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扬州（江都县）早期组织发展研究（1925—1933）

费行健

摘要：中共扬州早期组织历史上，学生党员接受训练后创建组织、发动群众，显现出早期组织在中下层发展的诸多面相。文章以历史档案为据，并结合青年党员的个体际遇，探析中共扬州早期组织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中共；扬州；江都；党组织；青年学生

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兴起后，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共江苏地方组织迅猛发展。既往学者的研究多着眼于国共合作时期全国范围内和省域范围内国共两党组织发展状况，对于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党组织研究较少。扬州紧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和江苏省会镇江，可谓京畿要地。笔者选取扬州（江都县）[1]这一区域发掘历史档案，与多方文献资料相比照，研究中共县级党组织的发展状况。

一、中共扬州早期组织基本情况

1925年5月，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恽代英，以中国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的公开身份来到扬州，在扬州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建立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组织。恽代英在扬州的演讲地点位于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他的演讲题目为《师范生与饭碗问题》，内容包括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等。他号召扬州的广大青年学生投身到国民大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去，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为己任，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青年才有希望。此次演讲后，恽代英又到第八中学演说，进一步扩大影响。经恽代英介绍，青年学生李诚、曹起溍、王寿荃、潘锡纯等人加入国民党组织。恽代英的这次活动不仅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党员，同时也为中共扬州地方组织的建立做了准备。

中共扬州地方组织最早建立于何时，因为年代较远，档案材料无明确记载，且多有相互矛盾之处。1926年底中共江浙区委的一份工作报告称“扬州：有6人”。1927年10月的《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称：扬州今年“上半年有同志17人，现有六七人”。[2]中共扬州早期党员曹起蘅、罗青、陈洪进、顾宝艮等人回忆：1925年秋，曹起溍在省立第八中学建立党支部，这是扬州的第一个中共组织。[3]国共合作期间，扬州的中共党员以国民党江都县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秘密身份是中共党员。

1927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共产党人侯绍裘被杀害，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的青年党员们随之产生分化。原国民党江都县党部常委李诚选择脱离中国共产党，加入到由国民党右派实际控制的国民党江都县党部。[4]绝大部分青年学生或升学或就业，还有些人选择返乡躲避，以防在国民党“清党”时被认定为共产党人。王寿荃、曹起溍两人没有选择升学或就业，而是选择不畏艰险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8、9月间，王寿荃在上海与原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中共党员陈勃取得联系，经陈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5]王寿荃回到扬州后，即与曹起溍联系，建立中共扬州县独立支部，有党员7人。12月改为中共扬州县特别支部，下辖扬州中学、耀扬火柴厂两个支部，11名党员。1928年，王寿荃离开扬州，由曹起溍代理书记。这一时期至1930年中共江都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江都县委，中共江都（扬州）组织名称几经变动，具体情况《中国共产党扬州史》一书中已有详细记述。笔者结合多方史料将组织结构整理如图。

二、中共扬州早期组织党员构成

中共扬州早期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是由扬州当地在校学生和扬州在外地求学的学生共同进行的。早期党员王寿荃、曹起溍、陈洪进、曹如福、罗青、胡耐秋、成贻典、张一萍等人均是在校学生。[6]这些青年学生是早期组织的基干力量，他们运用自身的血缘、地缘、学缘关系，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

中共扬州早期组织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据《扬州特支（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的工作报告》：“当时城内六个支部、八个小组，计：1.扬中支部二组十一人（学生八，工人三）；2.耀扬支部二组二十人（女工四，男工十六）；3.香业支部三人（二人系工人领袖）；4.黄包车夫三人；5.旧城支部四人（学生一，自由职业二，职工一）；6.新城支部四人（学生二，自由职业二）。总计四十五人，工人三十，学生十一，自由职业四。另外，扬州特支还有四个农村支部，共计二十一人。”[7]1928年7、8月间扬州特支的负责人有：书记王寿荃（1927.9—1928.5）、曹起溍（代理，1928.5—1928.7）；干事会曹起溍（1927.9—1928.8）、蔡兴（1928.7—1928.8）、郭成昌（1928.7—1928.8）。[8]蔡兴是校印刷厂的工人，1931年被捕，叛变投敌；郭成昌原是旅法华工，由中共江苏省委派至江都县搞党的工作，1929年2月被捕，判处一年零二月的有期徒刑，后情况不详。[9]就扬州特支党员的职业（成分）而言，此时的工人党员占66.7%，学生仅占24.4%，另有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佃农、雇农、自耕农、青帮成员等。此时的扬州特支无论是上层负责人还是基层党员，均是工人党员为主体。结合1928年全国范围内的中共组织党员构成而言，这一点似乎并不意外。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于莫斯科召开，当时的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随之，中共各省委及下属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同樣由工人党员担任。

