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伴岁月 文铸人生

汤天一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中国作家协会为我92岁的父亲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他的文学翻译成就。在九位获得荣誉证书的江西作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是党外人士。

父亲的翻译生涯正好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前后说起。

青春年少的父亲感时伤怀，愤世嫉俗。1948年，21岁的父亲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长诗《我的影子》，诗是这样开头的：

我的影子，一具古老的化石，

粗蛮而硕大，保持着原始的沉默;

在贪吝又势力的市场没有价格。

但我爱它，如同尊重历史。

从惨淡的黎明到灰色的昏黄，

带着它，睥睨于人间的声浪：

大楼、洋房转过碎石、沙滩……

豪华、荒淫进入饮泣、呻号……

在黔黯的小屋里默啜黄汤和野菜，

在子夜的油灯下捧着先哲的遗言，

我的影子像具狰狞的骷髅，

睁着深邃的瞳孔，透射着我的良心。

……

父亲追求进步，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同时考入浙江大学农化系;但不久就中断了学业，去参加杭州市青年干部学校的培训，之后到杭州市青委担任干事。当时的杭州市青委书记就是后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

父亲本来很可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当时他正和出身地主家庭的母亲处于热恋之中，受到组织的干涉规劝。可能是文学作品读得太多，“中毒”太深，小资思想没有改造彻底，父亲头脑一发热，放弃了公职，也因此而丢了党籍。他跑到上海投奔他的恩师孙用（鲁迅研究专家、著名翻译家），并通过他的引荐当上了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的外文编辑。

我对父亲当年那个草率的决定一直耿耿于怀，经常幻想自己日后成为“官二代”的可能性。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父亲没有执意和母亲结婚，我连地球人的资格都不会有。这么一想，我就释然了。

到上海后父亲的翻译生涯正式起步。他白天上班校读译稿，晚上和周末耕耘翻译自留地。老照片里50年代的父亲形销骨立，一看就是呕心沥血长期伏案的结果。到上海那年父亲只有24岁。我的爷爷在前一年脑中风过世，两年后父亲同父异母的哥哥又因病去世，留下三个幼女。我的大姐、二姐相继在上海出生后，父亲要独自负担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除了妻女之外，他的两个缠小脚的母亲（我奶奶是二房）、两个年龄比他小十几岁的妹妹和三个侄女都住在同一屋檐下，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和稿费维生。

举目四望今天“80后”“90后”们比比皆是的啃老现象，父亲年轻时真是一夫当关，充满了英雄气概。

英雄本色的父親有时也会显露出侠骨柔情的一面。在一本早期译作的扉页上，父亲写下了几行话：“一本作品的出版，正像一个孩子的诞生;这个过程是欢乐的，同时也是艰辛的。这本《作家与作品》特别使人喜爱，不仅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次协力完成的产物，而且因为它是枕粲（我母亲汪枕粲—作者注）第一次怀孕时任劳任怨地帮助我抄写成的。”这段话写于9月8号，一周后我大姐降生。

当年全家住在上海永福路一座花园洋房的二楼，一楼好像住了乒坛名将庄则栋父亲的第一任太太。街坊邻居里不少人是解放前的大资本家，有一次荣毅仁的侄女送给我大姐一副颜色鲜红的并指手套，两只手套上各织有一只雪白的小天鹅。这样的手套在那个年代很罕见，大姐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很臭美地炫耀，不免让小伙伴们羡慕嫉妒恨。

50年代是父亲翻译的高产期，几乎每年都有译作问世，其中一本书还在电影《铁道卫士》里有一个特写镜头，封面上清晰显示着译者的名字。那是父亲翻译的《自由之路》，作者是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这本书在《铁道卫士》里是国民党女特务的接头暗号。

1958年，父亲被单位指派支援内地，当时有青海和江西两地供他挑选，他十分英明地选择了后者，因为刚到江西时，螃蟹甲鱼无人问津，一律白菜价，这让对下酒菜十分挑剔的父亲喜出望外。

