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人群社会心理的时代变迁

池丽萍 辛自强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变迁。本文通过综述25项有关自我与人格特征、人际关系、职业心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幸福感等社会心理变量的横断历史研究，总结了我国各类人群社会心理变迁的趋势：大学生社会心理指标变迁“喜忧参半”，教师和医护人员等职业人群的职业倦怠感大幅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能得到的社会支持大幅下降，中学生的自尊明显降低，居民的生育心理和行为出现了深刻变迁。这些社会心理指标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变迁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其中一些指标的消极变迁趋势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关键词 社会心理;心理变迁;社会变迁;横断历史研究

分类号 B844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2.004

1 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成就卓著，在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的同时，人们的心理状况也可能表现出规律性变化，即心理随时代发生变迁。心理变迁反映的是心理如何随着时代而变化，它的分析单位是具有某一特征的“出生组”（出生于某一年代的“一代人”），把这样的分析单位按照时序排列，就能看到群体层面的心理变迁规律。由此，这种心理变迁研究反映的是社会层面的、群体层面的心理变化。

如何对各类人群的心理变迁特点进行量化分析，以反映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对心理变迁的影响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考察心理变迁最直接的方法是对每一代人都做各种心理指标的测定，并逐年追踪以确定变迁趋势。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一直缺乏大样本的、长历史时段的心理追踪监测，无法借此方法获得人们心理变迁的轨迹。虽然没有大型追踪数据库可用，但研究者每年会发表大量调研成果，报告特定人群一些心理指标的测试结果。由此，一个可能的思路是首先搜集到历史上各个时间点使用同一种方法或工具（如心理量表）获得的关于同类人群心理指标的数据或文献资料，然后将这些文献按照时间顺序连缀起来，形成关于历史的横断取样，这就是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它是一种对研究文献量化的再分析方法，也称为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虽然以往研究在某个时间点上取样调查时都无意于考察心理的变迁问题，但我们可以“事后追认”这些单个的研究为对历史的横断取样，从而综合众多已有研究成果，获得心理变迁的动态轨迹和变化趋势（辛自强， 池丽萍， 2008a）。该方法最早由美国学者Twenge（1997， 2000）在实证研究中使用，2008年我们将此方法引入国内（辛自强， 池丽萍， 2008a， 2008b），为开展中国人心理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此后的10余年间，我们以及国内心理学及其他学科的众多学者都在使用该方法探讨心理变迁问题。然而，每项横断历史的元分析往往只考察某一群体的某一心理变量变迁，没有对这些横断历史的元分析再次进行系统总结分析。笼统地说，横断历史的元分析也需要“元分析”（这里只是一种文献总结，而非定量分析）。我们曾专门对心理健康的43项横断历史研究进行过总结（辛自强， 池丽萍， 2020），而本文拟对已发表的25项有关个体社会心理变量的横断历史研究进行总结，期望能够揭示各类人群社会心理变迁趋势的整体图景。这里用“社会心理”这个笼统的标签指代个体社会性的一系列变量，在本文中主要涉及个体的自我观念和人格特质，个体对人际关系和职业的看法或体验（如依恋、社會支持、人际信任、职业倦怠），个体对生育和生活的看法或体验（如生育意愿、幸福感）。

2 文献和统计指标说明

本文搜集到了25项有关社会心理的横断历史研究，这些研究所选取的分析数据均来自以我国各省份人群为被试的实证研究，所用数据的取样时间跨度各不相同，时间起止点也有差异，最早的调查数据来自1979年，最新的数据截止到2017年（见表1）。它们关注不同人群的社会心理指标变化轨迹。表1中给出了统计量d值以反映每项横断历史研究中某一心理指标在终点年的得分与起点年得分相比的变化程度。d值根据终点年得分减去起点年得分的差值，再除以历年数据的平均标准差计算而来。d值为正数时表示得分上升，为负数时表示得分下降。d值绝对值的大小代表了得分变化的程度或年代差异效果的大小。根据Cohen（1977）的建议，d值为0.80属于“大效果量”，0.50属于“中等效果量”，0.20属于“小效果量”，每个研究具体所得d值可根据最接近的类别来描述（这种效果量大中小的说法，只是一种极为笼统的类别划分，并非某种绝对的临界值或判别标准）。表1中列出了25项横断历史研究文献，下文提及这些文献时将用表中的序号指代，基于这些文献将从自我与人格、人际关系、职业心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幸福感等五个方面总结不同人群的社会心理的时代变迁。

3 各类人群社会心理的变迁

3.1 自我与人格的变迁

现有的关于自我和各种人格特质的横断历史研究，主要是围绕中学生和大学生两类群体进行的，研究变量涉及自尊、自恋这两个关于自我的常用变量，也包括“大五”人格，以及共情、攻击性、成就动机、学习倦怠、应对方式等人格特质类变量。

