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神韵说”：中国翻译思想史中的遗珠
——罗新璋先生访谈录

张汨

(江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罗新璋先生在中国翻译思想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编撰的《翻译论集》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八个字勾勒了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发展，并且通过翔实的史料展示了不同时期中国翻译思想的特点。与此同时，罗先生还是知名翻译家，译有《红与黑》《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当与伊瑟》等法语经典文学。近年来，罗先生一直关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在比较了众多译文之后，对朱生豪译文非常推崇，也因此对朱生豪研究有所涉猎。笔者有幸与罗新璋先生探讨了朱生豪翻译思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希望本访谈可以为中国翻译思想研究提供参考。

张汨(以下简称“张”)：罗新璋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可以说大部分国内研究者都是通过您编的《翻译论集》认识您的，这本论著为我们研究中国翻译思想体系的流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我知道该书首次出版于1984年，2009年您和陈应年先生又推出了修订本，那么能否先请您谈谈最初编撰这本书的目的和过程呢？

罗新璋先生(以下简称“罗”)：张老师您好。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辑陈应年已经编过《严译丛书》八本以及《林译小说》十本，然后想编一本关于翻译的论集，让更多人了解我国的翻译研究。我发表过一篇题为《读傅雷译品随感》的文章，陈应年看过该文。因为当时谈翻译的文章并不多见，所以他联系我，希望我能够承担编撰《翻译论集》的任务。

当时翻译研究的热潮还没开始，所以相关的资料很少。我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外文所图书室藏书有限，于是就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找资料。关于严复翻译活动的资料大家比较熟悉，所以我想先试着找找严复有关翻译的论述。我读过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中一章涉及“佛经翻译论”，便根据这本书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到了一些资料，比如《出三藏记集》等；又以《出三藏记集》这本书为基础找到很多其他资料，最后综合各种材料编成《翻译论集》。后来推出修订版的时候，我正在台湾师大教翻译研究，所以修订过程中一些材料和文字工作便由陈应年主要负责完成，因此修订版是两个人一起署名。

张：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让很多年轻的翻译研究者更好地了解了论文集编撰的一些背景知识。《翻译论集》的开篇即为您撰写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在此文中您使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八个字勾勒出了中国翻译思想体系的流变主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国内翻译家提出的大部分观点都属于翻译思想而不是翻译理论，您觉得二者之间是否有区别呢？如果有的话，体现在何处呢？

罗：编《翻译论集》时需要一篇批判性的前言，所以我撰写了这篇文章。我根据看过的资料，把历代翻译观念归纳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这里你提到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的问题，我认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都是翻译思想。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是有差异的。翻译思想比翻译理论更重要，因为有思想才能发展出理论。很多研究者都说中国没有翻译理论，我认为这是后人努力不够。我国两千年翻译实践中能提炼出大量的翻译思想，但是如何将这些思想理论化，是我们这些后人需要系统化的内容。中国传统译学关注的主要是应用层面的问题，因此上述八个字可以指导切实的翻译活动。现在很多研究中国译学的年轻人眼光很高，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去做研究，而去探讨一些抽象的命题，如空谈本体、伦理之类，论道而不论事。我认为对中国翻译思想的研究还是要基于中国两千年翻译实践中诞生的主张和看法。这不是停留在字面，而是从形而下的研究上升至形而上的研究，逐步加深，最终实现对中国翻译思想的探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都是本源性的提法，皆以本体论为坚实的根底。现在有一种研究纯理论的倾向，但其实翻译主要靠实践。历史上出现的一些主张，应看作实践理性的结晶，值得有志于翻译批评的研究者去挖掘、提炼、提升和宣扬。

张：如此看来，对中国翻译思想的研究仍大有可为，也感谢您对年轻一辈研究者提出的建议。“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条主线中的“神似”由傅雷先生提出，但您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也提到莎剧译者朱生豪在更早就有了相关的表述，却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朱生豪的翻译思想可谓中国翻译思想史中的一颗遗珠。朱在战火硝烟中和疾病缠身下，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译出了31部半莎士比亚戏剧，在事业未竟之时便不幸离世。他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前言中曾提到自己的翻译思想，这里概括为“神韵说”。您认为“神韵说”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罗：朱生豪的“神韵”可以说是傅雷“神似”的前奏，主要讲的是不拘泥于原文的字句。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终场诗“For never was a story of more woe,/ Than this of Juliet and her Romeo”，朱生豪译成“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谁曾见这样的哀怨辛酸！”可以看出，译文中虽然没有“朱丽叶”和“罗密欧”的字样，但是已经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了，而且译得很有诗意。这句话按照原文字面翻译不难，但是朱生豪把原文的韵味翻出来了，如果只是字对字翻译，可能根本无法让读者有这么深的情感体会。这一译句，最能体现朱生豪的翻译主张，即“保持原作之神韵”，“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

