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大关键词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党性教育论*

方绪银 郭柳纤 谭文韬

（中共广东茂名市委党校 广东 茂名52500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1840年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起点，以华夏5 000年辉煌历史为背景，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1921年建党为起点，以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历程为背景，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1949年建立新中国为起点，以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飞跃”为背景，提出“四个自信”。从实践逻辑而言，我们党的初心实际上就是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所以，我们只要矢志不渝地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必然会凝聚起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也就必然会坚定不移地走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从而也就必然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信而仰之”——树立起坚如磐石的“四个自信”。这显然正是新时代党性教育所要达到的效果和目的，也昭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梦”“四个自信”三大命题在新时代党性教育中的至关重要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薛伟江教授曾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在管党治党实践中的重大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系统性的党性教育新思想、新理念，“构成了以‘不忘初心’为核心内容的新时代党性教育论”。[1]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见解，遗憾的是，薛伟江教授没有对这个“新时代党性教育论”的体系结构作展开论述。目前理论界对新时代党性教育论的原创性贡献和系统性创新缺乏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没有深刻把握“不忘初心”在新时代党性教育论中的核心地位，还在于没有打通“不忘初心”与“中国梦”“四个自信”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因此，本文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的“原著原文”所蕴含的“原理”，试就此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根植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复兴梦想

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泱泱大国，巍巍华夏，屹立世界，傲视群雄”。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遭遇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凌辱日甚一日，亡国灭种危机迫在眉睫。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为了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梦想。以“数十年必死之生命”，使历经劫难的祖国一变为“五洲无比之国”“至强之国”，从而为祖国创下“亿万年不死之根基”，是184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共有的初心使命。孙中山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述尤为真挚感人。他说：“中国人天生的聪明才力，比较西洋人、东洋人都要好得多。我们国家改造好了，中国强盛，还要驾乎他们之上。中国人所享的幸福，也当然在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希望大家从今天起，要立这种大志气。”[2]可见，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期盼和不懈追求。

“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3]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近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的。中国梦就是人民的幸福梦，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往往是个人的“幸福梦”向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升华过程中所产生的。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些被“三座大山”沉重压迫的贫苦农民，大多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为家人寻求一线生机而加入革命队伍的，这个“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他们的幸福梦，也是他们最素朴的“中国梦”，是出自其固有的“慈其子姓”“保身保种”“保世存宗”①严复以“脱胎换骨”方式编译的《天演论》，实际上是一部以近代科学理论（进化论）和方法唤醒炎黄子孙爱国良知的不朽巨著。“慈其子姓”“保身保种”“保世存宗”出自严复的一则按语。的良知本能；[4]（P32）参加革命后，当他们逐步把这种个人幸福梦升华到“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的境界时，[5]他们的“初心”就升华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之“心”了。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形成机制。因此，“初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是简单素朴的，甚至只是出于对自己、对家人、对相同境遇的人的一种悲怜，但只要一辈子坚守，简单素朴的“初心”慢慢就会变成一座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精神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6]“中国梦”的提出，正是他“端起历史望远镜”把中华5 000年文明史和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看得更加清晰”以后，对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文明发展历程“悟道”一般的深刻揭示。这既体现了他作为伟大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的战略智慧，更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固有的复兴情结、近代170多年以来中国的历史主题的精准把握。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铸就了中国人的伟大梦想精神。我们党之所以把1980年代“振兴中华”的口号创新为今天的“复兴中华”的“中国梦”话语体系，就是因为前者主要着眼于近代史上中华民族一度“落后挨打”的屈辱，也就是要崛起、要强大；后者则是主要着眼于传承中华民族固有的“复兴情结”和重振中华文明5 000 年辉煌历史的雄风，着眼于“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央之国’”，成为“所有国家都试图加以效仿”的榜样。[7]（P248）这些梦想和追求，内涵着无比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无与伦比的历史自信。

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8]（P72）正是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人人心中所有”的客观“存在”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实际生活过程”，既具有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五千年辉煌历史的厚度和深度，又使人们对“实现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充满美好憧憬，所以它一经“被意识到”和揭示出来，就会引起广泛共鸣，迅速点燃亿万华夏儿女心中的激情，凝聚起强大正能量。青年毛泽东曾说过，民心就是天理、人心就是天命，“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9]（PP85～86）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大本大源”的伟大思想理念，醍醐灌顶般昭示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方向和开展党性教育的根本方法。这一伟大理念，把170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固有的“共同期盼”“最大公约数”“最大的同心圆”——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使之成为新时代最昂扬的主旋律，成为每个中国人追求的人生“小目标”中最鲜明的共同底色、最强大的内在动力。这是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也是贯穿于他所有治国理政活动的根本主题。

二、只有始终“不忘初心”，才会有发自内心认同践行“四个自信”

