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刘志丹在商洛的革命活动及其意义

杨增强，武永耿,2

（1.商洛革命老区暨红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商洛 726000；2.商洛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商洛 726000）

2009年9月14日，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检之关于刘志丹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他是如何领导陕北和陕甘红军并创建陕甘根据地方面，鲜有论及他早年在商洛的革命活动。任学玲、康小怀对刘志丹1929年至1932年的军事活动进行了研究[1]。新华着重论述了刘志丹在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的贡献[2]。杨延虎论述了刘志丹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3]。万生更、李娇萍、姚米佳等从陕籍党史人物群体的角度，探讨了刘志丹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4]。李宗海以陕甘边根据地为研究范围，论述了刘志丹的群众工作[5]。白黎的《刘志丹传》对刘志丹在商洛的整军活动[6]有所涉及。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刘志丹》也只概要地说刘志丹等“在许旅驻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迅速扩大了革命影响”[7]①。这些研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研究的关注点看，均未涉及刘志丹在商洛的革命活动。

事实上，从群体历史和个体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历史人物和群体无论其后期的历史功绩如何，都离不开他的早期历史活动的积淀和历练。而早期的实践活动恰恰是一个群体或个体思想、情感、意志、信念和工作的方式方法形成的关键，直接决定和影响其以后的历史。有鉴于此，本文以刘志丹1928年在商洛的革命活动为研究对象，探讨这段历史对他的影响和意义。

一、刘志丹在商洛的革命活动

（一）活动的历史背景——许旅进驻商洛

1927年7月18日，陕西省政府主席石敬亭奉冯玉祥的命令，开始在陕西“清党”反共。在这一背景下，陕西的党组织积极力保由党领导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合编的武装力量[8]6。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下，共产党员许权中率领部队于1927年12月由渭北辗转来到商洛的洛南县，脱离关中地区的冯子明师，依靠许权中与驻商洛的李虎臣的同乡关系，暂归盘踞商洛的原国民军二军李虎臣部，编为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许旅于1928年1月上中旬进驻洛南县古城、寺坡、三要司等地，司令部设在三要司。

许旅进驻商洛后，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非常关注这支部队。因“许旅在西北为党的最重要的军事基础，在现在又为反冯战争中党的唯一的军事力量”[9]655，对陕西省乃至西北的革命斗争而言极为重要。中央也时刻关注着许旅的安危。192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你们自现在起……去帮助发动群众的工作，作工农群众暴动的副力。”[10]681

显然，许旅进驻商洛是大革命处于低潮时必不得已的选择，中央和省委要求加强许旅中党的力量，是保存和掌握这支武装的正确的决策。

（二）革命活动的开展——改造军队、发动组织农民

为了加强党对这支武装的领导，1928年1月下旬，陕西省委调派刘志丹（刘景桂）、唐澍、谢子长等先后到许旅，刘志丹任旅参谋主任。刘志丹等被派到许旅后，立即根据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开展了党组织的建设、农民协会的组建、打击土豪劣绅等工作，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1.加强和改进许旅党的组织领导，积极发展党员

1927年10月，史可轩牺牲后，由许权中掌握的许旅“有同志约五十余人，近成立一党团以杨晓初同志为书记指导一切”[11]637。省委1928年1月28日通告要求，“每旅中若有两营以上有党的组织，应设三人至七人之旅委员会”[12]667，将许旅支部（第一军支）“改为旅委员会”，直辖于省委[12]668。

刘志丹等同志被派到许旅后，参加了旅党委的领导工作，大大加强了党在许旅中的力量。经过积极努力，“使党的支部由原来的5个分支增加到18个，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3人增加到165人”[13]19-20。

2.重视农运工作，积极发动组织农民协会

国共合作破裂后，党中央及时调整了工作的方针和方向，同时对陕西的斗争做出了明确的指示。192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指出，陕西的革命斗争应以“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14]677作为总政策，在农村选择合适时机发动工农群众，“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扩大农暴”[14]678。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此前已经强调“当不可能时也不必过于勉强”，还是要以发动群众为主，避免“工农运动中军事投机的危险”[15]662。

在这种正确的斗争方针指导下，刘志丹精准地贯彻落实了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开展许旅驻地的农民运动。1928年2月中旬，刘志丹带领一批干部战士，“深入到三要司的鸡头关、三条岭、胡家田、真人沟、高耀子、会仙台、吊蓬沟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建立苏维埃政权”[8]10。2月20日前后，“三要司西边的何村、杨村、水磨渠亦成立了农民协会，……何村农民协会会长何德荣，……水磨渠农协会会长张崇有。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地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已在当地农民群众中广为宣传”[13]23。这些农民协会组织是商洛地区最早的由中共独立创建的红色力量。

