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市场与理论创新竞争
——讨论中的别现代主义理论

思想的创新与学术的创新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和“非正相关”两种情况，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加以确认。创新与原创有所不同。创新是接着别人讲，原创是别人接着自己讲。思想的原创需要思想市场的建立，与主义密切相关，需要来自对立面的批评。在全球化背景下，思想市场一定是国际性的，而非本土性的，且充满竞争。原创和创新都表现为对学术思潮的引领和影响，都要接受第三方评价和引述，尤其是国际性评价和引述。在思想市场的建立过程中，自慰式批评和抚慰式批评都是有害无益的。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的建立需要第一根据，第一根据就是思想起始并始终离不开的理论基础或根本理由。思想和理论的第一根据来自现实社会生活，别现代时期的第一根据也在其社会形态中。产生于别现代社会形态中的生命股权理论可以作为根治社会焦虑症与同时产生人类幸福感和美感的第一根据。自调节审美、内审美、修养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在思想方法上和人文精神上都与别现代主义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可以说是别现代主义美学的早期形态，值得继续深化研究。

最近读到几篇与笔者讨论的文章，读后觉得有必要回应，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文章都涉及思想创新和美学创新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多年的问题。就此展开讨论，也许有利于大家解放思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一、思想是否欠发达

张玉能、张弓的《别现代主义美学的启发和反思》、李创的《对“别现代”相关理论的一些看法及建议——兼与王建疆先生商榷》等文章，尽管各有各的立论角度，但都针对笔者发表在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上的《思想欠发达时代（国家）的学术策略》一文予以回应①，其锋芒所指就是中国当代的思想是否欠发达。他们不同意笔者关于中国目前是一个思想欠发达国家的说法，而是认为，中国当代的思想相当发达。

笔者认为思想欠发达的理由是：（1）当代中国在学术上极少形成国际上公认的主义和学术流派。（2）当代中国美学名目繁杂，几乎有多少个专业就有多少种美学，有多少个行业就有多少种美学，但几乎全是美学上的圈地运动，有名无实，学术泡沫，跟思想无关，已经到了需要“计划生育”的时候。（3）“是中国美学，还是美学在中国”“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的诘难仍然不绝如缕。（4）2016年公布的汤森路透报道，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论文在国际上发表的数量极少而且高被引人数为零②。反对者李创认为，中国有这么多的美学名称，有人的文章被美国《诺顿批评文集》收录，这难道是思想不发达吗？

笔者分析，我们之间的分歧可能集中在：思想的发达与不发达跟学术的发达与否是否呈“正相关”这一点上。

思想史和学术史都证明在两者之间同时存在着“正相关”和“非正相关”两种情况，但是，来自第三方的评价，尤其是来自第三方的引述，应该成为衡量学术水平和思想是否发达的可靠标准。一方面，人类的思想意识活动都是精神活动，精神活动贯穿在人类的一切文明建构中，因此，思想的发达无疑会促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如果没有思想，又何来学术？这无疑是一种“正相关”。另一方面，思想与学术之间的确存在着“非正相关”。中国清代的乾嘉学派在音韵训诂等小学方面创造了辉煌，可以说空前绝后，但与思想发达并不搭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有关“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的故事，是学术，属于文字学，但跟思想无关。思想同时体现了方法论和价值观，但是，只注重方法论和学理探索而不注重价值观的自然科学往往跟思想无关。因此，以行业、学科来组构美学新名词的做法，不但与思想无关，反而暴露了思想的贫乏和学术上的泡沫。这一点自200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发出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的吁求以来，思想与学术间的“非正相关”属性已经明确。