父亲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到江西，在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年代，父亲的月薪高达100多元。饭桌上喝酒喝到微醺时，父亲会目光迷蒙地唏嘘感慨我们一辈子都挣不到他那么高的工资。

父亲在上海时结交了一大批翻译界的朋友，其中有《傲慢与偏见》的译者王科一（“文革”中开煤气自杀）、莎士比亚剧本的译者方平、泰戈尔抒情诗的译者孙家晋（笔名吴岩）、《鲁滨孙漂流记》的译者叶麟鎏（笔名鹿金）、T.S.艾略特长诗《荒原》的译者汤永宽、《金蔷薇》的译者戴骢、《红与黑》的译者郝运和《茶花女》的译者傅欣。“文革”结束后，这些人纷纷重操旧业，几乎垄断了上海文学翻译界：孙家晋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汤永宽当上了《外国文艺》杂志的主编。我到上海读研之后，父亲每次来沪出差，译文出版社的一帮朋友都会为父亲接风。父亲生性豪爽，酒量也不小，与旧朋新友高谈阔论，把酒言欢。有时喝到酒酣耳热，众人嘴里还会不自觉地蹦出英文。

父亲在上海最要好的朋友是孙用的女婿万紫。他是一位资深翻译家，译过亨利·菲尔丁的《大伟人华尔德传》、华盛顿·欧文的《睡谷的传说》和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父亲和他合译了不少作品，其中有《金银岛》作者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的《新天方夜谭》，当年还是小学生的我手不释卷一气读完。到了晚年，万紫把兴趣转向太极拳，门徒众多，成为上海滩陈式太极拳的掌门人。

父亲的另一位翻译家朋友是《爱丽丝奇境历险记》的译者吴钧陶。他早年患有顽疾，1958年因为一首短诗被打成“右派”，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中历经坎坷，但一直保持谦谦学者风度。他中英文俱佳，自己能写一手好诗，并孜孜不倦从事中诗英译，代表作有《鲁迅诗歌选译》和《杜甫诗新译》，并与翻译大师许渊冲和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导师陆佩弦三人一起合作完成了《唐诗三百首新译》。

父亲还有一位翻译家朋友是狄更斯《远大前程》的译者叶治（笔名主万），他曾经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颁发的桑顿·尼文·怀尔德奖。他妹妹叶逢和妹夫张叔强是我在江西大学外语系的英语老师，两人功底扎实，学识渊博，教学精湛，受到外语系学生的集体膜拜。张老师和叶老师是复旦大学的同窗，在“文革”中天各一方，历尽磨难，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和上海翻译界的同人相比，父亲完全是一个另类。他的翻译界朋友大都科班出身，从小读教会学校，在圣约翰、复旦等名校里打下坚实的英文基础，而父亲只在中学读了几年英文，出于对英文的爱好才走上翻译之路。同等的翻译，父亲必须付出数倍的时间。我记得家里有几本支离破碎的英汉辞典，边边角角都被父亲翻烂了。

在上海当外文编辑的经历让父亲获益匪浅，他的工作是一字一句校读文学翻译稿件，从此养成了在翻译上一丝不苟的习惯。《简·爱》译者、资深女翻译家祝庆英做过父亲的责编，逐字校读了父亲的翻译力作《家庭纪事》三部曲，这种反馈更是让父亲的翻译水平突飞猛进。

父亲的大部分译作都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那段时间里完成。从1963年到1979年，他整整封笔了16年。

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父亲第二个翻译高产期，《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的翻译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早在50年代，中国驻英国二战战地记者、名作家萧乾就译出了根据莎士比亚悲剧和喜剧改写而成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兰姆姐弟的这本经典之作1802年问世后声誉鹊起，成为后人阅读莎士比亚的入门书。一百年后，英国名作家、牛津大学教授奎勒·库奇根据莎士比亚十一部历史剧写出了《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名正言顺成为兰姆姐弟作品的姊妹作。

