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与“历史”的此刻意义
——论《故琴心》对司马相如故事的幻灭书写

汪 泽

(天津中医药大学 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天津 301617)

古人的一维生命去而不返，个人著述及历史档案为我们追摹其本来面目提供了书面凭证。但任何故事都难免被重新组织编写，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最初的叙事形态。作为西汉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故事经过各类文献的剪辑加工，由单一个体衍生出多种面貌；其人物故事在历史与文学的并存互动中产生、发展，孳乳出丰厚的文化内涵。因相如自传无从得见，司马迁《史记》的相关记载遂成为后代共同参照的零点坐标。《司马相如列传》作为纪实资料带有明显的文学意味，“琴挑文君”之始末与传奇小说差堪比拟。魏晋以降，以正史传记为核心的相如故事在不同文本中得到增饰、充盈，进一步实现了由历史向文学的转变。元明清时期，随着小说戏曲文体的成熟，相如故事“新编”的创作活动走向全面繁荣，在叙事规模扩大、细节丰富的同时，主人公的总体基调表现出一致性，主干情节大多围绕着史传原型展开。但行至清初，传奇小说《故琴心》的出现，却为我们呈现出相如故事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

《故琴心》出自曹宗璠的传奇小说集《麈余》。该小说集自撰成以来鲜有记载，晚清《八千卷楼书目》小说家类著录一卷，现存世楷堂刻《昭代丛书》丁集新编本。尽管近年来明清文言小说研究已取得相当成就，但《麈余》并未受到普遍关注，仅偶有论者就其个别篇目作简要讨论，如居鲲关注到《麈余》之《翟公客》有讽刺明臣降清之意(1)居鲲《清初遗民情结小说初探》，《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第70-71页。。而《故琴心》作为司马相如故事的后世翻演，也未被纳入这一主题故事流变考察的范畴。事实上，该篇小说在对相如故事的另类书写中包藏着深刻的文化意蕴，既是人物故事流变史上不容忽视的环节，也为我们探赜明清之际的时代思潮提供了独特面向；其中反映出历史与文学的复杂微妙关系，更有辨析思考的必要。

一 新编：故事链条上的另类环节

《故琴心》写卓文君故夫名皋，为程郑子，或曰巴寡妇清子，铸冶致富，弱冠娶文君，夫妇皆富才貌，情意甚合。程皋师事张禹，与司马相如同窗相善；皋有口才，然文笔不及相如。二人与戴崇俱至张禹后堂宴乐，相如从程皋口中得知文君眉如远山、色若芙蓉；文君放诞怜才，亦知相如奏赋有飘然凌云之志，于是两相倾慕。程皋消渴病笃，逝前作《黑头吟》，并云将投生为枚乘子皋，十五年后与文君相会茂陵，又将卓氏僮百人、钱百万及嫁时衣被财物还与文君。文君哀泣作诔，归临邛母家，值相如游梁归来，闻其新寡好音，遂赴卓王孙之宴，以琴挑之。文君心悦相如而夜奔。相如不畏“子虚”、“乌有”、“亡是”之虚空不祥，完成程皋所遗《上林赋》，献上授郎，与枚皋同朝为臣，居茂陵，后亦以消渴疾死。枚皋记前世事，然文君因失身相如拒绝相见，仅垂帘鼓琴，称愿与故夫同穴。文君盛颜寡居，家财多被僮仆窃逃；后作诔哀相如，抑郁而终，由枚皋送至临邛与程皋合葬。(2)曹宗璠《麈余·故琴心》，清道光沈氏世楷堂刻《昭代丛书》丁集新编本，第23-26页。

司马相如琴挑文君、分财卓氏、作赋凌云、茂陵病卒之事皆见载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

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00、3001、3063、3063页。

《史记》未交代文君故夫姓名身份，程皋乃小说作者杜撰之人。然程郑一门冶铁兴家、富比卓氏的说法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寡妇清作为巴蜀名流亦见于本传，但其人实生存于秦始皇时期：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4)司马迁《史记》，第3260、3278页。

枚皋确为枚乘庶子，曾与相如同侍武帝，以诙谐调笑见幸，应为弄臣一属。《汉书·贾邹枚路传》载其作赋才思敏捷，然质量逊于相如：

(皋)自陈枚乘之子……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

(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6、2367页。

张禹、戴崇皆生于西汉末年，张禹乃经学家，曾以《论语》授汉成帝，成帝“以师赐爵关内侯”(6)班固《汉书》，第3348页。，戴崇为其弟子。《汉书·匡张孔马传》写张禹看重戴崇，引其入后堂宴乐：

