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疫中传播中国制度优势的逻辑与实践

林伯海，杨伟宾

（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1756）

一、问题提出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大国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变，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这一变局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这对中国和平发展既是重大机遇，又是巨大挑战。中国能否抓住重大战略机遇、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在于能否不断增强制度自信，运用中国制度优势在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中赢得主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这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1]4。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提供了讲好中国制度优势的鲜活素材和极好时机。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并呈蔓延态势，中国率先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各部门联防联动、协调配合，各地方互相支援、互相策应，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快速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推进。成绩来之不易，成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不是上帝的保佑，不是神赐予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怕牺牲、勇于斗争、共克时艰奋斗得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制度既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极大地彰显了其优势与效能，这些优势与效能亟待我们去讲述与宣传，以便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西方抗疫不力暴露出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制度短板，缺乏统一指挥与部署，不同领域与层面各自为战，行动迟缓，抗疫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造成抗疫效果不彰。这进一步破除了世人对西方的制度迷信，这为我们在全球抗疫中，以比较的视野看中国制度优势、增强中国制度自信提供了契机。同时，西方一些政客不从自身制度探究抗疫不力的原因，而是不断地推诿、扯皮，同时将抗疫裹挟到其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整体战略中，借疫情对中国进行抹黑、甩锅、污名化，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破坏国际抗疫合作，这无疑更加需要我们去讲好中国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知、理解，以便和衷共济、同心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二、全球抗疫中传播中国制度优势的价值意蕴

全球抗疫既是对各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各国制度效能的集中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抗疫中显示出了显著的比较优势，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优势，对内能够增强制度自信、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对外能够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一）增强制度自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其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是我们增强制度自信的最大来源。但同时要看到，制度优势不能直接转化为制度自信，而是需要经过两个步骤才能够实现增强制度自信的目标。一是制度优势在治理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二是对制度优势与治理成效的宣传教育。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优势正好在这两个方面契合了增强制度自信的需要。

中国制度优势在抗疫中得到集中体现，抗疫战主要显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的显著优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召开多次会议，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正是因为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才能够形成从中央到基层，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人人奋起、共克时艰的防疫态势。二是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抗击疫情中，“全国上下紧急行动，依托强大综合国力，开展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全力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抗击疫情，在最短时间集中最大力量阻断疫情传播。”[3]三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正是在不断发挥这一制度优势中，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的奇迹，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确保现有的物质基础能够在抗击疫情战役中用之于民，而不是被资本左右。四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真正实现了群防群控。同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他方面的综合优势。此外，此次疫情在全世界多点暴发并不断蔓延，不同制度的国家罕见地面临同样的突发事件，它们在抗疫中表现出来不同的制度运行逻辑、采取了不同举措、取得了不同成效，这为讲述中国制度故事提供了难得的比较视野。所以在这一关键和特殊时刻讲述中国制度优势，更能够获得受众情感上、思想上的认同，进而增强民众的制度自信。

在全球抗疫中讲述中国制度优势，能够增强制度优势宣传教育的有效性。从受众自身需要方面来看，在面临重大疫情时，整个国家的民众在极短时间内将目光聚焦到疫情防控这一件突发性危机事件上，他们对疫情的发展情况、应对情况、应对成效均有迫切的了解需求。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应对疫情中的每一点作用，都能够比平时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受众会更愿意倾听这样的展现中国制度优势的故事，也更能够从抗疫成效中认识隐藏在其背后的中国制度因素。从讲述者与受众的互动度方面来看，由于受众的需要增强，加之全媒体时代互动平台提供的便利条件，双方表现出了与平时不同的互动态势。在平时，讲述者在互动过程中主动性更强，但在重大疫情中，受众表现出极强的主体互动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讲述者。所以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只要我们能够讲好中国制度优势，其传播与认同的效果将极大提高，进而提升增强制度自信宣传教育的有效性。

