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灯盏

江少宾

烟灰色的苍穹

一

青砖墙，灰瓦房。从村口望过去，苍天的绿树，掩映着层层叠叠的烟灰色的瓦。这是鼎盛时期的牌楼，人丁喧腾，六畜兴旺。瓦，分阴阳，凸的为阳，凹的为阴。阳瓦朝地，阴瓦朝天。瓦楞凹凸相扣，在屋脊两侧，扣出一个“人”字形。层次分明的瓦楞，梯田一样纷披下来，远望如鱼鳞。这是哲学和审美在穷乡僻壤的一次生动投影。不过在农家的屋顶，密如鱼鳞的瓦凹凸相扣，只为了遮雨走水的便利，既无关哲学，也无关审美。连绵起伏的瓦，构成了村落和人间的烟火景象。天地如巢穴。瓦，薄而脆，笼着我们的生命之巢。这是一小片倒悬的烟灰色的苍穹，我们在瓦下，穿衣、吃饭、睡觉、缝缝补补、生儿育女……瓦，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安全感与温暖感。

农家的老屋大多上了年纪，尤其是屋顶上那根高突的横梁，长年累月，早已不堪风吹雨打。要是大雪连天连夜，横梁会猝不及防地爆出一声声脆响，被猛然惊醒的人，无不提心吊胆。然而，雪一停，担心就去了爪哇国，瓦还是那些瓦，梁还是那根梁。但老屋要是已经漏雨，情况就很糟糕了。多年的老屋，最怕的就是连阴雨。因此，每到梅雨季节，老屋的主人都要去请朱莊的朱瓦匠。和其他的手艺人一样，瓦匠也要称“师傅”，而且，在乡下，瓦匠师傅的尊崇地位，不可小觑。

乡下的瓦匠不少，但真正会修瓦、捡瓦的瓦匠师傅却不多。物以稀为贵。朱师傅知道自己的手艺，于是坐地起价，坐地起价还不算，他还有一套雷打不动的仪式：上屋之前，他要先祭拜姜子牙。为什么要祭拜姜子牙呢？民间传说，姜子牙封神，最后忘了给自己留一个神位，没地方了，于是委曲求全，将自己的神位放到了屋顶上。上房修瓦，要先祭姜子牙，否则会惊动他老人家。在姜子牙默默地享了香烛、得了纸钱之后，朱师傅才一丝不苟地穿好雨衣，扶着高梯，上屋捡瓦。朱师傅身量短小，双臂却很长，屋顶上的他像一只猿猴，在雨中跳跃腾挪，灵活自如。主人在雨地里仰着脸，悉听朱师傅吩咐，朱师傅让递瓦他就递瓦，朱师傅让换梁他就换梁。没有犹豫，不惜代价。雨中的老屋，残缺的薄瓦，或许已经枯朽的横梁，一般人身重手笨，不是踩碎了瓦，就是立足不稳，哪里还能捡瓦分阴阳、修瓦不漏雨呢？能在屋顶上自如滑行的瓦匠，都是一言九鼎的人，吃香的，喝辣的，主家一丝一毫也不敢怠慢。

乡下人，敬畏瓦匠。某一年，小跑家的老屋漏雨，堂屋漏，灶台漏，床上也漏，小跑的母亲只好在床上撑着一把油纸伞，自己则顶着斗笠，在灶台边淘米、炒菜、做饭。小跑的父亲是个远近闻名的“酒鬼”，又好吃懒做，村里村外，谁家只要有红白喜事，他总会不请自来，讨酒喝。那一年的雨季特别长，小跑的母亲无计可施，最后好说歹说，总算请来了一个瓦匠师傅。瓦匠师傅是个老光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平时靠给乡邻打零工维持生计。打零工的，要价都不高，酒要喝足，饭要吃饱。然而，当老光棍喝过酒，吃过饭，顶着斗笠，在屋顶上捡瓦时，小跑的父亲突然醉醺醺地踹倒了梯子。老光棍探头一看，雨地里，小跑的父亲正指着他仰天长骂：“你个狗日的，黑了心啵！今天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左邻右舍从雨檐下探出头来，见是小跑的父亲，摇了摇头，又赶紧缩了回去。

老光棍暴跳如雷。屋顶上的瓦，一片接一片，从屋顶上飞了起来。

小跑的母亲当时正在灶台边洗碗，她一下子慌了神，冲到雨檐下，朝自己的酒鬼丈夫挥舞着锅铲，大声骂。骂完了，又向屋顶上的老光棍低声下气地哀求，“师傅，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他不喝酒还算个人，喝了酒就是个鬼啊……”

“他不喝酒还算个人，喝了酒就是个鬼啊……”这话，已经成了小跑母亲的口头禅。每次酒鬼闯祸，小跑的母亲都要出面赔礼，做低伏小。祸事要是闯大了，母亲还会牵上小跑。看到怯生生的一言不发的小跑，乡亲们不禁止住了怒火。这母子俩，不容易啊！终于不忍再和酒鬼计较。哎！算了，算了。你们回去吧……每一次，见母亲在人前做低伏小，小跑都想躲得远远的，他想骂人，又不敢开口。每一次，小跑都眼含泪水，看乱下蛋的母鸡，咯咯咯，兴奋地钻出草堆……