明白学术与思想间的“正相关”和“非正相关”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不要盲目地否认思想对学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不要以学术的繁荣掩盖思想的欠发达。这一点，在美国汤森路透的2016年全球高被引作者初步榜单中已经说明得很清楚。2016年，18个学科领域的183名中国学者上榜，总体人数仅占全球高引榜单的6%，显示中国高引作者比例仍然偏低。而在社会科学方面，中国是零被引。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论文数的剧增，到了21世纪初，已在量上与美国不相上下，甚至有时超出美国，但是，他引率还远远低于美国和欧日国家，尽管中国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相反，社会科学方面在国际上的论文产量和质量就无法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发表的文章体量很小，他引率也很低。而就人文社会学科而言，则更为落后。③这就说明，学术的繁荣并不等于学术水平的高低，也不等于思想的发达，量和质毕竟是两回事。在“学术泡沫”时代，追求量化学术考评指标，反而使学术思想萎缩或者空壳化。但是，在国际范围内的他引次数是不可忽视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试想，如果无人关注和引述的学术论著，何来思想和思想影响？因此，尽管不能完全用高被引来断定思想是否发达，但是，极低他引的甚至是零被引的人文社会科学论著，要想获得一个思想发达的桂冠是不可能的。

思想的是否发达除了主义和流派以及第三方评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是否进入了国际思想市场。思想市场的说法是指思想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交流。由英国-美国诺贝尔奖得主隆纳德·科思在致中国读者时提出，它的前提是交流者首先要有自己的思想，然后是将自己的思想公开发表，发表之后引起关注和评论，引发讨论，包括赞成和反对，最重要的还是形成思想间的交换，从而避免某一个人或某一派学者的独唱，并最终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市场是跟“思想的饲养场”相对的概念。前者指思想间的交换，后者指单一思想的灌输，从而形成自说自唱、独往独来甚至形成罢黜百家、独尊一家的局面。当前，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思想饲养场”现象表现主要在于，将西方的主义、思想、理论、方法、名称不加改造地用在研究中国的问题、学科、学术上，把自己不自觉地置身于西方思想、学术、方法、概念的饲养场中，而无对等交流、交换、改造。至今还在流行的“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在中国”“是中国美学，还是西方美学在中国”的诘难，就是西方思想饲养场在中国的佐证。当然，个别学者如李泽厚在个别问题研究上对这种局面有所突破，但这种个别现象能否改变全局性的总体面貌，仍值得怀疑。原因就在于，李泽厚创立的十数个次级核心范畴如心理积淀、乐感文化等，并没有形成一个涵盖性理论或者一个主义。而对这种怀疑的消除，如果没有第三方的独立评估，尤其是国际同行的评论，而是自己写自己，自己评自己，那么，要想成为有成就的学说，是不可能的，要想成为思想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的。总之，在发达与否存在争议的时候，冷静下来，反思自己、客观地评估自己，是很有必要的。

对思想是否发达的评估离不开批评，尤其是第三方的不连带利益的客观批评十分重要。批评是思想的磨刀石，只有通过不断的批评，思想才能敏锐、才能锐利、才能深刻。但在中国，目前与这种西方思想的饲养场相联系的批评方式是自慰式批评和抚慰式批评。自慰式批评就是认为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不比西方差，我们的思想很发达，而忘记了其思想根据、方法路径、名词术语全是照搬西方。抚慰式批评则全然丧失批评立场，通过附和、赞美以及不痛不痒的叨叙，回避思想市场所应有的批判，与自慰式批评沆瀣一气。自慰式批评是自我评价，抚慰式批评是评价别人，但其在根本上一致，都不是为了思想的建构而进行必要的批判，相反，都在极力掩饰思想欠发达的缺陷。或者自我安慰、自我夸赞，或者夸赞别人、不得罪别人以获得感恩与回报，从而使思想的饲养场得到强化，而于思想市场的形成则更为不利。没有思想市场的自慰式批评和抚慰式批评，又怎么能使思想发达起来呢？

自慰式批评和抚慰式批评在实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就是利益共同体的利益至上主义与别现代时期的和谐共谋。当利益至上主义导致的“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若犯我，我必犯你”成为学者的信条时，思想必然没有市场。因为任何思想都是需要在对撞、交流、批判中形成并确立的。在抚慰式批评中，互相批评只是为了提升双方的知名度，而当批评指向思想欠发达时代或思想欠发达国家时，就将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同时囊括其中，从而对于自以为是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直接影响到批评与被批评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继而，和谐共谋被对立冲突打破，反击就要开始了，目的就在于为自己正名，证实自己有思想，自己的思想是发达的。

