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业主义中“拯救”历史学的多样性：波妮·史密斯的女性史研究

林 漫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在历史学诸多分支领域中，女性史与政治运动的联系可谓最紧密。路易斯·梯里(Louise A.Tilly)曾表示，女性史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女权运动的承诺而作；尽管所有的历史都有其政治框架，但其他史学分支很少像女性史这样紧紧跟随女权运动而行[1]440-441。女性史和社会性别史的确不曾主动撇清其与政治的关系，正相反，女性史家十分清楚地表明学术为女性解放的政治目标服务的立场。是否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女权批判，是女性史研究质量的衡量标准之一。艾伦·杜波依斯(Ellen DuBois)表示，女性史把女性主义作为一个理想型存在，认为与女性主义本身相比，任何学术都是有缺陷的[1]441。

就此而言，女性史公开的政治立场可以视作对兰克“不偏不倚”的史家职业精神的反叛，女性史家把这当作西方学术界所倡导的学术民主和学术争论框架，一定程度上能够容忍这种反叛，但女性史家的反叛，也并非没有引起争议。例如，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站在悬崖边缘》中为历史学的实证立场(2)罗杰·夏蒂埃的实证立场，是在承认历史叙事具有修辞性的前提下，反对海登·怀特把历史知识降格为纯粹修辞问题的态度。他坚持历史的可知性和历史知识的可验证性，坚持历史叙事有别于虚构叙事，反对后现代的相对主义立场。夏蒂埃在《站在悬崖的边缘》中表明了与《历史的真相》一道坚守职业史学的现实主义(realism)立场的态度。参见Roger Chartier，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Language and Practices，Trans. by Lydia G. Cochran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辩护，斥责“身份史学”(identitarian history)模糊了被普遍接受的、可以验证的知识和那些维持着某种特殊的记忆和抱负的神话重构之间的区别[2]。虽然夏蒂埃没有直接点明“身份史学”的内涵，但顾名思义，“身份史学”必然是为了建构和巩固某种身份认同而写就的历史，可能是民族国家史，也可能是女性史、LGBT的历史、有色人种的历史、后殖民史学等[3]215。这些不同的史学分支代表着大大小小的身份认同，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政治诉求。

在夏蒂埃看来，女性史等“身份史学”是为了维持女性的“特殊记忆和抱负”，因此无法被“普遍接受和验证”。夏蒂埃对女性史的看法至少代表了主流学界不少男性史家面对女性史挑战时的反应，那就是继续强调男性史学的普遍主义和非政治性特征。而在女性史家看来，传统史学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而这一群体在美国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下，常常指的是白人男性。因此，女性史家认为，任何对普遍主义的宣称都是一种掩盖自身真实立场的虚伪，不偏不倚也绝非代表真正的中立。

波妮·史密斯(Bonnie Smith)对夏蒂埃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她模仿夏蒂埃质问海登·怀特的口吻，质问前者道：“女性、同性恋和非欧洲的历史，以及其他被排斥的群体所写就的历史究竟要如何才能够具备为主流史学所接纳的重要性和研究质量？”[3]220她不满于主流史学界因女性史的政治立场而否定女性史的研究质量。她认为罗杰·夏蒂埃等主流学界的男性史家并没能客观公正地看待女性史的价值。

女性史不应为其所秉持的政治立场而遭此偏见，波妮·史密斯遂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男性史学的制度性根基——职业史学。史密斯认为，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职业史学，其本身也存在政治立场的预设。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职业史学热衷于书写政治军事史，突出了白人男性精英对历史的重大影响。随着职业主义的发展，政治史渐渐被扭曲成了中立的象征，而其他分支领域，比如19世纪末的经济文化史，当代的劳工、族群和社会性别史，则变成了“政治的”，这无疑具有讽刺意味[4]131。职业史学乃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上，处处充满了男性文化的隐喻。受训成为职业史家，便意味着获取男性身份认同。就此而言，职业史学同样是一种“身份史学”，使其有别于其他“身份史学”的，正在于其所宣称的普遍性。在女性主义批判目光的审视下，这种普遍性的宣称是可疑的，而解构这种普遍性宣称的秘诀，就在于揭示职业史学与男性身份之间的微妙联系。

