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现实的电影之窗：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的知识社会学探赜

□ 王建祎 周 悦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是由赵南柱同名小说改编，金度英执导，郑裕美、孔侑主演的剧情片，自上映以来便同小说一样成为全民争议的焦点。该片在取得节节走高的票房佳绩的同时，还引起了韩国社会空前的舆论两极分化与对立。作为一部“社会派电影”①，《82年生的金智英》并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却是一部根植于现实世界、描绘了现实图景、还原了现实窘境的诚意之作。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众争议的话题，源于韩国特殊的政治历史生态、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思想、时代社会下的制度缺失等多方面因素。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影像的人文思想、女性主义等方面。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我们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电影进行考察，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可行的。电影之所以能够阐释对社会功能的表达，其根源在于电影的社会性总是伴随着蕴含“社会疼痛”的公共知识的生产。本文通过对电影影像话语的“真实”、现实社会境况的“真实”以及影像再造现实的“真实”三个方面逐层深入分析，试图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中，探赜韩国电影如何作为“改变国家的电影”进行光影与现实的互文性表征。

一、艺术真实：女性视角下的影像话语

为了更好地研究存在与知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卡尔·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框架中提出了“知识的社会存在决定论”，即特定的社会存在决定思想家观察这个世界的视角，同时这一视角又决定了思想家的观点、知识，由此形成“存在—视角—知识”的研究模式②。同样，特定的生活环境、社会背景常常影响着电影导演观察并用电影表现世界的方式，如果将电影作为这一视角的话，那么这种视角不仅决定电影影像知识的呈现形式以及知识中构成质的部分，更决定着观察的边界、深度与知识的外观轮廓。当然，单纯的个人视角具有片面性，虽不代表其错误，却无法以此造就知识的生产，故只有将个人视角转化为更广泛的人类视角，扩大视野以达到认识的全面与客观性。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自同名小说，故事虽为虚构，但却在光影世界中客观真实地呈现出现实生活的原初表象。作为现实的镜像，电影让千千万万的女性感同身受，或许这就是艺术真实的强大之处。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生于1982年的金智英在结婚生子后，突然从某一天开始像被“鬼附身”一样，总是在生活中的艰难时刻扮演着其他人，借他人之口控诉着生活的不易。她是某个人的女儿，却因成长在有重男轻女思想的传统家庭中，而遭遇家人长辈的差别对待；她是某个人的妻子，却困囿于结婚后被催生、逢年过节在婆家要懂事勤快但依然不被疼惜的窘境中；她是某个人的母亲，尽心尽力地抚养照顾女儿，却被陌生人谩骂为“妈虫”，丈夫虽关心体贴却最终因忙于工作在育儿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她是某个人的同事，努力工作而备受上司赏识，最终却因是女性，以后要面临结婚生子的轮番请假休假，而无法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晋升机会；她是某个人的女性朋友，却因为在严冬中买了杯咖啡而被路人显示出对家庭主妇的嘲讽与鄙视，当女性友人说起公司保安在女厕安装摄像头后将私密视频上传网络，男同事却争相传看并以此为乐之后，自己因害怕而隐忍不敢再去公厕……终于，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在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和体谅时，她生病了，“化身”为其他人向世人控诉着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欺辱。所幸金智英拥有爱她的丈夫，疼她的母亲，懂她的女上司，在这个世界逐渐开始向她展开善意的拥抱的同时，也逐渐温暖了她那颗尘封已久的心怀。电影克制冷静地为我们呈现了“被嫌弃的金智英的前半生”，更值得关注的是，电影的导演、小说作者、电影主人公均为女性，因此电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又完整的女性视角，以窥见现实中女性所承受的残酷与不公。

二、现实真实：作为知识话语的议题构建

曼海姆“存在—视角—知识”的研究理路，在“社会的知识”这一观点上与知识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达成了契合。“知识将以某种方式面面俱到地决定社会的本性。”③诚如舍勒所言，某种思想、知识的生产必定伴随着影响其产生的特定的社会境况及社会环境。在此种知识社会学视域中，电影作为第七艺术，须就其内在与外在意义分别考察，以更全面地了解电影外表下潜藏着的社会信息。同样，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也是由于韩国社会现实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存在”，才得以在光影层面上构建起电影的影像知识话语实践。艺术真实给予我们重新审视现实真实的同时，通过电影视角，现实真实得以再次作为公众议题被重新构建，我们也得以对影像背后的社会语境进行全面的了解与认知。