但是，思想的发达需要一系列高端创新的思想来充实，而非个别学术观点或某某“学”支撑得起，更不需要抚慰式批评的公关技巧。所谓高端，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处于学术前沿并具有学术上的引领作用。所谓高端创新，是指言别人之所未言，道别人之所未道，具有开拓作用，能够别具一格，别出一路，接近原创。虽然创新还不一定就是原创，但高端创新不仅会使自己置身于国际学术前沿，而且还会构筑起国际学术前沿，从而引领国际学术研究。

衡量思想是否发达，主义是绕不过去的。笔者不同意刘锋杰、李创关于“主义就是学说”或“学说就是主义”的看法，因为主义与学说之间有着明显的分别，我们不能说数学、化学、生物学美学、社会学、统计学就是主义，也不能说主义就是数学、化学、生物学、美学、社会学、统计学。主义是思想、理论、宗旨的高度凝练，以旗帜和口号的方式出现，引领思潮和流派。近代以来，引领世界哲学潮流、艺术潮流、学术潮流的无非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极简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构成了哲学、美学、艺术的旗帜，引领时代。因此，欲中国学术发达，欲中国思想发达，就得首先注重学术上主义的建设，与西方要有对等的思想，并与之交流、与之对撞；欲占据国际思想市场，必须要有西方承认的来自中国的思想。那种自己没有主义，却把主义化为学说或以学说代替主义的说法既缺乏思想史常识，又缺乏正视主义的勇气，只能跟着西方的主义走，接着西方的话语讲，又何来创新，更遑论原创。

解决思想欠发达问题，除了主义、流派、第三方评价、思想市场建立之外，还有就是话语创新问题。话语创新首先表现为言说方式和概念名词的更新，用新的名称和概念去概括新的思想，从而脱颖而出。这里，新的名称和新的概念特别重要，如果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充其量也就是接着别人讲，而非让别人接着你讲，如此一来是不可有原创，也不可能引领学术思潮的。当一个古老民族言必西方，离开西方的概念和名称就不会说话时，还期待她有什么创新？其次，话语创新与思想创新应该同步进行，并非先有了思想再去找新概念、新名词和言说方式，也不是先有个新词再去找思想。真正的思想创新离不开话语创新，真正的话语创新也往往是思想创新，不可能有无思想的话语创新，也不存在无话语创新的新思想。无思想的话语创新只能是昙花一现，无话语创新的新思想也只能是他人思想的附庸。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大概也是对思想创新与话语创新的一种揭示。

二、原创与理论的第一根据

思想是否发达，其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原创性。原创性是跟模仿性相对的概念。发明创造属于原创，专利属于原创，注册商标属于原创，崭新的思想，尤其是新的主义都属于原创。

原创与创新有所不同。创新就是有一点新意，我们即可称之为创新，而不问其创新的源头。创新多数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出新，或者在“接着讲”中讲自己的。与之不同，原创是指首创，史无前例，从话语到思想，从名称到内涵，都是新的，甚至有时是“凭空起楼”，如德里达的“延异”，就是之前字典里没有的词，但创造出来后，谁又能否定它呢？谈到解构主义谁又能绕开它呢？因此，原创不是接着别人讲，而是相反，别人接着你来讲。在中国哲学界、美学界这样的原创很少。

原创的概念可以“凭空起楼”而且应该“凭空起楼”，但原创的思想却是有着能为人们认同甚至信服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第一根据。原创的思想能否产生影响，关键也在于这种思想是否有其第一根据。所谓第一根据，就是思想起始并始终离不开的理论基础或根本理由。这种根据是逻辑的也可以是非逻辑的。犹太教、基督教的第一根据在于原罪说，即原欲导致人的堕落，而人的堕落只有等待神主的拯救，从此，一系列救赎的说教流行于世。虽然这个被长期普遍接受的根据是无从进行逻辑推论的，就如上帝一样无从见证，但它却是坚不可摧的信仰。同样，马克思的资本原罪说，即认为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肮脏的血，从而剥削有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对一部分人实施专政的法理依据，从此带来了人类近两个世纪的革命和斗争，彰显了第一根据的力量。就文艺理论而言，柏拉图的本体、现象、影子三重世界的说法，将文艺定位在模仿的模仿和影子的影子的模仿说上。中国古代诗学的言志、言情说，也都是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第一根据，影响着中国文艺理论对文艺的根本看法。当然这里也只是举其大要，还有许多现当代的原创性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无法一一列举，但原创的思想建立在第一根据上，大致是可以成立的。