（二）增强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显著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根本制度保证。”[4]1但这一先进制度优势不能直接等同于国家治理效能，需要实现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所以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5的新要求。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制度本身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二是执行制度的人学习制度、执行制度、完善制度的意识和能力。而当前，我们还存在“制度意识较为欠缺以及制度执行的自觉性不够”[5]247的问题，具体表现在迅速制定制度、主动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深刻反思制度等意识的不够。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优势，对于增强制度意识及制度执行的自觉性，进而提升制度执行力，促进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更好地转化具有重要作用。

抗击疫情为迅速制定完善制度、主动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深刻反思制度提供了鲜活的范本。这次疫情是对我国的一次大考，也是对我们的制度是否完善、制度执行力强弱的一次检验。从制度本身来讲，此次疫情展现了中国制度的两个方面：一是其巨大优势，正如马丁·雅克所说：“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是有效应对疫情的重要原因。”二是暴露出了一些不足和短板。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连提15 个体系、9 种机制、4 项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入研究如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这都是及时反思制度、完善制度的生动蓝本。同时，在抗疫阻击战中，我们强化执行力，确保制度刚性运行，遵守制度没有例外、执行制度不打折扣，确保中央的各项防疫措施能够及时全面准确落地落实落细；对于执行制度不力的人员在第一时间进行严肃处理，也是促进制度学习、主动维护制度、坚决执行制度故事的鲜活事例。

在全球抗疫中，以这些鲜活的蓝本、事例转化为生动的制度优势故事，通过故事增强人们学习和了解制度的积极性和针对性，对于提升国人的制度意识和制度执行的自觉性，无疑十分有利。制度学习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不同的方式具有不同的作用，如通过政治学习达到坚定政治立场的目的，通过理论学习达到提升理论水平的目的，而通过生动活泼的故事讲述达到增强学习效果的目的。俗话说的好，“天边不如身边，讲理论不如讲故事”；在开展全面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过程中，制度故事的讲述能够极大地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更好地入耳、入脑、入心，进而增强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自觉意识。讲述中国制度在抗疫战中的重要作用，能使人们在制度执行中感受到满满的获得感。据2020年4月14日的数据显示，“湖北已有3600 多位80 岁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被治愈，其中包括7 位百岁以上老人。”[6]如此鲜活而有震撼力的故事，无疑鲜明体现了中国制度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通过类似事例讲好中国制度，能够让每位听众都切实感受到中国制度的善。同时，在全球抗疫中讲述各种鲜活的故事，更能够凸显这种获得感。人们有了切切实实的获得感，就会内化于心，增强人们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自觉性；进而外化于行，在实践中自觉学习制度、维护制度、执行制度、反思制度、完善制度，提升制度执行力，最终达到增强国家治理效能的目的。

（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少误解和偏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曲解为所谓的“一党专政”，并将中国制度解读为“独裁”“专制”的制度，如抗疫初期，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发出“专制政府的做法”[7]这样的荒唐言论；二是承认当前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就，但认为经济方面的成就与中国制度无关，中国的发展是因为搭了西方的便车，即“中国搭便车论”，从奥巴马到特朗普，这种论调一直没有断绝过；三是中国制度解决不了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甚至很快会导致中国崩溃，即“中国崩溃论”，几十年来不断有西方所谓的专家预测着中国的崩溃，最新炮制出的就是“疫情版中国崩溃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8]，将当前新冠疫情之于中国类比为“切尔诺贝利事件”之于前苏联，断定新冠肺炎为中国崩溃的关键性事件；四是对中国制度发展的担忧，认为中国制度条件下，中国的发展最终会对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产生威胁，即“中国威胁论”，因为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认为只有西方那样的多党轮换制、自由选举制、分权制衡制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才是有益的，即“民主和平论”，他们将自己的抗疫不力甩锅给中国，散播新版的“中国威胁论”，鼓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要“提防中国”。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优势，有助于在上述四个方面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误读和偏见，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有助于消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误解与偏见。中国抗疫“在人民生命和经济利益之间果断抉择生命至上”[3]，这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鲜活表达。中国抗疫成效全世界有目共睹，在患者救治方面，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治一切患者，对新冠肺炎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与使命。而西方抗疫中，对患者的选择性救治甚至提出“群体免疫”，表现出了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让资本利益集团为防疫买单的资本至上逻辑。同时，中国抗疫体现出党的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与西方缺少统一领导、执政党与在野党相互撕咬、推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为战形成鲜明对比。讲好上述优势，对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党制度的歪曲与误解具有重要作用。