小跑家的老屋其实很矮，老光棍甩动双手，纵身一跃，两坨泥浆随之溅了开来。当老光棍气呼呼地摘下斗笠，准备上前质问小跑的父亲时，小跑的父亲已经醉倒在雨地里，成了一摊烂泥。

小跑的噩梦，始于这个漫长的雨季。他的酒鬼父亲像中了邪一样，一到雨天就在村子里裸奔，天气一放晴，又恢复成了常人。这奇怪的病症让破罡街上的唐医生束手无策，发展到后来，只要天一下雨，唐医生就关上诊所，去县城买药。

小跑的母亲拜了巢山的土地庙，也拜了扫帚沟的桃花庵，最后，她牵着小跑，找到了立春妈。立春妈是个“过阴的”。“过阴的”，通灵的人，俗称巫婆，尊称仙姑。在牌楼，立春妈的名气超过大队和公社两级干部，她穿行于阴阳两界之间，以自己之口，发亡魂之音。能去往阴间，让亡魂附身的立春妈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的化身，她一年忙到头，根本歇不下来，十里八乡，到处都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人。然而，当小跑的母亲揣着二十颗鸡蛋，同时也揣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她时，却被她委婉地回绝了，她说，“这是魔怔啊！仙姑管不了的……”小跑的母亲软磨硬泡，好说歹说，直把自己说得热泪滂沱。那时候，小跑已经念四年级了，他突然朝立春妈跪了下来，哭着说，“我求你了，求你救救我大大（方言，意为父亲）……”

小跑的跪求，让立春妈吓了一大跳。她一面心肝儿肉地拉起小跑，一面对小跑的母亲说，“你去问问那个捡瓦的，我是怀疑哦……”

小跑的母亲如梦方醒。乡下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瓦匠会画符（符上写满了各种咒语），若是谁家慢待了，瓦匠便会在瓦下画一道符，被诅咒的人家，轻的，几年内不得安生，重的，家人或有血光之灾。虽然此说并无真凭实据，但乡下人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只要是请瓦匠上房，就敬若菩萨，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小跑的母亲如释重负。她千恩万谢，向一个常年搁在房门口，专门收礼的菜篮子里放鸡蛋。立春妈很宝贝这个菜篮子，藤条编的，提手上饱绽着温润如玉、光可鉴人的包浆。当小跑的母亲寻寻觅觅，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那个捡瓦的老光棍时，老光棍正虚掩着破旧的木门，瘦骨伶仃地躺在床上。收音机里，是牌楼人耳熟能详的黄梅戏选段，《天仙配》。

小跑的母亲有些犹疑，她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门里，一只脚还搁在门外，进退两难间，老光棍一骨碌坐了起来。小跑说，他两眼放光，像一匹被猛然惊醒了的狼。

在小跑母亲的再三哀求下，老光棍又去小跑家里捡了几次瓦。老光棍一来，小跑的父亲总会借故出门，牌楼的田野上，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道瘦削的远影，无所事事地扛着一把锄，像个飘忽的幽灵……那时候，大家已经习惯了他的魔怔，也已经习惯了老光棍来他家捡瓦。事实上，他的病态，已经奇迹般地消失了，甚至主动戒了酒，从里到外，仿佛换了一个人。不过，最大的变化还是他的自闭，碰到乡亲，他既不招呼，也不搭腔，一张枯脸，被刀劈斧砍过一样。擦肩而过的乡亲诧异地回头，他已兀自走远，一头白发。

二

和木匠一样，瓦匠的祖师爷也是鲁班。传说赵州桥是鲁班所造，但在扬州，又有“张班造桥鲁班修”之说，因此，扬州瓦匠尊崇的祖师，是张班和鲁班两个人，俗称“张、鲁二班”（张班，传说是鲁班的师兄）。无论张班还是鲁班，都足见瓦匠这门技艺，在我国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传承。最早见于史书的瓦匠，应该是商朝的傅说（音yuè）。傅说原本是个做瓦匠的奴隶，一次偶然的机会，商王武丁发现了他的才华，不仅废除了他的奴隶身份，还破格提拔，最终让他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作为一代明君，武丁没有看错傅说。史载，傅说才华出群，品德高尚，他辅佐商王开疆拓土，改善民生，商朝在他的推动下达到了巅峰。

鲁班和傅说，其实是瓦工，而不是上面写到的那种“捡瓦分阴阳、修瓦不漏雨”的瓦匠。随着时代的发展，那种薄而脆的瓦，烟灰色的瓦，已经从屋顶上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捡瓦、修瓦这门技艺，以及专门上房捡瓦、修瓦的瓦匠师傅们。不过现在的“瓦工”也叫“瓦匠”，约定俗成了，没有人刻意区分。“工”和“匠”虽是同义字，但若具体到“人”，“工”就是“工”，“匠”就是“匠”，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东家墙壁恰涂交，西舍厅堂初窀了，南邻屋宇重修造。弄泥浆直到老，数十年用尽勤劳。金张第游麇鹿。王谢宅长野蒿，都不如手镘坚牢。”（《水仙子·瓦匠》）明人陈铎的这首小令，写的就是瓦工而非瓦匠，专门盖房子的手艺人。