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的第一根据并非一目了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学界似乎找到了理论的第一根据，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且为争得唯物主义的桂冠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是生发次级核心范畴［1］的第一根据。正如100多年前恩格斯早就说过的，唯物和唯心只有在涉及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时才有意义，否则没有意义。因此，所谓唯物主义美学不见得就是科学的美学，相反，有可能是实物中心论美学和机械论美学，只见实物，不见关系，将美固定在实体事物上，从而无法解释变化的复杂的审美现象，尤其是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更谈不上生发出美学上的次级核心范畴。同样，所谓唯心主义美学也不见得就是主观主义的不顾事实的美学，相反，由于所谓的唯心主义美学尊重人的审美心理感受和审美经验，因而更符合审美事实，更容易生发出美学的次级核心范畴，这一最能体现内涵创新的学说，如移情论、心理距离说等，而非固守着唯物主义美学这样的一级核心范畴。这是因为这些理论扎根于心理体验，因而具有第一根据。中国古代美学中的情志论、感悟说、意境论等就是建立在心理感受基础上并能揭示审美经验的学说，也能在审美经验基础上生发出次级美学范畴如童心、灵韵、空灵、飘逸等。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是美学理论的第一根据。如果固守唯物与唯心之争，就会将自己悬空于形而上学中而不食审美实践的烟火，不会有思想的创新，更遑论原创。

纵观70年来中国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有哪些是原创的，又有哪些是建立在第一根据上的，值得考察。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文论界出现“失语症”，即指中国当代文论离开西方文论就不会说话了，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论缺乏自己的原创，都在替西方理论背书。当然，针对这种批评，也有反驳的，从而形成了“崇无”派与“尚有”派的对立。［2］崇无派认为中国当代没有自己原创的文论；尚有派认为当代中国文论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就“尚有派”的论据而言，大多也只能证明中国古代文论是有体系的，是成绩斐然的，而于当代则是跟着西方讲或接着西方讲。比如，曾在中国当代文论中引领过风潮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应该是有第一根据的，然而这种说法的原创者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他的具有第一根据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审美意识形态》一书的题目中。因此，仅凭这种替西方背书的方式要想赢得思想发达的赞誉是不可能的，甚至赢得学术发达的赞誉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思想原创的第一根据并非绝对真理，而且还要受到时代的局限。人性原罪说，现在看来只是而且也只能是信仰的一部分，作为信仰无法进行论理深究也不需要论理深究，这就如上帝本身是不需要证明的一样。还有资本罪恶说，当中国人民都忙于发家致富奔小康时，在实践中都成了资本的崇拜者，谁还愿意怀着资本原罪的心理负疚继续前行呢？但是，无论如何，理论要成为理论就得有这种第一根据，否则就不可能有原创，更遑论作用于现实，影响世界。

思想和理论的第一根据往往会在国际思想市场中凸显。人类思想史中的主义、学派都要在思想市场中张扬，要在与多种思想的对比、交流、论争中得到确认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在与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和辩证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得到广泛承认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于创世论的对立中确立自身的。现代主义是在与蒙昧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后现代主义又是在批评理性主义中确立自身的。同样，别现代主义（Bie-modernism）是在与欧美思想家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多元的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另类现代性、后现代的现代性、晚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辨析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的，又是在与国内的从西方现代性理论衍生出来的新现代性、混合现代性、复杂现代的论辩中确立自身的。现代、后现代、别现代都是思想市场的产物。其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着共同的第一根据，这就是理性。与之不同，别现代理论的第一根据是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情状，这种真实情状在于当下社会形态并非现代社会形态，其理由就在于前现代的存在使得现代性不充分，不合格，未达标，社会仍处于现代、前现代和后现代的杂糅中，因而没有实现现代化，尚在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徘徊。因此，所有的关于当下中国社会形态是现代形态或者后现代形态的说法或理论都缺乏第一根据。这个第一根据就是现实社会中现代性不具足，前现代的存在及其巨大影响。

