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十要》述论
——纪念谭人凤诞辰160周年暨逝世100周年

邓江祁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 长沙 410016)

谭人凤(1860—1920)，原名有府，字符善，号石屏，晚年自号雪髯、梅城(老)叟，人称谭胡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族民主革命家、战略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加入洪门，萌发反清革命思想，随后加入华兴会、同盟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五四”运动，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中华民国、建立和巩固民主共和制度、推进中国民主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今年适值谭人凤诞辰160周年、逝世100周年，特作此文，以志纪念。

一、失败的反思

1860年9月20日(清咸丰十年八月初六)，谭人凤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新化县永靖团福田村(今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鸭田镇石鼓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谭家世代务农，力耕自食。谭人凤有兄弟六人，他最幼。自幼病喘的他，靠着兄长们的帮助，得以入私塾读书。谭人凤虽然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未考中。1889年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后，谭人凤决意放弃科考，到村内义学当塾师。

谭人凤早年的生活环境较为封闭，与外界联系较少，因而对外界发生的变化知之甚少。但他爱读《船山遗书》，受到过传统民族气节的熏陶。1895年冬，谭人凤邂逅见多识广的邹代藩，并通过邹代藩对古今中外大事的谈论，“思想因之一变”[1]302。1896年，谭人凤在本村创办“福田小学”，仿照“泰西教法”进行教育改革。不久，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追求进步的谭人凤千方百计订购了《时务报》等维新变法的读物，如饥似渴地阅读梁启超等人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文章，眼界愈广，“感触愈多”[1]302，逐步接受了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成为康、梁的信徒，并参加不缠足会，主张移风易俗，男要剪发、女不缠足。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被镇压后，谭人凤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认识和仇恨进一步加深，逐步形成了反清的革命思想，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1903年，谭人凤来到新化县城文场内，创办了群治小学堂，希望通过办教育开启民智，培养反清革命人才。但不久，谭人凤认识到办学“取道迂远，未能济急”[2]434，乃“改与会党耆帅游”[3]66，开始了联络洪门会党的工作。是年11月，谭人凤赴长沙与黄兴、宋教仁等筹建华兴会，次年又积极在宝庆策划响应华兴会发动的长沙起义。起义流产后，谭人凤又与刘纲领等人策划隆回起义。事败后，谭人凤于1906年11月远赴日本东京寻求革命志士，并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结束了以往“抱一部落主义以自雄”[1]313的活动方式，坚定地踏上了民主革命的新的战斗征程。在同盟会中，由于“谭人凤年辈最长，孙中山、黄克强以次均一向对他尊称‘先生’而不名”[4]201。此后，谭人凤积极参加同盟会策划的反清武装起义，先后参与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几乎无役不与。虽然这些起义每次都是旋起旋灭，最后均以失败告终，但每次都是对清政府的沉重打击。清政府对此感到十分恐惧，对黄兴、谭人凤等策划起义的革命党人恨之入骨，下令分别悬赏5 000两、2 000两，“购缉”“伪总司令官”黄兴、“伪总参谋”谭人凤[5]，急欲除之而后快。而谭人凤不仅毫无畏惧，反而屡仆屡起、愈挫愈勇。

1911年2月，谭人凤又应孙中山、黄兴之召从日本赶到香港，参加筹划广州起义(后称黄花岗起义)，并奉统筹部部长黄兴之命，以特派员的身份先后赴长江中下游的上海、武汉、长沙等地，联络革命党人届时响应广州起义，历时两月，对于该地区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壮大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谭人凤返抵香港后，参加起义的各路党人已先后汇集，但由于4月8日发生同盟会会员温生才独自行刺广州将军孚琦和为起义运送炸药的吴镜被捕事件，清政府下令广州全城戒严，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加之起义所用武器也未能按期运进广州，起义多次被迫推迟，最后定在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当天中午，谭人凤由港抵穗，得知起义人员不齐、各方准备不足的情况后，劝阻黄兴，但黄兴不听，执意于是日下午5时30分率领120多名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由于起事仓促，寡不敌众，起义终告失败，70多位同盟会精英壮烈牺牲，黄兴也负伤撤回香港。

