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今日见清秋
——刘 婧、周 毅《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序

李明泉

（四川省文联，四川 成都610012）

“巴山今日见清秋，河汉无声天际流。我亦乘槎问牛斗，此心刳尽一虚舟。”借用宋代四川双流人郭印《秋日即事》一诗，表达我对刘婧、周毅合著《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出版的欣喜与祝贺之情。

早在1994年1月，我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发表《开掘与超越——论大巴山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一文中指出：“大巴山文学’是一个不周密概念。巴山渠水这块方圆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充满神秘而多变、蛮荒而富饶、愚昧而现代的矛盾综合现象”。［1］17

巴山之苍劲雄浑、渠水之清婉柔丽构成了大巴山文学在巴山土壤的美学风格：豪放与柔丽，彪悍与清纯。这些因素不断碰撞、渗透、转化、融合、发展，大巴山文学上显示岀有别于秦岭文化、平原文化、黄河文化、草原文化的乡土个性，除地域文化特征不同外，其审美遵循现实主义精神，挖掘了巴山特色的美学矿藏，在文坛独树一帜。

我认为，“一个文学流派或一个作家群或一个地域文学现象的岀现与确立，总是在某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汇集着一批与历史与现实纵横相比能呈现出自己特色的作家作品，并在逐渐地为整个社会所认可。”［1］31-35

这些流派的形成绝不是形式上的，“大巴山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可以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等角度进行追溯。五六十年代，话剧作家陈其通，军队诗人张爱萍、魏传统、叶知秋，民族地域诗人梁上泉、陈官煊等。他们的著作在全国文坛引人注目，形成一个地域文学景观。

时代的春风拂过大江南北，城乡经济面貌发生巨变，日新月异，同时，也形成了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文化大环境，人们有了转向文学艺术创作的可能性，用笔去书写去表达过去岁月的艰辛，以及新时代的幸福生活，大巴山文学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正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文学积累积淀中，“大巴山文学”日趋定型，显示出独具文学地理禀赋的地域文学流派。张中信是其中执着耕耘大巴山这块历史文化土壤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系四川通江县人，至今已出版《风流板板桥》《匪妻》《失语的村庄》《哦，野茶灞那些事儿》《红尘书》《成都书》等著作二十余部，在国内各类报刊发表作品逾两百万字。《神韵巴中》《野茶灞时光》《成都书》荣获四川散文奖、四川文学奖和冰心散文奖。他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新诗、旧体诗和散文诗等多种文学体裁。近二十年来，海梦、梦痕、意西泽仁、王应槐、书同、上官燕、陈礼贤、朱先树、杨通、张万林、黎政明、康良琼等作家批评家均为其作品写作过相关评论，如《多情重义真诗人——张中信散文诗集〈失语的村庄〉序》《内心的坡度——读张中信散文诗集〈失语的村庄〉》《张中信：乡土的守望与突围》《触痛灵魂的精神原乡——张中信诗小说诗散文创作谈》《泥土的姿势：一个人的执着与坚守——青年诗人作家张中信创作评述》等，在国内文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刘婧、周毅合著的《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从文学地理学研究和批评方法来探讨张中信，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该书认为，文学地理学关注文地关系，而实现文地关系转换的中介主要是作家的生命意识和地理基因。张中信出生在通江一个叫野茶灞的小村落，他的创作始终携带着浓厚的地域元素，以家乡作为创作基点，描摹乡土记忆、关照城乡变化、感悟人性世情，其作品之中亦形成了独特的地理空间。该书以文本细读为主、作家研究为辅，并以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以及作品描写地理为主要内容，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及研究方法展开研究。以“勾勒大巴山”“开掘大巴山”“守望大巴山”“超越大巴山”为视角，对应探讨张中信作品的“非虚构式”地理景观陈列与立体化的地理空间建构；作家的地理基因、地理感知与创作之联系；以“人”与“非物质文化景观”为核心的人文地理书写以及文学地理书写中所蕴含的文化自省与超越意识。

该书在研究对象的全面性、研究角度的新颖性、研究方法的系统性以及作品分析与理论方法的契合性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特色。作者以张中信现有所有作品为对象，结合作家的生平轨迹，整体性地开展较为全面的作家作品研究。突出“文学地理”研究角度，与惯常的“地域”角度同中有异，形成交融、补充之势。不仅关注文学与地域文化之关系，也强调作家创作动机、转变、作品生成等与地理环境及其变化的交互关系，同时注重作家文本建构的地理空间与现实空间、心灵空间、接受审美空间的联系。该书突破以往通行的地域文学研究范式，以文学地理学理论及批评为研究方法挖掘张中信的文学创作与其籍贯地理、活动地理，尤其是作品描写地理的关系。通过梳理“地域”与“地理”的异同，并试图在共同的基点上，融合文学地理学与传统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路，故而显露出研究方法较为系统、融合性较强的特点。

该书认为，张中信依托深耕大巴山多年产生的深厚地理经验，以敏锐的地理感知和稳固的巴山基因力图书写大巴山丰富多姿的地理景观，展现大巴山的独特地域特征。作家通过经年的创作历练，以大量自然、人文景观为基础，形成了“现实-文学-心理”三位一体的创作空间。在地理感知和地理基因的协奏中，张中信亦顺理成章地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地理叙事方式，辅以符合地域特质的地理想象，使得其作品呈现出质朴翔实与神秘诡谲并置的风格特征。从张中信书写的多类小人物中，读者能够触及巴山生活的真实图景。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是环境典型性的主要验证方式，从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中，读者能够透过文字感受到巴山的人文气息和地方性。而作者对方言、号子、山歌等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真实呈现，则进一步将大巴山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和地理品质揭示出来。张中信在表达对于乡土故园的真挚深情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一个地域作家理应具备的理性高度和人文关怀，以自觉深刻的内向度自审完成了对于大巴山更加全面的剖析，展现了集大巴山儿女和地域作家双重身份为一体的对于大巴山的责任感和真切的热爱。

刘婧、周毅合著的《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的出版为我们深入研究“大巴山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们以张中信为个案研究，提出了从文化地理角度书写文本的许多思考，这是该书学术价值之所在。

“大巴山文学”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和文学流派，还需要强化创作的理论修养和审美想象，使作品具有哲学和人性思考，在字里行间贯穿精深思想和美学表达，将时代和社会的前进历程里的具有大千世界人生百态和真理性的颗粒嵌入了作品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芸芸众生在生活、家庭、理想追求等层面中萌发出的新思想，并上升为“形而上”的本质，既丰富又发展了许多时代的人生新课题。理念和永恒，生动与此在，二者如何有机融合。坚实现实主义道路如何开辟？这需要从理论指导上大巴山文学,倡导“寻找立足巴山超越巴山的突破点”，艺术思维座标系亟待建立，需要从短暂与永恒、历史与时代、社会与个人、地域与全球等众多参照系中观察大巴山及其大巴山人的生活和精神，丰富和提升“大巴山文学”的创作实绩。［1］8-13

2011年9月我在《贺<大巴山诗刊>问世》中写道：“巴渠自古出诗人，登高远望万木春。举杯邀月逍遥游，移山逐日风雅情。魂系苦乐写春秋，梦越庸常传清音。山舞水韵灵性在，一片诗羽化邓林。”［2］以此祈愿“大巴山文学”灵性永在，诗羽飞舞，光耀世界文学版图。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