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授课答问录

刘益飞

2013年至2015年间，应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的邀请，我先后几十次为在该院举办的省部级班、中共中央党校中青班、地厅班、县委书记班、中央国家机关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等班次授课。授课时，学员的提问是一道风景线：省部级班学员的高屋建瓴、大气从容，地厅班学员的直面现实、一针见血，县委书记班学员的娓娓道来、指向具体，都是党建领域基础性、根本性问题，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记。现将部分问答，摘录如下：

关于肃清党内生活中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问：刘教授，你刚才讲课中谈到“我们有时对资本主义过于敏感，而对封建主义则过于麻痹”，这我同意，遗憾的是，你没有展开讲。你能不能用点时间，讲一讲这个问题在党内生活中的反映？

答：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也是我研究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点问题。我一直认为，我们党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其实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而是姓“封”的。今天在党内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形形色色的官本位、家长制、一言堂、等级制、裙带风、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人身依附、特权问题、专制作风、热衷于对领导人搞歌功颂德等等，从根本上讲，都是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不仅对党内生活危害很大，而且也是产生党内许多问题的一个根源。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对肃清党内生活中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多年来缺乏应有的自觉性。我老爱讲这句话：“我们有时往往对资本主义有着过分的敏感，而对封建主义却缺乏应有的警觉。”著名电视剧《亮剑》的主角李云龙在1949年后当了军长，他当年的警卫员段鹏当了团参谋长后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段鹏向老首长检讨：我主要是进城后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李云龙很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这关资产阶级什么事？我看就是你没把自己的裤腰带管好。李云龙的这种思维今天也是管用的。看党内一些警示片，一些曾经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在检讨自己搞情妇这些腐化堕落行为时，都讲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这还是60多年前段鹏的水平，沒有一点儿进步。我参加中纪委调研组召开的座谈会，就提出：我们的一些警示片应当注重提高思想水平。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强调，在党内要补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一课，但30多年过去了，这一课实际上一直就没补上。我特别盼望党的高级干部们能够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重视这个问题。

贯彻民主集中制如何破解“民主太少”的难题

问：刘教授，你能不能谈一谈在领导班子中如何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答：我以为，你提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记得小平同志有一个基本判断：“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邓小平文选》第2卷，1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是很符合实际和切中要害的。前不久学习习近平同志的一个讲话，记得他也认为：贯彻民主集中制，民主不够、集中不够的问题都存在，但从各级领导班子看，主要还是民主不够，一把手我行我素、独断专行的现象较为普遍。（《习近平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我以为，近平同志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很有针对性。

那么，如何解决民主不够的问题呢？我讲一个事情：党的十六大前夕，我参加中央调研组在某市听取市委书记意见。这位市委书记说：以前市委常委开会作决定，从来都是一致通过的，但自从他要求在市委常委会议室安装表决器，而且每个座位上的表决按钮都要安装在表决人自己看得到、而旁边的人看不到的位置上，这样一来，市委常委的决策就开始出现了数量不等的反对票、弃权票，甚至有几次书记提议的人事任免决定，都不能通过。你看，一个小小的管用的技术性改进，就给领导班子贯彻民主集中制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如果有更翔实的制度机制的改进，变化一定会更大。我们当时了解，安装这么一套表决器，大约需要3万元左右，就在调研报告中建议，每个县级以上党委常委会议室，能否都安装这么一套表决器？但是在现实的党内生活中，“一把手”要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往往很难！所以我认为，在领导班子贯彻民主集中制，主要还是着眼于发展民主的制度机制，关键是要把党内民主对党内集中的制约作用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老实说，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尤其应当努力为之。

关于“全民党”的问题

问：刘教授，你讲到党的性质时，强调了“两个先锋队”，特别是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请问，你如何解释“全民党”的问题呢？

答：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已经有好多年没听到“全民党”这个提法了。在我的记忆中，“全民党”这个提法是上世纪60年代初所谓中苏两党大论战时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那时我们批判赫鲁晓夫及苏联共产党宣扬的“全民党”是搞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背叛。那时我还是小学生，也懵懵懂懂地被组织学习有关“九评”的文章。对当年那场轰动全球的大论战，我想还是当事人之一的邓小平讲得清楚。小平同志1989年在与苏联戈尔巴乔夫会见时特别谈到那场论战，他讲的大体意思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我以为，围绕“全民党”的争论，恐怕就属于这些空话中的一部分吧。

我想，现在重提“全民党”问题，可能是另有所指吧。我知道，2001年建党80周年时，江泽民同志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社会的新阶层问题，第一次提出新阶层人员中的先进分子也可以入党的问题（也就是有些人简单化地讲的“现在老板也可以入党”了），强调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在党内一些同志尤其是一些老同志中产生了不同意见，当时出现的好几份“万言书”中都指责这是“全民党”的翻版。为此中央组织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党性的宣讲团，我当年也参加了宣讲活动。特别是次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在修改后的党章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是在党的性质的规定中，第一次从一个“先锋队”调整为两个“先锋队”。这更是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全民党”一类的指责也因此多了起来。