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与两大奇迹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消除“中国搭便车论”的歪曲与误解。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长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其原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内因，中国制度是内因中的内因。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严重危机，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严重考验，也是检验一个国家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志。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实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保持社会稳定协调统一，在全球疫情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活力快速释放、公众日常生活逐步恢复。这些鲜活的故事，都证明了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创造巨大奇迹的背后原因是我们自己，是中国制度本身所蕴涵的强大的领导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体现。

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保持社会稳定协调统一的制度因素，讲好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制度保障，有助于消除“中国崩溃论”的歪曲与误解。中国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序恢复生产生活，2020年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增长3.2%[9]，经济稳步复苏；在做好疫情肺炎防控的同时，保障人民生活物资供应、加强治安管理和市场监管，坚决打击各类涉疫情违法犯罪案件，保证了社会稳定有序；中国人民在抗疫当中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齐心共筑保卫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防线，协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背后都是中国制度作用的发挥。讲好与西方某些国家抗疫中的互相指责、推诿、罢工、游行、种族分裂甚至闹出独立传闻相比较的制度逻辑。用铁的事实向世界展示，中国只要不断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但不会崩溃，而且会更加团结和稳定。

在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讲好中国积极为全球抗疫做贡献、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抗疫的故事，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歪曲和误解。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发起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紧急人道行动。”[10]在物质、技术及其它公共产品方面向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在积极推进抗疫合作基础上，积极推进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合作共赢；积极为其他国家抗疫分享方案与经验，并在国际合作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讲好与西方某些国家将自己的抗疫不力不断甩锅给其他国家，以冷战思维对待当前国际格局、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相比较的故事，让世人清楚地了解和认识到底谁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谁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搅局者和不稳定因素。

三、全球抗疫中传播中国制度优势的理论逻辑

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优势，需要有理论的高度。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向全世界输入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潜移默化地诱导不少人以西方思维考量多样化的世界。当前国内有些人对中国制度的不自信，国际上少数国家对中国制度存在误读与偏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以西方思维对标中国制度，而不是以生长于中国悠久政治传统，建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基础上的中国制度思维衡量中国制度。所以，在全球抗疫中讲述中国制度优势，就要阐释好中国制度的理论逻辑，为讲好中国制度优势提供理论支撑。

（一）中国制度理念体现了集体主义较之个人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最新发展成果，是生发于中国悠久的政治传统中的，建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之上的“中国之制”，体现了集体主义的逻辑理念。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意蕴。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社会的前提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不是抽象的、单独的、静止的、孤立的一个个单独人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501。现实中的人在私有制出现后形成不同的阶级而出现了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2]40。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国家制度最根本的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在阶级集体利益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够保障组成本阶级的现实的个人的具体利益。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13]82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和个人与集体辩证关系的科学反映。它既肯定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又强调集体利益的优先性和首要性，主张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提倡顾全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必要时牺牲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去维护集体利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集体主义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集体主义提供了政治制度保障。

中国悠久的政治制度内涵整体主义的政治文化，体现“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这一整体主义的政治文化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经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集体与个人辨证发展的集体主义。在这一逻辑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是社会的某个部分、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制度的形成与运行，不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中国制度体现的集体主义理念，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个人主义理念的超越。