(戴)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7)班固《汉书》，第3349页。

《故琴心》中张、戴成为司马相如同时之人，戴崇所受礼遇亦被移植于相如、程皋。

文君“姣好”、“风流”及相如“悦色死渴”之说出自东晋志人小说《西京杂记》：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8)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西京杂记》又称相如欲聘妾，文君作《白头吟》，程皋之《黑头吟》应脱胎于此：

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9)葛洪《西京杂记》，第21页。

可见，该小说重新编演故事旧典，却使用了类似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真实与虚构的故事片段相互交织，依托史实的同时令人物穿越时空，又加入前世今生的神异元素，以此为读者造成了极大的陌生化体验。“作意好奇”(1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6页。是传奇小说普遍追求的文体艺术特色，但与同类主题文本相比，《故琴心》的另类之处更多体现在故事内容方面，概括而言，有以下三点。

其一，正面描写卓文君的首次婚姻。

小说题名“琴心”源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可理解为琴中所传之情；进一步说来，应为男女之间恋慕怀思之情。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琴瑟”本有夫妇情深的象征意味。因此，“琴心”一词往往被视作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浪漫爱情的表记，如明人戏曲《琴心记》《琴心雅调》等，皆演相如文君之事。此文独以“琴心”加“故”，表现文君与故夫琴瑟和谐的夫妻之情。

《史记》并未交代文君曾适何人，后人有感于“琴挑”、“夜奔”的旖旎风情，多将第一次婚姻默认为一段不值得追忆和珍惜的经历。李商隐有《寄蜀客》诗云“金徽却是无情物，不许文君忆故夫”(11)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2118页。，假想文君对故夫的淡漠，反衬其与相如伉俪情笃，“故夫”只是一个没有灵魂血肉的概念化存在。从宋代以至明清，随着贞节礼法观念的加强，小说戏曲中卓文君多以未嫁夫死甚至待字闺中的少女形象出现，寡妇身份被刻意回避、淡化：“卓员外……止有一女，小字文君，及笄未聘。”(12)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风月瑞仙亭》，《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将奴身许下一富人子，未及过娶，此子遽亡。”(13)韩上桂《凌云记》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还珠罗氏藏传钞本。“不幸方笄而寡，未遂良缘。”(14)陈玉蟾《凤求凰》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长乐郑氏藏明末刊本，第5页。“不幸芳年十七，未字而寡。”(15)孙柚《琴心记》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长乐郑氏藏汲古阁刊本，第6页。“不幸才逾二八，及笄而寡。”(16)袁于令《剑啸阁鹔鹴裘记》卷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浙江图书馆藏明末刊本，第3页。“不料佳婿新亡……犹幸不曾过门。”(17)朱瑞图《封禅书》卷三，《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秘奇楼刊本，第8页。“不幸红裙未嫁，鸾镜中分。”(18)黄燮清《当垆艳》卷上，民国八年碧梧山庄石印《玉生香传奇》四种曲本，第5页。

《故琴心》却赋予文君故夫鲜明形象，浓墨重彩地描写其才貌兼备、心痴情深，又令其“还魂”于真实的历史人物枚皋。最终卓、程合葬的情节安排，更将传颂千古的“琴挑”姻缘置于次要而尴尬的地位。

其二，对相如、文君形象的丑化。

由汉至清，世人对司马相如的诟病围绕着两方面内容：挑卓窃财、变心聘妾自是对礼法道德的挑衅；作为辞赋名家，文丽用寡、劝百讽一的创作风格也被视为弊端。卓文君失节改适、无媒夜奔的行为同样饱受非议。但诸如此类的口诛笔伐仅出现于诗词、史论等抒情、说理类作品。作为叙事文学的主角，二人多以正面形象出现，相如是因文得遇、由穷转达的才士，好色风流却不失情深意笃；文君是突破成规、自主婚姻的女性，又被塑造成年貌才情俱佳的美人。行至明清，戏曲中相如文君的人物形象在此前基础上又附加了礼法因素。司马相如被塑造成德才兼备的国之栋梁，主观矫饰减少，“琴挑”或为无意之举；卓文君作为多情善感的未嫁处女，服从于妇德闺范，“夜奔”亦不忘纲纪礼法；许多剧目更加入了父命媒言、合婚过礼、君王封诰的情节，使非礼违规的色彩大大减弱，提纯出琴瑟知音、才华交感的爱情绝唱。

