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马宇轩

昨日读同学伽鹭的一篇写李白之文，深有感触。李先生的诗，不但凝聚着他个人“斗酒诗百篇”的豪情，也是当时“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的盛唐的一个缩影。那是一个辉煌的盛世，而李白之诗，就是大半个盛唐。

也有这样一位诗人，同样生逢盛唐，与李白私交甚密，曾写下过两首《梦李白》。他与李白齐名，但诗风却迥然相异。他的诗构造出了另一个大唐，一个伟大的时代落幕后的大唐。

他姓杜，名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在中国诗歌史上，他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尊称——“诗圣”。

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今称巩义市）。他少有诗才，闻名乡里，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且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少年时代也充满童趣，“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青年杜甫意气风发，却屡试不第。天宝三年季春，在洛阳的杜甫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二人情投意合，相约游历于梁、宋。天宝七年秋，杜甫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恍若“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生活，回到阔别已久的长安城。时间就这么过了十年，期间杜甫还曾因才华受到唐玄宗赏识，被授予官职，生活还算安定。

天宝十四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帝国陷入空前的危机中。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这是杜甫眼中当时长安城的景象。他离开了长安，去奉先探望家人。不料，刚进家门，他就听见了哭声。他的小儿子饿死了。

我不知道当时杜甫是怎样的一番悲痛。但是他随后就居住在长安十年的见闻与感慨，写成一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这首上百行的诗中，对于幼子的殇，他是这么说的：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最后，他苦笑着：“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多少唏嘘，化作生死由天的无奈。

我一直不是很喜欢杜甫，觉得他既不“雅”也不“豪”，尤其是读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的时候，觉得他简直像糟老头子一样。哪像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般令人着迷！

但我错了。

杜甫的诗中不具备李白那样的豪迈，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社会已经失去了盛唐时那样的“底气”。杜甫当然不是没有“豪迈”过，例如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由衷的喜悦在诗中展露无遗，也是与唐王朝的胜利密不可分的。

然而，胜利是一时的，牺牲与流血卻是实实在在的。多少个家庭“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多少矫健的少年郎青春还未绽放，鲜血就已凝结在了大地上，只留下他们“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的家人。战争是为了什么？为了胜利。可是胜利并不会常常眷顾，唯有那些逝者，是真真切切地死去了;唯有他们的亲人，是真真切切地失去了自己的骨肉、丈夫、慈父。

一切的一切，杜甫都看在眼里，铭记在心里。他除了替那些不幸的布衣百姓们质问上苍，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他笔法森严的字、格律工整的诗，如实记录下看到的一切。没有士大夫的叹息，没有任何呻吟般的颓废，只是用一种近乎白描的线条，勾勒出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人，当时的全部，真实到了一种近乎压抑的程度。

如果说李白之悲，是以回肠之荡气来抒发胸臆，那么杜甫之悲，你是看不见的。你只能看见人，许许多多的人，曾在这世上鲜活地生存过，曾无助地挣扎;走近一点儿，你还能听见他们的言语，却听不见他们的呐喊——有的，只是“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的无奈;只是“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的“泪纵横”……

还记得那个“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的杜甫吗？他最后说：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时代易改，唯他巍然不变。

公元七百七十年，杜甫于江上一条孤舟中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