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合作：日本经济界的自觉推进与启示

王妍妍 王志蔚

摘要：产学合作是战后日本经济界促进高等教育适应产业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教育自觉精神的集中体现。日本经济界不但对产学合作具有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愿望，而且积极搭建产学合作组织，向政府和高校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提供合作经费等，他们是日本产学合作强有力的倡导者、建言者和推动者。战后日本经济界产学合作的教育自觉与积极作为为我国的职教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日本;经济界;产学合作，教育自觉;行动策略;启示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0）01-0091-06

产学合作是指高校与企业共同培养人才、开展研究活动而实行的一种互利共赢的协作模式。高校和企业是产学合作共生环境中的两个主体，产学合作的前提是两个主体都必须具有合作的意愿和要求。从世界范围看，一般企业对产学合作的态度大多是消极甚至排斥，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的目标是致力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与高校教育目标与合作要求存在较大矛盾。但在战后日本，产学合作情形却有很大不同。为了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日本经济界主动适应产业转型发展，强烈要求政府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实行产学合作，协同培养新型技术人才，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鲜明的教育自觉和建言咨询能力，成为推动产学合作的关键力量。

一、日本产学合作产生的历史背景

产学合作源于1906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教育合作”制度。这个制度的目的是校企合作培养既掌握知识又富于实际操作技能，毕业后立即发挥作用的技术人才。其教育模式是大学生第一学年在学校里接受基础知识教育，升入二年级以后，每三个月为一期，让学生轮流到工厂实习，使学生在校学习和在工厂实习交替进行。这种教育模式的优点是“一方面减轻大学在设施设备方面的负担，另一方面使学生在学期间就获得企业内的人事经验”[1]。日本的“产学合作”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个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恢复，日本经济发展步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产业结构从农需工业为重点转向重化工业为中心。经济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的变化、生产设备和技术的更新以及自动化的实现，日本产业不但急需大量掌握现代先进技术的熟练劳动力，也需要大批具有高深知识和技能水平，适应能力很强的劳动者，“要求大学和工业高中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养”[2]。如何才能培养适应新岗位，使用新设备，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呢？日本产业界认为，传统的高等教育是以培养高深学问的社会精英为最高目的，重文法、轻理工，培养的人才缺乏实际应用能力，不能适应产业转型和技术革新的要求。在杜威实用主义以及美国占领当局教育专家的影响下，1957年，日本生产性本部组成产业技术振兴专门考察团、产业合作专门考察团赴美考察。1958年，生产性本部向文部省和产业界提出了“大学毕业后继续实施产学协作教育”的建议。当时，虽然一些企业对“产学合作”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一度冷漠，但是，随着产业技术革新和全新人才的匮乏，日本各企业逐步认识到优秀的技术员对企业的重要性，开始以重金争夺优秀技术人才，并改变了对产学合作的态度，于是，“产学合作”得以顺利发展。20世纪60年代，日本“大学既可以从产业界聘请优秀技师为兼职教员、举办讲座，也可以从大企业的研究所里索取最新资料;既可以让学生到工厂实习，又可以接受工厂的委托研究等。反过来，大学教授既可以被聘请兼做企业的顾问，也可以为企业代培人员，开办夜校等等”[3]。产业界的合作要求和广泛参与彻底打破了日本高等教育传统的办学模式。

二、日本经济界产学合作的教育自觉

自觉是指主体对自我有所认识，并付诸行动的意识。教育自觉是教育领域的所有参与者，对教育观念、教育传统、教育质量等问题的理性认识，是对教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准确把握和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深刻反思，理性抉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品质。大教育观认为，教育自觉并不限于教育界。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都是教育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教育的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都会对教育观念、教育传统、教育质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认知、批判和诉求，产生教育自觉，并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介入教育。战后日本经济界在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为了振兴经济、发展产业、提升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对产学合作表现出鲜明的自觉精神和参与意识。