要真正读懂“中国梦”和我们党的初心使命，还必须深化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10]爱国主义是由爱国情感、爱国观念、爱国行为三要素构成的完整体系。[11]爱国情感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情感，最早可追溯于原始人类固有的捍卫其生存资源的“领地意识”。所以章太炎说：“自大古原人之世，其（爱国）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12]（P194）孙中山也指出，爱国良知“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13]（P60）爱国主义固然是其他民族也有的，但为什么唯独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所有民族中，唯有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漫长的时光里一直在固有的祖国——“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坚韧地延续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在所有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所有国家中，也唯有中国在数千年以来的大多数时间中一直保持着大一统的局面。这三个“唯有”，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最强烈的家国情怀，进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独特的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中，很核心重要的一条是爱国。人、家、国、天下，一层层递进。爱国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爱国情结也是深入骨髓”，[14]“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15]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爱国情感虽然人皆有之，但爱国之方（爱国观念）则人各不同，并且有“明昧得失”之分，爱国行为则取决于爱国情感的强度和爱国观念的指引。也就是说，爱国主义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爱国情感，还包括“怎样爱国”才能真正救国、兴国、强国的一整套爱国观念（爱国路径）和受此指导的爱国行为。[11]对一个政治集团或政治人物而言，爱国观念的正确与否，决定了其爱国实践的成败；而对一个政治理论体系而言，能否充分激发和升华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又是决定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人所认同和掌握的重要因素。所以，如果忽视了激发爱国情感这个良知本能，爱国主义精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会对人民群众产生“沛然若决江河”般的巨大感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但如果仅仅只是强调爱国作为良知本能的情感因素，而忽视对“怎样爱国”才能真正救国、兴国、强国的路径比较和选择，就有可能导致“爱而不会爱”，最终落得个祸国害己、“比根本不爱更悲哀”的结局。

钱穆在1930年写道：“盖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争者，亦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其明昧得失有不同，而其归宿于救国保种之意则一也。”[16]（P354）也就是说，1840年以来中国的所有变化，都是仁人志士们谋求“救国保种”的爱国情感和梦想所推动的；而仁人志士之间的所有政见之争，无一不是谋求“救国保种”的路径之争，亦即关于“怎样爱国”才能有效“救国保种”的“方案”“主义”之争；他们追求救国、兴国、强国的爱国之心是完全相通的，但所选择的救国、兴国、强国之方却往往是根本对立的。甚至对同一爱国者而言，在不同阶段、不同形势下，他也会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一再变换自己对政治道路的选择。以“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为例，他最先投身于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接着又参与曾国藩开启的洋务运动、康梁主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他之所以不断选择新的救国救民之方，完全是出自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危机所激发出的“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一般的爱国激情。[17]（P141）和容闳一样，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进行了可谓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难万险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华民族仍然处于“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的悲惨境地，[18]（P123）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找到真正奏效的救国救民之方。1917 年，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一书中，就曾为自己“救国救种”初心与践行初心的效果之间的巨大反差而痛惜不已：“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19]（P4）也正是在这一年，青年毛泽东在致恩师黎锦熙的信中写道：一代又一代的爱国先贤由于找到的都不是具有“大本大源”的救国救民之方，“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9]（P87）成为革命领袖以后，他又进一步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20]（P3）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形成“中国梦”的源泉，也是形成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源泉。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我们党充满苦难辉煌的百年奋斗史与184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梦想和追求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是我们准确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中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的一把钥匙。在强烈的爱国情感（救国保种之意）上，共产党人与之前的仁人志士并无根本不同，不同的只是对救国、兴国、强国之方的选择和践行。在各种救国救民运动屡屡碰壁、各种方案皆行不通，看似“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21]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不断探索践行“初心”、实现梦想的具体路径，较之近代史上的无数仁人志士，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成功，就在于终于找到了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救国、兴国、强国之方，圆满解决了践行初心、实现梦想的路径问题。这个路径是建立在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基础之上的，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包含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最终凝聚为践行初心和实现梦想的正确道路、科学理论、优越制度和独特文化。我们党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之中的“谋”字，包括的正是这些内涵。这也是我们党的“初心”与近代无数仁人志士的“初心”的本质区别所在，更是唯有我们党得以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三大飞跃”的根本原因所在。

道路决定命运，“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22]但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极其不容易的。1964 年，有人向毛主席说到读《毛选》的事，他的回应是：“《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23]（P143）这就是说，有了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经验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并不等于照搬照套即可，还必须根据世情国情党情，从不同阶段、不同客观条件的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起到正确有效的指导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同样是如此。我们党所开创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之所以能引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苦难中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是因为它们是在“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24]

实践的检验已充分证明，我们党在百年接续奋斗中所开创的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中国之大幸、中国人民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是高度统一的、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也是高度统一的，“今天之中国，同新中国成立以前之中国相比，同鸦片战争以后之中国相比，有天壤之别啊！”[25]“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24]“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今天我们讲爱国主义，这个道理要经常讲、反复讲。”[26]而归根结蒂，就是要毫不动摇地树立“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保持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

