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女性主义视角探析福楼拜的女性意识
——以《包法利夫人》为例

郭秀华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9)

一、马克思女性主义

马克思女性主义是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为理论出发点，认为女性解放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第二、三波女性主义运动过程中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当代各派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及理论学说为主要理论来源，以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多视域融合为根本特征，以揭示女性受压迫根源、探讨女性解放策略和途径为主要任务，以批判资本主义父权制、消除性别不平等现象、促进女性解放为根本目标的女性主义流派及其理论学说。”[1]马克思女性主义者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以家庭生活为核心的无偿“家务劳动”，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迫使女性从事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的家务劳动的丑恶形态，极力主张家务劳动社会化、家务劳动有偿化的经济利润的形式，鼓励女性摆脱家务劳动的束缚，参与到争取与男性平等“真实需要”的运动。马克思女性主义以“女性的经济基础问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为立足点，以运动的形式实现女性“真实需要”，反抗来自男权社会对没有经济基础的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二、福氏的女性意识

“女性在资本主义男权社会，社会性别差异导致的一系列价值差异，最后出现女性受到不平等，受压迫，成为一种连女性自己都认可的社会现象。”[2]福楼拜作品《包法利夫人》中,作者打破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天使”或“妖魔化”的形象，而恢复其女性“真实需要”。围绕其主线，小说讲述以爱玛为代表的女性在追求自己“需要”的爱情人生路上，历经情感的坎坷与挫折，甚至非理性行为被男权社会贴上“堕落”女性的标签，至死也要捍卫自己的“需要”的故事。作品主人公爱玛受困于男权社会中，深刻意识到男女的不平等，她的才华，她的气质，她的真实需要都被视而不见，不管走到哪里，她是包法利的“夫人”，而不是她自己，尽管她力争以完整的自我形象获取男性的尊重，可等待她的依然是包法利夫人——一种让她认为是羞辱的身份。最后，在身体与心灵受到双重践踏后，她为摆脱包法利夫人的身份、捍卫自己的“需要”而选择死亡。这位“堕落”女性为了追求自己的“真实需要”而抗争，福氏没有把她妖魔化，而是将其以反抗叛逆、浪漫幻想、心性高傲的女性的“自身需要”形象呈现给读者，此深刻揭示了福氏强烈的女性意识。

三、福氏的女性意识在《包法利夫人》中的体现

文本中爱玛的女性形象从马克思女性主义的视角充分展示了女性为了争取精神自由、身体自由、坚决与旧思想、男权思想而进行的灵与肉的斗争，并且不难看出，这个斗争既漫长又曲折，深深寄予福氏与之抗战到底的决心。从福氏的“决心”上，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女性意识之伟大。他摒弃传统的旧观念，高瞻远瞩地站在发展的高度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他洞察到提高女性的地位、解放女性实际是男性自身解放的一种积极方式。因此，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他锋利的笔锋向旧制度“开火”，义无反顾做那只“高卢雄鸡”。

(一)反抗叛逆的女性形象

《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于1857年在法国问世，19世纪的法国依然是男性为主宰的父权文化体制压抑着妇女，妇女地位低下，她们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她们被视为男人们的附属或“他者”。作品中爱玛受过良好教育，骨子里隐藏了一份“骄傲”，她努力为她的这份骄傲寻找发展的舞台，尽管寻找困难重重，但爱玛既不屈服，也不放弃。“爱玛不是一个弱者。她的悲剧和全书的美丽就在她的反抗意识”[3]。为了发展的需要，爱玛义不容辞，毫无畏惧撕掉伪装，不惜以牺牲名誉、牺牲生命反抗来自男权社会各种形式的虚伪的“爱护”。艾玛悲惨命运源于她嫁了一个没有个性且无能的丈夫，她不愿意成为这种低能男人的附属存在，她的骄傲也不允许她这样被压抑、被克制地生活。“每个女子多少都有一点虚荣，但爱玛天生骄傲”为了这份骄傲，她勇敢地打破男权社会的禁忌，向外寻找无法从自己丈夫处获得的那份女性的真实需要。为此，她即便沦落为一名“无耻淫妇”也要保全自己的这份真实“需要”，这种“需要”在男权社会中是“荡妇”的代名词，在爱玛心中是纯洁的，与物质利益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哪怕是死，也不愿意沦为出卖灵魂的金钱交易的工具，更不愿意向男权社会妥协。她斥责公证人说：“先生，您太卑鄙了，您乘人之危！我是来求您的，但不是来卖身的。”[4]可正是这位“无耻淫妇”寄予了福氏深深的同情，并且福氏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根据我来的”爱玛一路的沉沦并不是她真正意义上的下流堕落，而是为自己的需要，为了女性的真实需要与男权社会抗争，与此同时更多的是寄予福氏反抗批判意识，福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唤醒受压迫、受排斥、受性奴役的女性，同时强烈地谴责那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以占有女性为自豪的男同胞们，女性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是没有思想、没有追求、没有需要的玩物，甚至犀利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物质至上、利益至上，批判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异化导致的人格扭曲甚至人格丧失的丑恶社会现象。宋新军说：“在漫长的‘男性主义’一统天下的社会体制下，男性可以自由纳妾、泰然地嫖娼，女性只能从一而终。”[6]虽然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福氏的呐喊声是微弱的，可正如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福氏的呐喊为后来的女性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浪漫幻想的女性形象

