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电影的文化调性探究

□ 曹荣荣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在创新发展中逐渐获得世界性声誉。在彼时的中国电影中，台湾新电影因其地缘性的社会文化因素而展现出文化反思与写实主义的美学特征。台湾新电影不仅以变革的电影形态打破了台湾既有的电影范式并体现出自身的美学追求，而且在内容上以群体性的“自我”为“对象”，完成了对主体的“对象化”书写，体现出黑格尔所说的“美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彰显出理性色彩。台湾新电影重置了既有的本土经验，并以个体化的书写方式实现了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及文化认同与自我身份的“否定性”重构，凸显出文化启蒙意义，展现出了独特的文化调性。调性本是音乐中的概念，是对调的主音和调式类别的总称，调性使音乐具有强烈的方向感。文化调性包含了文化的“主音”——主导的价值取向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与美学形态。文化调性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文化艺术现象的整体特征。台湾新电影的文化调性体现在主体性、人本主义及现代性交织的复调变奏中。

一、本土经验下的个体化表达与主体性建构

台湾新电影的思想纹理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兴起的乡土文化思潮。当时的台湾社会现代化程度已相当高，然而在政治与外交上，台湾日益陷入孤立的处境。台湾社会文化日益陷入双重迷失的境地，即民族话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式微，国族身份在国际政治动荡的格局中渐次消退。因此，重拾乡土成为台湾文化精英们的悲情转身与无奈选择，这正如台湾导演侯孝贤所说：“我主要是想让台湾成长的人更深刻地了解到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渊源、它的历史经验、它的文化背景、它的民俗文化……总之，它的整个来龙去脉，这样他们才会热爱这块土地，进而就会有广阔的胸襟去热爱大陆。”①20世纪80年代初，对台湾的知识精英和中产阶层来说，本土经验已成为一种表达中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中凝聚了个体表达的冲动及高涨的主体意识。在台湾新电影中，本土经验下的个体表达中包含了成长体验、乡土与城市经验及家庭婚姻体验等。在台湾新电影的标志性影片《光阴的故事》以及后来的《儿子的大玩偶》《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等中，这种本土经验下的个体化表达将个体经验融入了对本土的认知与身份的认同。

台湾新电影在台湾文化政策机构的默许下及公营电影制作机构与本土知识精英们的共谋下而得以出现。有研究者说：“影片或电影已不能以一件事观之……它是人们传播、商业运作、社会互动、艺术可塑性与科技互动的复杂运作。”②台湾公营电影机构的参与为台湾新电影的发展确立了制度性保证，台湾新电影创作者们则扮演了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先锋角色，努力构建起具有台湾本土文化特征的电影文化，并试图通过电影在观众和创作者之间书写共享性本土经验，进而形成文化认同感和身份归属感。台湾新电影已不再践行“健康写实主义”电影所承担的服务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载道使命，亦突破了完全受众导向的商业电影的娱乐化羁绊，踏上了以写实主义为美学特征的精神还乡之旅。

在政策机构、媒介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共同作用下，台湾新电影逐渐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并努力实现对电影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台湾新电影创作者们高扬的电影主体性精神融合了民族意识与现代个体意识及地缘上的漂泊性情感与本土成长经历下的在地性认同感。不同于商业类型的武侠片、爱情片或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政宣电影，带有“作者电影”色彩的台湾新电影立足于台湾的历史文化与现代经验，客观上使台湾电影从以往的逃避历史与现实的状态转变为通过影像积极介入对社会历史与现代经验的追寻与表达，提升了台湾电影的文化品格。台湾新电影的文化影响力使同期的一些台湾通俗商业电影试图将台湾新电影中所表现的内容引入到商业电影中，这凸显了台湾新电影的文化影响力。台湾新电影逐渐走出台湾岛，走向世界，这为台湾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随着影片《悲情城市》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台湾当局加大了对新电影的支持力度。此后有影响力的台湾电影基本都延续了台湾新电影的文化精神，从《海角七号》《不能没有你》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等都延续了这种精神。台湾新电影实现了对台湾电影文化的主体性建构，使当代台湾电影具备了内在的统一性。

二、人本主义立场的价值追求与文化现代性显影

台湾新电影突破了台湾通俗剧式的商业类型电影的窠臼及政宣类电影的藩篱，将台湾电影的商业与政治诉求转变为对人本主义价值与文化现代性的追求，为台湾电影文化的发展开拓了空间。台湾新电影是在欧洲作者电影观念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带有对电影艺术与人本主义的双重追求。艺术的核心是人，电影只有真正地以社会中的人为关注对象时，才更有艺术价值。人是历史地存在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剥离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指向的人易于概念化、抽象化。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下，纪实美学和写实手法成为台湾新电影的基本理念与美学范式。在对人的表现上，台湾新电影创作者或从自身经验入手，或以乡土文学作品为蓝本，将电影镜头伸向具体而细微的社会肌理层面，以高度写实的手法塑造了本土化的人物形象，并将对社会与人的关注视角编织进了文化现代性视域的多重面向中。文化现代性是潜藏在台湾新电影中的活力之源，滋养着台湾新电影的多维叙事，使台湾新电影将电影艺术与时代精神进行了有价值的勾连。