《故琴心》中，文君不仅夜奔再嫁，还被处理成相如同窗好友之妻。二人因程皋得知彼此，在程皋生前即互生恋慕。相如觊觎故友遗孀，涎其美色而设计琴挑；文君移情别恋，终负亡夫十五年相见之约。二人行为既不合礼法，也有违道义。作者在字面上并无贬词，但如此设置人物关系，否定态度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故琴心》还剥夺了司马相如对《上林赋》的著作权，将程皋安排为原创者：

初皋欲作《上林赋》，已属稿半。既心不乐曰：“子虚，虚言也；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空花无蒂，镜蕊难攀，殆不祥。”焚之。文君语相如。相如曰：“庸何伤！南箕翕舌，织女七襄，比兴之流耳。”卒成赋。(19)曹宗璠《麈余·故琴心》，第25页。

为司马相如奠定辞宗赋圣地位的千古杰作，竟在文君前夫旧稿基础上完成。故而小说中相如不唯德行有亏，文笔才气亦大打折扣。

其三，遍布全篇的死亡与幻灭叙事。

按《史记》，相如由穷困卑微而富贵得仕，一生虽无重位，亦未罹致祸患，在群臣多受诛戮折辱的汉武一朝实属幸运，置之于中国古代“才命两相妨”的宏观社会背景下亦引人艳羡。谱写相如人生喜剧的小说戏曲作品往往以团圆富贵或潇洒隐逸告终。

纵观整个司马相如故事体系，或隐或显涉及死亡、抒发幻灭感慨的文字并非没有。《史记》以记录始末的态度交代传主病卒茂陵，《西京杂记》写相如“悦色死渴”与魏晋任情思潮有关，唐宋以来的怀古诗站在历史高度感叹名士青山、美人黄土。《故琴心》仅千余字，却纯然以死亡作为推动情节的关键，与之相关的绝笔、遗言、诔诗等散布篇中，弥漫着浓重的悲剧气息。《司马相如列传》中富于幽默风格的经典故实(如缪恭谢宴、犊鼻涤器、怒激王孙等)被全然略去，涤荡喜剧意味的同时加快了叙事节奏，在读者的接受印象中将司马相如的生命历程进一步缩短。《上林赋》之“子虚”、“乌有”、“亡是公”等，作为主持问答之虚拟人物，也被投映上空幻不祥的色彩，成为前后两位作者短命早逝的谶言。两段才貌相匹、情投意合的婚姻皆以夫婿纵欲消渴、乐极悲来而告终，家中百万赀财被僮仆窃尽，容颜犹盛的文君在孤独凄苦中死去。爱情、富贵皆随着生命的消逝而寂灭无凭。

综上，在由汉至清的司马相如故事发展演变链条上，《故琴心》无疑是一个怪艳吊诡的环节。

二 幻灭：易代挫折下的悲凉体悟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需“知其人”且“论其世”(20)《孟子注疏》，赵歧注，孙奭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联系该篇小说的诞生背景及作者的生平经历，我们方能对其内容命意进行深层解读。据计六奇《明季南略·金坛大狱》、冯煦《重修金坛县志》等，曹宗璠字汝珍，乃明代著名文人曹大章之孙，崇祯四年辛未科进士(21)参见：冯煦《重修金坛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3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明亡后曾参与抗清，卷入金坛通海案，被人上函告发,其子曹钟浩先知此事，携其自首，方遇赦幸免(22)参见：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0-503页。。《麈余》中的小说创作，大多伴随着民族情绪与政治感慨的宣泄：《豢龙氏》总结明亡历史教训，《梁罍樽》以王莽篡权喻后金夺政，《荆轲客》歌颂复仇反抗精神，《翟公客》讽刺背主投降丑行，《弋视薮》《狱吏贵》控诉清廷高压统治与冤狱酷烈。