西方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个人主义从人的自利性与自私本能出发，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的本能，进而产生了个人本位、个人中心的原子主义政治哲学与伦理观。人是孤立的，国家是由每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单个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订立契约建立起来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利益相同或相近的人组成政党，争取执政地位，通过政治斗争、政治妥协而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竞争上岗、轮流执政。这一个人主义的逻辑造成的政治现实是，执政党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在野党并非出于国家利益和人民意志对执政党进行监督，而是以获取执政地位为首要目标，对执政党进行牵制、反对和抹黑。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鲜明体现了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超越。中国抗疫把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摆在优先和首要地位，坚决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倾向，在维护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促进个人利益的合理实现。反观西方一些国家，在抗疫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党争加剧、政府行动迟缓，民众甚至打出“不自由，勿宁死”的旗号抵制戴口罩令和隔离令而我行我素，造成疫情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蔓延和恶化。这是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优势需要透析的制度背后的理论逻辑。

（二）中国制度设计体现了整体主义的分工合作制较之个人主义的分权制衡制的优越性

中国制度设计是整体主义理念下的分工合作制。中国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即国家与社会是“合”的，是一个整体。中国有几千年的“大一统”传统与文化基因。自秦朝以降，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大一统治理形式就成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形式。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根据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不是将国家权力分而置之，不是将社会分而治之，而是视为一个有机共同体，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和国家结构形式的单一制。

第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整体主义理念下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分工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和领导党，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他们之间是执政党同参政党的关系，是亲密友党关系，共同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在凝聚各方智慧，在共同事业、共同理想奋斗历程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第二，党和国家机构设置遵循了整体主义理念下各项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合作。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们“科学设定党和国家机构，准确定位、合理分工、增强合力”[14]22。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确保了不同国家机构之间是分工合作的关系。虽然各个国家机构的职责不同、分工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形成国家治理的合力。在国家机构分工合作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部分之间是互补互促的，是互相“补台”而不是互相“拆台”的。第三，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体现了整体主义理念下的分工合作，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中央政府授予的，中央政府可以单方面规定地方政府的权限，地方政府必须服从中央政府所代表的最高国家权力。同时，中央也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让地方政府发挥因地制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但这种自主权的大小、多少都随时服从中央政府的调控，强化二者间的工作合力，以充分发挥央地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中国整体主义理念下的分工合作的制度设计优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理念下的分权制衡制度。基于个人主义和契约论的西方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社会存在利益集团，西方将社会分为不同利益需求的各个部分，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政党只是不同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他们通过在政治上实施多党轮流执政、分权制衡等制度形式，以实现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相互博弈、妥协，以达至一个各方均总体上能够接受的平衡点。这种“分”的逻辑已明显暴露出两个方面的弊端：一是每个“分”部都是从自身利益，而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所以政党竞争变成相互的攻讦与倾轧，使国家永远处于实际上的分裂状态，就像华盛顿提醒后人的那样：“它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进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恐慌；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扇起骚动和叛乱。”[15]71二是表面上看似是多个“分”部的相互制衡与监督，实际上只是一个“分”部的集权，那就是所有党派都代表资产阶级，而忘记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另一“分”部，即人民。所以他们都是从资本角度，而不是人民角度考虑问题，轮流执政只是集权的假象，不论将票投给哪个政党，都是投给了资本，人民都是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同时，其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难以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整体行动力，再加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诱导，各联邦主体和中央政府之间往往会因为全国利益和州（省、邦）利益的冲突而发生扯皮、拆台和掣肘事件，正如美国前卫生部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局长里克·布莱特指出的那样：“由于没有整体计划，导致了各种疫情物资的严重短缺，并且在未来疫苗工作上也‘绝对’可能出现同样失调情况”[16]。

整体主义理念下的分工合作制的优势在此次全球抗疫中得到了充分地彰显，中国高度整合全国之力抗击疫情，使得抗疫情势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并总体向好。而西方抗疫表现出来的党争加剧、争吵不断、应对无序，正是其个人主义理念下的分权制衡制带来的后果。这是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优势的理论逻辑。