如果说本土意识的萌动是台湾新电影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那么西方的人本主义传统和台湾本土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则分别为新电影发展提供了价值取向和感知视角。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台湾的本土意识中带有对西方工具理性和台湾本土威权体制的双重反抗意味，但是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中确实渐渐接受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人本主义观念。西方的文学、哲学书籍在20世纪60年代被大量译介到台湾，一度造成台湾学界西化之风盛行，虽然后来引发了中西文化论战，但是结果却加深了对西方人本主义观念的理解与认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不断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更快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台湾经济的开放程度高，市场经济渗透在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个体价值得到充分彰显。随着台湾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关注民生及人的生存状况自然成为社会议题的重要部分，这是台湾社会内部的现代性所激发的人本主义。影片《小毕的故事》《小爸爸的天空》《恋恋风尘》《海滩的一天》《玉卿嫂》等影片透射着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在这些电影中，现代人本主义意识与传统集体本位观、享乐主义的欲望本能与道德主义的理性规范之间充斥着张力与冲突，但是这些影片立足于人本主义立场，以兼容并蓄的态度调和矛盾，凸显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与推崇。在诸多涉及女性题材的台湾新电影中，一方面电影镜头在投向女性时展现了对女性的人本化关怀，另一方面影片多以人本主义的态度处理女性问题，合理看待女性的正常欲求、女性的情感状态及女性与男性在家庭角色上的关系等，将涉及性别政治的现代社会议题进行了人本化处理，彰显出台湾新电影对文化现代性的追求。

三、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经济发展带动的社会现代化在威权政治体制下虽未能有效地全面带动台湾地区文化发展的现代化，但是经济基础的变化使社会文化环境得以改善，并使制约文化发展的制度性结构发生了松动，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台湾新电影运动应运而生。台湾新电影运动通过影像实践践行了对台湾社会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具有强烈的对“在地”社会现实的自省意识。台湾制片商曾感叹台湾新电影“竟然逾越了电影娱乐、教化的安全框架”③。

台湾新电影对台湾乡土文化持肯定态度，认同自身的成长经历，但是对台湾社会的现代性持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台湾社会的现代性最初是在殖民时期由殖民者带来的，而台湾社会自身的现代性是在台湾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前者表现为殖民现代性，后者表现为都市现代性。台湾新电影对社会现代性的批判直接指向了殖民现代性和都市现代性。在对殖民现代性的批判上，台湾新电影揭露了社会心理对殖民文化的若即若离的矛盾状态。台湾的现代化道路与曾经的殖民地宗主国日本和后来的经济援助者美国之间关系密切。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化统治及美国对台湾的间接殖民化干预，影响了台湾的现代化进程，它们为台湾带来了现代性并使之在台湾落地生根，凸显了殖民现代性的特征。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后殖民语境中，台湾对日本和美国呈现出既恨又念念不忘的矛盾心理。在台湾新电影中，影片《儿子的大玩偶》的第二段故事《小琪的帽子》表达了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经济入侵的后遗症的嘲讽，特别是影片中压力锅爆炸和小琪帽子被掀开后头上所出现的疮疤的段落，形象化地表达了对殖民现代性的批判。该片第三段《苹果的滋味》描述了台湾民众在新生活的压力下自我精神的麻木，批判了台湾当局几十年来对美国的依附本质，诠释了台湾社会的时代悲怆。在影片《悲情城市》中，虽然抗战后台湾地区结束了被殖民的境况，但是面对“二·二八事件”的困扰，民众却对殖民时期相对太平的日子心生怀念，影片在对这种矛盾心理的批判中引发了对殖民现代性的深深反思。

在对都市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方面，台湾新电影或是通过对乡土与都市的二元文化审视达到对都市现代性的反思，或是通过都市题材故事直接批判都市现代性的负面内容。台湾新电影导演们热衷于拍摄乡土题材电影，借助乡村环境下的质朴人情和纯朴生活来反思都市给人带来的不适与困境。影片《儿子的大玩偶》展现了现代文明对传统乡村的入侵，《冬冬的假期》和《恋恋风尘》则在城乡对比中凸显了对纯朴乡村生活的向往。台湾新电影中的都市题材电影将镜头直接伸进了都市空间内部，批判了人的物欲及人情感上的冷漠与精神上的空洞，将潜藏的都市现代性抽丝剥茧般地展现出来。影片《尼罗河女儿》直接呈现了都市环境所造成的人性裂变，《海滩的一天》揭示出女性在都市中的成熟过程往往伴随着无以名状的痛苦，而《恐怖分子》则以更具现代主义的手法探讨了都市中的种种危机，批判了都市中的人的异化，令人不得不深深地反思都市现代性的负面效应。

注释：

①蔡洪声.侯孝贤·新电影·中国特质——与侯孝贤、朱天文的对话[J].电影艺术,1990(05):44-61.

②[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M].李迅 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202.

③李泳泉.台湾电影阅览[M].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19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