一、职业史学的男性化

琼·斯科特在《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中赋予了“社会性别”(gender)两方面的内涵——社会性别是基于两性差异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社会性别是指涉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5]。一言以蔽之，“社会性别”是历史学家用之于考察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的理论和概念工具。受社会性别思潮的影响，波妮·史密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用“社会性别”来分析历史学界的性别关系，揭开了职业史学男性化的奥秘。

波妮·史密斯主要从男性史家的成长经历、求学经历和家庭生活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职业史家男性身份与职业身份的塑造，以及他们如何用性别隐喻的手法在史学领域建立起男性统治，使之成为男性主导的学术领地。

在一篇题为《什么是历史学家？》[4]70-102的论文中，波妮·史密斯讲述了历史学家如何从幼齿学童慢慢成长为知识精英的经历。她发现，对19世纪的男性史家来说，通往职业生涯的道路，同时也是男性身份的塑造。男性身份和职业身份之间相互认同、相互锻造，最终变得密不可分。职业史学界俨然成为男性共同体，逐渐将此前非职业化的女性史家排除在外。

波妮·史密斯搜集了大量著名史家的书信，从中窥见了他们年少时代的成长经历。她发现，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19世纪职业史家，早年大多被送进寄宿学校，接受古典语言训练。高强度的语言训练赋予他们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性，其日后走向依靠史料批判治史的道路，大致与此早年经历相关。远离家庭环境，在相对封闭的校园环境中，与一群年龄与心智相仿的人一起学习和成长，竞争和斗殴，这些经历都塑造出男孩们的“男性气概”，使其逐渐形成男性认同。学龄男孩们对“男性气概”的理解也的确影响了他们日后的学术实践。而男性身份和男性气概艰难的获取过程，同时也是逐渐放弃家庭认同、压抑男童对家庭生活和母亲眷恋的过程(3)史密斯的这一分析多少受到精神分析学“母婴联系”原型理论的影响。精神分析学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其帮助后者形成了社会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建构论。而其局限又在于其将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局限于早年的家庭经验，因此单纯运用精神分析学并不足以对社会性别形成的完整过程进行描绘和分析。。

男性身份有两个关键要素：第一，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第二，是男人与男人的关系。首先，“男性气概”的塑造是建立在男性(“男性气概”)和女性(“女性气质”)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近现代欧洲的寄宿制学校常常扮演了一种性别隔离机制，经历过寄宿生活的男性得以从中形成一种同性之间的社会联系(homosociality)。这一制度基础能够很好地解释职业史学界男性统治格局的形成。在寄宿学校，男孩们直至成年以前不会见到很多同龄女性，这就促使他们必须在既有的生活范围内寻找一些女性化的象征，来帮助自己形成男性身份认同。对寄宿制学校的男孩们来说，能够被贴上女性化标签的事情不外三种——成绩表现不佳、打架斗殴失败、眷恋家庭生活。

波妮在史家早年的书信中发现，多数学童在一开始进入校园环境的时候，对寄宿生活无所适从，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数着回家的日子。他们会写很多信给父母，抱怨学校环境、表达对家人的思念、回忆童年在家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这种思乡病很快就被学业上的焦虑所取代。男孩们每天都有上不完的课、写不完的作文和应付不及的考试。学校鼓励公开竞争，把每一次考试排名公示出来，使这些学童早早就被暴露在抽象知识的竞技场上，唯有用脑力进行拼搏与竞争，并且取得胜利，才能赢得男性殿堂的入场券。在竞赛机制的规训之下，男孩们逐渐变得野心勃勃。而在学校这一特定的环境下，则表现为认知领域里的狂飙突进。凸显自身男性气概的途径莫不过证明自己比别的男性更加强大，因此男孩们开始变得非常关注自己的成绩和排名，而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家庭身份认同却逐渐淡化。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自此被贴上了女性化的标签，与他们新晋的男子汉身份不符。囿于男性身份的设定，他们逐渐不再提及自己对家庭生活的眷恋。

