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是什么味儿

王立群

编者按

Editor's note

潮起潮落，印记无声;桑田沧海，岁月留痕。

<图1>20世纪80年代初，春节前的物资交流会是国人置办年货的主要场合（梁延庄/摄影）

<图2> 赶年集，给孙子买个小喇叭就是过年的最好礼物（李百军/摄影）

<图3>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腊月，村里人就忙着碾米办年（李百军/摄影）

<图4>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还是稀缺资源，乡村剧团在村口唱一出戏就是过年的大日子（李百军/摄影）

2020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之年，迎来了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党向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新中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勤劳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从贫困走向温饱，从温饱走向富足，从富足迈入小康。我们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在沧桑的岁月流转中留下独特的印记。这种印记，可能是一桌年夜饭、一件新衣服、一间新瓦房、一辆机动车或者只是一个绽放的笑脸、一个不经意间改变的习俗……2020年，《山东画报》流年旧影推出系列专题“沧桑留痕”，让我们在老照片中，回望中国人民迈向小康之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寻找齐鲁儿女在沧桑岁月中留下的无声印痕。

如果將中国人一年的生活浓缩至一天，那么最具代表性的一定是春节。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过年”都是最能体现国人生活质量的时刻，我们自然能够从“年味”的变迁中清晰地感知到，时代演进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之前，“穷”是一个摆脱不掉的概念。对于80后的我来说，长辈们口中吃糠咽菜的生活，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他们对于年的描述，从摊煎饼变成蒸馒头，从奶奶针线盒里的千层底大棉鞋变成供销社里的橡胶底，妈妈准备的新衣服从手工做变成了集上买。到我可以在村子里自由穿行的时候，最深刻的关于年的记忆，就变成了村口的豆腐坊和“大型杀猪现场”。

豆腐，因为这“福”字的谐音，而备受大家的喜爱。豆子，又是经济实惠的农作物。年前，家家户户“出豆腐”，村里的豆腐坊也就成了最忙碌的场所之一。看着奇妙的豆汁经过卤水的轻点变成块状，如魔术一般，让小朋友们欢呼雀跃。即便是我这种不爱豆腐味道的孩子，也对豆腐的生产过程充满好奇。不过，对这种食材再排斥，年夜里的白菜豆腐饺子，还是必须要吃几个的，毕竟那馅里藏着一年的福气。

肉，比豆腐金贵得多，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春节里，最“有质量”的年货之一。自家猪栏里养了一年的猪，被拉到村口，那里有磨刀霍霍的屠宰师傅，还有村里胆子大的青壮年。屠宰师傅似乎是每个村的标配，但也一般仅此一人。因此，稍微大点的村子，杀猪都是要排队的。对于儿时的我来说，这种记忆不是血腥的，而是充满欢乐的，除了年的到来之外，还有为方便去毛而被吹成球状的猪，白晃晃圆滚滚。一头猪，自家最多留下四分之一，剩下的交给屠宰师傅拿到集市上去卖掉，还可以补贴一部分家用。

再后来，家里养猪的人少了，春节所需的猪肉变成了到年集上买，“后座”是需要抢的，大概因为那是猪全身最具活动能力的地方，不仅肉的肥瘦比例恰当，口感还好。抢一份“后座”，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带回家，你就成了年集里最拉风的风景之一。

年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维持着恒定的时间和地点，而随时间演变的是年货的内容和逛年集的心态。年货越来越丰富，孩子们的快乐也从一个小喇叭、一串糖葫芦变成了迪士尼、乐高。运年货的工具也从小推车、自行车一步步变成摩托车、小轿车。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更多的“城里人”，赶年集的目的从单纯的购物，变成了寻找记忆中的醇厚年味。年货再也没有了“必需”，丰富和充足带来的自然是选择甚至是挑剔。而每个人脸上绽放的欢笑，自然是生活越来越富裕的最佳注脚。

（编辑/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