萧乾本来也打算自己来翻译这部作品，无奈“文革”后年事已高，于是忍痛割爱，把原书赠送给父亲，力劝父亲接手翻译。按照他在赠书扉页上的题辞，是终于找到一位“富有童心的老翻译家”。其实父亲那时刚满50岁，翻译也搁浅了十几年。《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的翻译花费了父亲两年的业余时间，出版方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来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英汉对照本。1988年我到英国留学，还受父亲之托给莎士比亚故居纪念馆带去一本赠书。1997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将萧乾和父亲翻译的两个故事集合订出版，书名为《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该书斩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

用著作等身来形容父亲的译作一点也不夸张。最近一次回国，我看到父亲列出的一份译作清单，满满两页纸上写了27个书名，其中有9部长篇小说，13本中短篇小说集，还有若干部文学评论和报告文学。父亲在目录的结尾有一简短说明：“遵张国功同志嘱，匆促编了这份个人文学翻译作品目录，由于年代久远，家中图书置放零乱，故译作目录可能尚有遗漏。”我匆匆扫了一眼目录，发现里面起码遗漏了两本书，一本是匈牙利作家伊雷什·贝拉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喀尔巴阡山狂想曲》，一本是苏联作家维诺科夫·普里波依的中篇小说集《海上的女人》。两个译本都应该是在80年代问世的。

父親最心仪的作家是肖洛姆—阿莱汉姆。这位被称为“犹太的马克·吐温”来到美国时，马克·吐温亲自迎接，并自称是“美国的肖洛姆-阿莱汉姆”。1916年肖洛姆—阿莱汉姆在美国纽约逝世，十万纽约民众自发走上街头为他送葬。最早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中国的是文坛泰斗茅盾，他专门为父亲翻译的《故国》题写了书名，这本书赢得了1981年江西社科优秀论著甲等奖。

著名百老汇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就是根据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卖牛奶的台维》改编而成。父亲一共翻译了包括《卖牛奶的台维》和《故国》在内的六部肖洛姆—阿莱汉姆中短篇小说集。我对其中一个短篇《我的初恋》印象深刻，里面的男家庭教师为人傻钱多的富家公子代写情书，和收信人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对话。译文里俏皮话俯拾皆是，读来妙趣横生。

对待文学翻译，父亲一向态度严谨，如履薄冰。他认为原文里的每个字在译文里都要有对应和着落，但又十分反感对原文亦步亦趋、中文佶屈聱牙的文学翻译，有时看到这样的译文，他会忍不住手起笔落，把一篇译稿肢解得红墨斑斑，遍体鳞伤。

父亲对翻译一直信奉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在他看来，一部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既要忠实于原文，也要通畅顺达，充分反映原文的文学性及语言和风格特色，而所谓的“直译”或“意译”都是对“信达雅”的背离。父亲的译文自然流畅，毫无翻译腔，这主要得力于其厚实的中文功底和文学素养，让他不仅能够通过上下文揣摩出文字的精确含义，而且能用地地道道的中文表达出来。

记得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带回一封出版社转来的读者来信，洋洋洒洒一大页纸全是对父亲译作《海在呼唤》的赞美之词。写信人是一位有多年航海经历的海员，他说父亲的译本更像一部原汁原味的原创作品，并建议把译者的名字作为第二作者印在书的封面上。

我对父亲的大部分译作并不熟悉，因为它们大都在我出生前或离家外出读书、工作后问世的。相比之下，我对一些和父亲翻译无关的事情印象更深。

“文革”开始时，解放前积极参加学运、解放后消极对抗领导的父亲突然有些兴奋，看见街上的游行队伍还会恋恋不舍地紧随其后，家人很不理解，父亲说是为了给游行者壮壮声威。

那时我家住南昌三纬路，江西省委大院、省军区司令部和后勤部大院都在这条街上，三天两头可以看到示威游行的人群。一天夜晚，街头突然人声鼎沸，乱成一锅粥，像是发生了短兵相接的武斗。我17岁的堂姐和13岁的大姐二话不说，抄起木棍扁担就要冲上街头参战，被父亲死死堵住，不让出门。她俩气急败坏，怒斥父亲在关键时刻背叛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口头革命派。