（一）发展技术教育需要产学官三方合作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切资本中最贵重的是投给人的资本。在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的时代，促进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劳动的量，而是劳动的质。建立有效的人才开发机制，提高员工的质量，是企业竞争取胜的重要法宝。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以下简称“日经联”）和经济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经团联”）指出：“提高日本将来的技术水平和增强国际上的竞争能力，长期维持经济繁荣，我们认为最基本的紧急课题是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迅速扩充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发达国家的日本的技术教育”[4]。那么，如何才能提高技术教育的质量，日本经济同友会认为，大学不能脱离社会发展。技术教育和经营教育质量唯有通过“产学协作”，才能培养出“财界接班人”[5]。“大学应考虑同社会要求更加适应的体制，尤其要确立大学、产业界和政府三者之间的人事、观念和流通资金的制度”[6]。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产业界又提出，根据产业社会的发展要求，日本高校应该办成“开放性大学”，谋求大学与企业的人事交流。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适应产业技术的发展要求，突出表现为技术人才缺乏且质量不高。对于这样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日本产业界比日本政府和教育界的认识则更敏锐、更迫切、更深刻，也更主动。他们纷纷呼吁中央教育审议会“改革新大学制度”“加强大学和产业界之间的联络”[7]。

（二）产学合作教育是产业界的社会责任

日本政府最大最有影响的政策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认为，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的能力开发，不能只局限于学校教育。重要的是对各种能力的人分别进行适当的再教育”“在复杂而激烈变化的技术革新时代，应该进行社会性的有组织的各种再教育。应该通过产学协作来努力解决再教育的问题”[8]。“日经联”多次表示，对于“产学协作”，产业界要“不惜力量予以具体的合作”[9]。日本经济同友会在《经营者对社会负责的觉悟与实践》的声明中强调，现代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是与大学协作共同培养高质量的经营者和后继人[10]。东京都产业教育审议会表示，联手大学和短期大学实施产业发展和学生实际需要相融合的科学与技术再教育乃至终生学习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职责[11]。在他们看来，产业界是教育的利益攸关者和重要参与者，人才培养不仅是高等教育的事业，也是日本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要担当其应尽的社會义务，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参与高等教育，提前介入到人才培养过程中，尤其是在学生职业观形成、职业适应能力培养、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12]。

三、日本经济界产学合作的推进策略

（一）建立产学合作协调组织

组织结构是实现其目标的一种手段，是推动内部高效运转、取得良好绩效的先决条件。组织结构的表现形式为组织目标、人力资源、职责权限、工作内容等。日本经济界特别是生产经营机构通常都有自己的教育研究机构，产学合作组织就是其中之一。1955年，日本产业界与日本政府协同成立了民间性质的“生产性本部”，“本部”专门设置了“产学协作委员会”。在这个领导机构理事会的人员构成中，“企业首脑约占45%，工会代表约占20%，学者、教授和本部的专职理事约占35%”[13]。“本部”经常举办形式多样的产学合作讨论会、恳谈会等，邀请日本政府官员、工商界、教育界、学术界等人员探讨经济发展形势、企业管理、职业培训、技术创新等问题。1959年，为了促进高等教育“了解产业界的实际情况，满足产业界要求不断地发挥作用”，促进日本经济实现现代化，经济同友会决定设立“产学协作中心”。“利用产学协作中心，频繁召开恳谈会和讲座，疏通财界和学者、学生集团之间的意见”，要求“每个企业和大学一起通过共同研究等形式，积极推进产学协作”[14]。其他经济团体如日本经济联合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盟也分别设立了产学合作中心。

（二）提出产学合作意见与建议

战后日本经济界认识到，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关键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技术人才的培养。为了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日本经济界经常围绕企业利益、技术创新、国际竞争和长远发展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活动，不断向政府和高校提出各种意见、建议和报告。据不完全统计，1952—1996年，“日经联”、“经团联”、经济同友会、关西经济联合会、日本产学恳谈会、东京商工会议所等经济团体先后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关于技术教育要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意见》《关于经济同友会的产学合作》等15份产学合作建议书或咨询报告，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产学合作要培养高素质技术人员和创造性人才