我想明确地表示，我不赞成这类指责。我认为，我们今天对马克思的阶级及阶级斗争理论、政党理论，都应当坚持与时俱进的基本态度。中国的执政党与国际社会的许多政党不同，国际社会的许多政党都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利益集团，在他们的政纲及党章中都有体现，而中国共产党则是要代表中国各民族、各阶层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章规定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理解主要就是指党要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党要努力成为全体人民的表率，同时，全体人民中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的先进分子都可以申请入党。如果将此称为“全民党”，我以为是不妥当的。

还是胡耀邦同志当年讲得好：马克思没有坐过汽车，恩格斯没有坐过飞机，列宁没有看过电视。它启示我们不能靠“老祖宗”来解决现实问题。

关于党内平等问题

问：刘教授，你在讲课中多处强调了党内平等问题，并认为党内平等是党内生活的“灵魂”，特别是用了“天外来客”这个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我认为，党内平等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不知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谢谢你听课这么认真，把一个词都记得这样清楚。你讲得很对，在党内平等上，我们确实面临着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用一种流行的话语模式说：理论很正确，现实很骨感。

我认为，形成这种状况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在党内生活中长期有意无意地漠视党内平等的教育。本来，党内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的一个基本常识，马克思恩格斯把党内平等作为共产党与一切旧式政党的一个根本区别。但由于在党内长期缺乏卓有成效的党内平等的教育，加之不少有悖党内平等的事情又往往畅行无阻，就使得今天有不少共产党人对党内平等似乎已经淡忘了，反而把党内生活中那些官本位、等级制的东西习惯性地看成是理所当然，而把党内平等看成是“天外来客”，不知道党内平等才应当是党内生活的正道。这种倾向在党内由来已久、积习深厚。应当说，党内平等的教育在党内历来很困难、很缺乏、很淡薄，包括在党校讲台上历来少有声音，有时甚至受到有形无形的抵制，早就应该补上这一课。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长期缺乏保障和体现党内平等的一系列制度机制。比如我在讲课中谈到的保障党员主体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相关制度机制，有人说，辽宁贿选案严厉拷问着我们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同样，南充党内贿选案也严厉拷问着我们的党内选举制度！其实，党内选举中那些明显有悖党内平等的种种做法，在党内生活中早就怨声载道，早就应该改革了。还有，为了给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能够平等地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创造条件，就必须扩大党务公开的范围和程度，切实从制度机制上改变目前党内生活中不少若明若暗的状况。特别是，应当积极探索建立党内言论自由的制度。在党内生活中实行言论自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践行党内平等的一个基本要求，但多年来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我想，今天在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心中，都蕴藏着对党内平等的向往和激情，你我都一样。只要我们坚持理论上清醒，行动上一点一滴去做，持之以恒，那么党内平等还是有希望的。我高兴地注意到，习近平同志在严厉抨击党内生活中的严重问题时，就多处强调了党内平等问题，比如他指出在相当一些党内生活中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身依附关系，实质上就是封建社会的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根本就不是党内平等关系。

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两句。众所周知的薄熙来与王立军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主仆关系，主子夫人杀了人，奴仆就忙着去掩饰，主子一生气，就给奴仆一个耳光。类似这样的关系，在党内生活中绝非个别，这与党内平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当然，我们今天认识到党内平等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要真正做到恐怕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我们应当有信心。

如何切实保障在党内讲真话讲不同意见？

问：刘老师，我对你今天讲课中提到的三件事特别感慨，一件事是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讲真话而受到严厉打击;第二件事，是习仲勋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就建议制定一部《不同意见保护法》;第三件事就是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我总感到，在党内讲真话讲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好像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个“老大难”。不知刘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确实是一个至今都没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也是党内同志呼唤很多、期待很高的问题。我以为，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就是保障党员权利，而保障党员权利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保障党员能够在党内生活中讲真话。一个不能讲真话的社会肯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党内生活也情同此理。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讲真话及保障不同意见的环境，已经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了根本区别。问题在于，我们在痛定思痛之后，是不是已经从观念上、制度机制上着力于培育党内勇于讲真话讲不同意见的环境呢？应当说，时至今日，党内讲真话的浓厚氛围远未形成，党的“讲真话”的期待值很高，收获却很小。

我以为，今天固然需要在党内生活中大力倡导和鼓励党员讲真话，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则是需要努力营造党内讲真话、讲不同意见的保障机制。中国封建社会那种敢于“进言”的士大夫精神，如唐朝的魏征、明朝的海瑞，虽然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但其代价和风险极大，这种有赖于“君主圣明”的人治社会的产物，不宜在党内提倡。虽然过去在党内提倡多年，如毛泽东多次倡导党员干部要“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但效果并不好。说老实话，那“五不怕”，我除了“不怕罢官”，因为一介书生，无官可罢，其他的我都怕。不知在座的同志们怎样？有多少同志能做到“五不怕”？（教室里笑声一片）所以，在现实条件下，能够具有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去讲真话和提不同意见的，在党内毕竟是很少数人，难以在党内形成大气候，就此寄希望于领导者的善良素質和开明作风，往往靠不住。因此，建立更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真实性的讲真话讲不同意见的保障机制，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对此，我们还任重道远！