一天上午，红太阳当头照，高音喇叭正在播放嘹亮的革命颂歌，坐在院子里洗衣服的母亲灵光一闪，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你排行老三，就叫汤三忠吧。”父亲下班回家，母亲得意扬扬地宣布了她的神创意。父亲冷笑一声，不置可否。多亏了父亲，让我躲过了一劫，没有从天下第一沦为“小三”。

上班无所事事，父亲开始收集毛主席像章， 并经常把多余的像章挂在马甲背心上，披上一件风衣，在夜幕下悄悄来到八一广场的展览馆门前，和其他收集者交换像章，互通有无。那个场景有点像黑白电影里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正在秘密接头。一天夜里，父亲房间里的灯一直亮着，屋子里还传出一股焦味。原来是他通宵未眠，想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头像天衣无缝地焊在一起，不知道是艺不够高还是心不够诚，像章上裂了一道口子，把全家人吓得心惊肉跳。

没过多久父亲就被揪了出来，一个罪名好像是“漏网右派”，但我对父亲的另一个罪名印象很深。有位来客问父亲是哪里人，只有四五岁的妹妹脱口而出：“反动文人。”

关进“牛棚”之后父亲被迫从事强体力劳动，身体反而变壮实了。有一次，他利用半天放风时间，居然独自一人用平板三轮车把全部家当搬运到老城区一处陋室。看见父亲俯首甘为孺子牛，母亲喜笑颜开：“党的知識分子政策好，臭老九就是不能翘尾巴！”

也许因为心情郁闷，父亲放出“牛棚”后酒量大增。有一天，他骑着一辆用脚踏板刹车的老爷单车带我去江西日报社的三姑家做客。吃完午饭后，醉醺醺的父亲把我放在单车前杠上，骑过报社门卫不但不下车，反而埋头加速，扬长而去。大门口岗亭里的交警闻风而出，父亲蹬车蹬得更欢，可没有骑出多远，只见阳明路口笔直站着一队臂戴红袖章的群众纠察，声色俱厉让父亲停车。父亲吓得酒也醒了，飞身下车，点头哈腰向革命群众致歉。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父亲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英雄形象更加高大了。

父亲的笔名是汤真，我觉得比他的本名更贴切，因为他本真、耿直、没有心计。打倒“四人帮”后，父亲恢复了“臭老九”的犟脾气，一不高兴就吹胡子瞪眼，还经常和上司发生摩擦，有一次和一位相看两厌的单位领导一言不合，一拳砸在玻璃桌上，划破了手指，鲜血直流。

80年代父亲特别忙，担任出版社文艺编辑部主任期间兼任江西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由他主持创立的大型文学期刊《百花洲》上，外国文学作品占了每期期刊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在同类刊物中独树一帜，广受瞩目。父亲早在上海时就认识巴金，因为工作关系多次见面，他特意请巴金为《百花洲》创刊号投了稿。他还请到文坛前辈施蜇存主编“百花洲文库”，一共编了四辑，每辑十种图书，出版后广受欢迎，一时洛阳纸贵。

父亲连续数年组织举办“庐山笔会”，请来大批闻名遐迩的作家，其中有刘心武、张贤亮、张抗抗、戴厚英、李国文、古华和铁凝等。在茅盾和巴金之后成为第三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铁凝当年参加“庐山笔会”后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散文《我有过一只小蟹》，那只可爱的袖珍小螃蟹是父亲在庐山的山路上捡到后放在一个香烟盒里送给她的。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在庐山陪父亲专程拜访了丁玲和她的先生陈明，还记得“庐山笔会”期间见到过登门造访的蒋子龙等人。有一次，一位湖南作家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作者张弦在庐山上发生龃龉。父亲为了息事宁人，把湖南作家和他年轻的太太请到家里做客，好酒相待，好言相劝。如今两位作家早已作古，想必九泉之下早已相逢一笑泯恩仇。