“金智英”作为韩国20世纪80年代最常见的女性名字出现于电影之中，似乎奠定了电影与现实互文式的基调。事实上，女性地位问题一直都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且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在韩国表现得尤为严重。近年来，韩国社会频繁出现厌女、仇女问题以及一系列的女权运动，更是让这一问题暴露无遗，并成为亟待改善或调和的重要事项。追溯韩国女性地位问题的成因，首先源于韩国特殊的政治生态。韩国自近代以来从未将女性作为运动主体开展过妇女解放运动，女性主义始终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冷战、性别化的现代化动员机制紧紧统治与压迫着，这也成为韩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其次，韩国作为东亚国家，自朝鲜时期就视儒学为正统，儒家文化强调社会等级，因此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也同样禁锢着韩国女性的人格与精神自由。即使进入现代化后关于男女平权的呼声依然不高，大多数女性也因此始终束缚于家庭的牢笼之中。最后，在韩国社会中，女性也依然难逃性别藩篱。家庭方面，女性需要承担起育儿的重任，因此她们通常会选择牺牲自我，中断职场生涯并回归家庭，甚至还被冠以“妈虫”的诋毁之言。职场方面，韩国是由财阀集团控制国家命脉的资本主义国家，激烈的职场竞争、金钱至上的利益追求和家庭的羁绊等都使女性在职场上遭遇性别的差异性对待。生活方面，韩国社会中的厌女文化、荡妇羞辱（受害者有罪论、受害者污名化）、性别歧视等问题，使近年来韩国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案件不断增多，女性连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

三、再现真实：通往社会变革的影像知识

知识社会学强调知识的反思性，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是对人类发展的反思，那么知识社会学则是对这一反思的再反思④。同理，电影的影像话语构建起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想象”，并作为知识话语形态重构了社会议题，最终走向推动“社会变革”的影像知识生产，完成光影与现实的互文性表征。韩国电影恰恰正是在这般“魔法”作用下成为“改变国家的电影”的。《82年生的金智英》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在发行后都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甚至推动了制度的完善、法律的健全。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同名小说在2016年出版后便引起了一系列的“金智英效应”。小说面世仅两个月就达到了100万的实体书销量，并刷新了韩国年度电子书的最高销售纪录，成为一部现象级小说。然而，女星因为读它被粉丝焚烧照片恐吓，女演员郑裕美因宣布饰演“金智英”被网友诅咒。所谓“有影子的地方证明有光”，同样是这本书，“国民主持人”刘在石在读；已故的韩国议员卢会灿将这本书赠予总统文在寅，并在扉页上写下“请拥抱一下82年的金智英”；总统文在寅读完全书后在演讲中说“希望‘92年生的金智英’能过上不一样的人生”。这本书的出版被认为是2016年韩国社会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无独有偶，电影上映后，就获得了韩国女性的广泛关注。社会活动家姜美静在韩国TBS电视台播出的时事评论节目《TV民生研究所》中表示：“电影之所以得到了女性们前所未有的拥护，是因为它真实还原了女性们的故事。”韩国女性普遍声称她们自己就是“金智英”；同时，为了让韩国更多的“金智英们”通过电影故事来关注女性的现实生活，韩国女性发起了“精神上支持《82年生的金智英》运动”，即就算无法去电影院观看，也要买票支持电影，因此电影院经常出现影票售尽而影院座位却很空荡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电影上映20天后，“82年生的金智英法”被正式提上立法议程，法案内容涉及女性生育后复职、带薪育儿等多项内容，首尔市也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82年生的金智英法”的家政立法案和就业相关法案。“金智英的故事”终于在法制层面上得到重视的同时，也备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

四、结语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以来，尽管韩国社会中各类“请愿”背后的真实态度——大部分男性并不关心女性权益——远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但只要始终不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表达与争取，将影像知识作为重构现实的“窗口”，“梦想”终会照进现实。长路漫漫，愿所有人携手同行，正如同为“改变国家的电影”《熔炉》中那句经典台词所言：“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能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注释：

①周健蔚.走向世界的韩国电影(2010—2019)[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03):66-81.

②[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英汉对照本)[M].姚仁权 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62.

③[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 [M].艾彦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8.

④徐桂权.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新闻生产[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