《故琴心》同样在借古喻今，卓文君的两段婚姻影射出明清两个朝代的鼎革更替。程皋临终作《黑头吟》，表面倾诉夫妻死别之伤，但末句“旦暮不相知，百年安能保”(23)曹宗璠《麈余》，第24页。似已突破了儿女之情的范畴，隐约传达出大厦倾颓、后事难继的深悲沉恨。文君为程皋作诔，又云“杀身良不易，抆血亦空煎”(24)曹宗璠《麈余》，第24页。，同样有借夫妇之情寄托君臣之义的意味。在“家国一体”的文化语境中，“烈女”与“忠臣”异质同构，卓文君的失身改嫁极容易使人联想到明廷臣子的变节仕清；“故琴心”之题名及文君与故夫合葬的情节安排，则透露出作者自身心随故国的遗民情怀。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小说对程皋和司马相如的臧否态度问题。相如夺程皋之旧作，隐喻清廷夺明室之江山。程皋早逝，相如应其赋语之谶“年亦不长”(25)曹宗璠《麈余》，第25页。，暗示出历代王朝统治总会在兴亡更迭中归于“子虚”、“乌有”的必然命运。

在表明对故国新朝的政治态度并借此抒发兴亡感慨之外，作者也对传说中生死不渝的爱情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与失望。卓文君夜奔改适，除了礼法层面的“失节”，也意味着对故夫感情的背叛。中国古代超现实题材的小说戏曲作品往往设置出还魂、转生的情节，使天人异路的夫妇、情侣破镜重圆，只要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在经历死亡的过程中坚守爱情、不改初衷，玉箫女两世姻缘、杜丽娘慕色还魂、史连城感深知己，皆为经典例证。死亡是爱情与人性的试金石。正如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所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6)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但由于文君贪欢背约、送死迎新，程皋托生枚氏十五载，依然未与爱妻如愿团圆，只能以同穴而葬的方式获得代替性的满足。

司马相如并非左右时代动向的王侯将相，但传奇性的文才与爱情却使其具有了近于“文化英雄”的影响力，在中国文化史及文人心灵史上的规范性作用不容小视。作者看似仅仅依据史料改动了若干细节，但在客观接受效果上却能够以小见大，悄无声息地颠覆读者的潜在认知，实现对千百年历史积淀中某些文化信仰的消解，配合着死亡与幻灭叙事，营造出深沉的虚空感。

从史传原型及后世相关文本来看，司马相如故事在更多情况下以彰显现实关怀为主，并不具备鲜明的虚无主义基因。《故琴心》悲剧情调与幻灭叙事的产生，本非原型故事发展的必然，更大意义上来源于作者的创作思想及时代文化背景。继元人灭宋之后，清兵入关使华夏政权再度落入异族之手。经历了权奸隳国、济世无方之绝望，经历了屠戮劫掠、命途难料之乱离，经历了君死臣折、剔发易服之屈辱，悲怨交织、血泪合流的时代催生出知识分子对于人生悲剧的深刻体悟：自然寿命无法突破，祸福变迁随时降临，才子文章、货殖金银、帝王霸业皆为不可久恃之物；人生短暂多艰，人性亦复杂吊诡，看似深挚的爱恋、美满的姻缘竟如浮沤泡影；往日文化偶像的身影暴露出苍白的底色，一切现实存在皆虚妄无凭。

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而为感伤文学。”(27)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5页。清代的专制统治，既没有北宋议论煌煌的晏和环境，更收敛了晚明个性解放的浪漫思潮；在文字狱的严酷压迫下，智识阶层噤若寒蝉，八股取士进一步使其走向思想僵化与心灵扭曲。伴随易代挫折而生的幻灭思潮，交织着浓郁的感伤情绪，被广泛投射于文艺世界。清初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借男女情爱印证世事无常、人生空幻的小说戏曲作品。如《长生殿》以帝妃生死彻悟情缘虚幻之理，《桃花扇》借生旦离合抒发家国兴亡之思，《林兰香》通过淑女贤妻之毕生坎坷传达人生如梦、寂灭无据之苍凉，《聊斋志异》则以凄艳幽渺的异类恋情寄托对人生寂寥、世事艰辛的孤愤与绝望。稍后的《红楼梦》更将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贵族男女爱情婚姻的不幸遭际俨然成为贯连个人、家族与社会永恒悲剧的主线。首回《好了歌》及其解注否定了世人在功名、富贵、情爱等各方面的痴心与希望，作为对《故琴心》的题旨总结未尝不可；第五回的《红楼梦》曲词不厌其烦地申说着“家富人宁”到“家亡人散”的盛衰无常，“镜里恩情”、“梦里功名”的虚浮脆弱，最终落到食尽鸟飞、白地茫茫的苍凉空漠(28)参见：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8-89页。，同样能与之形成互文性参照。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曰：“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29)《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8页。极大程度上解释了司马相如故事在中国古代广受欢迎的原因——其中包含着才子佳人的风情喜剧、否极泰来的发迹经历，必然能够迎合“世间”、“乐天”之国民精神。此两种精神，即李泽厚所谓之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30)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16页。。着眼现实、强调和谐的中国古人形成了一种惰于抽象思辨且惮于直面悲剧的心态。