“经济审议会”提出“产学合作”要实行“能力主义”教育。所谓“能力主义”教育，是指高等教育要尽早地发现并精心培育那些具有高素质的高级技术人员。“能力主义”教育理念要求高等教育应按照产业界对高级技术人员、技师和熟练工人的需求模式，实现学校体系的多样化[15]。东京商工会议所认为，高等专科学校的专业设置要紧密配合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为企业培育“既有理论基础知识、又有实践能力、很受企业欢迎的第一线技术人员”，切实地支撑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16]。日本产学恳谈会希望高等教育要着眼于培养“对于未知领域充满敢于积极挑战气概的人才，提高对创造性的社会评价以及形成培育创造性的土壤，培养善于开发新技术的创造性人才”[17]。

2.高校要加强与企业交流，准确把握产业和岗位要求

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了解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是日本产业界对高等教育的普遍要求。“日经联”在《关于技术教育要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意见》中认为，理工系统的大学要和产业界建立紧密的联系， “确切地把握产业界的要求”。产学恳谈会认为，大学要“与产业界、学会、中小学社会各方面建立积极而又广泛的合作与联系”[18]。其主要建议为：第一，要“设立大学和产业界可持续性交换意见的场所”。第二，“大学人士要进一步了解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及其作用”。第三，“积极而又灵活地实施如企业有经验者上学校讲台那样的特别临时讲师制度”“实施实习生制度，让学生了解本地企业以及进行实践体验，获得企业实习的经验体会”[19]。

3.政府要增加产学合作教育的财政援助

“日经联”和经济团体联合会认为“确立有关扩充技术教育的综合性的各项措施是当务之急”。在上述措施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日本政府要增加技术教育、产学协作经费、改善教员的经济待遇”[20]。“对于由企业捐赠给大学和学校的研究费、设备资金、实验实习设备、奖学金等，政府应给予免税。”“为了扩充高等学校技术教育的设施设备，并使之现代化，要大幅度增加国家预算和援助费。对国立、公立的技术教育要采取措施，用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经费尽可能地予以扩充”[21]。

（三）提供产学合作支援经费

日本产业界向大学提供合作经费的主要形式，一是按照产业革新需要投资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如日立制作所投资3亿日元建设东洋大学工学部。日本财界资助庆应大学设置管理工学研究生院和“东京大学工学部”[22];二是提供共同研究经费。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有2/3的企业与大学共同开展技术开发研究。90%的企业提供的研究经费在10亿日元以上，50%的企业提供的资金在1亿日元以上[23];三是委托高校研究。1983年，企业委托高校“研究课题1286项，经费26亿日元;1993年课题2432项，经费为69.1亿日元。1994年经费为65.7亿日元”[24];四是企业奖学捐赠。日本的赠金制度是产业界与高校合作的奖励和捐赠制度，主要是为大学生筹措学费，促进学术研究。“1983—1992年间，日本高校获得的奖学捐赠金从150亿日元增至501亿日元。1993年和1994年度分别为500亿日元和489亿日元”[25]。

