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出土青銅器 全集》瑣記*

2020-02-26 02:45謝明文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2020年0期
关键词:金文全集中國

謝明文

《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1)李伯謙主編:《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科學出版社、龍門書局,2018年。(下文簡稱《全集》)全書共20卷,收録先秦與漢代青銅器5 000餘件,資料非常豐富。《全集》雖以著録器形爲主,但同時也著録了不少金文資料,它的出版無疑會推進中國青銅器、金文以及古代史等方面的研究。《全集》著録的金文絶大部分之前已發表,但也有少部分係首次著録,有的金文資料雖然之前已發表,但拓本遠不如《全集》所録的清晰。下面我們簡單介紹幾則《全集》中新著録的資料或銘文拓本較清晰者,並略作討論,希望此文能夠起到抛磚引玉的作用。

《全集》2.60著録了一件河北元氏縣東張鄉西張村出土的叔父卣的器形彩照與一處銘文彩照,但並未説明這處銘文是蓋銘還是器銘。比較可知,它與《集成》05428、05429蓋、器共四處銘文皆不同,但河北元氏縣東張鄉西張村西周墓僅出土兩件叔父卣,又《集成》05428.2與05429.2是同一銘文的不同拓本,因此《全集》2.60應該是《集成》05428或05429某一器的器銘,比較《全集》2.60與《銘圖》13341、13342所録兩件卣的器形以及尺寸等資料,可知《全集》2.60應係《集成》05428、《銘圖》13341這一件叔父卣的器銘,這樣亦可推知《集成》05428器銘實係05429器銘的誤置而重出。也就是説《集成》05428.1與《全集》2.60是同一件叔父卣的蓋銘與器銘,《集成》05429.1 與《集成》05429.2是同一件叔父卣的蓋銘與器銘,可知《銘圖》13341、13342對銘文的著録是有誤的。

二、伯卶律簋(3.177、178)

從“韋”“衛”的相同變化來看,我們贊成“韋”“衛”在早期應該共用過同一字形,即在表示城邑的“□”周圍有“止”環繞之形,既可以看作“韋”字,也可以看作“衛”字。也就是説,如果“止”代表的人與城邑是敵對關係,表示人包圍城邑,那就是“韋”字,亦即“圍”字初文。如果“止”代表的人與城邑是同一方,表示人保衛城邑,那就是“衛”字。

四、者兒盤(4.244)、者兒盉(4.252)

“某兒”之“兒”主要表示的應是一種感情色彩而非具體的詞彙義。上引彭子射兒鼎、彭子射兒簠之“射兒”在同出銅器銘文中亦僅稱作“射”(彭子射鼎,《銘圖》01666、01667、《吉金墨影》第95頁;彭射缶,《銘圖》14057、《吉金墨影》第179頁;彭子射缶,《銘圖》14058;彭子射盤,《銘圖》14388;彭子射匜,《銘圖》14878)。仲瀕兒盤、仲瀕兒匜“仲瀕兒”在同出銅器銘文中亦僅稱作“仲瀕”(仲瀕兒瓶,《銘圖》14035)。僕兒鐘(《銘圖》15528)“余義楚之良臣,而乘之字(慈)父,余贎(賴)乘兒”中的“乘兒”與“乘”當是同一人。這些皆可證人名“某兒”實即人名“某”,“兒”的有無並不影響人物的指稱。

六、叔彪父簠(6.263)

《全集》6.263著録了一件1976年山東臨沂市平邑縣平邑鎮蔡莊村春秋墓葬出土的簠,蓋、器同銘,《全集》(第273頁)釋文作“邾叔虢作杞孟□其萬年眉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弔(叔)”前一字,據輪廓可釋作“鼄(邾)”。所謂“虢”,原作“”“”,顯然是“彪”字,“彪”與“乍(作)”之間另有一“父”字。“孟”“”之間有兩字,應釋作“辝(姒)(饙)”。