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组织淞浦、沪宁、南通、淮盐、徐海、扬州等6个特委，其中扬州特委领导扬州、泰州、高邮、宝应、东台、兴化、六合等县。1928年9月，中共扬州特委正式建立，领导机关仅有书记夏采曦（化名李斐）一人。1929年，又增加一名负责人李济平（化名赵亚）。夏采曦（1906—1939），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1919年入上海民立中学，任校学生会评议部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扬州特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39年在苏联因“肃反”扩大化而牺牲。李济平（1908—1930），江苏江阴人。1924年毕业于励实中学，后到天章绸缎店当学徒。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江阴县委委员。同年赴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1月担任中共扬州特委委员，为特委负责人之一，9月任中共江都县委书记，12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

中共扬州特委建立后不久即决定解散扬州县委，由扬州特委兼扬州县委。[10]同时对扬州城区区委和扬州西乡区委进行整顿改组，决定由曹起溍和郭成昌分别担任两个区的区委书记，由扬州特委直接领导。据《扬州特委工作报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城区原有支部五个，人数四十四人，区委一，五个人，新找到未成立支部的零星同志四人，西乡原有支部五个……这次我下乡去调查，大概那里同志不过三十余人，所谓支部、区委的组织全是虚的，他们连会都没开过一次。成分：城区十一个知识分子，余皆工人、店员等。西乡有五六个流氓头儿，四个自耕农，其余皆佃雇农，但都是流氓的徒弟。县委=0，所以我把他解散，以后由特委兼任，城区区委改组，书记曹，常委蔡兴（校工）、林栖（知识分子）……西乡区委书记郭成昌、委员张德旺（青帮流氓）、顾××（学生，新派下乡）、孙玉喜（系雇农，很好）、胡文德（佃农）。”[11]

另据《扬州特委最近工作报告及今后工作计划》（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记载：“分别来说，扬州城厢和西北乡是从前唯一的工作区域是比较很健全的。城厢组织也有新的发展……这里是我们工作的中心，同志约在八十人以上。扬州西北乡同志从前有五十至六十人。但因负责工作同志的错误，同志不认识党，以为党是出钱收买党员的。流氓成分是绝对的，同志几乎全是两个流氓头儿的徒子徒孙。三个月前曾有一度捕人的谣言以后，同志几乎全体脱离关系，只剩十几个想向党要钱的人，胆小非常。最近曾几度派人去，但钱和工作他们总没有正确观念，而流氓又向党要挟，现在尚无办法。”

结合以上两则史料，不难发现扬州（江都县）的中共组织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扬州城区和扬州的西北乡一带。城区的党员主要是青年学生以及由青年学生所动员、组织的工人，主阵地是扬州中学和耀扬火柴厂。[12]西北乡一带的党员多为帮会成员，对于党组织还缺乏认识，仅仅是通过帮会内的师徒关系或者传统社会里最常见的团体聚合模式即血缘、地缘关系进行联系。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农民、会党与农村，学生、工人与城市，这二元化倾向愈发明显。有论者指出新式学校的存在让青年人有了一个较为固定的公共活动场所，同龄人之间的切磋熏染容易产生共鸣，有助于群体意识的形成。“省立”字头学校的创办客观上促成了全省各地人才的汇聚，而对人际关系的重新组织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3]对于城市的产业工人而言，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近代新型业缘组织的地位与作用也日益凸显。与城市相反，农村则完全是通过传统的“熟人社会”进行联系，以实现人与人的聚合。

当然，扬州并非产业发达的地区，产业工人与近代工业较之于沪宁杭等发达地区仍然是数量有限且规模较小的。“江都的工人，只有振扬电灯厂，火柴工会（耀扬火柴厂），是机器工人，其余全是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业者。”[14]故而扬州城区虽建有较为完备的党组织，但就其对于学生和产业工人的组织力而言，显然远未达到上级党组织设想的要求。例如耀扬火柴厂方面：“流氓非常成问题。火柴厂罢工每次受流氓的阻碍。我们以克服了一部分流氓，但同志都是青帮，同志的老头子捣蛋——争斗时受厂方嘱托来说情，非常难对付”。[15]即使是产业工人和工人党员也无法脱离传统“熟人社会”的桎梏。江苏省委对于耀扬火柴厂的组织问题特别提出：“（一）群众的组织问题毫未提及，是个很大的缺点。（二）支部的工作最重要的必须使每个同志能做工作……（三）支部工作主要的是要全体同志到群众中起作用。（四）目前整顿支部健全支部工作，……旧的同志如果不是有大不了的错误，不必机械的不要他们，同时还要注意发展新的同志，并要发展女工同志。”由此可见，耀扬火柴厂内的工人党员一则是数量较少；二则大多仍然是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帮会成员为主体；三则耀扬火柴厂是一个以女工为主体的工厂，但女性党员的数量还是远远不足，不能充分在女性工人中宣传党的劳工政策，进而有效组织女工斗争。