3.开展了农民武装暴动的尝试

农民协会成立后，在刘志丹等人的指导、帮助及推动下，迅速掀起了农民武装暴动。“3月14日，洛南县会仙台、吊蓬沟等地农民300余人，在许旅支持下，肩扛锄头、镢头，手持镰刀、斧头，向鸡头关进发。沿途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到贪官污吏’等口号。行至三条岭，抓获土豪吕能俭等三人，在鸡头关处决。”[8]11这个事件在洛南县党和农村斗争的历史上被称为农民协会起义。笔者在实地考察时，在今天的洛南县会仙村村口见到有一方石碑，上书“农民协会起义旧址”。旧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志丹等人在商洛洛南县的活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是，活动的性质是明确的，方针是正确的，成效非常突出。因而，对于刘志丹和西北地区早期的革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刘志丹在商洛革命活动的意义

根据1928年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常委关于在全陕西开展农民暴动的通告》，陕西省委将农民运动的重点放在“关中、汉南、陕北三区”，中心区域在关中[16]663。从192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中共陕西省陕东特委《中共陕东特委关于陕东各地斗争与暴动的通告》等决策来看，陕西省委并没有将商洛地区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纳入工作预案。但是，在许权中旅驻商洛期间，刘志丹等人明显地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开拓性的农民运动工作的高度政治自觉。通过他们的积极工作，为随后的渭华起义做了思想、组织和武装的准备。

1.宣传了党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商洛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国共合作破裂后，党的工作重心和重点放在哪里？如何做才是最佳的出路？刘志丹、唐澍等一到部队，在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的同时，“许旅在驻地三要司东洼召开全体军人大会，贯彻党的指示，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革命思想”[13]20。在刘志丹等共产党员的积极推动下，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纷纷投身到革命斗争的阵营中。“三要司群众想尽办法，把自己炼的铁送给部队制造手榴弹和迫击炮弹；零口街妇女自发组织为部队战士缝补洗浆；洛南、商县的青年农民自愿参军参战使许旅部队人数……扩充200 余人”[13]27。

刘志丹的努力不仅仅影响了当时驻商期间的革命斗争，还影响了后来的渭华起义。“何秋分、杨正兴等无数商洛籍的战士，在渭华起义中冲锋陷阵，在救援保安工农革命军的战斗中出生入死，英勇顽强。”[13]27当渭华起义部队撤退到商洛后，农民协会会员积极协助起义部队对敌斗争。“据核实，保安战斗与农运中有46人牺牲。在这场战斗中，有农协会员储春江、余章海、吴丙信、刘兴发、潘点学、朱同善和贫苦农民杨庄娃、杨义堂等惨遭杀害。”[13]28

刘志丹在洛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还为1935年红二十五军在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在商洛战斗过两年零三个月、被毛泽东称为“陕南王”的陈先瑞将军在回忆录中说道，红二十五军之所以选择商洛作为这支部队长征的落脚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1928年5月渭华起义部队曾在此组织过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7]98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西。12月29日，在鄂豫陕省委副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主持下，在洛南成立了中共商洛特委，同时成立陕南抗捐第一军，司令刘实通。“刘实通是在参加1928年的渭华起义失败后，和岳新明组织‘红枪会’的。”红二十五军到洛南后，刘实通等“秘密动员‘红枪会’成员和贫苦青年参加红军”[18]39-40。显然，刘实通等人早期曾受到刘志丹的积极影响，并投身到了农运工作之中。1935年4月18日，红二十五军攻克洛南县城后，“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半个月内吸收新战士600名，洛南附近几座小煤窑的一些工人也参加了红军”[19]86。这样的史实同样在徐海东、吴焕先、郑位三等同志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充分证明了刘志丹早年在这里开展农运工作的重要意义。

2.发动、组织了群众，探索了建立新型社会的模式，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和理论探索做出了有益尝试

积极培养农运骨干，发动农民自发斗争，使原有的乡村社会和国家基层组织结构发生改变。1928年3月15日，会仙台农民协会在鸡头关关帝庙成立。随后，由会仙台农民协会牵头，迅速扩大战果。“由会长带领会员王金春、余章海等七八十人到马家坪组织农民协会。他们先发动组织了农民白福学、朱同善等一批骨干，农协会很快发展到南山的马宗梁、塔儿坪、大小石门、蒿蓬沟、黄柏岔、马家坪一带，在周家屋场戏楼召开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了马家坪农民协会。”群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杀了恶霸李荣昌，没收分配了汪其魁、周兴太、陈衡胜等几户大地主的粮财[13]22-23。

积极改变原有的基层政权组织，尝试建立新型的基层政权和农民武装力量。会仙台农民协会成立后，“下设组织、民政、文化等委员，有会员七百多人，最多时达到一千多人，按军事编制编成团、营、连、排、班，团长为王向礼”。马家坪农民协会在周家屋场戏楼成立后，“会员四五百人，按连、排、班组建了农协武装‘锄头队’”[8]12。“刘兴发、潘点学、方传月分别任连长。农协会还号召大家团结起来闹革命。”[13]22