（三）中国制度品格体现了人民至上性较之资本至上性的优越性

中国制度的一个基本品格就是人民至上性，为人民谋求实质性的权益，而不是形式上的权益。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理论学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本质上遗忘人民、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批判。马克思批判宗教神学史观、绝对精神史观等，指出他们都有意无意忘掉了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忘记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7]649；他批判资本主义工资表面上的平等与自由，而揭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他批判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使得每个公民都享有的字面上的、形式上的权利，指出在实质上“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力，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18]300由此揭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品格，是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先进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定位”[19]12-13“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20]人民性既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方面，也体现在实际的制度安排方面，更体现在制度效能方面。在价值理念方面，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从方方面面显示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所有制度安排的起点都蕴涵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所有制度的落脚点都体现在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制度安排方面，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保证的是人民在实际上享有广泛充实的自由和权利，让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既保证了人民在民主选举上的权利，也保证了人民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环节全过程的实际权利。这就超越了西方国家资本至上的制度品格。西方选举制、轮流执政制实际上仅仅是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博弈与妥协机制，候选人必须取得资本与利益集团的支持。同时，西方选举过于注重形式上的选票，但是选举之后人民便无法行使国家治理其他环节的权力，形成“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21]63，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21]63。又如西方引以为豪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监督，形式上独立于政府，实质上受资本控制，导致他们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代表资本的利益；他们可以独立于政党、政府，但不能独立于资本；他们可以质疑具体政策，但不能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西方新闻观所标榜的‘中立’、所鼓吹的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只不过是资本家欺骗大众、实现其商业目的和政治意图的旗号，是虚伪的。”[22]对于美国抗疫失败的制度原因，一些国外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进行反思，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资深演讲撰稿人大卫·里特于2020年5月20日在《时代》周刊发表评论文章《美国的新冠病毒危机是民主的失败》，文章“分析了美国选举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代议制政府功能的演变、企业与金钱对政策制定的影响等，揭示了当前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未能照顾到广大民众的利益、导致平民大量死亡等代价的深层原因”[23]。

对比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各个国家所体现出来的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效，真实而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制度人民至上性的优越性，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优势时一定要讲清、讲透、讲好这一理论逻辑。

四、全球抗疫中传播中国制度优势的实践路径

中国制度设计的优越性为我们在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优势提供了理论支撑，但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要把理论研究中的应然转化为实践操作中的实然，就需要我们探索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优势的实践路径，即在实践中，要从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等各方面下功夫，注重应然与实然相结合，以求落地落小落细落实。

（一）汇聚讲述主体

中国制度优势的讲述主体在整个讲述过程中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传播学认为，在传播活动中，“使用这些媒介技术和设施从事着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播的个人和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传播的资源，决定了传播的信息内容和表现形式，引导着信息的流量和流向，其作用和主动性是无可替代的”[24]75。因此，汇聚讲述主体对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抗疫是一场全民战争，各种参与到抗疫伟大斗争中的组织和个人都是感人肺腑的故事的经历者、提供者与讲述者，他们既包括党和政府、理论工作者、媒体、抗疫一线工作者，也包括普通民众、国际组织和海外人士。

党和政府是在全球抗疫中讲述中国制度优势的主导者，他们引导着中国制度优势讲述的政治性和全面性。制度优势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党和政府通过主导性地讲述，表明对各类事件的政治立场，以便于其他主体在讲述制度优势时了解官方的立场与态度。实际上，党和政府重点倡导、鼓励哪一方面，都对其他领域具有极强的引导性，所以党和政府在讲述制度优势的时候要全面，既能总体反映中国制度优势，又能重点反映在抗疫中体现集中的某方面制度优势。

理论工作者是在全球抗疫中讲述中国制度优势的阐释者，这一主体侧重点在于确保中国制度优势的科学性。如前所述，制度优势背后体现着鲜明的理论逻辑，我们讲述制度优势，不单单是为了让人们听其字面意思，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理解其背后所体现的理论逻辑。所以理论工作者讲述的侧重点在于对各领域讲出的制度优势进行科学性的阐释和理论的提炼，通过用学术讲制度，帮助打通制度优势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关键点。