在牌楼村，瓦工既不叫瓦工，也不叫瓦匠，叫“砖匠”。砖匠，准确而形象，盖房子离不开瓦（牌楼的房顶上，现在已经找不到幾片瓦了），更离不开砖。牌楼的少年，要是念了初中考不上高中，或是念了高中考不上大学，最后一条“光明大道”就是去学砖匠。虽然盖房子的砖匠比不上专门捡瓦、修瓦的瓦匠那样受人尊敬，但砖匠收入高，只要出了师，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基本上就能够应付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砖匠是一门不会淘汰的手艺，一技在身，将来讨媳妇，就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乡下人的价值观是“实用主义”，掌握一门过硬的手艺，就等于温饱了一生。

凡事有一利，大多有一弊。做砖匠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砖匠苦，比木匠、篾匠、修锁匠、铁匠、弹棉花匠、剃头匠……都苦。砖匠，起早贪黑，一年四季都在外面站着，冬天北风呼呼地吹，夏天日头火辣辣地晒……春秋两季气候好，但春种秋收，这两季盖房子的农家少之又少。做砖匠的，其实自己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任北风吹，任日头晒。几年做下来，人就被风吹老了，被日头晒干了。更苦的是腰，出门的时候还是直的，回来的时候已经弯了。弯了还不算最苦，最苦的，是渐渐突出的腰椎。白天，拉扯着，钻心的痛;夜里，躺不下来，只能和衣而“睡”。那已经不是睡了，是靠——拿厚厚的枕头抵着腰，靠着睡觉。想想吧，那还能叫睡觉吗？那只能叫受罪啊！

吃苦和受罪还在其次，砖匠还是一个危险系数极高的行业。那些年，雇佣双方的安全意识都很淡薄，唯一的安全设施，就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松松垮垮的脚手架。年轻一些的砖匠更加麻痹大意，他们甚至不戴头盔，赤手空拳地行走在脚手架上。常在河边走，迟早要湿鞋。那些年，飘摇的脚手架上，湿滑的屋脊上，总要摔死一两个起早贪黑的牌楼的砖匠。自然也有人幸运地逃过一劫，或者摔断了胳膊，或者摔断了大腿，于是吵架，群殴，打官司。官司也不是真打，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最终，还是中间人出面协商，赔钱了事。

死的死，残的残，牌楼人的生活还在继续。几十年了，就算再苦，再累，再危险，依旧有一拨又一拨的牌楼的少年，义无反顾地奔向高高的脚手架。十七岁的小跑，也在高考来临之前，成为其中的一员。

当父亲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夏夜大口咳血，溘然长逝后，小跑的漫长雨季终于结束了。下葬那天，小跑捧着父亲的画像（乡村画师的手艺，类似于素描），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雪白的招魂幡连天蔽日，在小跑的身后迎风招展，呼啦啦的，像一记又一记破空而来的耳光。小跑的母亲在恸哭。小跑的祖母在恸哭。长长的队伍里，呜咽声此起彼伏。小跑知道，他应该像母亲和祖母一样哭，他也很想哭，但他就是哭不出来。

做完了“头七”，又做完了“二七”“三七”“四七”……一直到“七七”，四十九天，小跑如释重负，他身上的重孝，终于结束了。那是崭新而自由的一天，空气清新，阳光热烈。十七岁的小跑毫不犹豫地扔掉了书包，他兴冲冲地，几乎有些兴高采烈地，求二伯带他学砖匠。

小跑的二伯是老师傅了，名声在外，牌楼年轻一批的砖匠，十有八九是他带出来的。但小跑的请求让二伯非常为难。小跑个子小，文文弱弱的，像个白面书生，二伯怕他吃不了这份苦。然而，小跑的父亲尸骨未寒，那一份重托，他又不忍辜负。他记得，小跑的父亲，临终前，曾握着他的手，久久地，无力地晃着。那张刀劈斧砍的脸毫无血色，胸口剧烈起伏，山呼海啸，一句话也没有说……那冰凉而虚弱的一握，还留在他的手心里，蓄满了不甘与不舍，历历如在眼前。他太为难了！一时竞不知如何决断。一番思想斗争后，他郑重其事地登门，劝小跑用功读书，将来考一所理想的大学。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得苦口婆心，但小跑却不置一词，像是在听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小跑的母亲热泪横流，她一面幽怨地盯着儿子，一面感激地瞟着二伯。从小跑扔掉书包那一刻起，她的心里，就盛满了大把的自责与愧疚。

她的自责与愧疚，并不完全是因为小跑。小跑的父亲过世之后，牌楼人看她的眼光就变了。死亡，弥合了一个人所有的污点。牌楼人都在私下里叹息，小跑的父亲纵有千般不是，但他的壮年早逝依旧让乡亲们扼腕。男的之所以壮年早逝，是因为女的做了“雷打的事”——这是牌楼人一贯的思维逻辑，毫无道理，却毋庸置疑。