浪漫幻想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运动的代表思想，以蔑视习俗和性格束缚为运动主旨。浪漫主义者厌恶甚至憎恨传统的、像死水一般没有个性自由的所谓的“安静”和“稳定”生活，他们倡导过一种热情奔放的有个性的生活。梭罗评价“安静”和“稳定”生活：“难怪人已失去灵活性。多少回他走上了一条绝路”。[5]在福氏看来，这种表面看似安静祥和的稳定生活的确是走向坟墓的绝望之路。浪漫主义运动以男性为主，基本没有女性声音，浪漫幻想只是男性的权利，女性一旦有浪漫幻想的思想行为就会遭受男性社会人的唾弃和排斥。女性在当时男性社会意识里只是充当天使和魔鬼的角色，符合男性社会统治意志的女性被看做“天使”，不遵从男性意志的女性彻底被他们妖魔化，只有下地狱的命运。福氏的爱玛既不是读者眼中的天使，也不是被妖化的魔女，而是一位充满幻想且沉沦幻想、追求自身需要的女性，“这里虚伪就是真实，想象就是生存”。其实，爱玛也是被逼迫活在幻想中，她也很清楚活在幻想中的虚假，可不活在幻想中，现实更没有她的安心之所，她也做出种种努力想回归现实家庭生活，可是等着她的是等她服侍的“死人一样的丈夫”。她觉察到，如火如荼的浪漫幻想运动只是男性们的权利，他们可以纵情自己的想象，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不用负道德的责任，可女性们不行，她们只是男性想象中的客体，男性们永远是主体，可爱玛不想做客体，而想做主体，因此，她做了大多数女性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在福氏意识里，女人们应该有自己的真实生活，不能为了男性需要而压迫自己的真实需要，过着没有思想、没有幸福的生活，即使这种抗争失败了也至少让男性社会的男人们知道她们是有“需要”的。让他们明白：生孩子、做家务不是女性的全部，她们一样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一样有女性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男人的“一半”，而不是“附属”。“社会各方面都限制妇女同男人一样成为独立自由的人，却要用各种方式证明女性不适宜于独立，只能从经济和精神上依附于男性。”[4]作为男性的一员，福氏敏锐地觉察到按照固有而僵化的思维方式看待和对待女性已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他深深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种种弊端，这种弊端无情剥夺女性的权利，只有向这种制度“开火”，才能拯救受苦受难的女性同胞。