首先，中学生及大学生群体的自尊和自恋均在降低。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判、对自我能力的感知以及对整体自我的接纳。它可以采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SES）进行测量，自尊得分越高说明人们对自己的看法越积极，自我评价越高。适宜的自尊水平是基于自我的现实状况和他人评价形成的，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接纳自我、适应现实;而罔顾现实，过分强调自我的价值、自我的重要性和优越性就成了“自恋”。以罗森伯格自尊量表为工具，针对自尊变迁的2项横断历史研究（表1中的第1、2项研究）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近二十年间无论是中学生（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其自尊都随着年代变迁呈现出大幅度的下降，但两者降低的影响因素可能不同。统计结果显示：中学生自尊降低可能与社会联结程度的快速降低有关，调查实施当年的流动人口数量和离婚率的升高能够预测中学生自尊的降低程度（第1项研究）;而对大学生群体而言，近些年来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使得其学历优势逐渐丧失，就业市场开始遇冷，让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变差，自尊水平降低（第2项研究）。采用自恋人格问卷（NPI）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的测量结果发现，他们的自恋程度在2008到2017年的十年间也在不断下降（第3项研究），其下降原因可能与自尊类似。

其次，大学生群体在人格特质上随年代变得更加外向、开放、严谨和宜人，但情绪更不稳定。人格特质体现个体的独特性，有其生理基础，但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格特质会随着宏观社会背景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研究者常采用简版大五人格测验（NEO-FFI）来测量人格特质的五个方面：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严谨性，测验得分越高，分别表示个体的情绪越不稳定、性格越外向、观念态度越开放、更容易与人相处、行事越谨慎。针对大学生人格特质的横断历史研究（表1的第4项）发现，自2004到2013年他们的人格特质发生了明显的整体性变化：大学生正在变得更加外向、开放、严谨和宜人，然而情绪的稳定性变得更差了。

另有4项对大学生共情能力、攻击性、成就动机和学习倦怠的横断历史研究结果能够为上述大学生人格特质的变迁趋势提供部分佐证。共情是反映人们能否理解他人情绪体验并与之形成共鸣，以及产生适宜行为反应的能力，它可以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加以测量，得分越高代表共情能力越强。共情能力强的人更善于处理人际冲突、建立温暖和谐的人际关系，表现出较高的宜人性特质。表1中第5项研究指出，从2009到2015年大学生的共情水平有较大幅度上升，这与人格中宜人性水平的增加相一致。从反面来看，使用攻击或暴力方式解决冲突会破坏人际关系，是个体宜人性较低的表现。攻击性问卷（AQ）能够测量个体的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四个因子。表1中第6项研究指出，从2005到2015年之间，大学生群体的总体攻击性水平逐渐降低，主要表现为身体攻击和敌意水平的明显降低，而言语攻击和愤怒水平没有发生变化。此外，对1999到2014年之间大学生群体成就动机的时代变迁研究（第7项）结果显示，随着时代发展大学生避免失败的动机越来越强，即他们行事变得越来越谨慎以防止失败，这与人格中的严谨性得分上升趋势是吻合的。成就动机指人们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追求成功、避免失败的心理倾向，可用成就动机量表（AMS）测量。该量表的成就动机总分由追求成功因子得分减去避免失败因子得分求得。第7项研究显示，在这16年间大学生的成就动机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大学生群体追求成功的动机并没有随年代发生大的变化，但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关注如何避免失败。对大学生学习倦怠的横断历史研究（第8项）结果也显示，从2005到2017年大学生在学习倦怠量表（LBSCS）上的得分有明显提高，说明他们的学习动力、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都在降低。这个研究结果与大学生个性变得更谨慎、更倾向于避免失败不无关系。当个体倾向于避免失败时，会因为害怕获得新知过程中遭遇失败而更加回避或远离学习，导致学习倦怠水平不断提高。

最后，大学生群体应对挫折和压力的方式变得更积极。个体面对挫折或压力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称为应对方式，可以借助应对方式问卷（CSQ）进行测量。该问卷包括解决问题、求助、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六个因子，其中解决问题和求助属于积极的应对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则属于消极的应对方式，合理化因子属于混合型的应对方式。表1中的第9和10两项研究考察了大学生群体在这六个因子上的变化趋势，虽然最初考察2001到2006年这个较短时期内六个因子的得分时均未发现年代效应（第9项研究），但十年后补充数据而延伸至2015年时发现，大学生的解决问题和求助两个因子得分随年代显著上升，而其他因子得分变化不大（第10项研究），这说明他们的应对方式越来越积极。这与前文提到的过去几十年大学生群体人格特质更趋外向、开放的特点都是一致的。