在求取男性身份的过程中，暴力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布迪厄在《男性统治》中表明了男性气概与暴力之间的关系[6]67-72。无论是身体暴力还是社会意义上的体制暴力，都是男性文化的隐喻。史密斯发现，男学生们既通过学习知识而取得男性身份认同，也通过霸凌他人来强调自己的男性气概。波妮发现[4]78，德国学生进入校园最重要的仪式，就是通过党同伐异的打斗获得“兄弟情谊”(Brüderschaft)，兄弟情意味着彼此之间能够以“du”(4)德语第二人称单数，区别于敬称“Sie”(您)。相称，一起喝酒，并不再进行打斗。一个获得了“兄弟情谊”的新人，便获得了合法的男性身份。唯有在这种“兄弟共和”之下，青年史家能够顺利地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涯。值得一提的是，“兄弟共和”同时也意味着男性把女性排除在知识殿堂之外。尼布尔曾表示，女孩们会赠予他玫瑰和桃金娘，唯有桂冠，只能由男人来为他戴上[4]79。男孩通过接受教育取得了鄙视“无知女孩”的心理优势，也憎恨那些胆敢闯入思想领地的女人。

正是在身体暴力的过程中，施暴者能够将自己的精神意志强加在另一个身体之上，因此，身体也逐渐被赋予了女性化的内涵，而精神意志等范畴则被划归为男性领地。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群体，便是这样在智力生活的范围内建立起男性统治的。精神的超越性对肉体凡胎的胜利，也是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

波妮·史密斯考察职业史学的男性化，将史家的个人经历一直追溯到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体现了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而她多次描绘史家在成长与成才的过程中经历过的那些象征仪式，则体现了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影响。精神分析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交替使用，构成了波妮·史密斯洞察力十足的史学分析视野。

史家的男性身份，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处于塑造之中的状态，因此，有关男性身份的文化隐喻和象征仪式，从年少时期到青年时代，再到他们成为职业史家以后，一直在不断地被重复。例如，史料批判对史家的成长来说，便是一种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仪式。由于职业史家在青少年时代接受过高强度的语言训练，因此，语言在他们成年以后的科研生涯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核实、分类、核定年代，以及其他的一些史料批判程序，与其说是为了寻找真实的过去，不如说是为了完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学仪式[4]81，正是借助这种持续不断的仪式性重复，史家的男性身份得以不断地被强调和巩固。这便是男性史家早年的语言学习经历与后来的史料批判技艺之间的联系。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男孩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暴力，这种暴力也会持续不断地以内容和题材的形式出现在职业史家的研究成果中。这部分地解释了职业史学所常见的政治和军事史题材。

档案研究和研讨班，历来被视为兰克史学的两大支柱，而波妮·史密斯则认为，此二者不光是史家通往职业生涯的两大法宝，而且也是开启男性身份大门的秘密钥匙[7]1150-1176。19世纪的男性史家常用“处女”等涉及身体的词汇来形容一卷未曾被打开过的档案。对他们来说，在档案中搜寻对他们有用的史料，则是一种冒险经历或勇气之旅。尘封的档案就像未经开发的处女地，等着男性史家前去征服与开拓。而研讨班(seminar)则对年轻学者形成男性身份认同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用来举办研讨班的房间通常带有一定的私密性，我们可以想象一群男性坐在封闭的小房间(“内阁”)里共商大计，就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和磋商，形成了一个男性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的职业化也意味着历史的男性化。

并且，研讨班是史家行会的化身，仔细审查档案，则成为行会成员获取从业资格证的方式。正是兄弟会或共同体的想象，塑造了研讨班成员的意识形态。因此，波妮·史密斯表示，科学史学并不单纯是在客观主义高尚梦想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它还包含着一定的幻想(fantasy)成分；科学史学和客观性观念的形成离不开想象，而它们的表达则离不开隐喻[7]1176。

二、科学史学的性别隐喻

无论是语言学习、史料批判还是研讨班，最终导向的是以“事实”(fact)为基础的历史科学。“事实”是建构科学大厦的砖瓦，这种想象来源于经验主义哲学理念，并随着17世纪牛顿体系和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成功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受科学主义影响，历史学也不得不比附于自然科学，以此提升权威性。经验主义的职业史家努力排除了历史中的哲学推演成分，并严厉地责备前人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4]131，以此压抑历史学的文学色彩。历史变成了不偏不倚的判断和平铺直叙的报告，对史实锱铢必较，这便是“科学的历史学”。但这种科学性的宣称多少是可疑的。

海登·怀特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提醒我们注意历史叙事的修辞性成分。他在《元史学》中表明，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在本质上别无二致，它们都遵循语言学和修辞规则。历史学有别于自然科学，它多少带有诗学内涵，体现出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一面。这一认识论的后现代转向同样可见于科学史研究领域。