《集成》集成04592、《銘圖》05926著録了一件1976年山東臨沂市平邑縣蔡莊春秋墓葬出土的叔虎父簠,《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集成(修訂增補本)》釋文作“是叔虎父乍(作)杞孟辝(姒)(饙)簠,其萬年眉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享”。(31)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華書局,2001年,第97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4册,第2959頁。《銘圖》釋文作“□弔(叔)虎父乍(作)杞孟辝(姒)(饙)(簠),其萬年(眉)(壽),子=(子子)孫=(孫孫),永寶用亯(享)”。(32)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13卷,第210頁。據銘文與出土地來看,此簠與《全集》所録之簠應是出自同一墓地且屬於同一器主的兩器。核查相關資料,同墓出土4件簠,《全集》《銘圖》共著録了其中的兩件。據《全集》所録之簠,可知所謂叔虎父簠“弔(叔)”前一字應釋作“鼄(邾)”,而“虎”字應改釋作“彪”,兩簠應定名爲“叔彪父簠”。

春秋早期銅器中,有一批杞伯每亡器,銘文大都言“杞白(伯)每亡乍(作)鼄(邾)(曹)+(修飾語)器名”,其意是講名叫每亡的杞伯爲出自邾國的曹姓女子作器(兩人很可能是夫妻關係),這是杞、邾兩國族之間交往的例子。兩件叔彪父簠前一句銘文是説邾國的叔彪父爲出自杞國的姒姓長女作簠(兩人也很可能是夫妻關係),這爲杞、邾兩國族之間的交往提供了新的材料。

七、曾子義行簠(7.124)

曾子義行簠(《銘圖》05854)蓋、器同銘,《銘圖》釋作“曾子義行自乍(作)飤(簠),子孫其永保用之”,認爲:“蓋銘無‘自’字,‘其’字作‘’。器銘殘缺‘’‘子’和‘用’三字。”(33)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13卷,第111頁。《新收》1265將蓋銘“行”下之字釋作“乍”,(34)鍾柏生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藝文印書館,2006年,第884頁。《近出》519將蓋銘“行”下之字釋作“作”。(35)劉雨、盧岩:《近出殷周金文集録》第2册,中華書局,2002年,第420頁。《全集》7.124僅著録蓋銘,但所録拓本較之前著録者更爲完整清晰,蓋銘“行”下作“”,顯然是“自”字,舊將它摹作“”釋作“乍”是錯誤的,而“自”下則奪“乍”字,可知《銘圖》所説有誤。

八、嬰同盆(7.127)

《全集》7.127(第129頁)著録了一件出土於江蘇省邳州九女墩M3、現藏邳州市博物館的春秋銅盆,盆内底有銘文四行,共20字。《全集》未作釋文,盆銘個别文字不太清晰,我們試釋如下:“句之孫,(36)原作“”,左下還有殘筆。旨(37)左从邑,右不識。之子,僮□(38)原作“”,左从邑,右不清晰。“僮□公”應與鍾離無關。公之妻嬰同(鑄)用鍺。”

邳州市九女墩M6出土了一件攻吴王之孫鎣(《銘圖》14747),殘存文字作“……作爲鎣,攻吴王之孫……”,九女墩M2出土的巢鎛(《銘圖》15783)有銘作“余攻王之玄孫”,“攻王”即“攻吴王”,兩器皆言及吴王,由此可以肯定同出九女墩的嬰同盆之“句”與湖北穀城出土劍銘的“此”、浙江紹興魯迅路出土劍銘的“()”必是同一人,即吴王“句余”亦即“餘祭”。(39)參看董珊:《新出吴王餘祭劍銘考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網站,2009年5月10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784。

與嬰同盆同出一墓的徐王之孫鐘(《銘圖》15289)銘文中有一句研究者一般釋作“徐王之孫□凡乍”的話,但拓本中此數字並不清晰,如果“徐王之孫”舊釋不誤的話,我們認爲“僮□公”很可能係徐國後人,(40)他與鐘銘“徐王之孫”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研究。如果此説可信的話,那麽嬰同盆銘文反映了吴、徐兩國通婚的歷史。