3.培养锻炼了革命骨干，为渭华起义及陕西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干部基础

革命斗争必须要有相当的骨干力量。1927年9月26日陕西省委《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确定的“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我们确信‘在斗争中组织农民’，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坚[决]的领导农民斗争……以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的投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的方针显然是正确的[20]631。许旅中的党组织和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开创性地开辟了在农运中培养骨干的尝试。1927年3月底，中共陕东特委成立后，“为了加强渭华地区的农民武装骨干力量，即从华县、渭南选调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宋蔚青、孙敬堂、李宝荣、王东海等28人，由王松年（王化民，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薛自爽等带队到洛南县三要司许旅受训”[13]23。“经过月余时间的学习训练，于4月下旬在许旅营长张汉俊（化名李大德）带领下，携带枪支弹药返回渭华地区，随即成立了陕东赤卫队，张汉俊任队长，薛自爽任副队长，成为渭华农民暴动的地方武装骨干。”[13]23

刘志丹和许旅共产党员做的这些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3年6月，当红二十六军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攻打关中失利后，辗转撤退至商洛的商县、洛南，在洛南两岔河隐蔽了一个多月。8月，失散的刘志丹等人来到蓝田坝龙庙一带。在原渭华起义骨干成员之一的薛增平的接应和掩护下，转移到华县。“薛增平，原是渭华暴动时的大队长，志丹早就认识，渭华暴动失败后，逃到坝龙庙安家落户。”②当他们和陕西省委接上头到达华县高塘镇后，又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接待：“地下党的同志十分热情，特别是他们把掩护志丹视为无上光荣。”②

4.锻炼了刘志丹，为他今后在陕西的革命打下了实践基础

许旅从洛南奉命开赴潼关，刘志丹随即投身到渭华起义的组织领导中。起义爆发后，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辗转回到陕北。他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重视总结经验，重视开展群众工作。这种品质无疑与在商洛的斗争磨炼是分不开的。

一是奠定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基础。他在两当兵变失败后，对习仲勋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很多。”③表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

二是树立了群众观念。刘志丹同志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积极宣传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曾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杨伯伦说：“一次，他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十几条标语口号，叫我……走到哪里就把那些标语口号写在哪里的墙壁上、石头上。……群众看了后很受鼓舞，议论纷纷，积极主动支持革命。”④

三是对刘志丹以后的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革命骨干奠定了实践基础。如果说“组织领导渭华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21]，那么，领导并组织洛南县的农民运动、按照军事编制武装农民协会会员，则是刘志丹创造性地把军队建设应用在农民武装中的第一次积极的尝试。

四是奠定了理论总结的实践基础，并在新的实践中积极推动根据地建设。他在陕甘几十次兵变失败后，对习仲勋说，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③。对此，习仲勋认为刘志丹的理论水平，“不仅是从书本上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③。

三、结语

刘志丹1928年随许旅在商洛的活动是其革命生涯中的重要阶段。虽然这段活动时间很短，活动内容相对单一，活动水平相对不高，如没有开展分配土地斗争等，但是活动的工作重点却非常集中，效果也非常明显。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省委并没有把商洛作为工作重心的情况下，刘志丹能不失时机地利用许旅驻防商洛的历史机遇，大胆而开创性地在没有基础的地区开展了农民运动。因而，说刘志丹是最早开展农运工作的革命先驱者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刘志丹在商洛开展的农运斗争及其经验教训，对他后来的农运斗争积累了经验。如果说，渭华起义“是全党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艰苦探索的陕西实践”[22]，那么，刘志丹在商洛的革命活动则是渭华起义的先行实践，商洛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刘志丹在走上革命道路后第一处开展农村革命实践的地方。这是值得铭记的一段珍贵的历史。

注释：

① 本段材料有几处地方需要说明。第一，有文献认为，商洛境内最早的地方党组织是1927年4月、5月相继成立的中共商县特别支部和中共龙驹寨特别支部，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当年7月该两个支部即已停止活动。第二，1927年中共商县特别支部和龙驹寨特别支部在今丹凤县组织过农民协会，洛南县之前并无农民协会组织，故谈不上恢复。第三，“建立赤卫队”一事，洛南县农协是按军事编制的，建立的是“锄头队”，并未建立赤卫队。

② 王世泰.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A]//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纪念刘志丹烈士牺牲五十周年.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6.

③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A]//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纪念刘志丹烈士牺牲五十周年.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6.

④ 杨伯伦.回忆刘志丹同志的革命业绩[A]//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纪念刘志丹烈士牺牲五十周年.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