邵金峰在《别现代：话语的创新与主义的“待有”》一文中批评“别现代主义在价值倾向上没有彻底厘清与现代性的关系，也没有对现代性后果保持足够的警惕。别现代主义没有完成与后现代主义的切割，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完全没有进入别现代主义的理论视野”。这也是一篇非抚慰式批评，值得重视。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别现代主义之所以为别现代主义，就在于它的既有别于又坚守普世价值的品格，如果它只是盲目地去求异，背离现代化潮流，那就不叫别现代主义了。虽然，别现代理论应该而且正在吸收人类思想市场的先进因素充实自己、矫正自己、发展自己，但这并不等于要去迎合后现代，更不等于要与现代性保持距离，撇清关系，相反，与现代性分离不是别现代主义的宗旨，却是别现代主义所忌惮的事。如何在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的纠结中建立别现代主义，仍然在于找到别现代理论建设的第一根据，这就是中国现实的需要，而非西方现代性理论、后现代理论建构的需求。别现代理论首先要做的是考察现代、前现代、后现代杂糅混合后的功能属性，即考察这种杂糅带来了更多的改革和进步的机会，还是三个不同时代的缺点和劣势的组合所产生的超级负价值，从而对当下社会形态有个准确的定位，进而寻求解决的办法和出路，而不是更多地优先考虑别现代与现代和后现代的关联，亦即优先考虑中西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固然重要，但构不成理论的第一根据，也不是别现代理论建构的第一需要。

三、在现实的人身上寻找理论的第一根据——生命股权

有关第一根据的来源，说法种种，但现实的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关联应该成为理论原创的第一根据的根据。

那么，我们今天的现实能够为当代文艺理论的第一根据提供什么根据？

别现代时期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织纠结、杂糅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因素和社会主义的因素同时并存，形成了时间的空间化现状。这种状态与西方的断代式发展，即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历时态不同，是一种共时态。共时态就是同时存在的不同空间，或不同空间的同时存在。这种共时态的时间空间化就是什么时代特征都有但什么时代都不是的混合体和疑似体，在这种混合和疑似体中，真正的现代性不充分，表现在物质上的未能完全脱贫，制度上的前现代尾巴，思想上的前现代头脑。时间的空间化也导致真伪现代性难以区别，甚至伪现代有可能大行其道。现实中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坑蒙拐骗层出不穷的现象就说明伪现代的存在。别现代主义就是要在别现代历史时期区分真伪现代性，建立真正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真正的人性，真正的现实性，真诚、诚信、诚心、社会担当。

别现代理论认为，在这种时间空间化状态中形成了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与冲突交织期、自我超越期四个阶段。在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文学艺术都会有不同的表现，也会有不同的使命。从而产生囧剧、神剧、冷幽默、奇葩建筑等新的审美形态，也产生了莫言、阎连科等批判现实的作品，出现《人民的名义》《我不是潘金莲》等反映社会敏感问题的影视剧，出现充满冷幽默的冏剧，具有滑稽性的疯剧以及表现超越的穿越剧和三体小说等。这些崭新的文艺现象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原创提供了第一根据。现在，中国文艺理论界面临的第一任务就是如何从这种第一根据中发现和提炼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从而改变目前文艺学思想欠发达的现状。

除了文艺理论，美学也可以大有所为。现实中的焦虑感、幸福感问题关联着当下所有人的生存质量和命运，无疑应该成为文艺学和美学关注的焦点。人类的美感、幸福感从何而来？除了生命存在的生理满足感外，还有社会层面的自我实现感。而在自我实现之前，首先会面对社会焦虑感问题，对这种社会焦虑感的强烈关注和思考，不仅会推动文艺创作的发展，而且将会引发学者对于理论创新与现实生活之间关系进行考察的兴趣，从而找到美学理论第一根据的现实根据，也就是找到根据的根据。据此，我们可以说，文学艺术就是人类在苦难和幸福的经验中纠结的感情和想象。这里的“经验”是指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感受、体验等，总会在幸福感与焦虑感的交织纠结中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非一味审美的，也不是完全审丑的，而是充满了各种色调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情感混溶体和想象共同体。而美学则是关于人的审美感起源、发展的学问。

