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大考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邵彦敏教授访谈

邵彦敏，陶卓睿

陶卓睿（以下简称陶）：当大家谈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时，许多人都用“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其进行概括，您认为这样的概括是否准确？您又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

邵彦敏（以下简称邵）：用“集中力量办大事”概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片面的、局限的，是不完整的。事实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集中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战役实际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次重大检验，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需要系统、全面、辩证的理解。

首先，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建立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上的，本质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坚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役为例，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强调疫情防控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防控和救治举措，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目前能取得阶段性的重大胜利，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第一位的，也正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其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人民作为实践主体彰显的，本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使命和行动均围绕人民的利益而展开，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从新中国发展的历程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研制“两弹一星”，到南极科考站建立、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青藏铁路通行、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筑垒三峡大坝，再到高速铁路通车、蛟龙号入海、“辽宁号”航母起航等，都是在党领导人民，凝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中实现的。从这次抗击疫情的中外对比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及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也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始终坚守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全国各地才有4万余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亿万人民自动居家，停止外出，在这种“内在动力”的驱使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才能得以充分展现；而反观国外疫情防控，部分西方国家在抗击疫情中对病人进行选择性救治，并未完全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全球疫情蔓延迅速，归根结底就是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体系和内在动力。

再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实现的，本质体现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优势。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是法治理念的重大发展，更体现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治理智慧。集中力量办大事需要法治体系的支撑和保障。改革发展稳定，离不开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发展，有赖于法治赋能；百姓平安福祉，靠的是法治守卫；应对突发事件，需要法治保障。从本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看，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依法依规做好疫情防控，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从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再到各地政府依法采取封锁疫区、限制交通、征用物资设施、限制交易等措施、医疗机构采取传染病人和疑似病人采取隔离治疗措施等，均是在坚持依靠法治、完善法治的基础上，确保了疫情防控工作科学有序地开展，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最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实现的，本质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马克思曾说：“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终汇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建立了我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根本依靠。从武汉到湖北，从湖北到全国，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下，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释放出强大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正是我们坚持全国一盘棋，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我们快速建立了应对疫情的领导机构、调度了几万名医护工作者、十天建设火神山和雷神山等医院、整建制成规模地转产紧缺医疗物资、火速支援国外疫情，这些“战绩”仅仅依靠某一地区或部门的力量，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显著优势是不可能实现的。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方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社会治理能力、公有制经济“强大”支撑力、大国担当“非凡”贡献力，为世界树立了典范，为人类作出了贡献，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的高度赞誉。

陶：社会范围内总会听到一种声音，即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普遍低效，您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的？