谭人凤脱险后，心身均受巨大的打击，于是“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1]352。6月中旬，由上海返湘途经汉口，谭人凤适遇焦达峰、杨晋康、谢介僧、邹永成等湖南革命志士与孙武等湖北革命党人会商，欲乘湖南铁路风潮之机发起暴动，众人力劝谭人凤振作精神，主持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1]353。谭人凤为焦达峰等人毫不气馁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顿时信心倍增。于是，谭人凤又重返上海，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在沪期间，谭人凤对同盟会发动的历次起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失败的原因除了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因素之外，革命党人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选点不佳。他认为，孙中山、黄兴等人策划起义“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统筹全局”[1]333。二是准备不周。他认为，镇南关起义失败的原因固然在于“子弹缺乏”[1]326，而河口起义失败却是因为粮饷缺乏。三是用人不广。他认为，当时孙中山“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而不能广揽人才”[1]333。由此，谭人凤喟然长叹：“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糜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1]334

在对以往失败深刻反思的同时，谭人凤还对以后继续革命乃至革命成功后的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逐步认识到“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1]342，今后要以“长江流域为主要”[1]355。主意一定，谭人凤立即联络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在沪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开展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重要著作《劫后闻吟录》。

《劫后闻吟录》由50首七言律诗组成，并附说明和注释文字，分成《十哭》《十颂》《十詈》《十戒》《十要》5组，每组律诗各10首。同时谭人凤就各组表达的主旨或主题也作出明确的界定：“狂风妒雨吹散国魂，伤心惨目地暗天昏作十哭；犁庭扫穴分队纵横，党人战绩烈烈轰轰作十颂；顾瞻世局火热水深，春秋大义秉笔诛心作十詈；药苦利病言逆利心，发奸摘伏借当良箴作十戒；革新事业靡易靡难，宏纲要领预备宜完作十要。”继又进一步归纳：“十哭十颂十詈言已往，十戒十要警将来。”[1]6因此，谭人凤的《劫后闻吟录》是其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面临重大转折之际对历史和未来进行认真思考和探索的产物。其中，《十要》是其收官之作，是谭人凤为告别失败的过去、展望成功的未来而作，可视为其当时组织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纲领性文献，因而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笔者曾先后作《谭人凤与黄花岗起义》[6]和《谭人凤〈十颂〉述论》[7]二文，对其《劫后闻吟录》中的《十哭》和《十颂》分别进行了介绍和论述。在本文中，笔者不揣浅陋，再对《劫后闻吟录》中的《十要》进行介绍和论述。

二、成功的方略

谭人凤的10首七律诗《十要》，是其在对同盟会发动的黄花岗起义等历次起义失败原因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对今后革命的方向、策略、方法、前途以及革命成功以后的重大建设问题等“革新事业”提出的“宏纲要领”。其第一首名曰：“要统筹全局”，全诗如下：

百万河山极大观，蚁封小见岂能看。

蛙居井底终天小，鷃处篱旁说地宽。

楚蜀晋秦山踞虎，皖宁闽浙水龙蟠。

放开眼界瞻全局，五岭原来一弹丸。[8]