玛丽·海瑟(Mary Hesse)的研究表明，自然科学离不开想象成分；与人们对自然科学客观实证的固有印象不同，科学知识进步的关键很大程度上正在于隐喻[7]1151。实际上，科学家非常依赖隐喻来进行解释，像“波”“粒子”“大爆炸”等类型的比喻，对科学家搭建起解释模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有关性与性别的隐喻，便是科学家赖以认识世界的众多隐喻之二。由于历史学将自身比附于自然科学，遵循相同的经验主义逻辑，因此，性与性别的隐喻同时存在于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之中。自然科学家与历史学家运用性与性别隐喻来建构科学—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权威的手法，也如出一辙。

在自然科学高歌猛进的这几个世纪中，自然科学家一步步把女性的生理结构纳入考察范畴。例如，生理学家和动物学家考察雌性的排卵和月经周期，这些学科的某些基本假设，是建立在雌性子宫会对其智力产生影响的基础之上的。基因学研究则专注于生物遗传，而遗传的关键正在于生育(reproduction)。医学进步一部分要归功于慈善医院里的穷苦单身母亲，因为外科大夫用她们的身体做了无数实验。犯罪心理学常常把女杀人犯的犯罪动机归因为生理期、怀孕和子宫的影响。精神医师则着手处理女病人的“歇斯底里症”……[4]134概而言之，科学的权威乃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之上的。在科学认识的框架内，女性被取消了主体性，只以研究对象的形式服务于科学知识的生产。

女性被客体化，同时也意味着科学研究客体的女性化。例如，当“哺乳动物”这个名词诞生的时候，科学界正在发生一场有关女性乳房的大讨论，尽管被命名为“哺乳动物”的生命体并不一定能分泌乳汁，但是，科学家仍然在众多备选项里面选择了这一个饱含着女性身体隐喻的名词来指代其研究的客体。无论是女性被客体化，还是研究客体被女性化，这两者都造成一个共同的结果——科学界从其组织架构到知识生产，越来越体现出男性化的特征，最终也建立起了男性统治。在这里，波妮·史密斯观察到了“观察者—被观察者=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谱系。科学界由此建立起了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性别秩序。而历史学在18/19世纪受到科学主义的感召，也开始参照这一套自然科学的话语体系，建构起自身的科学权威。

不过，历史学的经验主义基础毕竟是有限的，如何把业已存在于自然科学中的性别等级秩序移植到历史学中来，仍需考验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历史学家果然也不负众望，抓住了历史学性别化的关键——“事实”。职业史家煞费苦心地利用各种手段发掘、解剖、操纵和利用档案，令其服务于“事实”的生产。大量事实的积累的确也筑就了史职的权威。对历史“事实”的掌控力，是男性权力和职业地位的象征，而通往事实的物理性证据——档案，则被视为女性化的象征。历史学家也从处理史料、生产事实中获取了男性的尊严和职业的荣耀。

除此之外，历史学家还把研究对象视为具体的、日常的、琐碎的和肤浅的，而把作为观察者和研究者的自身想象成抽象的、超脱的、理性的和具有精神特质的存在，建立起男性主义精神对女性化客体的胜利。循此逻辑，他们想象自己隐没了身体的物质性存在，只剩下理性的慧眼，冷静客观地洞悉一切。正如古朗治所言：“不是我在说话，是历史借我之口在说话！”这种消灭史家主观性的宣言实际上透露出一种全知全能的幻想。这种全知全能的幻想让他们品尝到了男性权力的快感，也让他们得以宣称科学史学有关客观性的高尚的梦想。

为何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此热衷于利用性别隐喻来建构客观主义的理性神话？布迪厄在《男性统治》中为我们揭开了答案，他表示：“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需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接受下来，无需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6]8。“性别分工建立在生理差异，特别是性器官的解剖学差异上，因此性别差异看起来像是正常的”[6]9。一言以蔽之，由于长期以来存在于大众认知领域的生理决定论，性别差异被视为自然而然，很少有人会怀疑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波妮·史密斯等女性史家的社会性别史研究，就是要破除这种生理决定论的神话，揭示职业历史中性别等级秩序的存在，剖析学术界性别隐喻的秘密。