邵：对于那些认为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普遍低效，呼吁要“全面打破国企垄断”“国企彻底市场化”，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削弱、瓦解甚至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尤其在国企改革中，有人甚至提出，国企改革就是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搞私有化，应彻底取消国企、消灭公有制等主张。这对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挑战。我们必须抵制“公有制经济无效、低效”“国有企业无效、低效”等错误言论，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首先，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的社会化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提出的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中的核心因素，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了社会生产的性质和价值取向。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即“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社会制度，曾经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生产越来越呈现社会化趋势，过去许多个别的、分散的生产活动逐渐融合，社会生产各部门越来越成为密切联系的统一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全社会成员统一占有生产资料。然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于它所形成的巨大生产力而言已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因此，彻底摆脱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需要，是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对所有制提出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股份制和合作制以及当代西方学者所设想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等方案模式，都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的自我调节。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情况来看，“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普遍低效”的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早期工业体系的形成和国民经济发展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工业总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2.7%，仅及美国的6.9%。随着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决定优势地位的确立，从1924年至1941年，苏联只用了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完成了美国50年、英国一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尤其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值下降44%，苏联却以爆发式的经济增速，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化强国。二战结束后，苏联仅用五年多时间就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在战后近30年内一直保持在6%-7%的高位。而苏联解体后，随着绝大多数独联体国家开始推行私有化，各国经济纷纷在90年代出现严重的转轨衰退。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990-1997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缩水近50%，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则只占苏联解体前的33%。进一步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球私有化的进程中，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由3.6%下降到90年代的1.2%，在增长率下降的同时还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失业等经济社会问题。从包括苏联在内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及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公有制经济普遍低效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强有力地证明了公有制比私有制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顶梁柱”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加7.9倍多，平均年增长7.4%，这个速度是西方发达国家平均值的近3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2.5%左右，而同一时期，美国为4%、联邦德国为5.8%、法国为5%、英国为2.3%。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表现更为突出。国有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有资产在大幅增值的过程中实现了结构布局的优化，随着国有经济影响力、控制力和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已跻身于世界500强行列。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历史节点，在2018年末，全国共有国有控股企业24．2万个，数量仅占全部企业的1．3%，资产总值和营业收入分别占全部企业的57．9%和28．1%，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更关注中长期发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肩负实施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在载人航天、探月、深潜、高铁、移动通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承担起了铸就“大国重器”的重任。在这次疫情大考中，国有企业彰显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在中央企业均不专业化生产医用防护服、口罩等医疗物资的情况下，中国船舶集团、新兴际华、国机集团、中国石化、中煤集团、兵器工业调动一切产能生产口罩、压条机、防护服和相关防疫卫生设备。中煤集团22小时就完成无纺布原料聚丙烯Z30S的研发并投产；中粮生物科技转产医用酒精，缓解了疫情暴发时医疗防护用品和器械严重供应不足的情况；中核集团临危受命，仅用5天时间就实现了利用核技术对医用防护服进行辐照灭菌的规模化应用；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为防疫提供高精度、点对点的时空服务，确保医院工地大部分放线测量工作一次完成；中国联通保障了历史上首次现场＋远程视频形式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中国电信搭建火神山医院5G远程会诊系统，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推出5G智慧医疗服务平台。抗疫前线，冲锋在前的是陆海空三军医疗队以及各省几乎都是公立医院派出的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而在抗击疫情最紧迫最关键的阶段，却鲜有私立医院的身影和声音。北京市有关部门公布了101家发热定点医院，其中一家号称国际先进的私立医院，却以医院要改造的名义，宣布暂停服务。莆田系6000多私立医院全都作壁上观。疫情是一部生动的教材，一次深刻的演习，足以警醒和启示人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定不移地把国有资本做优做大做强，为中华民族打造发展和安全的支柱。

陶：您能否围绕“中国之治”，谈一谈我们如何进一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邵：“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治理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的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贡献的中国智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着眼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关键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可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征程中，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将科学理论与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已较其他国家率先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进展，而对疫情有效防控的背后蕴含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这种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的巨大潜力，而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初心写在行动上、将使命落到岗位上，交上了一份抗击疫情的“硬核”答卷，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核心力量。

第二，将强化制度执行力与加强制度执行监督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而当前我们在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人对制度缺乏敬畏，不按制度行事，千方百计钻制度空子、打擦边球；有的人极力想逃避制度的监管，只想从中受益而不愿受到约束等。有好的制度但是却执行不力，再充分的制度优势也难以转化为治理效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要坚决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有力维护制度的权威，做好制度执行的表率，确保制度全面落实。同时，要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构建全面高效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将制度执行与监督相结合，将全方位无死角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贯穿党内监督、国家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全过程，以高效的制度执行与监督，更好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第三，坚定“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治理效能的释放，其最终目的是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价值遵循，也是务实行动，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价值要求，是实现“中国之治”新境界的信心和底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引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发展、创造美好生活的现实制度形态。人民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运行和国家治理的参与者、推动者和监督者，是“中国之治”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离开人民群众的自觉拥护和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评价和感知。从这层意义而言，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民立场为根基起点，把制度建设、国家治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各领域各层面的治理实践中，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价值遵循。依靠人民治理，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有效保证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社会生活，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激发人民活力，集结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稳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此次疫情发生后，我国坚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疫情防控阻击战，各项疫情防控政策和治理措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强后盾。