随后的那段日子，每天天刚蒙蒙亮，早起的牌楼人都能看到小跑，抱着肩膀，蹲在二伯家的大门口。二伯到哪，小跑就跟到哪，风雨无阻。二伯这才知道，自己不仅小觑了小跑的决心，也低估了小跑的意志，他想学砖匠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二伯拗不过小跑，再次出工时，便递给小跑一把崭新的砖刀。小跑感激地看着二伯，幸福地抚摸着砖刀，呵呵呵，一脸傻笑。

木匠的斧子，砖匠的刀。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規矩。每一个砖匠，都有一把随身携带的砖刀。学徒也不例外。砖刀，既是一个古老行业的标志性工具，也是从业者的一个指向性符号。

二伯教小跑掺水泥砂浆。一开始，二伯自己掺，小跑闷声不响地站在旁边，低着头，看。两天之后，二伯就让小跑直接上手了，他自己坐在砖头上抽烟，看着小跑掺。小跑在二伯的注视里耳热心跳，额头上滚出一层又一层豆粒大的汗。二伯看出了小跑的紧张，就说，你掺你的！又说，要凭自己的手感。手感，什么手感？小跑有些懵懂，问二伯，二伯喷出嘴里的烟蒂，一时竟答不上来。答不上来却又不好明说，只好佯装没有听见。

掺水泥砂浆，是学砖匠的第一课，而且是必修课。水泥砂浆的比例，直接关系着墙体的结构与质量，因此，只有掺好了水泥砂浆，师傅才会让徒弟接着往下学。先是打屋基，然后才是砌墙。房子要打多深的屋基？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屋基的下面都垫着长条形的青石，夯实了之后，再在青石上面砌墙。后来村里有了楼房，楼房的屋基更讲究一些，在青石上浇灌钢筋水泥，然后再砌墙。砌墙是个细活，我曾在小跑身边仔细观察过，大致步骤如下：

1.放样。先将地面清理干净，找出要砌墙的位置，弹出墨线，要确保线条垂直。2.浇水。砌墙之前，砖要放在水里过一遍，过过水的砖，对水泥砂浆的附着力会强一些。3.吊线。在墙体的头尾两侧，分别放垂直线和水平线，确保墙体不发生偏移。4.砌砖。砌砖时，砖与砖之间的缝隙一厘米左右，中间用水泥砂浆填充。砌砖的方式也有讲究，砖块要以“交丁”的方式进行堆叠，交丁又分为“三顺一丁”“一顺一丁”“梅花丁”三种形式。

“三顺一丁”“一顺一丁”“梅花丁”，这些都是小跑的说法，当时，小跑把砖头摆在地上，向我耐心地打比方。小跑一摆砖头我就看懂了，但现如今，许多年过去，记忆里一片漫漶，印象极为模糊。2013年，我装修新房，装修公司派来的瓦工是个姓刘的年轻人，话多，精明，妻子也在公司里干活，油漆工。有一次闲聊，我问小刘什么是“交丁”，小刘先是一愣，接着便满嘴跑火车，顾左右而言他。云山雾罩的小刘让我疑心，这些专门按图纸施工的瓦工，其实已经不会盖房子了，他们的手艺，来自各种批量生产的速成班。当然，也有跟在师傅后面学出来的，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学徒们的心态已经变了，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快速脱贫。现如今，装修公司多如牛毛，虽鱼龙混杂，利润却不菲，手艺好的瓦工，收入早已超过普通的工薪阶层。就连那些蹲在街头，守株待兔的瓦工都已经按天收费了，他们在路边搁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歪歪斜斜的两个毛笔字：“瓦工”。一天两百八。一趟问下来，差不多都是这个数，不还价。

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需要大量的瓦工。是瓦工们的批量生产，让一座座飞速扩张的城市日新月异，欣欣向荣。遗憾的是，小跑没能赶上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到来之前，他就成了一个“废人”。

三

砖匠其实并不难学，悟性好的学徒，半年就能出师了。小跑学得专心，二伯教得用心，因此还不到半年，小跑就能单独干活了。按老规矩，学徒只要出了师，就应该另起炉灶，也只有另起炉灶，才能名正言顺地领一份工资（刚出师的学徒，工资只有师傅的一半）。但小跑的年纪实在太小了，二伯不放心，只要有活干，依旧带着小跑。然而，二伯的善意并没能赢得牌楼人的理解，大家在背后窃窃私语，并将风言风语，有意无意地，递给小跑的母亲。

小跑的母亲，本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农村妇女，但长久的寡居、小跑的叛逆，以及大家对她的冷遇，将她的心性慢慢扭曲了。一个傍晚，她从风言风语里冲了出来，双手叉腰，大声诅咒，污秽不堪，像个恶毒的泼妇。

虽然她在指桑骂槐，但大家都知道她在骂谁，也知道她为什么要骂。不过，小跑的二伯始终大门紧闭，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出门应战。