《全集》10.261新著録了一件出土於河南省平頂山應國墓地的西周銅簋,其銘文如下:

旅敢肇帥型皇考威儀,淄(?祗?)御于天子,△天子多賜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作朕皇考惠叔大林龢鐘。

十、競(景)之鼎(10.360)、楚王孫簠(10.379)、競(景)孫戈(10.429)

楚王孫簠出土於河南省駐馬店市上蔡郭莊楚墓M1,蓋内部頂面邊角鑄銘文7字,《全集》(第357頁)釋作“楚王孫□之□”。競孫戈亦出土於河南省駐馬店市上蔡郭莊M1,在戈的一面的中脊和胡上,有錯金鳥蟲書銘文6字,《全集》(第406頁)釋作“競孫舟之用戈”。

十一、曾侯與壺(10.398)

十二、蔡媯盤(10.412)

十三、子婦父己觶(20.151)

《全集》20.151著録了一件甘肅靈臺縣出土的觶,圈足底部有銘文四字,作如下之形:

《全集》(第75頁)釋作“父己婦好”。從“女”形背對“子”形而面向“帚”形來看,“女”顯然應與“帚”組成“婦”字,觶銘應釋作“子婦父己”。“子”在族名金文中作族名多見,此銘的“子”亦是族名,“子婦”指“出自子族的婦”或“出嫁於子族的婦”,(55)下文“婦”“彭婦”“隻婦”的理解亦類此,不再一一説明。後者的可能性大。觶銘大意是指出自子族的婦或出嫁於子族的婦爲公公父己或日名爲己的其他父輩作器。族名金文中,女子爲夫家男性先人所作之器有如下諸例:

文父乙簋(《銘圖》04256)

(3) 彭婦乍(作)寶彝。父辛。

彭婦觶蓋(《銘圖》10611)

(4) 隻帚(婦)父庚。

隻婦父庚卣蓋(56)此蓋現與酉父辛卣(《集成》04987,《銘圖》12810)相配,《集成》認爲是誤合爲一,此從之。(《集成》05083,《銘圖》12923)

例(3)觶銘大意是指彭婦爲夫家先人父辛作器。例(4)觶銘大意是指隻婦爲夫家先人父庚作器。《全集》著録的這件子婦父己觶銘文,爲女子給夫家男性先人作器提供了新的材料。(57)所謂賓婦丁父辛卣(《集成》04972,《銘圖》13023)銘文,舊一般釋作“賓帚(婦)丁父辛”,乍看之下,似乎也是講女子給夫家先人作器。此説不可信,因爲舊釋有誤,參看謝明文《談談所謂賓婦丁父辛卣銘文的釋讀》(《中國史研究動態》編輯部與浙江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研究所聯合主辦,“古代文明與學術”研討會論文,杭州,2019年9月21—22日)。

附記

本文初稿曾署名“雅南”發表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9年10月25日),2020年1月初修改。山西省絳縣横水墓地M2531出土的兩件伯旅父簋(《考古學報》2020年第1期第97頁、102頁)形制、紋飾、尺寸一致,銘文皆作“伯旅父作寶鈴簋四”,可見這是同時所作四件簋中的兩件。“鈴簋”一語與文中所論仲父簋“鈴簋”用法相同。發表者提及伯旅父簋“外底中部垂一彎鈎,未見鈴鐺”(《考古學報》2020年第1期第96頁),從伯旅父簋外底中部垂一彎鈎來看,我們認爲這一彎鈎本也是用來系吊銅鈴的,也就是説,該簋最初也應是系吊銅鈴的。另文中所論嬰同盆銘文,馬永强、程衛《江蘇邳州九女墩三號墩出土銅盤銘文考釋》(《文物》2019年第10期第79—81頁)一文亦有考釋,釋文與本文或有不同,請讀者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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