事实上，从无到有、由有而兴、由兴转败、因败归无的万事发展趋势被三教思想所承认——儒家经典《周易》以“亢龙有悔”(31)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页。的隐喻揭示出盛极而衰的普遍规律，佛道的色空虚无观更从不同角度解构着世俗情欲及物质器用层面的种种执念。世人感受到人生的残酷与遗憾，但在正常状况下，带有悲凉意味的思想因子并不足以压倒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而当个人与家国共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之后，潜在的幻灭经验方会被真正地主观内化，形成一股代表社会潮流的精英意识。《故琴心》乃至清代一系列作品中的幻灭叙事，或可从中得到解释。虽然尚未达到《红楼梦》“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3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6页。的哲学高度，但《故琴心》的空幻意识已经明显超越了前代文人对于青春易逝、世事无据之客观规律的朦胧遗憾，以及对于淫逸享乐、盛极必衰之富贵生活的理性批判。这种幻灭之悲融汇于明末清初凄怆感伤的总体文化思潮之中，既有普泛化的社会基础，又蕴含着作者在时代洪波中逆流潜行却终究无力回天的心灵体验。

三 历史：主观重述中的此刻意义

上文中，笔者从曹宗璠的时代和生平切入，以《麈余》小说文本普遍存在的遗民思想作为内证，揭示出《故琴心》之政治隐喻，又由政治因及人生，继而借清初一系列主题相近的文本搭建出互文性语境，观照《故琴心》的文化意蕴。这种分析结果不一定全然符合作者的本意，但正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33)谭献《复堂词话·复堂词录序》，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87页。，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突破创作本意，对文本作出合乎逻辑的自我阐释。如此的阐释，可使《故琴心》从微观角度印证特定历史时期的宏观文化走向。作者的创作意义同样如此，看似篡改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却在以今溯古、以古鉴今的过程中彰显出“历史”的真精神。不管曹宗璠主观上是否有意为之，《故琴心》对于司马相如故事的重新编写，着实提供了文学领域内历史题材作品的一种创作范式。

古代中国对于历史的重视是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相比于历史本身，历史与现实乃至将来的关系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王者讲究以史为鉴，借前代兴替之事实汲取经验教训，以维护当朝的统治秩序。心系天下且在“师古”氛围中成长的知识分子也习惯回顾历史，将今人今事与前言往行“对号入座”，或为解决现实状况提出理性对策，或仅仅出于泄郁抒怀的情感需要，在个人与社会前途陷入晦暗的危乱时刻尤其如此。这种历史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古典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和创作手法，相较于打破传统，中国古代文人更倾向于立足传统的“再创造”。在诗歌、戏曲、小说等各类文体中，前朝遗事和先辈风流被反复传写，其在不同作家笔下呈现的纷纭形态又构筑出单元故事流传演变的厚重“历史”。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史记》照录了司马相如自传，此说真伪殊难判定，但《司马相如列传》的著作权归属总不出西汉两司马之间。可以说，《列传》由文人独创，区别于民间文学由少聚多、口耳相传的开放性与变异性。处于司马相如故事链条的起点，该篇传文标志着传主人生故事的基本定型，卓越文才、传奇婚姻、发迹经历作为构筑故事体系的几大主题，业已全然具备。源头文献内容信息的完整连贯使后人自由发挥的空间受到限制，传播者与重释者对于相如故事的作用更多在于原型基础上的点评、润色与增饰，极少带来突破性的变化；即便扩展到抒情、议论文体，反面言论的提出也大多建立在这一印象已成定准的前提之上。