三、中共扬州早期组织革命实践

革命由口号到实践、由纸面到落地的过程，组织无疑是关键性的因素，而组织又是由无数的个体所构成的。党员、党组织与革命实践三者密不可分，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整体上相互之间又有紧密的关联，共同构成革命的三大结构性要素。

中共扬州早期组织最早的两位创始人是王寿荃和曹起溍。曹起溍，1906年出生在一个职员家庭，父亲是一个盐业局会计，因为家庭负担重，常需借债度日。艰难的生活使得曹起溍在校读书时就能关心和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在政治上成熟较早。1922年，曹起溍进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读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和指导下，他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籍，比如《新青年》杂志，鲁迅的小说《彷徨》《呐喊》等。这些书籍给予曹起溍很大的启发，使他意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才能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1925年秋，恽代英来到扬州，经恽代英介绍，曹起溍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暑假，曹起溍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因家庭无力资助他上大学，扬州一时又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曹起溍决心留在家乡干革命。同年，在国民党左派控制下的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的选举和分工中，曹起溍任组织部部长兼执行委员。1927年4月后，国民党右派几乎控制了整个江苏基层党部的领导权，中共的地下组织被破坏。1927年9月，曹起溍与王寿荃建立起中共扬州特别支部。1928年夏，曹起溍到江都高汉庄、李家桥、孙家墩开展工作，组织“穷人会”，召开大会发动农民抗租抗债。当地地主和高利贷者迫于声势做出妥协，斗争取得了胜利。同时，他在三地分别创建党支部，共有共产党员50多人。1929年8月16日，曹起溍不幸被捕。在牢狱中，他团结难友开展绝食斗争、策划暴动、组织越狱，敌人对他恨之入骨。1931年2月24日，年僅25岁的曹起溍牺牲于镇江北固山。曹起溍在狱中写有两首诗：“秋风飒飒雨丝丝，狐作人言鬼唱诗。明日天兵显神勇，妖氛一扫而空之。”“虎丘战罢转焦山，砥柱中流非等闲。马革裹尸励尔志，何须马革裹尸还。”

王寿荃，1907年出生于安徽，1919年随父兄来到扬州定居。王寿荃与曹起溍是第八中学的同学，王寿荃成绩优异，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王与曹起溍一道在恽代英的介绍下加入中共，并在国民党江都县党部中担任宣传部部长和执行委员，后担任中共扬州特委的书记。王寿荃在扬州城内发展了一批青年党员，和曹起溍一道前往农村开展工作。1928年5、6月间，王寿荃因为个人生活方面原因离开扬州，一是因为家庭负担，自己没有固定职业，二是因为他父亲对他逼婚，使他想离开扬州。王寿荃离开扬州后，先到江阴参与指导农民运动，因为身体羸弱，得过几次重病，心灰意冷，于1930年脱党加入国民党。1949年在新疆参与策划起义活动，1950年由香港返回北京，重新参加革命工作。1972年于北京逝世，享年65岁。

关于中共扬州早期组织一些具体革命实践活动，王寿荃曾回忆了在城区发展党员的情况，如：“发展党员主要是在扬州城区，对象有城市平民以及失学青年和无业小市民。方法主要是通过旧的社会关系。……一些党的文件大都放在曹起溍家，开会和碰头则在林栖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搞发展党员的工作。也曾想搞工人运动，但没有搞起来。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也没有完全断绝……”[16]王寿荃特别回忆了与江苏省委的联系工作，他曾到上海与江苏省委联系过三次，第一次接关系，第二次汇报工作，最后一次是离开扬州前。王寿荃称：“（第二次）在上海我还领了一百元活动费，并通过省委机关的帮助，以四十五元购买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和一百粒子弹。”并详细回忆了怎样将手枪和子弹带回扬州的经过。地下党员们进行革命工作无疑有风险，也是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和系统的革命理论的教育。扬州早期党员成贻典回忆：“（在上海）通知赴法租界一指定地点听报告，不需携带任何文件或证件，视会场窗帘启闭作为安全或危险信号。会场设在简陋亭子间内，……传达内容主要为国内革命形势大好，准备城市起义等，约半小时即散会。”