职业史学在波妮·史密斯看来问题重重，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术界长期为单一性别所把持，为职业主义的框架所局限，波妮·史密斯希望历史学变得丰富多彩，历史的书写理应为全人类所共享，因此她希望在历史学的前职业时代寻找历史学更多的可能性。

三、从职业史学中“拯救”女性史家——发掘史学的多样性

波妮·史密斯从1980年代开始致力于考察女性史家对历史书写的贡献，她对欧洲近代以来的业余女性史书写和美国女性史学的起源均有研究。据其考察发现，西方从18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有女性史书写的传统，女性史并非1970年代的发明[8]724。近现代的女性史起源于各种类型的历史研究、博古学、人物传记和以杰出女性的生平为线索的普世史传统[9]711。与同时代的学术风气相似，18世纪的女性学者拥有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她们不仅仅研究历史与博古学，而且会写科学论文、道德说教类文章、传记和其他文学作品[9]711。这种多样化的起源促使19世纪的女性史家率先进行社会史研究，写历史小说，为后来“新史学”的出现和文化史的唯物解释作出贡献[9]711。总之，女性史和女性所书写的历史具有跨学科的特色，是丰富多彩而超前的，这种跨学科的特色一直保持到职业史学兴起之后。由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涉及家庭与社会风俗各方面，无法按照传统事件史的时间线索进行编辑，因此无法与男性史家所书写的那些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史建立联系，这便加剧了女性史的边缘化[9]720。职业化以后，女性史家的贡献更是被埋没。著有一部世界女性史的废奴主义者莉迪亚·玛丽亚·柴尔德(Lydia Maria Child)[8]724，著有一部《英国史》，一心与大卫·休谟相较量的凯瑟琳·麦考莱(Catharine Macaulay)[9]709，美国新女性史的鼻祖玛丽·丽塔·比尔德(Mary Ritter Beard)[10]，瓦萨学院的女历史教授露西·梅娜德·萨尔蒙(Lucy Maynard Salmon)[8]726……这些重要的女性史家，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波妮·史密斯绘制出近现代以来女性史家的谱系，试图从职业主义的遮蔽中“拯救”出女性史家。

如果说1980年代的波妮·史密斯主要以“使其可见”(becoming visible)的态度来处理女性史家和女性史学的问题的话，那么到了1990年代，波妮·史密斯便开始致力于探索历史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她始终相信职业主义并非历史学唯一的合法性基础。尽管男性史家借由对女性元素的排斥来塑造职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史密斯对历史学的构想逐渐超越了单纯把女性元素添加回职业史界的初衷。她希望女性成为史学界的革命力量，成为解构男性霸权以后历史学界的重要的建构元素。

为了替历史学的未来寻找更多新的建构元素，波妮·史密斯“穿越”回前职业时代一探究竟。她发现，优秀的历史作品并不一定诞生于兢兢业业的职业精神之下，而有可能只是天才的智慧火花在某个瞬间的迸发。对波妮·史密斯来说，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就是这样的一位历史的“天才”。从“专家”到“天才”的转变，意味着史家主体身份的不同，不同的主体身份将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历史。

职业史家通过档案来接触历史，而对斯塔尔夫人来说，毒品和身体是她通往历史之境的两种渠道：毒品带给她一种“迷醉”的历史体验，而身体则带给她“情欲”的历史体验。斯塔尔夫人为缓解疼痛而吸食鸦片，而鸦片也常令其暂时地脱离理性的世界，畅游于无意识的迷醉之中。在迷醉之中，她似乎获得了非凡的洞察力，而当她清醒的时候，则会把梦中所获吸收到自己的历史和艺术创作之中[11]1063-1070。因此，“迷醉的历史”(narcotic history)截然有别于专断地强调理性和确定性的职业史学风格。波妮对斯塔尔夫人创作过程的想象，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斯塔尔夫人还写过一本小说——《柯丽娜》。小说的情节大致是：博学多才的女主人公柯丽娜带着自己的爱人游览、参观意大利的各种名胜古迹，并与对方分享自己对古罗马(历史)的看法。斯塔尔夫人曾被拿破仑流放到意大利，因此这本小说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她自己的经历。

