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英译策略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摘要：学贯中西的晚清名士辜鸿铭在中国处于极度虚弱，中国人热衷于西方文化之时大力提倡中国文化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辜鸿铭以为只有中国的儒家经典才可以使世界人民免于强权和不义的伤害，他在翻译《中庸》时使用了归化的手法，目的是为了让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更容易接受。研究认为：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归化翻译策略仍不失为非常有效的策略。

关键词：中庸 翻译 辜鸿铭 归化

一、引言

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碰撞。一方面我们应本着“三人行，必有我师”以及“Do as the Romans do when you are in Rome”的心境去了解外国的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积极地对外宣传自己的文化，这样可以增加中外双方的理解，促进彼此的合作。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中国的优秀思想与文化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让世界人民借此减少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误解，就像周总理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了解了就不神秘了。世界人民就会更加积极地同中国及中国人民一道，以共同建设一个和平而美好的世界。

中国文化以儒家为根本，而《四书》中《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因此，将《四书》翻译并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将有助于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早期的《四书》英译版本包括传教士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而晚清名士辜鸿铭认为理雅各没有正确理解中国的典籍，因为“理雅各博士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他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辜鸿铭，2017：2）。因此他开始自己动手翻译，并最终完成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大学》和《中庸》。

辜鸿铭是晚清学者中的少数派。辜鸿铭从小便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游学欧洲，前后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可以流利地讲英语、法语、德语、拉丁文和希腊语等九门语言。他在经受了西方文化浸润多年以后开始深入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而一旦开始深入学习，辜鸿铭便对中国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便是辜鸿铭第一不同寻常之处：他是在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的;其次，在当时多数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失去信心，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各种知识与文化，认为只有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可以拯救中国，而他依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怀有极大信心。辜鸿铭不仅十分看好中国文化，而且积极向世人宣传，他说：“我个人不相信在中国古老的秩序会过时，因为我知道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秩序是一个道德的文明和真正的社会秩序，它符合事物的本性，因此绝不会消亡。”（辜鸿铭，2017：282）这便是他的第二个不同寻常之处：他认为只有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可以使世界上包括列强在内的各国人民免受强权和不义的伤害（辜鸿铭，2009：9）。这种认识在当时可谓不合潮流，而在当今则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探究辜鸿铭的翻译方法，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辜鸿铭《中庸》英译的归化策略

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翻译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这两种翻译方法后来被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总结为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和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孙致礼，2001： 32）。两种翻译方法各有特色，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具体使用哪种翻译方法，还是要看译者的目的。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张锦兰，2004：36）。比如对于儒家经典的翻译，理雅各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中国文化，然后分享给一众传道士用来学习，最终目的仍是为向中国人传教服务，于是使用了异化的策略;而辜鸿铭在研究了中国文化之后，坚定走上了宣扬中国文化的道路。他的目的是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于是在翻译中使用了归化策略。笔者以为，辜鸿铭的归化策略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力求统一的翻译风格，另一个是使用西方读者熟悉的概念。

（一）翻译风格力求统一

辜鸿铭力求统一的翻译风格可以给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思想一种整体统一的认识。辜鸿铭认为道德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在英译《中庸》序中说：“中国文明是一个道德的、真正的文明。首先，它不仅公认这种道德责任感，将其作为社会秩序的根本基础，而且还把使人们完满地获得这种道德责任感作为唯一的目标。”（辜鸿铭2017：283）因此他在《中庸》译文中如“道”“仁”“君子”之类的核心术语前均加上“moral”。

辜鸿铭把“道”译为moral law，如“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译为：The moral law is a law from whoseoperation we cannot for one instant in our existenceescape.（辜鸿铭，2017：285）他认为“道”就是道德准则，是我们在生存过程中一刻也无法逃脱其影响的准则。朱熹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 2005：19）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在欧洲语言中，与孔子的君子之道一词最为接近的是道德法则。”（辜鸿铭，2009：56）所以辜鸿铭把“道”翻译为moral law是符合朱熹对于“道”的解释的。

辜鸿铭把“仁”译为moral sense，如“修道以仁”，译为：To put in order the moral law， the ruler must usethe moral sense.（辜鸿铭，2017：308）何为“仁”？仁者，人也。“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辜鸿铭，2009：56）朱熹（2005：30）解释说：“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就是说，治国理政在于得到正确的人，而选取合适之人的规则又看他的修身之道。用什么修身？要用道德准则，即moral law，以此“修道以仁”。所以，辜鸿铭把“仁”翻译为moral sense是符合這个词的原义的。