关于人类焦虑感的消除和人类社会美感、幸福感的来源，别现代主义“生命股权”④理论对此予以阐发。生命股权理论是别现代主义理论的升级版。

生命股权理论认为，与西方天赋人权相比，又与后来衍生出来的商赋人权、官赋人权、人赋人权论相比，生命股权理论认为命赋人权，即人的权利是随着个体生命的诞生而具有的，又是与生同在的。因此，人的生命平等、自由平等、财产平等首先体现在生命股权的平等上。相对于后天财富股权的可以炒作、转让、买卖，生命股权不可以炒作、转让、买卖，它是生命个体的与生俱来，与死俱往的生命财富权利。这种生命财富权利体现在从国民经济总收入中的分利权和分红权。在现代社会这种分利分红的权利往往通过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养老来实现。这种生命财富权不以个体的道德问题和能力问题为转移，即每个作为生命体的国民，就如家庭成员一样生来就有与其他所有家庭成员一样的共享吃喝住行、健康安全、享有教育和遗产的权利，也就是不劳也获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以这个家庭成员能否工作、是否有工作、是不是道德上有问题为转移，而是合理合法地与其他成员一样平等地享有。当一个人的生命股权得到落实时，自身的安全感自然获得，社会的焦虑感从此消失，从而有可能进入自我实现层面，并有可能获得幸福感和美感。

生命股权可以说是有关人的理论的第一根据，据此，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才可能实现。如果失去了生命股权，个体将在无物质利益保障的生活中和工作中苦苦挣扎，将会被对自身的安全和后代的安全的焦虑所压迫，失去自由的心情，产生累、烦、苦、惧等多种存在主义描述的负面心理效应，其幸福感将大打折扣，其美感程度也会大为降低。生命股权理论也是对灌输心灵鸡汤式伪美学的揭露和批判，击中了这种伪美学缺乏第一理论根据的要害。

同样，文学艺术作为人类在苦难和幸福的经验中纠结的感情和想象，将会为争取和维护人的生命股权而努力，从而形成对于人性的探索和对真善美与假恶丑害之间的情感较量，从而产生影响社会发展的心理能量。作为对文艺实践和审美体验概括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也就从此找到了自己的第一根据，成为接地气、立得住、站得稳的理论。

四、关于别现代主义美学

张玉能、张弓对别现代理论和别现代主义的思想创新和学术创新给予积极的肯定，也不乏赞美，但这之后辩证法就登场了。他们除了以上思想市场和思想创新的商榷之外，还对笔者的话语创新和美学理论创新提出批评。石长平的《别现代和别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创获与问题榷论》对别现代的“别”提出质疑。邵金峰认为别现代主义的“别”面临如何处理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张玉能、张弓质疑别现代主义之“别”这个古汉语的用法是否得当。他们认为别现代主义的别颇多歧义，完全可以直接称作“别样现代主义”或者“中国特色现代主义”，似乎比一个简单的“别”字更清楚明白。石长平认为：“王教授在这里赋予了‘别’字太多的含义，即便如此，他还认为这样的意义尚未被确定，还在‘异延’的路上变异着、延展着。”邵金峰认为：“别现代主义没有完成与后现代主义的切割。”

但是，别现代理论的表达已经够清晰的了，别现代主义就是一个字的学说。这一个字就是“别”。别现代主义主张区别真伪现代性，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因此，别是别现代主义的第一义，而特别或特色只是第二义。如果连现代都不是，讲特色就无从谈起，只能是伪现代。因此，别现代的别已经不是纯粹的古代汉语词汇，而是一个术语，这个术语来自它的内涵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这个别就是区别，区别真伪，探寻真谛，揭露伪现代，建立真现代。在英语中，别现代主义的文字表达即名称是“Bie-modenism”，但别现代的定义却是“a doubtful modernity”，是指一种似是而非的现代性，即看起来是现代的，骨子里却是前现代的，而且在现代、前现代和后现代的杂糅中，充满了随机性，到底是奔向现代化，还是回到前现代，并不十分确定。因此，如果去掉了别现代的“别”，别现代理论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原创性？