斯塔尔夫人徜徉在历史遗迹中间，用手触摸那些历史遗迹，用思绪和幻想与古人神交。这种独特的历史体验打动了波妮·史密斯，她一直致力于探索享有历史的另类渠道，而斯特尔夫人的情欲体验无疑给了她无穷的灵感。职业史家通常是在档案里面搜集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试图把碎片拼凑起来，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画面。但熟悉历史生产的人都知道，档案在完整性和确定性方面常常是令人失望的。历史并不存在固有的完整性和确定性。斯塔尔夫人不同于那些在档案里费尽心思寻找完整性和确定性的职业史家，她用自己的身体去充当嫁接古人与今世的桥梁，身体便是她体验历史的工具。她把自己放到历史当中去，让主体成为历史本体的一部分。这便是“情欲的历史”(erotic history)[11]1071-1075。情欲的历史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圆融，而不同于职业史家所强调的超脱(主体超脱于客体)。史家在情欲的历史里面所扮演的角色绝非透明，她自己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波妮·史密斯所说的“迷醉的历史”和“情欲的历史”来自浪漫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有着浓厚的文学色彩。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流派[12，13]认为，现代理性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实际上是压抑了人的另一种本能——渴望认同和归属，渴望与他性融为一体的“死亡本能”。不同于强调个体顶天立地的“生的本能”。死亡本能旨在通过消灭自我的个体性存在而与更加强大的他者结合在一起。这种死亡本能的无意识冲动时常支配和影响着个体，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并非时时都是理性的。而当前社会文化环境里的理性霸权，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种男性霸权，这就是为什么理性文化把男性视为更加完美意义上的个体和理性人，而只是把女性贬为不合格、次等的个体，女性常常被社会文化和性别体制置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但是这样做，一来是贬低了女性的理性能力，二来则忽略了男性的非理性本能。

在波妮·史密斯看来，职业史学强调专断的确定性，正是男权社会理性霸权的体现。她所设想的女性化的史学，则更多的是一种体验，一种审美，而不是追逐真相的游戏，更不是截然分割真相与谬误的审判。

波妮·史密斯的社会性别史研究的确具备非凡的革命性意义，但绝非是一种大喊口号的女性主义革命史，她践行的是琼·斯科特的微观权力分析。她对职业史学的批判毫不留情，她在史学创新方面雄心勃勃、胆识过人。她一般不会特意提及自己对某一理论或流派推崇万分，但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创伤理论、浪漫主义文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和思想，都融化在她的史学实践当中，观之无形，品之有味。

四、西方文化中的非西方—女性元素

从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开始，顺应历史学全球转向的潮流，波妮·史密斯也开始将眼光投向了非西方国家。她在美国历史协会的委托下主编出版了三卷本《女性史：全球视角》[14]，此书于2004—2005年出版。

考察和发掘非西方的女性经验并将其记录下来，这可以是女性史全球化的一种思路，但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也是不够的。用社会性别概念来分析全球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另一条思路，这条思路最终会导致女性/社会性别史与后殖民主义的汇合。为响应查克拉巴蒂“将欧洲地区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号召，女性史家们也积极地参与为欧洲史学“去中心化”的尝试，波妮·史密斯、琼·斯科特和娜塔莉·戴维斯等女性史家曾于2011年召开论坛专门讨论此问题(5)参见Forum的Holberg Prize Symposium Doing Decentered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 50，No. 2 (May 2011)，188-228页。。

戴维斯早在1995年便出版了《身居边缘的女性》[15]一书，介绍了17世纪三名欧洲女性(一名德国犹太裔商人、一名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一名荷兰—德国昆虫学家)的故事，其中后两者分别漂洋过海到北美印第安人聚居区和南美苏里南地区，法国女传教士试图让易洛魁人皈依天主教，荷兰—德国昆虫学家与当地黑人女性多有接触。戴维斯借由地理中心的转移，来完成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全球转向。波妮·史密斯除了关注全球女性史研究动向之外，还亲自参与帝国史研究。她于2000年出版了题为《帝国主义》的专著，通过档案研究考察帝国主义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16]。