媒体是在全球抗疫中讲述中国制度优势的全程参与者。“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新的媒介延伸了人的感官，进而改变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25]19，所以掌握媒介的媒体组织要在讲述中国制度优势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一方面自己要挖掘、讲述体现制度优势的故事；另一方面要做好其他主体讲述内容的传播。在全媒体时代，媒体要把政治性、理论性较强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全媒体时代网络文化新、快、悦、享的“画风”，充分利用短视频、微视频、动漫、快闪、VR 全景互动、图解等多元化方式，推动制度优势从可读到可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维到多维的升级融合，使得抗疫中的中国制度优势既有意义又有意思，增强制度优势讲述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亲身参与到抗疫中的组织与个人是全球抗疫中讲述中国制度优势最有说服力的主体，能增强中国制度优势的生动性和感人性。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故事讲述：一是亲身参与者本身的故事，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如一个个除夕夜最美逆行者，把他们的故事讲清讲好讲透，讲述他们以平凡的血肉之躯化身为拯救生命的天使，他们虽也为人妻人母、人夫人父，但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成大我的感人故事，就是最好的制度故事；二是这些亲历者亲身经历亲自所见的故事，他们在抗疫第一线所见的人、物、事，都能够对故事听取者产生强烈的感染力。

国际组织和国外人士是比较中讲述中国制度优势的有效补充，他们讲述的中国制度优势凸显比较视野。理在比较中越比越明，情在比较中越比越浓，意在比较中越比越显。此次疫情是全球两百多个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国际组织和国外人士讲述不同制度形成的不同抗疫方式及效果，能够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他们是讲述中国制度优势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五个方面主体所讲述的制度优势归纳起来其实是一种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它们应该有相同的价值指向、相同的精神导向以及思想引导，而不应是互相分离、互为冲突和消解的导向。

（二）精选讲述内容

以霍夫兰为代表的耶鲁学派最早系统研究传播效果，他们认为：“效果的形成并不简单的取决于传播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受到传播主体、信息内容、说服方法、受众属性等各种条件的制约”[26]251，就信息内容来说：“信源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短期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从长远效果来说，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26]251抗疫故事发生在人民群众的身边，具有较高的可信性，所以要讲好中国制度优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如何提高其本身的说服力，这就需要精选能够体现中国制度优势的故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包含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制度体系，这是制度故事的基本内容，要将这些内容从本质上总体上进行转化，即着力讲好中国制度的领导力量之优、执行能力之强、价值取向之善。

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的领导力量之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7]11所以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的领导力量之优，就是在与西方政党制度比较中，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疫所取得的成效，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党的领导制度的优势。具体来讲，主要有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与西方政党服务资本的本质在抗疫中的表现比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各项制度与西方党争在抗疫中相互拆台表现比较；党中央如何统一研究部署，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如何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闻令而动勇打硬仗，如何政令上下畅通、各条战线各司其职。这些事实与西方抗疫战中党争的表现有鲜明的对比。

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的执行能力之强。在法治体系与法治能力比较方面，讲清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抗疫中不断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等各方面的法律体系，持续推进严格执法、文明执法，以及不断推进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基于个人主义的西方法治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就是控制政府的行为，美其名曰保障个体的自由，实际上是弱化虚化淡化政府主体责任，导致西方法治不但没有为此次抗疫起到正面因素，反而阻碍了政府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规措施。在政府治理体系比较方面，讲清楚基于人民政府的社会治理，各部门在抗疫中协调配合，政府机构更加科学设置、更加优化职能、更加协同权责，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基层治理体系优化的事实；西方基于公民社会的政府治理，强调国家、政府、社会的区别、分离甚至对抗，西方公民社会有很多自诩独立于政府的团体，但恰恰是很多公民社会中所谓的“独立团体”为疫情传播推波助澜，如团体聚集引发的群体性感染。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讲清楚公立医院、国有企业等在抗击疫情、修建方舱医院等方面快速高效的制度原因；西方私人资本在抗疫中暴露出无情与无能的一面。另外，还有在社会治理制度比较、军队的领导制度比较、监督体系比较中，讲好中国制度的执行能力之强。

在全球抗疫中讲好中国制度的价值取向之善。此次抗疫，中国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在各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价值取向之善。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与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比较、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比较、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民生保障制度与资本逻辑下的西方福利制度比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西方中心主义比较中，讲好中国制度的价值取向之善。