3.2 人际关系的变迁

时代变迁除了影响不同人群的自我认识、人格特点和压力应对方式，还对其人际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以往的横断历史研究考察了大学生及其他人群的成人依恋质量、社会支持、人际信任等心理指标随年代发生的变化，这三类指标分别代表了个体亲密关系、日常社会关系以及与陌生人关系的质量，可以折射出时代变迁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第一，大学生群体的成人依恋质量略有降低。大学生与自己的好友、家人、恋人等亲密关系对象之间产生的情感依恋被称为成人依恋，可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进行测量，量表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方面评估依恋质量。在亲密关系中总担心关系破裂或被抛弃，则表示依恋焦虑严重;而總感觉不能对对方敞开心扉、总是回避亲密接触则说明依恋回避严重。表1的第11项研究显示，从2003到2015年，大学生群体的依恋焦虑增加，依恋回避先增加后降低，总体的依恋质量似乎略有降低。

第二，大学生群体和老年人群体得到的社会支持都在降低。社会支持反映了人们能够从自己的社交网络中获取的实际的、可见的支持，或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的程度。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常被用于测量个体得到的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及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分别针对大学生和老年人的两项横断历史研究（第12、13项）均一致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两个群体得到社会支持的总分都明显降低，这主要表现为所得到的客观支持在减少，而且老年人所得支持的减少幅度尤甚。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庭规模都在缩小，核心家庭日益成为主流，而以往可由大家族或扩展家庭提供的支持、陪伴及养老功能在减弱，也就是说，客观社会支持在明显减少。随着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型为现代的陌生人社会，深度社会交往机会也减少了，不利于弥补家庭系统缺失的支持功能。

第三，大学生群体人际信任水平不断降低。除了与亲密关系对象、熟识人群的关系质量变差外，大学生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也在降低。对陌生人的信任通常采用人际信任量表（ITS）测量，其得分能够反映人们对他人或各类团体与社会角色的信任程度。表1第14项研究显示，从1998到2016年间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下降，他们觉得他人和社会不再那么值得信任。这项研究还表明，信任的衰落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市场动力属性被释放（如鼓励人们的逐利和自利行为），而起监管作用的市场规则发育不足。简言之，市场动力属性和规则属性的不平衡引起了对诚信的滥用，而降低了人际之间的信任或可信性。

3.3 职业心理的变迁

职业倦怠和组织承诺分别从不同方向反映了个体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与组织的心理联结程度，这是职业心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者们考察了教师、医护人员和企业员工这三个群体的职业心理是否随年代发生变化。

第一，教师、医护人员等人群的职业倦怠日益严重。职业倦怠意味着人们在工作重压下产生了身心疲劳、情感耗竭，并且难以体验到成就感与价值感。职业倦怠量表（MBI）测量了情感衰竭、去人性化（对他人消极冷漠、愤世嫉俗）和低成就感三个因子。表1的第15项研究表明，2003年以后，教师群体的职业倦怠程度在逐年增加，去人性化和低成就感两个因子得分大幅升高，这说明教师对工作的热情和情感投入逐渐降低，从工作中体验到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感在下降。第16、17项研究同样表明，在这一历史时期，医生和护士群体的职业倦怠感均明显增加，尤其是医生群体，其在情感衰竭和低成就感因子上的得分大幅增加，这说明医生因工作投入过多而导致身心疲惫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而他们在工作中体验到的价值感、成就感却越来越少。教师与医护人员都是以人为工作对象、直接与人交往的职业，需要大量时间和情感投入，而且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这类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因而他们特别容易出现身心俱疲和情感衰竭;同时，因为工作的复杂性，这些职业人群的个人付出未必能与工作成就（学生成绩提高、病人康复）成正比，致使他们的职业成就感不断下降。

第二，企业员工的组织承诺提高。组织承诺是指员工对组织的情感依附、投入和忠诚度，体现了员工与组织间的一种心理关系，包括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和持续承诺三个因子，通常用组织承诺量表（OCQ）测量。对企业员工在2004到2014的11年间组织承诺变化情况的研究（见表1第18项）发现，员工因情感依恋（情感承诺）、因道德和责任考虑（规范承诺）而愿意留在组织中的倾向明显提高。这一趋势与数据收集前5年的城镇化率、人均GDP、CPI（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失业率和高校毕业生数量等指标相关，也即随着城镇化率提高、生活和工作的经济压力增大、就业压力的增加，企业在职员工对企业的情感依恋和忠诚度“不得不”提高。

3.4 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变迁

人口学研究者从心理学中引入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对近40年的人口调查和普查数据进行了再分析，揭示了公众生育意愿、实际生育年龄和再育年龄、子女性别偏好随年代发生的系统变化。