笔者尤为感兴趣的是扬州党组织与省委的联系方式：“1.通信联系。信件用的是密写法，计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先写好一封普通信函，然后再用米汁在空白处写上要写的内容；另一种是特制的药水密写。显现密写字迹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信纸放在煤油灯罩上烤一下，字迹就显现出来；另一种是碘酒显现。当时省委机关大多是利用某些商号或洋行。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检查，通讯地点还常常更换。2.通过省委机关派来的地下交通进行联系。主要是给我送些文件和传达省委的有些指示。我们有时也通过这些地下交通向省委汇报一些工作情况。3.通过陈勃进行联系。那时陈勃经常来往于上海和他工作的盐城、阜宁之间，路过扬州时我们就托他带向省委反映一些工作上的情况和问题，他也有时为我们带来省委的指示和文件。”[17]

从王寿荃的回忆中不难发现，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是相当不易的。扬州地区尚距离上海不算远，且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江浙地区交通还是较为便捷的。

参考文献

[1]中共江都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江都县革命史料》，内部印行，1985年。

[2]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编：《扬州革命史料选》（第一辑）。

[3]中共扬州市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苏省扬州市组织史资料（1926—198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4]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编：《中国共产党扬州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

[5]朱仁平编：《峥嵘岁月话扬州》，内部印行。

[6]中共江都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江都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7]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编：《中国共产党邗江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8]《扬州市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9]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扬州文史资料》。

[10]江都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都文史资料》。

注释

[1]本文所指的江都县，为民国时期的一等县，其县治所位于今扬州城区，并非现在的扬州市江都区。本文的描述对象主体为民国时期江都县辖区内的中共组织活动。一些历史文献称为扬州县，此说法似有不妥，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应当称为江都县。笔者出于对史料的尊重，同样称扬州县。

[2]《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7-2-358，转引自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编：《中国共产党扬州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3]陈洪进于1925年在上海读书时入党，曾多次返乡参加革命，建国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工作；罗青，1926年于上海中华书局入党，后返扬州，建国后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曹起蘅为曹起溍的妹妹，顾宝艮是曹起溍的表姐，两人均由曹起溍发展入党。陈洪进就扬州建党时间认为：1.五卅运动时他已参加党的活动。2.陈曾对曹起溍讲过到上海找党组织，当时曹说：“我们也在联系”。3. 1926年春返回扬州时，曹起溍称已经与上海的党组织建立其联系。4. 1925年恽代英到扬州一定有联系人，否则不可能前往。

[4]根据李诚于1950年向上海军管会的交代材料。

[5]关于王寿荃返回扬州的时间及扬州中共组织成立时间有不同说法。据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党史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王寿荃于1927年8月被派往扬州，9月成立扬州独立支部。据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编《中国共产党扬州史》，9月中共江蘇省委批准成立扬州独立支部，指定王为书记。王寿荃本人回忆，8、9月间在上海联系到陈勃。王认为：“扬州的中共党组织成立时间应当晚于八七会议之后，有人认为1927年之前扬州就有党组织，是把国民党的左派组织误认为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中共江都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江都县革命史料》，内部印行，1985年，第141页）

[6]中共江都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江都县革命史料》，内部印行，1985年，第141页。以上所列的扬州早期中共党员的身份，笔者以当事人本人的回忆材料为准。

[7][14][15]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编：《扬州革命史料选》（第一辑），第17-30、22、38页。

[8]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编：《中国共产党扬州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403页。

[9]中共江都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江都县革命史料》，内部印行，1985年。

[10]按《中国共产党扬州史》《中国共产党江苏省扬州市组织史资料（1926—1987）》《扬州市志》等文献的记载，“中共扬州特委建立后不久即决定解散扬州县委，由扬州特委兼扬州县委”。笔者阅读原始档案文件发现，1928年9月至10月间扬州特委与扬州县委有过短暂的共存时期。笔者推断两个党组织共存期间，类似于当今的两块牌子、合署办公。

[11]中共江都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江都县革命史料》，内部印行，1985年版，第8页、第9页。

[12]1927年6月，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和省立第八中学合并，成立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耀扬火柴厂是扬州的一家私营企业，内有300多名工人，其中男工60多人，女工200多人，童工50多人，一直是扬州工人运动的中心。

[13]王龙飞：《省会、学校、家乡与革命“落地”——以湖北省各县市早期中共骨干党员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

[16]扬州党组织曾发动过耀扬火柴厂的工人罢工，最早发生在1928年9月，此时王寿荃已经离开扬州，自然无从知晓。

[17]王寿荃：《我在扬州参加中共扬州地下党早期活动的情况》，《江都县革命史料》，内部印行，1985年，第136-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