也正是从实现“中国梦”的爱国主题和历史主线的视角，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作中国人最终找到的救国救民的“最好的真理”“最好的武器”；刘少奇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理论主题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义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可见，我们党的几次重大理论创新和与此紧密联系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史，都始终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个内在一致性就集中体现在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而引路导航、不懈奋斗。这充分说明，爱国主义①这也是我们党曾在1990年代把各个“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改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历史和理论依据。既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更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典范。我们党的主流话语，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等，都是从爱国主义视角立论的，或者说都是对爱国观念——救国救民、强国富民之方的理论概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变化的历史逻辑和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一个党员干部首先必须是一个最真诚的爱国者。如果其爱国良知被私欲物欲所遮蔽，不再具有高尚的家国情怀，就必然会淡忘自己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当好谋划者、引领者和主心骨的“初心”，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无论有多么来之不易，也无论对确保“中国梦”的圆满实现有多么成败悠关，他也会无动于衷，不懂珍惜，更不会内化为刻骨铭心的“四个自信”。“有的人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看就懂，没什么好学的”，[27]其问题就在这里。只有始终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始终“不忘”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梦想，始终“不忘”自己在实现这个伟大梦想中的使命，才会真正认同赖以践行初心、实现梦想的正确道路、科学理论、优越制度和独特文化，才会由衷地感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句句得力”“得之于心”，才会“久则自然心中凝聚”为无比坚定的“四个自信”；也只有树立起无比坚定的“四个自信”，才能始终保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强大政治定力和精神动力。这正是新时代的党性教育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

三、“不忘初心”的真谛在于把“四个自信”熔铸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信仰激情和执着追求中

就全党而言，“四个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蕴和优势的集中概括；就党员干部个体而言，“四个自信”则是一个由情感认同、理性认同到行为认同过程所形成的“信而仰之”的精神境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其犹未悔。”——这就是信仰的神奇力量，古今中外皆莫能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28]歌德说过：“世界历史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繁荣，这种繁荣也会飞快地逝去。”[29]（P363）要使“人民有信仰”，打造“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首先必须明确和坚定作为全国人民主心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也就是要牢固树立“四个自信”。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17]（P121）真正的信仰必然体现于以知促行、知行合一，体现于充满激情地去选择有崇高追求的人生，并高度自觉地去坚守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四个自信”，既是要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失语”和“挨骂”的问题，更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不真信”“不真行”的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科学性、真理性由外在灌输转变为激发内在的心灵觉悟，把根深蒂固的情感体验与口服心服的理性认同完全融为一体，成为党员干部情感上的依赖、精神上的支撑、思维上的导向、言谈上的习惯、实践上的指南，从而把“四个自信”熔铸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激情和执着追求，确保“中国梦”的圆满实现——坚定道路自信，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正确途径；坚定理论自信，为实现“中国梦”提供行动指南；坚定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底气。

衡量一个党员干部是否真正具有“四个自信”，关键是要看他在追求实现“中国梦”中的精神状态和实际行动。“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知识，我们读得再多、背得再熟、说得再好，如果不能将其内化于心，内化于斗争精神之中，体现在激奋的情感和执著的行动之中，就不能算是对“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真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30]“理想信念不是拿来说、拿来唱的，更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只有见诸行动才有说服力”，“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保持对理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31]初心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我们要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就必须始终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昭示未来。综上所述，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植根于“中国梦”之中，知行合一的“四个自信”植根于“初心”之中；三者既同样基于“心之理”，又是一个不断激发和升华为“沛然若决江河”般的“心之力”的过程。[32]在新时代党性教育论中，这三者在逻辑上是高度自洽的，缺一不可，完整地构成了新时代党性教育论的框架体系：“中国梦”是其逻辑起点，“不忘初心”是其精神原点，“四个自信”是其价值支点；“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忠诚干净担当”“斗争精神”“自我革命”等则是“四个自信”的题中之义。换句话说，我们党的初心至少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内涵：在情感上，它是一种美好的愿景，直接来自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观念上，它是我们党在实现“中国梦”的接续奋斗历程（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之中所谋划和选择的方法路径，集中体现于每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中；在新时代，则集中体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之中。在行为上，它是一种矢志不渝地坚信和践行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的顽强精神；在新时代，则集中体现于具有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四个自信”，具体体现于在以知促行、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我们党一直有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优良传统。在新的世情国情党情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要求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用初心使命激发实现梦想的精神动力，用实际行动诠释对信仰信念的忠诚担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治国理政（治平实践）之学”和“党性教育（心性修养）之学”两者的有机统一体，其中关于党性教育的新思想、新理念既具有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又具有精准地契合于时代需要的原创性。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基础上，以“中国梦”为逻辑起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逻辑枢纽、“四个自信”为逻辑主题，把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关于“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界、作风操守的要求”的系列论述“集成”和“总装”起来，构建起当代形态的“心性①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亦可称之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系。修养之学”——新时代党性教育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地创新党性修养、党性教育的起点、路径和方法，不断提升党性教育的质量和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