张：那您觉得“神韵说”中的“韵”应该理解成“韵味”还是“韵律”呢？或者说二者皆有？

罗：朱生豪本身文字功夫非常好，因此能够在不拘泥于原文字词的情况下，在译文中保持原作的风采和韵味。和梁实秋以及方平不同，朱生豪译文不是诗而是散文的形式；虽然是不分行的散文，读起来却很有诗的味道，可见韵律也是他译文的特点之一。

张：对朱生豪翻译思想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完善中国翻译思想研究，而一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关注不够。我(于2018年10月1日)以“朱生豪”“Zhu Shenghao”“Chu Shênghao”等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以及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得文献106篇，可以说数量相对不足。从研究内容来看，相关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朱生豪译莎活动和/或译文特点的分析。例如Lu(2012)将朱生豪译莎行为置于战争背景之下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并肯定了其矢志译莎的精神；李正栓、王明(2013)以朱译《汉姆莱脱》为例，指出译文的特点是语言生动流畅、风格自然朴实、音韵优美和谐。第二类是朱生豪与其他译者的对比研究。例如张冲(1996)对比了朱生豪散文译文和方平诗体译文，认为虽然诗体译文有其自身特点，但散文译文在语言、形式、意象等方面更接近原文；胡开宝及其团队(2015)从翻译共性、汉译语言特征及其动因、人际意义再现与建构、汉译策略与技巧等方面对比了朱生豪译文与梁实秋译文，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第三类是对朱生豪翻译手稿的挖掘和研究。例如朱安博、徐云云(2016)对比了朱生豪《暴风雨》两个版本的翻译手稿，总结了两篇在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差异并分析差异背后的成因；张汨、文军(2016)以朱生豪《仲夏夜之梦》翻译的初译稿和排印稿为语料，从词和句两个层面总结了朱生豪的翻译特点，并对这些特点进行了语境化解释。虽然有部分研究者对朱生豪开展过个案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还是倾向于将朱生豪与其他莎剧译者进行对比，因此对朱本人翻译思想的研究深度还不够。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罗：朱生豪的译本到现在一直很流行，但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打算放弃朱生豪译本。幸而有位叫黄雨石的编辑觉得朱生豪的译文最好，于是在办公室大声朗读，其他编辑听完后也都觉得朱译有其特色，最终选择将其出版。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时年纪很轻，很多人可能认为他没有留洋经历，所以对他的译文和翻译思想没有足够的重视。

张：是的，朱生豪的一生非常短暂。另外，我认为朱生豪翻译思想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原因还在于，虽然他的译作都保存了下来，但是他本人却并没有留下什么关于翻译的论述。而其他翻译家，如严复、傅雷、钱钟书等，都在这方面留有相对丰富的资料，方便了研究。

罗：对，直接记录其翻译思想的资料很少。译者自序是最根本的东西。

张：那么是否认为通过朱生豪翻译手稿来研究其翻译思想是一种可行的途径？

罗：是的。朱生豪的翻译手稿是很丰富的材料，从他的翻译手稿可以追踪其翻译思想的演进。一开始他可能是跟着原文的词序进行翻译，后来则比较洒脱，能够脱离原文来翻译而且“旨不违中”，也就是说意思表达出来了，但是形式并不全照原文。

张：我知道您精通汉语和法语，也懂英语和德语。您在比较了莎士比亚诸多汉译本以及法、德译本之后认为朱生豪的汉译本质量非常高，那么能否请您谈谈朱译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罗：法语和德语译本看上去创造性不强，更多的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因为法语和德语与英语对等起来很方便。这也是对等理论在西方曾经很受欢迎的原因。比如我曾经谈过，《哈姆雷特》中有一句话“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The paragon of animals!”，朱生豪翻译成“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法国译者Emile Montégut翻译成“Quel chef-d’oeuvre que l’homme! ... C’est la beauté du monde! Le type suprême des êtrescréés! ”，而August Schlegel的德译作“Welch ein Meisterwerkist der Mensch!...Die Zierde der Welt! Das Vorbild der Lebendigen!”(罗新璋,2013:2)。这里法语和德语译文基本是和英语原文字词对照着翻译出来的，而朱生豪的汉语译文则不仅把意思翻译出来，还注意到对仗排比。类似的例子在其译文中还有很多。所以说，朱生豪译文胜就胜在他不仅将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了，更让读者感受到了文字之美。

张：学界一般认为朱生豪译文有两方面的缺点，一是很多粗俗情节没有译出，一是双关语的翻译不够到位。后者更多地涉及可译性的问题，而前者或许与他的翻译思想更为相关。您是否认为为了保留莎剧的神韵就必须牺牲这些粗俗的内容，不将其翻译出来呢？