波妮的“帝国转向”可能与她早前关注浪漫主义文学有关，早在她考察斯塔尔夫人的故事的时候，她便借机接触了大量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运动是历史主义兴起之前的最后一个思想潮流，兰克等职业史家的作品多少透露出一点浪漫主义的余韵，但后来的史家出于职业主义态度而刻意抹去了浪漫主义的痕迹。波妮·史密斯一直致力于从职业史学中“拯救”历史学的多样性，因此，她对浪漫主义思潮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就在她投身于浪漫主义研究之时，她发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西方文化中存在着大量非西方文化的痕迹，并通过将后者进行女性化的方式，使其融入西方文化并隐没无痕[17]210-219。

1783年，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6)威廉·琼斯发现了欧洲语言和印度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提出“印欧语”假说。被派往印度，因对印度文化着迷，遂将《薄伽梵歌》《沙恭达罗》《摩奴法典》等印度古典文献译为西文。这些古典文献后来给欧洲文学带来了新的灵感。此前欧洲人沉迷于古希腊文化的平衡感和秩序感，但久而久之，古典“希腊癖”未免导致审美疲劳。正当此时，东方文学像清风一般流入欧洲，顿时令人神清气爽。英国的科勒律治、雪莱夫妇，德国的赫尔德、歌德、席勒、诺瓦利斯、洪堡等文学家和思想家，都受到东方文化的冲击，遂将审美情调由秩序与平衡转为浪漫与激情。印度密教(Tantrism)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尤其清晰可辨。据波妮·史密斯介绍，欧洲人此前对爱情的审美是矜持、理性与克制，现在却认为肉欲与激情是通过超脱之路的无二之途，因为密宗的学说教导人们，唯有将肉体与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够超越生死，到达彼岸的极乐之境。而在这种寻求超越性的体验中，女性与性爱常常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英国湖畔诗人科勒律治创作的诗篇《忽必烈汗》中，一名阿比西尼亚女仆带领可汗达到超脱之境。而施莱格尔直率地说，性交的狂喜能把两个肉体结合起来，此乃通往至圣的坦途[17]214。

概而言之，在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中，女性常常是开启隐秘之境的钥匙。而欧洲人有关东方的文学想象，也成为他们借以超脱理性桎梏的工具。为此，他们又把东方和女性结合起来。使得东方在殖民主义的思想谱系中逐渐变得女性化。这种女性化代表着从属、依附和被征服，是权力的对象而非权力的主体，因此，萨义德对东方的女性化充满了愤怒。但令人诧异的是，东方与女性之间的微妙联系似乎并不引起波妮·史密斯的反感。正相反，女性元素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大量运用，提示女性是将欧洲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决定性力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波妮·史密斯对女性文化身份的强烈认同。

依循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的逻辑，作为性别霸权文化主导者的男性身份，是需要被批判和解构的对象，而非霸权性质的身份认同、边缘群体的文化认同，则是不需要被解构的，正相反，它们的存在将一改男性—理性主流文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职业史学)的单调和僵化的面目。在女性主义思想的逻辑谱系里，形成二元对立的并非是男性和女性，而是霸权和非霸权、普遍与差异、单一和多元。不同于极端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波妮·史密斯的女性主义史学思想坚持适度的性别和性别文化认同。而这种适度认同无疑构成了现实生活中女性主义的建构性基础。

五、小结

波妮·史密斯的女性史研究以发掘女性史家对历史学的贡献见长，以业余女性史家的史学实践比照职业史学，突出职业史学的僵化与狭隘，从而批判历史学职业化制度下男性主导的格局。从学术方面看，波妮·史密斯的女性史研究有利于反思职业史学的不足，不断拓展历史学的边界。而从女权主义的政治抱负上讲，波妮·史密斯的批判则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揭示了学术不平等的制度与文化根源。

波妮·史密斯的女性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带着对女性身份的强烈认同，无论是1980年代发掘女性史家的贡献，还是1990年代开始她对职业史学男性化的批判，都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点。她一面批判职业史学的男性化，一面进行史学的多样性探索，而在此过程中，她有意无意地将女性特质与历史学结合在一起，为历史学的发展描绘出新的面貌。虽然她没有公开宣扬史学的女性化，但她善于发现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元素、发掘女性史家的学术贡献，并批判男性文化对女性元素的抹杀和压抑，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一种强烈的女性身份认同，体现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身份政治对历史学界的影响，这再次印证了政治与学术的微妙联系。由此可见，罗杰·夏蒂埃有关“身份历史”的概括十分贴切，至于“身份历史”是否构成了历史学的合法性基础，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学的客观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