（四）参与政府产学合作决策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实行内阁审议会（又称协议会、审查会、调查会、委员会）制度。审议会是指附设在行政省、厅针对某些事务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的咨询合议制机关。其主要职能是根据有关国家行政机构的咨询，负责制定各项政策和重要行政措施，进行必要的调查，并做出有关行政事务的各项决定。日本经济界的三井、三菱、住友、富士等“六大垄断财团”是日本的核心势力，他们控制着全国的金融、工矿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贸易等主要经济部门。各大“财团”为了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千方百计通过审议会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教育等行政决策活动。例如，以“重建战后日本经济”为目的，由垄断企业的经济团体和中小企业经济团体组成的综合性经济团体联合机构——“经团联”，一方面，对接日本政府职能部门下设30多个委员会，以便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与执政党——自民党加强联系，进行“政策协调”;另一方面，各专门委员会分别向日本政府的各种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等咨询机构派出委员，并通过这些机构申述“意见”或要求。“经团联”的这些“意见”或要求，无疑会对日本政府各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当“日经联”提出《关于技术教育要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意见》，要求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和技术工人，改善培养技术人员的理工科大学教育，谋求理工科大学同产业的紧密联系时，日本文部大臣及时向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了振兴科学技术教育措施的咨询报告，文部省依此报告发表了《科学技术教育振兴方案》。日本“生产性本部”、日本经济同友会和日本经济审议会提出产学合作的要求，日本内阁积极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对教育训练來说，今后更重要的是推进产学合作。”“为了补充教员和指导人员，必须加强同民间技术员、熟练技术工人之间的合作体制，加强学习教育和职业训练的联系”[26]。

四、日本经济界推动产学合作的启示

（一）产业界要有跨界教育支持产学合作的责任担当

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人才。然而，培养多少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高校必须做出回答，作为经济主体和教育消费者的企业也需要回答，而且需要合作。这既是企业依靠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一个企业不能回避的社会责任。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企业活力的主导力量。无论新设备的更新，还是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都离不开高质量的人才。日本企业界流行一句名言——“企业就是人”，企业由人经营，经营是由人来决定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反复强调“造人”先于“造物”，这些远见卓识表明，日本企业把人看作决定企业发展成败的根本因素。因此，日本企业家認为，“造人”不仅是教育界的职责，也是产业界的责任。美国经济学者理查德·帕斯卡尔和安东尼·阿索斯在评价日本企业管理艺术时指出：松下的人们创造了一个联结他们劳动生产与社会的方式，于是，产生了具有达尔文主义色彩、力图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相联系的一类管理哲学思想“一个企业应该自力更生，为社会提供服务”[27]。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高桥龟吉认为，战后“日本多数企业和经营者所选择的根本方向，都不在于利润第一，而在于扩大发展事业。在经营者的头脑中不断闪烁的传统信念，就是求取事业的扩大和发展，同时也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28]。不把眼前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服务，这是日本产业界支持高等教育改革，参与产学合作，共同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共识。反观中国，大部分企业能够看到人的重要因素，但缺乏跨界“造人”的教育意识，更缺乏校企合作的社会责任。应用型高校步履艰难的校企合作现实反映出，许多企业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消极对待甚至拒绝校企合作。但在媒体上、两会上，他们却喋喋不休批评高等教育脱离实际，埋怨学生缺乏岗位实践能力，这些批评令高等教育陷入尴尬和悲哀的境地。

（二）企业要成为提升高教质量的建言者和推动者

在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与高速发展过程中，日本产业界从经济发展的要求出发，对日本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规模与人才规格等方面向政府和高校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动建立产学合作组织，提供办学经费，以期培养产业转型发展所需要的高级技术人才和创造性人才，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产学合作倡导者、建言者和推动者。如人才培养规格，“株式会社三菱综合研究所”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们认为日本企业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沟通能力、基础学力、责任感、积极性、行为能力、工作礼仪、上进心、演讲能力、PC操作能力、职业意识、环境适应能力、专业知识、抗压能力、发现问题能力、社会活动等[29]。这个报告对日本松商短期大学课程目标的调整和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人才需求调查基本由高校或教育信息咨询机构来进行，而企业对人才需求的调查研究则漠不关心。除了新员工上岗前急功近利的短期培训，我们极少看到一个企业设立教育研究机构，系统地研究校企合作，为高校专业调整、课程改革、师生到企业实践等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校企合作是高校与企业共生发展的重要事业，是提高应用型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提高校企合作的实效性，实现产教融合，企业不能只是袖手旁观的批评者，也不应该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敷衍者，而是合作的主体和不能回避的利益相关者和推动者。当然，企业合作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组织和调控，更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和规范。