（三）优化讲述方式

创新讲好中国制度优势的“法”。把握古今、中外两个关系，在抗疫中讲述中国制度优势，不能将中国制度作为静止的孤立的制度体系进行讲述，而是要在历史中讲出中国制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讲出中国制度由古到今的由来，在比较中讲出中国制度的国际视野与价值理念。要陈情与说理结合，制度的理论性很强，但是单纯的理论讲述的传播力和接受度是不高的，必须将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以理动情，以情说理，情理结合。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讲述出来的情与理当然是要表现出其高尚性与教育性，但要符合人的常情与常理，如G 省电视台报道女护士援助湖北的感人事迹，称其已成为植物人多年的丈夫“好像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做着一件伟大的事情，只要一有人提到**（其妻子，姓名略——笔者注），丈夫便会露出笑容。”[28]这样的故事显然不符合人的常情与常理，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微博发出后很快被删除。同时，还要语言和形象结合，共识和个性结合，价值和文化结合；要注意提升人物选取之法、环境呈现之法、情节建构之法、话语转换之法。

提升讲好中国制度优势的“术”，利用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分析不同人群对中国制度的不同认知水平和需求，精准定制体现中国制度优势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有三个特点：一是速度快，这使得正在发生中的事件能够很快地得到传播，发挥影响，这就需要讲述者能够很快地挖掘事件背后的制度因素，要提高这方面的“术”。二是双向互动，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单项输出和传播来说，基于网络的新媒体具有极强的双向互动性，有学者指出：“在网络时代，受众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不仅可以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布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方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29]106这既给讲述者提供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机遇就是讲述者能够及时得到接受者的反馈，进而对所讲内容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与完善；挑战就是讲述者要在极短时间内回应接受者的商榷甚至质疑。三是精准性，大数据使得讲述者能够对接受者进行精准分析，进而根据不同情况讲述不同内容；同时，分析不同接受者对不同内容的不同反映，进而对内容采取不同的完善策略。

搭建讲好中国制度优势的“台”。在运用好传统媒体平台基础上，充分利用全媒体平台讲述中国制度优势。充分利用抖音、快手、短视频、bilibili 等有吸引力的平台，讲述抗疫中的中国制度优势。利用新平台讲述中国制度优势，并不是要在新媒体平台中平铺直叙地讲制度，而是要将制度优势与制度效能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平台中体现，如媒体评价李子柒的视频“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不一定非要有“制度”“优势”等字眼，但却通过故事讲好了中国制度。

五、总结与展望

制度优势是最大的优势，制度竞争是最深层次的竞争，制度自信是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当今世界一项重大“黑天鹅”事件，疫情在全球蔓延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不仅是一件单纯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而是成为深刻改变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别是全球治理方式的一件历史性大事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必然加速国际竞争由经济贸易等领域向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等领域转化。随着这一转化的逐渐深入，中国将面临更加深刻变化的国内发展环境，和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中国要在这一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把握优势、赢得主动，必然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即内聚力量、外谋认同。

制度自信是一国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得以巩固和维护的重要基础。对内需要进一步凝聚力量。力量之源在信心，因为“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未来，国家才有力量”[30]7。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即制度自信是具有根本性的力量之源，只有不断讲述好中国制度优势，讲透中国制度逻辑，讲明“中国之治”制度密码，讲清中国制度的人民至上性品格，把中国制度优势讲得更加精彩、更加生动、更加感人，让听众听得见、听得懂、听得喜欢、听得信服，才能更好地增强制度自信，才能够在未来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对外需要进一步谋求认同。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地实现自身的发展，中国需要继续扩大开放，全面提高国际合作水平。这就需要谋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知与认同，这其中就包括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不同社会制度间互相比较、排斥、借鉴及吸收。只有持续不断地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制度优势，讲透中国制度优势的世界意义，讲明中国制度对世界制度文明的贡献，才能够在未来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中，最大限度谋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同，更好应对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为人类制度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