首先，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明显降低，且生育行为下降速度快于生育意愿。表1中的第19项研究显示，从1980年之后的30年间，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明显降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2.13，90年代是1.90，2000年后的十年是1.67。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实际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即人们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多于其理想个数;90年代之后，生育水平已经低于生育意愿了，即此时人们实际生育子女的个数少于其理想个数。另一项对上海市育龄人群在相似时段的横断历史研究（第20项），也得到人们生育意愿不断降低的结论。

其次，我国女性的实际生育年龄不断上升。表1中的第21项研究考察了我国女性初育和再育年龄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女性初育年龄从1995年的23.49岁上升到2012年的25.78 岁，再育年龄从26.73岁上升到29.61岁;理想的生育年龄相对较为稳定，没有随着年代发生显著变化，理想初育年龄保持在25.30岁左右，理想再育年龄维持在28.40岁左右。城市人口无论是初育年龄还是再育年龄，均是实际生育年龄大于理想生育年龄;农村人口则相反，实际初育年龄显著小于理想初育年龄，再育年龄经历了由“实际小于理想”到“实际大于理想”的转变。

最后，我国居民对子女的性别偏好正在弱化为“无偏好”。表1的第22项研究显示，人们对子女性别的偏爱在1979年之后的40年中发生了系统变化：对男孩的偏好一直呈明显弱化趋势，理想男孩数量也在降低;社会整体文化氛围正在由有性别偏好（偏好男孩）向无性别偏好转变，日益认同“生男生女都一样”。

3.5 幸福感的變迁

有关幸福感的横断历史研究主要针对大学生和老年人两个群体展开，所使用的工具包括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幸福感指数量表（IWB）和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在这些量表上得分越高均代表幸福感越高。表1中的第23项研究显示，从2000到2011年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断提升。第24、25两项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得到一致结论：老年人的幸福感在过去几十年逐渐下降，这可能与经济和医疗压力的增加以及家庭规模的缩小等因素有关。

4 社会心理变迁总体特点与应对之策

综观表1中25项横断历史研究的结果与结论，各类人群的社会心理变迁大致表现出下列总体特点。

首先，大学生社会心理指标变迁“喜忧参半”。好的方面是大学生人格和应对方式总体而言更趋积极，他们人格变得更加外向、开放和宜人，而且共情能力提升，攻击性下降，面对压力时更多采取解决问题和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幸福感似乎也提升了。不利的方面是，他们的自尊水平大幅降低，情绪稳定性变差（更神经质），更倾向于避免失败， 行事似乎趋于严谨（“严谨性”得分的上升未必是件好事）;他们的各类人际关系质量，包括人际信任水平和能得到的社会支持都在降低。

其次，多种职业人群的职业压力和倦怠感大幅增加。教师和医护人员都体会到了日趋增加的职业倦怠感，表现为情感衰竭，缺少职业成就感，难以对工作投入更多热情。教师和医护人员都以人为工作对象，从事的是一种情感性劳动，这种职业压力是有损其心理健康的。此外，企业员工对组织的承诺是上升的，这种上升对减少员工离职和企业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其原因可能是在就业压力升高趋势下，员工不得不表现出对企业的承诺。

再次，老年人和中学生的某些心理特点值得关注。老年人的幸福感明显降低，得到的社会支持大幅减少，后一结果可以部分解释前者。中学生的自尊水平也出现明显下滑，其趋势与大学生类似。

最后，我国居民的生育心理和行为出现了深刻的变迁。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水平都大幅降低了，而实际生育年龄则在延迟。通俗地说，相比从前，育龄人口更不愿意生孩子，并且孩子生得更晚了，这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我国人口增幅会出现下行趋势。此外，现在人们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偏爱男孩了，更多人觉得“男女都一样”。

综上，很多人群的一些社会心理指标在朝着消极的方面变迁，这种趋势应该得到高度重视。例如，随着整体社会网络、人际联结程度的下降，无论大学生还是老年人得到的社会支持都在减少，人际信任在衰落。这种变化往往是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教师和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感在增加，这些行业人员巨大的工作压力和情感消耗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随着现代化、社会富裕程度提高，居民生育意愿会出现明显下降而致使人口增长低迷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一规律几乎全世界每个发达国家都经历过，我国政府应该提前作出应对之策。

应对之策无非“治标”和“治本”两类。治本当然是上策，例如，教师和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问题，可以通过调整从业人员数量和工作任务，增加工资待遇等来缓解。然而，一些社会心理的变迁，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根源，难以短期内改变。例如，信任的下滑如果可以归结为市场化造成的心理代价，则要通过长期的努力以建构良好的市场规则和社会规则去保护信任者（辛自强， 2019）。在“治本”很困难的情况下，则应针对特定的社会心理指标采取专门的举措，缓解问题本身。例如，针对老年人幸福感的下降，可以采取措施帮助老年人重建一部分社会网络，或者提供幸福训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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