罗：双关语他有些是翻译出来了，并且翻译得很妙。至于粗俗的情节，朱生豪并不是没有看懂而漏译，这的确和他的文艺观以及翻译观关联很大。莎士比亚创作的话剧同时面向贵族和下层大众，所以为了吸引关注便有一些“不亵不笑”的内容，而朱生豪选择“雅言译西文”，他认为高级的文艺作品，必雅方是！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一句“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梁实秋译作“他使你作为通往我的床上的大路”，方平译为“登上我的床”，而朱生豪则翻成“他要藉你做接引相思的桥梁”。朱生豪优雅的文字趣味，不能容忍粗野的言辞。

张：这似乎也与朱生豪翻译诞生的时代有关。当时莎士比亚作品的译文质量普遍不高，而朱生豪把莎士比亚视为经典作家。将一些粗俗内容删去或改成比较文雅的表达以构建作品的神韵，更容易让当时的中国读者接受莎士比亚戏剧，使莎剧逐渐成为经典。

罗：对，朱生豪把莎士比亚视作四大文豪之一，他觉得文豪的文学趣味应该是高雅的，因此会选择一些高雅的表达。

张：刚才我们谈的很多问题都围绕着朱生豪“神韵说”这一翻译思想，最后我想再从宏观的角度请您谈谈，您认为朱生豪翻译思想在中国翻译思想史中有何重要意义？深化对朱生豪翻译思想的研究对于中国翻译思想研究以及翻译学学科发展又有何意义呢？

罗：朱生豪在傅雷之前就很有翻译实绩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莎士比亚及以之为代表的英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朱生豪使用雅言来翻译莎士比亚，更加能体现这种地位。朱生豪的“神韵说”本质上是“不对照翻译”或者说是“得意忘言”，因此要求译者对原文意思把握准确。很多莎士比亚剧本较难读懂，但是朱生豪做到了理解其内容意蕴而非仅理解到字面。很多莎士比亚剧作都是朱生豪首先阅读并翻译出来的，但他受到的关注不足。研究朱生豪翻译思想对推动中国翻译思想研究具有很大意义，研究中国翻译思想可以进而帮助我们批判性地看待西方翻译理论。当前国内很多翻译研究都是套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现象，但在某些情况下西方翻译理论并不完全适合对中国翻译现象的解读。

张：非常感谢您！能够当面和老一辈的翻译研究学者交谈并聆听您的见解是我们年轻一辈研究者的荣幸，希望以后还能够有机会与您继续交流。

罗：不客气，保持联系。

本访谈中，罗新璋先生与笔者就朱生豪“神韵说”翻译思想应如何解读、“神韵说”未受普遍关注的原因及深化朱生豪翻译思想研究的意义等话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基于访谈内容，笔者认为深化朱生豪“神韵说”翻译思想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并同时为促进中国翻译思想研究提出相关建议。

首先，当前中国翻译思想体系以及朱生豪“神韵说”翻译思想受到关注较少的原因主要在于学界对翻译思想的轻视，很多研究者往往认为翻译理论比翻译思想更高级，因此更倾向于从事理论甚至是纯理论研究。但是正如罗新璋先生所言，中国翻译思想大多根植于翻译家自身的翻译实践，而翻译思想上升为翻译理论需要后辈研究者长时间的不懈努力。因此，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历史长河中的翻译家们提出的每一种翻译思想(或者一些只言片语)我们都应予以关注和重视。

其次，朱生豪“神韵说”翻译思想未受足够关注也在于研究资料的缺乏。正如孔慧怡(2005:12)所言，“现有的翻译史倾向于引用的多半是第二、三手资料，同时也颇爱引用名人评语，很少再加考证或思考”，翻译思想是翻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缺少一手资料的情况下，研究往往浅尝辄止、人云亦云。朱生豪英年早逝且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上，因此并未留下足够多的阐述自己翻译思想的资料。但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已经有部分研究者开始使用朱生豪翻译手稿等一手资料建构译者档案，展开文本细读，研究朱生豪的翻译行为(张汨,2018)。因此，我们建议使用翻译手稿、译者通信、译者前言等副文本史料来拓宽研究渠道，以推动朱生豪“神韵说”翻译思想研究。

再次，在朱生豪翻译思想研究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广泛借鉴其他学科(如档案学、社会学、历史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且更重要的是将研究根植于语境。通过还原译者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勾勒译者经历对“神韵说”翻译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神韵在其译文中的具体表现。然后再将朱与其他译者进行对比，以发掘前者思想的特点和亮点。

总之，朱生豪“神韵说”翻译思想是中国翻译思想体系中的一颗“遗珠”，有待我们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