陶：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本次疫情防控中的表现与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肯定。您能否基于中国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非凡贡献，谈一谈我们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如何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瞩目成就，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大势所趋，本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暴露了全球治理的困境和缺位。中国在抗疫战争中勇立潮头，以坚定自身立场、坚持防控政策不动摇，以及疫情防控的阶段性重大进展，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的高度赞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从现状来看，我国综合国力与全球治理话语权之间存在明显的倒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步实现了从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变，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无法被国际社会忽略的既定事实，因此，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是大势所趋。从当前形势来看：一方面，中国人民迫切想要拥有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和参与全球治理话语权，希望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共识占据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受益于经济发展的先手优势，在舆论风向、价值导向、思维方式、话语体系等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主流和高地，我国综合国力呈现出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倒挂。甚至在本次疫情防控中，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舆论格局，通过造谣“中国病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政治泼污，不仅无视中国在抗疫斗争中做出的杰出贡献，更使得人类灾难变成了意识形态博弈的秀场。这些都对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其次，从机遇来看，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当今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历史上看，疫病、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通常会造成权力真空或原有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例如查士丁尼时期的黑死病间接促成了在伊斯兰世界在中东地区的兴起；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等。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秩序时多次强调“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制度弊端还是国际治理缺位都被放大和彰显。西方国家既有的所谓制度优越性在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调集资源、组织管理等方面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面对疫情的迅速蔓延与肆虐，特朗普当局依然寄希望于私营企业“扩大产能”解决问题，意大利只对症状严重的患者进行检测，英国更是提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群体免疫”计划。他们所谓的民主优势，最终不过是精英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说辞。反观作为吹哨者的中国，基于社会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从治疗方法、基因图谱到一系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经验，国际社会期待着中国在这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贡献智慧和方案，中国正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创造契机。

再次，从目前困境来看，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远未实现。全球治理不仅是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收编，更需要各国在对外交往和关系处理中树立大局意识和系统思维。疫情是一次大考，基于新冠病毒在各国迅速蔓延的实际情况，在全球治理方面人类社会尚未交出合格的答卷。从经济方面来看，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疫情不仅使增长乏力的多数国家经济雪上加霜，也进一步凸显了各国间在政策协调方面的机制缺失。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对欠发达国家的疫情暴发风险作出了警示，指出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欠发达的地区一旦发生重大风险将毫无招架之力。从政治和外交上来看，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当人民互相指责之时，新冠病毒正在快速攻城略地”。随着疫情逐步蔓延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大国间非但没有联防联控，而是在社交媒体和外交场合上互相推卸责任，单边思维模式和民粹主义思潮在疫情蔓延中持续发酵，这些现象充分说明，我们远未到达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彼岸。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疫情来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前的唯一选择。

最后，在“破”中求“立”中彰显制度优势，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本途径。话语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占领话语权高地，不是简单的辩论和媒体宣传，而是经济政治实力的较量和斗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疫情考验和当前尚未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破”中求“立”彰显制度优势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路径。针对目前依然严峻的全球疫情发展态势，应具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定自身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服力来自经济持续发展及社会长期稳定的“两个奇迹”，以坚定并增进“四个自信”作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基础。第二，坚持防控政策不动摇。随着抗疫战斗取得阶段性胜利，要继续巩固防控成果，充分总结防控经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以疫情防控的成效和经验树立全球疫情防控的中国典范。第三，要提升话语权争夺能力。不仅要重视舆论宣传技术技巧的“软实力”，更要重视培养形成国际政策协调、组织调度能力等“硬实力”。第四，要积极贡献中国智慧，第四，要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展示大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于2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强调：“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是发挥我国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在3月26日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又提出了齐心协力团结联防联控的四点倡议。无论是信息分享、疫苗研发合作还是物资支持等方面，中国都体现出了新时代大国责任感，这些举措都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