不过，有这样三点值得重视。第一，今天我们理应确立一个基本理念：真话并不等于正确的话，一个鼓励人们讲真话的制度，肯定是一个允许、包容人们讲错话的制度。我们理应有一种大境界，这就是“在党内讲话即使讲错了也受到党章的保护”。第二，党早就提出的：“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应当着力于将这些党内生活中很好的规定制度化具体化，使其成为一种可操作状态。第三，确实很有必要制定一部《党内不同意见保障条例》，而且这件事宜早不宜迟。

关于“党员主体”问题

问：刘教授，今天你在讲到党内民主问题时，突出强调了党员主体，课前班主任介绍你是在全国理论界最早确立“党员主体论”，并且最早向中央建议将“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载入党章，这些我都很认同。但是，我总感到，“党员主体”只具有理论的光辉，而缺乏现实的力量。不知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我已经多次碰到类似的提问，这表明大家至少是很关注这个问题的，这使我很高兴！这些年来我思考、研究、宣传党员主体，感慨最深的有三点：

第一点，党中央提出党员主体问题已经10年有余，十七大就正式写入了党代会报告，十八大又正式载入了党章，但是迄今为止，恐怕有相当多的党组织和党员还不知道党员主体是什么，更莫说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了。这些年我到许多地方和单位讲学时就知道，他们的党内学习教育包括领导人上党课，是从来不讲党员主体的。前两年有一家央企举办党支部书记培训班，特别邀请我去讲讲党员主体问题，我竟喜出望外！这是十余年来唯一的一次。党员主体作为涉及党内民主本质和党内生活的重大问题，在党内的知晓度和重视程度如此之低，我作为一名党建教员感到悲哀和不安。

第二点，我感觉现在在党内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习惯、喜欢、维护“驯服工具”那一套传统，而对体现现代文明的“党员主体”则持消极态度。有时候虽然不便公开讲“驯服工具”那一类的话了，但实际上在潜意识、潜规则上，还是主张“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对党员主体问题的学习教育还很不够，另一方面说明要践行党员主体就必须同党内那些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习惯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第三点，我始终认为，“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是方向，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现在有一些关键性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如果说有个内外条件的问题，那么内在条件就是党员素质、尤其是党员的主体意识，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党员严重缺乏应有的党员主体意识，缺乏把党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的内在动力。而外在条件呢，主要就是一系列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制度机制，包括党员主体的参与机制、监督机制、权利保障机制，等等。我想，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条件还不完备就不承认、不尊重“党员主体”应有的价值，更不应当放松“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持之以恒的努力。

“你对执政党建设的发展大趋势有什么判断？”

问：刘教授，你作为一位多年研究党的建设问题的学者，我想请问你对执政党建设的发展大趋势有什么判断？这个问题你不一定回答，就算是我们一起来讨论好了。

答：你提的是一个很大又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这体现了省部级班学员的一种大思考，这很必要。现在有一个词很流行，叫作“在路上”，我想，执政党建设也是在路上，这个路上就会不断有新情况发生，就会有不少未知领域需要去探寻，就不是现在都能预判得很清楚的。但我还是愿意根据我现在的认识，谈一点看法，供你参考。

第一个是从严治党的大趋势一定会延续和发展下去，恐怕会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完善，也许会有一些曲折，但不会有大的倒退。因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党内外人士都不会答应。这一点我们应当特别清醒。我记得“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但人们真正认同的还是这几年，对于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党心民心，我们理应特别珍惜。我以为，在从严治党上，打虎拍蝇的趋势会继续下去，但更多的精力，恐怕会投入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的建设上。

第二个大趋势就是发展党内民主，也许有同志不一定赞成。我始终认为，坚定不移地发展党内民主，并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个基本思考、基本方针，尽管在有些时候对贯彻这个方针还左顾右盼，还不能让人满意，但这个大趋势是不应忽视的，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我的党建理论界的同仁们近年来最称道的一个提法，就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我想，如果背离了党内民主，那么党的生命也就枯萎了、停止了。所以，展望未来，我们应当始终自觉地、积极地去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

第三个大趋势，就是党的建设的基本路径、或者叫基本载体会不会发生变化和调整？我们知道，在执政党建设上曾经长期依赖以政治运动为基本载体、在党内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基本路径，这条党的建设的老路子早已不合时宜。有鉴于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已经确立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曾几何时，大规模的政治活动频频开展，党的建设主要依赖于融入于各种大规模的政治活动。许多党建领导机关及党务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于此，党建的许多资源都耗费于此，但实际效果却远不能令人满意。实践证明，“以大规模政治活动为主线”的党建路子有明显的局限性和弊端，需要调整。但如何调整，如何自觉地把改革和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路径，作为经常性的抓手，還需要做长期的努力。我注意到，近两年来党已经明确提出了“制度治党”的问题，这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陈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