就在那场叫骂后不久，小跑就离开了牌楼，漂泊于他乡，成为牌楼第一批在工地上干活的砖匠。一开始，小跑做不了砖匠，只能做小工，他看上去太小了，身板又弱，没有一个老板敢让他上脚手架。因此，小跑在工地上拎了四年的泥桶，直到碰上一个好心的老师傅。在老师傅的一再推荐下，小跑终于拿起久违的砖刀，在工地上砌墙。

世事难料。如果小跑不学砖匠，如果学了砖匠而不离开牌楼，如果离开牌楼而没有遇到那个好心的老师傅，或许，小跑的人生将是另一番景象。然而，人生没有如果，今天过去就成了昨天，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小跑是从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命保住了，腰部以下失去了知觉。当小跑坐着老师傅送的轮椅，回到阔别多年的牌楼时，他半瞎的母亲先是喜极而泣，接着便晕倒了。乡亲们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连卧病在床的立春妈也下了地（年迈的立春妈体力不支，已经不帮人“过阴”了），老人一只手颤巍巍地拄着拐棍，一只手抓着小跑，“我的伢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那一刻，小跑的泪水突然像泉水一样喷了出来，他一直哭，一直哭……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不会哭了。

就在那年春节，我去看小跑。他们母子俩还住那栋老屋，陈旧而低矮，在一栋又一栋楼房的阴影里，像一座随时要倒塌的草堆。一条黑狗卧在草堆前，汪汪汪，老远就冲我叫。在黑狗的叫声里，小跑的母亲迟疑地探出头来。她差不多全瞎了，一只手搭在门环上，呵斥着黑狗。黑狗终于收了声，我急忙说，小跑在吧？我来看看小跑。小跑的母亲抹起了眼泪，朝屋里努努嘴，说，在，躺着呢。

进门就是堂屋，光线阴暗，地面潮湿，充盈着一股刺鼻的尿臊味。堂屋正中摆着一张餐桌，堂屋的左边挤着一张床。我一进门，床上昂起一个灰白的脑袋，见到我，先是愣了愣，接着凄然地一笑，你坐！又叹了一口气，说，我是一个废人了……他的手，弯在被窝外面，苍白，皱巴巴的一层皮，包着纤细的骨头。我一时语塞，想安慰他，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更让我黯然的，是他的脸，和手一样皱巴巴的，看上去，仿佛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而小跑，其实只长我两岁，还没有结婚。我知道，当年的小跑，已经在残酷的岁月里走失了，躺在床上的这个人，只是一个心灰意冷的从前的砖匠。

进门之后，小跑的母亲就贴在我的身边，不说话，双手颤抖，不时用衣角抹一抹深陷的眼窝。这个饱经沧桑、命運多舛的老人，已经被沉甸甸的岁月慢慢压垮了。老，是一座深渊，她在其间急速下坠，内心呼啸着苍凉的风暴。

小跑坐回来的轮椅正对着床头，上面摆着一只搪瓷茶缸，一支牙刷，半管牙膏;一口蓝花碗，上面搁着一双筷子，几根脏兮兮的塑料吸管;一叠散开的卫生纸;一面只剩半边的镜子;一台枣红色的收音机，支棱着细长的天线……轮椅上的这些物件，维系着小跑的日常生活，被禁锢的余生，甚至他的全部。

临走时，我在小跑的床头放了一些钱，他脸色突变，挣扎着，试图坐起来，说，你来坐坐就好……我不敢看他，转身欲走，却被老人叫住了。老人摇晃着我的手，热切地说，“伢啦，你哪天再来家吃饭，可好？”我应了一声，黑狗又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老人却不肯放手，她凑近我的耳朵，细声细语地说：“真作孽哦！下身都烂了……”我顿住了，心里鼓荡着难言的痛楚。我正欲接话，猛然间，一抬头，便见对面的墙上，挂着小跑父亲的画像。相框上灰尘密布，小跑的父亲面目模糊。

那一刻，我竞有些恍惚。相框里那张模糊的画像，神情像极了床上的小跑，而床上的小跑，竟然日夜面对父亲的画像——他是在忏悔，还是在祈祷？我不知道。

夕阳西下，日暮苍山。人家的炊烟，缭绕在霞光万丈的树枝上。春节前后的牌楼总是喧闹异常，那些拖家带口常年在外务工的人，候鸟一样，飞回来了。

流徙的信使

在南宋，宫廷画家李嵩可能并非一位大画家，但他留下的一组《货郎图》声名显赫。美术史上，《货郎图》一直被视为南宋商业经济的直观反映，是南宋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宋代以前，无论图画、雕塑，还是文字，很少有对货郎的具体呈现。宋代的城市功能发生转变，市镇广泛兴起，市场交易频繁，货郎成为商业活动及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挑着担子，行走于街头巷尾的货郎随处可见。钱塘人李嵩年轻时做过木匠，善画风俗，《货郎图》现存四件，除北京故宫一件小横卷外，台北故宫、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藏均为团扇，其中以北京故宫藏卷为最佳。故宫藏卷着重描绘了一位装扮滑稽的货郎，肩着两筐货物，被孩童和妇女团团围住的热闹场面。画卷中，堆积如山的至少数百件物品纤毫毕现，宛若从《清明上河图》中裁下来的街市一隅，有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繁复美，让人忍不住凑上前，想仔细分辨那些品种繁多而又井然有序的物品到底有哪些。孩童是画面的另一个重心，有的牵着母亲的衣襟，似乎在催促母亲快点走，生怕去晚了，自己想要的玩具被同伴抢空了;还有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扑在货郎的筐子上，一派喜悦天真，栩栩如生的神情跃然纸上，仿佛能听见欢呼雀跃的声音。再看那些大人，恬静的笑容似有还无，仿佛是在迎候一位久未谋面的客人。