(三)心性高傲的女性形象

高傲是一个汉语词汇，指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极其骄傲。语出《韩非子.八说》：“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一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高傲，要么是有显赫的家世背景，要么是有才高八斗的本领，要么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雅的品质。文本中爱玛自带高傲的光环出现，带着鄙夷的目光观察身边的人和事，丝毫让人看不出其作为女性具有的“温、良、恭、俭、让”的良家妇女形象。与之对比，她身边的女性要么带着丈夫的光环荣耀而虚假地活着，要么是忍受丈夫的不堪卑下地活着，没有觉得任何不妥和不适应。在她们看来，高雅和卑下只是命中注定的，不是人为的结果。爱玛不相信命，她意识到这个命是榨取她的幸福的根源，为了自身的幸福，她必须有勇气与命运作斗争。她的勇气来自她的梦想，她出生农村，受过良好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梦想将来成为一名“阔太太”，她误以为包法利是一位能给她这种生活和身份的人。当她意识到，她的这位丈夫不仅给不了她所追求的生活，还阻碍她的发展，这点极大地伤害她的高傲的心性。她面对男权社会的这位代表，没有选择认命和从命，而是着力改变现状。就这一点来看，她优于身边的任何女性，也看不起身边男性的胆小、保守、虚假、谄上而谩下的“君子”作风。她的“寻找”极大违背了当时男性社会的道德规范而受到强烈谴责，因此被烙下“淫妇”的骂名。但是灵与肉的结合使她坚定自己的梦想，不害怕社会的谴责，即便当她发现她追寻的爱情都是欺骗和谎言时，她也不出卖高傲的灵魂，面临屈辱与死亡的抉择时，她毅然选择死亡来维护她高傲的灵魂，不向压抑她的男性社会妥协，爱玛临终前的“别无选择”阐释了她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高傲而桀骜不驯是福氏理想中的女性特点，他借爱玛此特点控诉男性社会父权文化就像砒霜一样无情地毒害女性的身体，女性的心灵，摧毁女性追求幸福的权利。福氏借位说：“爱玛想，她终于要告别了，告别一切欺诈和卑鄙，告别折磨她的一切贪欲。”[6]福氏预言，文本中的爱玛将与这个摧残，迫害她的世界一起消亡，同时迫切希望成千上万个爱玛能够生活在没有压迫，没有欺骗，能够享受与男性同等社会地位的世界。

四、福氏女性意识的时代价值

(一)福氏的女性意识加速了女性运动的崛起

福氏通过《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揭示法国社会主流性爱观、男权主义对女性造成心灵和身体的重大伤害。以爱玛情感生活的堕落为导线，福氏站在女性受歧视、受冷落的立场，虚构了一位具有反抗精神、充满幻想，心性高傲的妇女形象，以此来批判男权意识的虚假性、男性性爱的霸权的破坏性及否定女性身体欲望的压迫性。福氏的这种努力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给予有力的意识形态批判，为提升女性反性别歧视意识，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性运动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文本中爱玛虽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但她为了自身的真实需要，勇于挑战世俗的偏见，勇于挑战陈规，不畏牺牲的反抗精神，唤醒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女性同胞，接下来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她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女性社会实践，积极参与批判和斗争，争取与男性同样的社会权利。到了伊朴生，这种意识渐渐鲜明、发展成为社会问题。夫妻的关系渐渐得到一种新的倾向。男女平等，不仅是一种理想，如今成为一种可能。由此可见，福氏的女性意识已开始萌芽，并且为未来的女性解放斗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二)福氏的女性意识加强了中国女性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同感

福氏女性意识虽然离我们远去，可他的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妇女解放运动在历史进程中只是开始，这个运动未来要走的路很漫长，虽然妇女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高，我们可以在他的更多更广的社会领域看见妇女们的身影，在社会各类岗位上，女性的人数不断剧增，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实现妇女彻底解放还需要不断努力，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妇女的地位还是相对低下，有的国家女性甚至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女性解放更加彻底，中国封建社会中，女性不仅从精神上而且从经济上依附男性，男人是女人的“天”，但“五四”青年运动彻底改变了女性的封建观念，女性们开始从精神上和经济上独立，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地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劳动权，享受与男性同等的待遇，享受同等的尊重、共享公平的竞争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女性自身价值的充分体现更加证实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妇女才能真正做到自立、自强、自尊与自爱。中国女性在享受权利的过程中，通过福氏的女性意识的斗争，她们深刻认识到妇女解放来之不易，在中国更是付出巨大的牺牲，这种认识大大促进女性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尤其是女性们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更能以坚韧的意志力克服重重困难。因为经典告诉我们，历史发展史是进步的历史，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是“退步”也是发展的中“进步”，以此为信念，中国女性更能以高昂的斗志、百倍的精神投入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