但重述历史不可避免地是一个主观化过程。胡适指出，“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34)《胡适文集》(2)，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历史本事永远不可能被如实再现，因为它只存在于过去的某个时空，由于时空的差异，最忠实的历史学家也无法捕捉到全部细节。即便作为事件的目击者或亲历者，也会因为主客观的禁忌或认知上的局限而出现记录失真的可能。英国学者柯林伍德提出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论断，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历史学家在凭借印象“重演”历史的同时，也“批判”着历史。“批判”之义在这里是中性的，即形成对历史价值的判断。这种在探索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批判”或“判断”并非次要的东西，而是“历史知识本身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条件”。(35)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78、213页。

具备史学修养却并非“历史学家”的普通文人，以诗、文、小说、戏曲等方式重述旧事故实，主观色彩无疑可以更加浓重，在遵循历史宏观走势的同时增删细节枝蔓，构造新的逻辑关系，实属合法行为。如亚里士多德称，“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36)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胡适亦言：“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37)《胡适文集》(2)，第110-111页。

如果仅仅借助正史传记中曾经出现的“相如”、“文君”、“枚皋”之名编造缠绵悱恻却无甚深意的风月故事，那么《故琴心》至多称得上一篇发挥想象的爱情传奇。能否挖掘出其在历史书写层面的意义，除了鲁迅所谓的“博考文献，言必有据”(38)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50页。之外，笔者认为更取决于一种“历史感”的体现——在精神层面表现作者的历史态度，至少于特定时期内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底蕴和本质特征，以达成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的对话。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明言著史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9)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第2735页。。

虽然人物、情节在前代文献基础上借海扬波，但《故琴心》又并非故作奇谈炫人耳目，而是包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以小说语境结合中国伦理传统，男女婚姻可比君臣际会，文士之名山事业一如帝王之社稷根基，作者不仅仅是在悼挽逝去的朱明王朝，也不仅仅因兴亡更替之既定规律生发感喟，更为穷途末路的封建社会作出了悲剧预言。小说揭示出世人难以接受但又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悲剧，与此同时也对人性、人情展开了拷问——正如帝国统治无法绵延百世，经典神圣的文化准则或许起于虚谬，人类的精神情感同样缺乏永恒坚定的属性。可以说，《故琴心》超越了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将历史、文化与人性的反思融入其中。

《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40)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10卷，第581页。，同样具有“发愤著书”的悲剧底蕴，但《司马相如列传》依然能以洋溢着诙谐与自信的笔墨叙写出“非常之人”的“非常之事”。此后表现相如故事的叙事作品，除志人小说的零碎片段外，多采用长篇戏曲的形式，演绎出爱情与事业两得其所的文人美梦。至明末清初，经历了易代的挫折，汉族文人的国家意识失去惯常的支撑，生命与尊严任异族践踏，健朗洒脱的盛世风流难以重现，自我安慰的白日梦境也无心编造。《史记》与《麈余》分别诞生于封建中国的清晨与薄暮，其间发生的变故太多，我们不能对两种历史态度作出“积极进取”抑或“消极厌世”的简单定性。借助传奇小说的叙事话语，《故琴心》“利用”却又“反叛”了《司马相如列传》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故事文本，但在协通文史、印证古今的方法尝试上，曹宗璠和司马迁体现出同样可贵的探索精神。

南帆先生指出，“历史植入小说显示了历史的此刻意义”，因为“作家意愿并非索隐钩沉，他们在追忆之中兑入了指点江山的激情”，“不仅再现历史，同时在审视历史和评判历史，这种审视和评判隐藏了预测所处时代兴衰存亡的重大企图”。(41)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6、229页。文学领域内历史题材创作的终极目的不是重温历史知识，而是为了激活故往，以剖析当下、预见未来。与近代以来鲁迅《故事新编》及其仿效作品相比，《故琴心》乃至同集其他小说的出现，似乎并未伴随着理论的自觉性，但于操作层面已经折射出在“古代的故事”中“注进新的生命”(42)鲁迅《现代日本小说集·关于作者的说明·芥川龙之介》，《鲁迅全集》第11卷，第582页。的某种尝试。这种尝试建立在对国家命运的感知与忧患之中，维系着历史与文学、彼时与此刻水乳交融的互动共鉴，庶几可以形成一条前后贯连的线索。从如此的高度来审视《故琴心》之小说对于历史的呈现，方能体会、契合其在司马相如故事链条上的特殊意义，以及对后世历史文学创作的重要启示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