辜鴻铭把“君子”翻泽为moral man，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译为：The life of the moral man is anexemplification of the universal moral order. The life ofthe vulgar person， on the other hand， is a contradiction ofthe universal moral order.（辜鸿铭，2017：286）。朱熹认为：“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 2005：20）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是不顾任何的道德准则;与之相反，君子就是有道德的人。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辜鸿铭把“君子”翻译为moral man是合理的。

辜鸿铭的这种翻译方法一方面彰显了中华道德文明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西方读者更容易读懂、接受《中庸》的道德内核（黄碧蓉，2016：105）。西方人初读儒家经典，可能会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而辜鸿铭这种力求统一的翻译风格就会让西方读者对儒家经典从整体上认识和理解，从而易于接受其中的思想。

（二）使用西方读者熟悉的概念

辜鸿铭在翻译《中庸》时，充分考虑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尚不是非常了解，如果坚持使用异化的策略做翻译，会让西方读者分心，不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经典中蕴含的思想，也就无法达到宣扬中国文化的目的，因此，在做翻译时，辜鸿铭尽量使用西方读者熟悉的概念和名人的思想去翻译和注解。

1.词语翻译

为了使译文更易于被理解，辜鸿铭使用西方读者熟悉的概念去翻译《中庸》中的常用词。例如：在翻译“天”时，理雅各译为Heaven，因为对于理雅各来说，God是全能全知的，是唯一的神，“天”不可能是God，而辜鸿铭认为“天”就是西方文化中为西方读者所熟知的万能的神，于是译为God。

如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谓性”，辜鸿铭译为：Theordinance of God is what we call the law of our being.（辜鸿铭，2017：285）又如，“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辜鸿铭译为：He complains not against God nor rails against men.（辜鸿铭，2017：305）再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辜鸿铭译为：In considering the nature and organisationof human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for him to understand thelaws of God.（辜鸿铭，2017：308）

辜鸿铭的这种翻译自有其合理性，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把天视为主宰自然与社会的神。《尚书》中说：“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这是说，（因为尧的德行广大），皇天使尧成为天下的君主，尽有四海宇内（李民、王健，2004：28）。天在这里就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主宰者。再如，《诗经》里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这句话是说：“只有上天的命令，啊！美好不停。”（周振甫，2010：464）这里的天就是抽象概念的、可以主导自然和社会秩序的神。冯友兰（ 2011：27）认为：“《诗》《书》《左传》《国语》中，言天、帝之处甚多，多指有人格的上帝。”

综上所述，辜鸿铭的翻译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天”的理解，因此将“天”译为God是合理的。这种译法使用了西方读者熟悉的概念，比理雅各译为Heaven更易于令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

2.读后感式的加注

直译也好，意译也罢，有时翻译并不能把原文的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这时就需要做一个注释，但辜鸿铭的做法与众不同。别的译者加注的往往是针对文字本身的解释，而辜鸿铭加注的是西方名人的思想。

如“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辜鸿铭翻译为：“The vulgar person's life is a contradiction of theuniversal order. because he is a vulgar person who in hisheart has no regard for， or fear of. the moral law.”（辜鸿铭，2017：287）这句话是说，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就是因为小人无所顾忌，而肆意妄为。朱熹（ 2005：20）认为：“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也。”无所忌惮，即是不顾道德准则，the moral law。辜鸿铭在如此翻译之后，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还加了《圣经》里的一句话：“the fool hath said in his heart，There is no God.”（辜鸿铭，2017：287）。《圣经·诗篇》中的这句话是说：“愚顽之人心中如此想：上帝并不存在。”这是告诉西方读者，小人无视道德准则，正如愚顽之人无视上帝的存在一样。

再如“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辜鸿铭翻译为：“In your secret chamber even you are judged; See you donothing to blush for， Though but the ceiling looks downupon you.”引自《诗经》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看你独自处室内，做事无愧于神明。”（程俊英，2004：470）辜鸿铭在翻译的注释中加入了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一句话：“Milton says： All is. ifI have the grace to useitso， As ever in my great Task Master's eye.”（辜鸿铭，2017：336）“一切永在伟大监督者的眼里。”这样的注解让读者很容易理解的同时又会心生感慨：Greatminds think alike.