旧时的货郎，既是一座移动的杂货铺，也是一位风尘满面的信使。

“拨浪鼓，货郎来，货郎货郎卖火柴……”小时候，只要拨浪鼓一响，我们就飞一般奔向门外，便见毛师傅一路走一路摇着拨浪鼓，一步一顿地，从石拱桥上颠下来。晃在他肩头的两只大筐子足有半人高，一条青扁担，两头沉甸甸的，拉成了一张弓，仿佛要把他射进天空。奔向门外的不光是孩子，还有那些早已在心里惦念着的老人和妇女。他的筐子里既有孩子们盼望的糖果和玩具，也有老人们不可或缺的香烟和火柴，更少不了主妇们需要的胭脂水粉、针头线脑、毛巾手帕、发夹皮筋。毛师傅原先是个石匠，有一次采石，遇到一枚哑炮，正准备进洞看看呢，“轰隆”一声，又炸了。也算他命大，居然只受了一点皮外伤，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转了货郎这一行。他个子不高，壮实，皮肤黝黑，胳膊、大腿、胸口上蓬着浓密的黑毛，牌楼人当面叫他“毛师傅”，私底下都叫他“毛栗子”（即野生的板栗），天长日久的，竟叫成了口头禅，至于他原本叫什么姓什么，反倒没人在意了。还有些家长甚至拿他吓唬顽劣的孩子，“哟！毛栗子又要来了，看看谁不听话……”孩子们都知道毛栗子就是毛师傅，原来他的两个大筐子不光装着吃的和用的，还要装走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啊！于是都很怕他。

怕归怕，毛师傅一来，孩子们依旧喜出望外，一只手牵着母亲的衣角，一只手抓着他的筐子，久久不放。母亲早已经备好了鸡毛、鸭毛、牙膏皮、旧布头，揣在衣兜里，一面翻拣着筐子里的货物，一面和他讨价还价。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几根鸡毛就能和毛师傅换一颗“宝塔糖”。毛师傅的“宝塔糖”就是“蛔虫糖”，不是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的“蛔虫糖”。“宝塔糖”是一座指甲盖大小的糖宝塔，糖衣有红绿两种颜色，红色的一口就碎了，慢慢地化在口腔里，甘甜，绵软，像腊月里牌楼人做的糖稀;绿色的要硬一些，甜中含着一缕草叶的气息，余味清冽。七岁那年，我被锅里溅出来的开水烫伤了肚皮，胸口下面滚满了黄豆大的水泡，那个痛啊，钻心。母亲流着泪，却又束手无策，只好任我赤着脚，一边号啕大哭，一边在门前的稻场上疯子一样乱跑。跑着，哭着，就见毛师傅戴着一顶旧草帽，叼着一根烟，摇着拨浪鼓，朝我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两三个孩子顶着大太阳，依依不舍地跟在他后面。

毛师傅抽烟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从不散烟，也从不拒绝别人散的烟;二是烟不离嘴，香烟点上火之后，便一直含在嘴里，抽完了，脑袋一偏，直接吐掉。

毛师傅在我家门前的梧桐树下停了下来，我一面哭一面倒腾他的筐子，筐子几乎已经空了，没有宝塔糖，只有一些零散的日用品。“可就剩这点东西了？”母亲早早就迎出了门，脸上很快浮起失望的神色。毛师傅没有接话，一双大手稳稳地捧住我的脸腮，瓮声瓮气地说：“不哭了。我给你变一颗宝塔糖，好不好？”我不知羞耻地止住了哭声，将信将疑地看着毛师傅。他的大手汗津津的，很粗糙，像一块没有拧干的旧抹布。

孙悟空七十二变。“变”，是那个《西游记》热播的年代大人哄孩子的惯用方式。

交易之余，毛师傅也会歇下来，陪大姑娘小媳妇们聊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我跟你们讲哦，”他经常这样开场，一桩大事就要发生的样子，“那号人，真是少有……”他是说大鼓书的好料子，注重故事情节，擅长设置悬念，芝麻大的小事，也能娓娓道来，一波三折。说起男女关系之类的丑闻，他更是眉飞色舞，唾沫星子从嘴角一次次溅出来。没有人厌恶他搬弄是非，他只是热衷于传播既成的事实，不传谣，更不造谣。故事说完正赶上饭点，大姑娘小媳妇陆陆续续地离了场，老人年事已高，又喜欢热闹，便拽上他一起回家。哪里还要拽呢？他已经早早地收拾妥了，心安理得。走村串巷的货郎经营小本生意，并没有多大的赚头，但在那个百废待兴、生机勃发的年代，谁家也不缺手艺人一双筷子。在牌楼人眼里，货郎也是手艺人，货郎的筐子就是谋生的手段，是一个不怕风吹日晒的“铁饭碗”。

