀章，诸生陈翠，监生王尔杰、譚宏。”

碑文中所记重修的规模为：修建被大雨冲毁的东西两廊，并增高三尺;坚固休整殿厦、寝室、神像、鼓钟架子;于庙门外新建戏楼一座，郑板桥亲自撰写“神之听之”匾额和门柱对联两幅：“仪凤箫韶，遥想当年节奏;文衣康乐，休夸后代淫哇。”“切齿漫嫌前半本，平情只在局终头。”至于戏楼是否起到了“演古劝今”教育人们的作用，潍坊市政协、潍城区政协合编《郑板桥在潍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正逢一年一度的城隍庙庙会，庙前戏楼上演《赵氏孤儿》，台下百姓看到屠岸贾谋害赵氏一家，因演员演技高超，逐渐融入到剧情中，无不咬牙切齿。突然，人群中窜出一人，抡起扁担跳到台上，朝着“屠岸贾”的头劈下来，使这位演员当场毙命。人们清醒过来后，有人认出行凶之人是西关一个爱打抱不平的壮士，人称“小大王”。“小大王”闯祸后主动到县衙自首，说明事情原委。后来此案被郑板桥判为“真君子打死假奸臣”，“小大王”出白银五十两厚葬死者，具保释放。这虽然是无据可证的传说，但郑板桥“以文化人”的思想较之于当时的统治者“以神愚民”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相比于一般的碑记，此碑文文才斐然，更具有文学性和思想性。碑文叙议结合，而议更为突出，在议论中体现出郑板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民本思想。郑板桥曾在碑文的草稿上题跋：“……是碑不足观，而作文之意，无非欲写人情所欲言而未能说，此实在眼前，实出意外，是千古作文第一诀。若抄经摘史、窃柳偷苏，成何笔乎？……”一语道破了郑板桥作品中所蕴含的“真气、真意、真趣” 的艺术真谛。写人不能写，言人不敢言，体现出“凡作文者，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的艺术主张。此篇碑记虽为修建城隍庙而写，但其在文中表达的无神论及辩证法思想，对当时科学思想尚处于蒙昧时代的社会无异于一声惊雷，对愚信愚忠的人们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清醒的剖析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礼仪制度，表达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先进理念。

其艺术性的主要体现无疑是郑板桥的书法艺术，由于书写内容（重大事件的记录）、形式（在画有界格的石碑上书写）及用途（流芳百世）的关系，此幅作品体现出少有的严谨、认真，用“骨坚肌丰，爽朗清绝”来形容实属恰当，但工整的正楷掩不住郑板桥行书的欹侧结体、伸展撇捺上“六分半书”的特征，不愧为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珍品。正如清光绪年间陈恒庆所撰的《重修城隍庙碑记》中称赞说：“碑文则光矞陆离，书则挺拔奇古，墨拓一帧值数千，海内争购之，几乎洛阳纸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