辜鸿铭的加注中，除了上文两个例子，另外还使用像莎士比亚（ Shakespeare）、歌德（Goethe）、爱默生（ Emerson）、芝诺（Zeno）、奥维德（Ovide）、罗斯金（JohnRuskin）、阿诺德（Matthew Arnold）等作家或名人的引言。这些引言都很贴切地解释了《中庸》原文中蕴含的思想，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而从这种读后感式的加注也可以看出他向西方人推介中国优秀思想和文化的迫切心理。

（三）《中庸》英译的影响

辜鸿铭于1906年将《中庸》英译本在中国发行。英译本在国内有着不同评价，一是批评不遗余力，二是推崇达于极致（黄兴涛2002：85）。批评辜鸿铭的代表是王国维。王国维（1997：46）认为辜氏《中庸》版本大病有二，一是用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二是求统一。笔者以为，这正是辜鸿铭英译的可贵之处，上文中的例子也证明了这两点。而在1925年，王国维就辜译再次发表评论时说，以前的评论是因自己的“少年习气”，以前指摘的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二小疵”，并请读者不要以此抹杀辜译（王辉，2006：186）。另一方面，推崇辜鸿铭的代表是林语堂。他认为，辜鸿铭的翻译“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林语堂，1999：550）。综合来看，辜鸿铭使用归化方法的翻译策略是合理的，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辜鸿铭的儒经英译版本在西方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转引自黄碧蓉，2016：102）《中庸》英译本后来被收入英国《东方智慧丛书》（The Wisdom of the EastSeries）。辜鸿铭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儒家权威，包括知名作家毛姆在内的欧美人氏来中国专程拜访辜鸿铭。辜鸿铭的儒经英译本也成为西方汉学家和学者的重要参考书和征引对象（黄碧蓉，2016：103）。从当时和后来西方人对辜鸿铭和他的儒经英译本的态度来看，他的归化翻译的处理方法是卓有成效的。

三、结语

在中国的翻译界，“比起注重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化特色的‘异化派来，注重适应目标语的语言文化规范的‘归化派一直占有明显的优势”（孙致礼，2001：32）。“归化派”比“异化派”更占上风的原因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一向注意吸收异域文化，借以丰富和发展本国文化，所以很多翻译大家，如严复、林纾、朱生豪、吕叔湘、张若谷等，都采取了归化的译法（孙致礼，2001：32）。

杨绛先生在她翻译的柏拉图作品《裴多》篇中把名字做了简化，如Echecrates译为“伊奇”，Appolodorus译为“阿波”等。这样的处理方法让文字更为简洁，语意更为流畅。正如杨绛先生所说，翻译“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杨绛，2011：2）。杨绛先生对于希腊人名的处理正是出于中国人对人名的习惯而做出的，这正是一种翻译上的归化行为。而这种归化处理并不影响读者对于原文思想的理解。再如，杨绛先生把libation翻译为“祭奠礼”（杨绛，2011：93）。Libation这个词，字典上解释为一种倒酒或祭酒的行为，但是中国人通常把在特定场合中酒泼在地上的行为看作一种典礼仪式，因此杨绛先生在“祭奠”后加了个“礼”字，使这种行为更符合汉语读者的认知，也可以说，这种归化翻译可以增进汉语读者的理解。

反过来看，外国的传教士刚进入中国时，为了让中国人更好地接受基督教，所采取的策略便是“以儒释耶”，以拉近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关系，这种做法，本质上也是一种归化行为。再如，将The Bible翻译为《圣经》本身也是一种归化策略。一部经典之作，可以是一部经书，儒家有《四书》《五经》，道家有《道德经》，佛教有《心经》《金刚经》等。但是在“经”字前还要加上一个“圣”字，就使中国人产生更为崇拜的感觉。对比伊斯兰教的经典之作The Koran翻译为《古兰经》，The Bible本应音译为《巴伯经》。但毕竟TheBible最终被翻译为《圣经》，这就是一种讨巧的归化翻译的做法，让《圣经》能够在中国取得比较大的影响。这也说明，一个文化，在试图被人了解的过程中，归化翻译是很好的做法。正如玛丽亚·提莫志克（ MariaTymoczko）所说：“不是译文依靠原文，而是原文要依靠译文才能在一种文化中获得再生，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转引自傅敬民，2008：127）

总而言之，以归化翻译为主要手段的翻译作品更易于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在当前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的背景下，就应尽多使用归化策略来翻译中国的典籍和文化作品，正如翻译大家所做的那样，正如《圣经》翻译所做的那样，正如辜鸿铭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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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辜鸿铭《中庸》英译研究”（项目编号2018SJA1354）部分成果

作者：葛明永，蘇州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