那段时间父亲和在30年代几乎和冰心、丁玲齐名的文坛女杰陈学昭联系密切，经常有书信来往，两人信中以姐弟相称。父亲去杭州时数次登门拜访，她也携女儿来我家回访过。

1985年，父亲受省政府指派去当时还是南斯拉夫联邦加盟共和国的马其顿采风，两个月里走遍了马其顿的大城小镇，接触了众多官员、作家和普通老百姓。父亲回国后写的《马其顿纪实》一书记录了那段难忘的经历。

90年代父母亲两次来美国，前后在美国住了八九个月。来美国时父亲都自带四特酒，有一次箱子里的酒瓶盖松脱，箱子打开酒香扑面，让父亲心疼不已。

第一次来美国时，父亲已经65岁，为了坐全美国最高的云霄飞车，他顶着俄亥俄州八月的烈日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长队。在一张云霄飞车飞速旋转的照片里，我面露惊恐之状，父亲则面带微笑，淡然自若。

父亲好奇心强，对新鲜事物感兴趣，到了白宫的边门会和全副武装的门卫拍一张合影，到了大西洋赌城和拉斯维加斯会和只进不出的老虎机角斗一番，到了纽约和芝加哥会登上帝国大厦和希尔斯塔的顶层一览众楼小，到了水果收获的季节会站在梯子上手握长叉采摘后院的樱桃、梨子和苹果。第二次来美国时父亲已是古稀之年，去西雅图科技馆参观时还硬要骑一圈悬浮在半空的自行车才作罢。父亲对美国人的古董尤其好奇。一到周末，父亲就让我开车带他逛美国人摆在家门口的旧货摊。他和美国人讨价还价时说一不二，斩钉截铁，还没等美国人反应过来就已经单方面成交，买到一件心仪的小古玩会开心半天。

父母年龄大了，我不敢带他们出去露营，但父亲听说家里有野营帐篷，便一定要在自家后院体验一下户外露宿的感觉。一个月朗星疏、万籁俱寂的夜晚，父亲在帐篷里一觉高枕到天明，可怜的母亲却一夜无眠，不时起身偷偷向窗外张望，唯恐半夜有野生动物光顾后院。

1997年夏天，我开车陪父母去俄勒冈州的一个滨海小镇小住数日。面对浩瀚缥缈的太平洋和一望无际的宽阔海滩，70岁的父亲童心大发，脱掉鞋袜，在光滑细腻的白色沙滩上连蹦带跳，流连忘返。我们还带上了捕捞螃蟹的铁丝网兜，父亲不厌其烦地把网兜一次又一次从水底拉出水面。

父亲嘴馋好吃，来美国后很不习惯味同嚼蜡的美国食物，闲下来最喜欢咂嘴回味国内的种种美食，第一次回国不久就写出长篇报告文学《美国行》，介绍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并深情抒发对家乡美食的怀念之情。我一直怀疑父亲那篇长文的灵感来自他的味蕾。

父亲对绍兴黄酒情有独钟，他曾经送我一个条幅，上面是他手书的五绝一首：“劝君花雕卮，满醉无须辞。繁英春来发，明月照几时。”我把条幅挂在客厅里，上门的中国朋友对父亲的诗词和书法都赞不绝口。

父亲年纪越大，越发我行我素。家里装了空调以后，他一直坚持夏天在空调房抽烟的习惯。每次胃出血住院回来，他都迫不及待地在餐桌前给自己斟上满满一杯花雕酒。

父亲上了年纪以后长年耳背，因为交流不畅疏于与人沟通，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埋头读书看报，或是斜靠在沙发椅上闭目养神，捏在手里的一支烟没吸几口就燃到了头。晚年的父亲有点孤独，同龄好友大都驾鹤西去，他和外面的世界显得格格不入。

每年夏天回国，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烟雾缭绕的空调房里陪父亲打扑克麻将。父亲打扑克时保持了当年骑自行车那种一往无前的风格，完全漠视对方及队友，常常把一手好牌打得惨不忍睹。

如果当年在杭州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而草率离职，父亲的人生可能会是一副完全不同的牌。每次在牌桌上，我都会一边默默为父亲扼腕痛惜，一边暗暗为自己击掌庆幸。

（作者单位：美国西雅图海蓝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