毛师傅不喝酒，也很少上桌，蹲在厨厉一隅，一个劲地扒饭。他食量大，每餐都要吃两大钵，扫荡一样，片刻工夫，饭钵就空了，一粒米不剩，“牌楼的米就是好吃，吃了还想吃。嗝——不能吃了，撑坏啦。嗝——”他一面打着响亮的饱嗝，一面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笑眯眯的，心满意足。他口味重，经常生吃辣椒、蒜瓣、大葱、烂咸菜。牌楼人看他像个怪胎，他自己倒不以为意，呵呵呵，卑微的笑，近乎讨好。长年累月的糊口生涯，他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眼神和脸色。

能吃是福啊，锅里还有呢。牌楼的母亲都很喜欢毛师傅，每次总要特意嘱咐一声，好让他在放下饭钵的同时，也能放宽心。母亲的喜欢里掖着自己的小心思。毛师傅走村串巷，见惯了人情世故，临走前，他总会喊来眼巴巴的孩子，孙悟空一样朝手里吹一口“仙气”，喊一声“变”，而后一双大手朝空中一轮，停下来，右手慢慢张开，一颗宝塔糖赫然在目！真是神奇。我将信将疑地看着毛师傅，却见他不慌不忙地抽出拨浪鼓，嘭、嘭、嘭，示意我自己玩。他的拨浪鼓很小巧，鼓面已经旧了，上面还画着一只鸟，毛色全褪了;鼓身是木的，四周雕着波浪一样的细小纹路;鼓身两边各有一根长皮条，系着两只核桃一样的小皮锤。拨浪鼓的历史很久远了，最早的拨浪鼓产生于战国时期，称作“鼗”，这个生僻的汉字如今几乎不用了，从“兆”从“鼓”，“兆”亦声。“兆”意为远，“兆”与“鼓”的合体就是“远鼓”，“远方进贡来的鼓”。作为打击乐，鼗依靠摇动时双耳自击发声，节奏轻重、音律高低、声音大小都不易控制，复杂的鼓点无法准确完成。一般认为，今天的拔浪鼓定型于宋代，民间货郎开始依赖拨浪鼓招徕顾客，李嵩《货郎图》可见，拔浪鼓的造型颇为考究，鼓柄做成葫芦把，鼓形如罐，双耳特殊。作为儿童喜爱的玩具，拔浪鼓在南宋已经非常普遍了。南宋苏汉臣所作的《五瑞圖》中，五童子或戴面具、或涂面，聚集行大傩舞，其中一人双手各持一件拔浪鼓，上面的小鼓扁而圆，下面的鼓长类似腰鼓。鼓面彩绘花纹;长鼓的鼓身仿佛是铜的，镶着碎花，精致美观的程度前所未有。

我一面摇着拨浪鼓，一面瞅着毛师傅。拨浪鼓的魅力，自然不如宝塔糖。那一次，他没有像孙悟空那样喊一声“变”，而是直接从口袋里摸出两颗宝塔糖，一颗是红的，一颗是绿的。我喜出望外，立即扔下拨浪鼓，夺过宝塔糖。“你看看这孩子，”母亲难为情地笑着，“也不晓得承情，忒不懂事了！”

独自享受两颗宝塔糖，那是我孩童时代绝无仅有的优厚待遇。然而，即便一次有了两颗，我也舍不得一次性吃完。躲在梧桐树后面，我激动得微微颤抖，好不容易才剥开糖衣，小心翼翼地咬下半颗。

母亲站在屋檐下，一面心不在焉地系着围裙，一面探头眺望村外的田野。田野上空，天已经阴了，黑云翻墨，一场豪雨正从东面奔来。二哥和二姐还在抢着收割，人家屋顶上的炊烟已经升起。

毛师傅走了，跟着他的几个小伙伴留了下来。我蹲在梧桐树下佯装“打宝”（“宝”，其实就是一种折得四四方方的纸片。两张长方形的纸“十”字交叉摞在一起，将四个角风车一样折起来，依次合到中间，将最后一个角塞进第一个角，压结实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宝”就成了。“打宝”可以一个人玩，两个人玩，也可以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玩。玩法很简单：把“宝”放在地上，另一个人拿起自己的“宝”高高举过头顶，铆足了劲，用力向下一拍，靠着“宝”落地时的那股弹劲把别人的“宝”拍翻，赢为已有。如果拍不翻，就轮换成别人。一局定输赢，轮换着进行，很公平）。小伙伴很快加入了进来，笑声，骂声，吵闹声，沸反盈天。肚皮上的灼痛，已经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那还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烫伤、摔伤的孩童比比皆是。伤了也就伤了，没有人想到应该去诊所。