正是别现代的“别”所具有的无法被其他词汇所替代的属性，在英译中只能保留汉语拼音的“Bie”，将汉语拼音之“Bie”与现代“modern”组合，从而形成了“Bie-modern”“Bie-modernity”“Biemodernism”的译法，以免与“altenative modernity”“other modernity”“special modernity,don’t be modern”等英语表达方式相混淆，从而被遮蔽或者丧失了别现代的杂糅和别现代主义的区别这样的基本义。但这样一来也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带来不便，他们不仅需要明白别现代这一术语的定义，如“a doubtful modernity”，即一种似是而非的现代性，而且还需要理解并读出汉语拼音“Bie”，因而增加了阅读的困难。为此，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自发自主成立时，就是否用汉语拼音“Bie”而在网上讨论了3天，论争空前激烈，但最后的结果是因为找不到比“Bie”更准确的词来概括这种社会形态，因而只好以“Bie-modern”来冠名。后来，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成立别现代研究中心（CBMS）时，就直接用了这个“Bie-modern”，再后来欧洲别现代网站成立，也是不假思索地冠名“bie-modernism.org”。香港中文大学张隆溪说，类似情况不少，如德里达的“differance”,俄语中的“陌生化”等，都在开始传播时带来一定的识别困难，但后来还是传播开了。关键还在于这些陌生词所表达的内涵是否有传播价值。2018年，别现代一词正式成为国家注册商标，而且已经发表别现代论文近百篇，出版别现代中英文图书3本，别现代的“别”又如何改得？

进而言之，别现代的“别”暗含着严密的逻辑关联性。这种严密的逻辑关联性表现在：一是因果逻辑，即因为别现代是杂糅含混真伪难分的，所以，别现代主义就需要区别真伪；二是虽然别现代是杂糅含混真伪难分的，但别现代主义却是拎得清的，分得开的。这里的因果逻辑和转折逻辑与别现代理论，包含别现代现状和别现代主义主张的自反式结构无缝对接，与阴阳之道暗契，形成复句表达式，不仅达到高度的逻辑自洽，而且具有巨大的思想张力。这种思想张力就在于不仅认清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因此，说别现代理论是一个字的学问，并不夸张。有此“别”一字则生，则灵，则发；无此一字则死，则钝，则休。因此，别现代就是别现代，别现代还是别现代，作为理论的别现代主义将是“别到底主义”。

“别”作为方法论，在美学上也是一以贯之的。张玉能、张弓质疑笔者的美学理论如自调节审美学、内审美、修养美学、意境生成理论以及审美形态范畴理论跟别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并明确指出，这些产生于前现代的理论范畴跟别现代主义美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邵金峰也认为：“别现代美学缺乏激进的批判立场，容易与别现代达成媾和，沦为虚饰的美学，因而别现代主义的建构仍然在路上。”

就张玉能、张弓的质疑而言，从1988年，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自我调节与审美经验的产生》到2014年提出别现代理论，期间跨度26年，看起来两者之间似乎关系不大。但如果从精神上讲，自调节审美仍然属于别现代主义美学范畴。首先，别现代主义美学除了区别真伪现代性外，它的最大特征就是创新，鼓吹创新，自主创新。自调节审美是运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针对康德的无目的而合目的的审美原理展开论辩，结合现实中的审美经验和中国的庄禅实修体验，尤其是文艺创作中的意识-无意识自由转换经验以及西方的审美态度说，概括总结出来的原理性的学说。该学说发表后引起争鸣，黄海澄、阎国忠、方伟、莫其逊、郭郁烈等教授都撰文予以高度评价，并在2006年后以整节的方式被分别写入两部教育部规划教材。其次，自调节审美中所讲的自我调节和自我超越的思想经过提升进入了别现代主义，成了别现代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如认为别现代社会的出路在于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因此，我们很难将产生于别现代理论之前的自调节审美理论与别现代主义截然分开。还有，修养美学、内审美等都是自调节审美原理的自然延伸。