（三）政府要建立教育与经济融合的决策咨询机构

随着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国家事务日益复杂，国家行政管理面临着来自新科学、新知识、新技术的挑战。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和完善着审议会制度。根据《现代日本经济事典》统计，“大臣级‘私人咨询机构有39个，官方正式咨询机构有212个”[30]。为了增强政府决策的有效性，日本政府邀请各部门、各方面的代表，进行充分的调节和协商，既重视整体利益，又兼顾局部利益，以便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能互相协调，力避决策的片面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经济审议会中有一些高校的知名教授，教育界的审议会里有一些经济界权威。“在日本财政，金融、贸易及税收等11个大型审议会的373名委员中，政府官员有77名，占总数的20.6%，垄断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有208名，占56%，大学教授等有87名，占23.4%”[31]。1998年，日本大学审议会第六届委员共有20人，“其中大学校长、教授10人，文化、教育、研究机构代表5人，企业界代表5人”[32]。在“临时教育审议会”的25个委员中，“有财界5人，官方5人，学界6人，中小学各1人，中教审5人，会长助理2人”[33]。这种“你中有无，我中有你”的制度设计把经济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产学合作教育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有利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日两国虽然国情不同、制度不同，但在促进校企合作问题上，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日本政府教育决策制度，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设立高等教育政策咨询机构，吸纳我国产业协会人士、著名企业家、卓越工程师、财经界权威人士等作为产学合作政策调查研究与决策审议成员;在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吸收教育界专家、高校教授参与经济决策，充分发挥经济跨界教育、教育跨界经济，协同服务和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聪明才智，为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做好顶层设计。2018年11月，国务院为了改革职业教育，制定了《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统筹协调解决我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长期存在的低效问题迈出了关键一步。

参考文献：

[1][3]李永连.日本的“产学合作”[J].日本问题研究，1979（2）：136-143.

[2]日本横浜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按照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制定长期教育计划的报告[J].日本问题研究，1978（3）：26-45.

[4][9][20]日本横浜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关于确立和推进划时代振兴技术教育的要求[J].日本问题研究，1978（3）：50-51.

[5][10][14]日本横浜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关于经济同友会的产学协作[J].日本问题研究，1978（3）：24-25.

[6]日本横浜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大学的基本問题（中间报告）[J].日本问题研究，1978（3）：75-83.

[7]日本横浜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关于改革当前教育制度的要求[J].日本问题研究，1978（3）：12-15.

[8]日本横浜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关于开发人的能力政策的各询报告[J].日本问题研究，1978（3）：58-69.

[11][17-19]陈永明.日本教育——中日教育比较与展望[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2]陆素菊.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就业问题及其出路——透视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政策选择[J].江苏高教，2005（1）：127-130.

[13]张锁柱.加速科技产业化的有效途径——日本的产学研协作初探[J].日本学刊，2001（2）：65-77.

[15]于洪波.日本和美国的教育问题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75.

[16][33]梁忠义.日本教育与经济[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1]日本横浜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关于振兴技术教育的意见[J].日本问题研究，1978（3）：21-23.

[22]梁忠义.战后日本教育与经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57.

[23]梁忠义.战后日本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239.

[24-25]聂长顺.日本产学合作的基础、现状及发展动向[J].日本问题研究，1997（1）：56-60.

[26]日本横浜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J].日本问题研究，1978（3）：52-57.

[27]（美）理查德·帕斯卡尔，安东尼·阿索斯.日本企业管理艺术[M].张小冬，周全，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34.

[28]（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M].宋绍英，伊文成，董璠舆，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176.

[29]罗海鸥，陈俊英.日本短期大学——以松本大学松尚短期大学为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40.

[30-31]金泰相，张赤宸.战后日本垄断资本[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

[32]胡建华.大学审议会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01（12）：41-42.

（责任编辑：张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