走村串巷的货郎一般都有相对固定的村落，但隔三岔五到牌楼来的，除了毛师傅，还有一个外号“烂黄瓜”的人。烂黄瓜并不姓黄，鳏夫，至多五十岁，花白的头发一根根的，短而硬，圆滚滚的肚子里，装着取之不尽的黄色笑话。毛师傅主要搞批发，代销，烂黄瓜完全是自销。瓜果蔬菜成熟的时节，烂黄瓜就扛着一只鸡笼子，佝偻着腰背，仿佛是在探察高低不平的路面。“鸡笼子”是烂黄瓜自己的创造，几乎是个怪物，中间穿着几根竹竿子，隔成上中下三层，烂黄瓜将瓜果蔬菜分门别类，严严实实地，码满了每一层。“蜜桃哦，蜜桃哦，水滴滴的蜜桃哦……”“韭菜哦，韭菜哦，香喷喷的韭菜哦……”烂黄瓜不收鸡毛、鸭毛、牙膏皮，他喜欢两样东西，一是牌楼人自己做的挂面，二是咸鸭蛋。他常年用咸鸭蛋下酒，一只咸鸭蛋，能喝半斤酒。

走村串巷的烂黄瓜随身带着一个铝制的小酒壶。他的嘴太坏了，眼里也邪，牌楼人很少请他吃饭，更没有人愿意请他喝酒。但他总是踩着饭点来，抵不过去了，只好凉着脸，一面递给他一只咸鸭蛋，一面做恍然大悟状，满世界找酒。“别找了，有咸鸭蛋就照了哎。”他是真的不生气，自觉地坐在下首，掏出小酒壶，几乎不吃菜，兀自喝酒。喝完了，也不吃饭，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称谢，告辞。桌子上剩下一只咸鸭蛋空空的壳。

长年累月的嗜酒，饥一顿，饱一顿，烂黄瓜的胃已经坏了。我小学还没毕业他就死了，临死前，吐了两碗血，体重还不到八十斤。“想想他也真是可怜，死喝酒，也是心里愁。”每次提到他，牌楼的老人都要唏嘘好半晌，“你别看毛栗子，一身都是毛，那个怪样子，好歹有儿有女，好歹还有人捂被窝。他烂黄瓜有什么呢？他连一个后都没有……”对于婚姻和爱情，牌楼人是实用主义者，少年夫妻老来伴。哪来什么爱情啊？无非就是生儿育女，无非就是给自己老来找一个伴。白天彼此说说话，晚上相互暖暖脚，是牌楼人对婚姻的简单理解与现实需求。“他一个人死在家里，连个摔脸盆的人都没有。烂黄瓜，你想想他可作孽？！”作孽，既是受罪，也是可怜。

“摔脸盆”是牌楼人的丧葬习俗之一。入殓后，出殡前，孝子要摔烂亡人生前用过的一只洗脸盆。这既是一道约定俗成的程序，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仪式。其他人是不能摔的。烂黄瓜没有孝子，这道至关重要的仪式只好省略。平时也不能摔。两口子吵架，有摔碗的，有摔水瓶的，有摔板凳的，从来没有人摔过洗脸盆。有一年农忙，旺财喝醉了酒，躺在床上不干活，老妻数落了几句，旺财从床上蹦起来，抄手就把洗脸盆扔出去了。老妻吓得面无人色，瘫在地上，差点直接死掉。

烂黄瓜过世之后，毛师傅也很少再来牌楼了。两里之外，巴掌大的破罡街忽然热闹了起来，水灵灵的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热气腾腾的猪肉摊子……日杂百货店一家挨着一家，各种小商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老杜茶馆里更是人挤人，裤管上还粘着泥巴呢，顾不上说话，大口咬着春卷，嘴角两边油光发亮，仿佛就要溢出来。牌楼的老人开始喜欢上街了，经常遇到毛师傅，头发胡子全白了，拎着二两肉，叼着一根烟，慢腾腾的，一路咳咳咳。老杜拉住他，递上一根春卷，说，“你少抽点烟哦！”他摆着一双干瘪的大手，又指指自己的耳朵，枯叶一样的笑容，在皱纹密布的脸上，浮着。

老人回来，免不了又是一番唏嘘。乡亲们黯然地听着，默默转过身去。片刻之后，又重新活泛了起来。有什么呢？人世间，没人躲得了生老病死。无常，是生命的根本规律。

破罡街热闹了，牌楼却冷清了许多。大家都在忙。在家里忙。在地里忙。在外面忙。各忙各的。没有民间艺人的村庄，就是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飞逝的时光正在吞噬他的体温、呼吸和心跳。

毛师傅和烂黄瓜，我已经忘了他们的姓名。事实上，离开牌楼之后，许多人的姓名我都忘了。劈面相逢，是一张熟脸，搜肠刮肚，不知是何人。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鸡犬相闻的牌楼，莺飞草长的巢山，水草丰沛的龙郭圩，鱼虾鲜美的白荡湖……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皖江北岸一座古老的村庄，“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

责任编辑 杨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