内审美曾被认为是道佛修行的副产品，也只是现实中极少数人的审美经验的总结，但随着国外神经美学对内视（inner vision）的研究日益深入，内审美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内审美理论受到朱立元、王元骧等的专文评价，被国内几大转载期刊转载过。内审美与中国古代的修养学、修养美学息息相关，也是自调节审美的一种表现，是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自由转换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形态，不可忽视。就美学史写作而言，如果缺了内审美形态和内审美经验，恐怕也不是一部完整的美学史。内审美来自于中国古人的修行，与西方基督教的“与上帝面对面”的超验的遐想判然有别，可以说体现了中西审美形态的区别，也与后来的别现代主义哲学和别现代主义人生论美学一脉相承，很难将它们彼此分开。

修养美学针对中国美学史是一部生命美学史的说法，从儒家修齐治平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本旨，道家“涤除玄览”“心斋坐忘”的基本修养，再到佛禅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说明中国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是自我修养。自我修养来自于热爱生命，但又要超越生命的这样一种思想逻辑和价值观念，而非无修养的生命自然以及无超越的生命维护。生命美学能否涵盖整个中华美学史？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还是另有活着以外的追求？儒家追求成为“圣人”，道家追求成为“真人”，佛禅追求成为“佛”，这些目标和追求就是努力超越现有生命，其审美也就是超迈感、自乐感，其美学就是修养美学。由于儒道佛都坚持修养，儒道佛又是中国古代的主导思想，因而修养成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本色。有修养的生命和有生命的修养应该是一个整体。其中，生命是基础，修养是境界。境界从人生经验生成为审美经验，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历程。

就邵金峰所说的，别现代美学理论缺乏“激进的批判”而言，首先，别现代主义美学在中国传统的修养美学与西方的救赎美学，包括基督教上帝救赎美学和尼采、韦伯的审美现代性救赎美学之间进行了区别。其次，体现在别现代主义对中国古代修养美学的反思和批判上，即对内圣、内乐所导致的心灵鸡汤式审美的反思和批判上。这一点反映在最近国外和国内发表的有关生命股权和人类美感关系的论文中⑤，已经意识到了心灵鸡汤式美学的危害，欲做一彻底告别，只是这方面的深入写作尚未完全展开。再次，激进的批判是有条件的，是有成本的，不能为激进而激进，为批判而批判，否则过高的成本难以承受。先例多多，不再赘述。不过，随着《审美形态》《内审美》《别现代主义美学》几部拙稿的逐一完成，以上争议也许会迎刃而解。

注释：

①可参见王建疆《思想欠发达时代的学术策略》（《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4期）。原题为《思想欠发达国家的学术策略》，编辑部在发表时改名。

②可参见2016全球高被引人次国家发布。（作者：吴励图，来源：知社学术圈，2016-10-20。）

③据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等著《2018研究前沿及分析解读》一书第13章“中美研究前沿科研实力比较研究”介绍：“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中国研究前沿热度指数排名第19，指标E排名第12；但从份额上看，这两个指标中国也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90%和4.65%，特别是指标E，以中国为主导的重要成果产出，仅仅相当于美国的4.65%。在经济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和指标E排名第4和第3；从份额上看，这两个指标中国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3.75%和9.83%。”（科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

④生命股权，生来就有的财富权。英译“life equity/life stock”,最早发表于欧盟《哲学通报》——Filozofski vestnik,2018年第3期，又在斯洛文尼亚别现代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宣读过，在全国性的哲学、美学、社会学大会上宣读过。

⑤可参见王建疆《别现代：时间的空间化与美学功能》（《当代文坛》2016年第6期）；Wang Jianjiang:Is it Possible for China to Go Ahead of the World i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Response toComments on Zhuyi and Bie-Modern Theories，Filozofski vestnik,Volume XXXIX,Number 3,2018；王建疆《别现代：生命股权与城市焦虑症对策》（《京师文化评论》2019年秋季号）；王建疆《别现代往哪里别》（《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