对于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地方，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与黄兴第一次会晤之时，就有过争论。对此，当时在场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曾有以下记述：“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孙则主张从广东开始干。黄对孙说：‘你不要光讲自己老家好。’孙说：‘你要在长江一带干，但从哪里运送武器呢?长江一带难运送武器进去，你知道吗?而广东则有几个运送武器的地方。’争来吵去，终于是黄屈服了。”[9]316-317所以，同盟会成立后策划的多次武装起义，基本上是根据孙中山的策略而定。1907至1910年间，同盟会先后在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广西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云南河口、广州等地发动起义，但很快就被清政府地方当局一一镇压下去，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未能给清政府统治造成明显威胁，在国内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在总结历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谭人凤认为：“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统筹全局。”[1]333“防城，广州一僻县，无城郭，亦少人家，仅有数十小店，离县署数百步外居焉。镇南关亦无可战可守之价值。”[1]328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谭人凤曾思虑改弦易辙，拟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谋划在长江中下游培植革命势力，发动武装起义。但同盟会南部支部长胡汉民不仅不赞成，还说风凉话，谭人凤一怒之下欲揍胡汉民，并奉劝之：“劝君放开眼界，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1]341-342

因此，在谭人凤看来，筹划革命事业应当“放开眼界瞻全局”，不能仅局限于“五岭”之“弹丸”一地，还应放眼“楚蜀晋秦”“皖宁闽浙”，在全国各地培植反清势力，促成革命的成功。这就是谭人凤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开展长江中下游革命的战略思想。

谭人凤《十要》的第二首名曰：“要收揽人才”，全诗如下：

兴亡成败古今同，心在人才得失中。

三杰辅刘炎运起，一增去羽伯图空。

广储杞梓襄文治，多列貔貅佐武功。

世局乱杂豪杰奋，高台有日定歌风。[8]

诗歌以刘备与张飞、关羽意气相投，桃园结义，同心协力，后来其成为汉国开国君主，与项羽有一谋士范增而不能用，最后自刎乌江的两个历史故事作对比，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收揽人才的重要性，主张革命党人要“广储杞梓”(1)杞梓，语出《国语·楚语上》：“晋卿不若楚，其大夫则贤，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实遗之，虽楚有材，不能用也。”喻指优秀人材。“多列貔貅”(2)貔貅的历史人物原型是上古时期的驯兽师，为军职，是战神，后世称将军、将领。，并使用好各类人才，从而也像事业成功后的刘邦那样，在歌风台上高唱《大风歌》。后来，谭人凤在起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时特别指出：“各省设分部，收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虑。”[1]10

谭人凤《十要》的第三首名曰：“要确定计划”，全诗如下：

诸葛当年隐卧龙，三分局定草庐中。

统筹国事权轻重，熟览舆图议守攻。

准备楚淮兵捣北，安排江浙力牵东。

谋成后动操赢算，光复河山付主翁。[8]

诗中，谭人凤借诸葛亮向刘备提出占领荆州、夺取益州、联合孙权、抗拒曹操，进而成就霸业、统一天下的战略，而刘备依计而行，自立为汉中王的历史故事，说明凡事必先有周密的计划，“谋成后动”，最后稳操胜券的深刻道理。基于此，谭人凤后来在《宣言》中痛切地指出：“自同盟会提倡种族主义以来，革命之思潮，统政界、学界、军界，以及工商各界，皆大有人在。顾思想如是之发达，人才如是之众多，而势力犹然孱弱，不能战胜政府者，其故何哉?”其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1]9。为了汲取此前的教训，谭人凤在《宣言》中特别强调：“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决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1]10这就明确宣布，今后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动武装起义必须事先确定周密的计划，“谋成后动”，既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又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谭人凤《十要》的第四首名曰：“要齐一人心”，全诗如下：

世人趋势逐高低，组织完全视线齐。

影响难凭谁赞助，功成可必孰顽迷。

……(3)此联无法辨认。

万众一心恢祖国，睡狮醒后震东西。[8]

同盟会由来自全国各地及各小团体的志士组织而成，因而其内部的思想分歧与派系争斗在所难免。事实上，同盟会成立后，也发生过多次内讧，因此，加强和巩固内部团结，共同对敌，显得尤为重要。对此，会党首领出身的谭人凤尤为重视。在早年反清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他就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山堂名义太多了，若不把名称、规章、行动统一起来，必然会被敌人如同吃肉一般，一块一块地吞咽下去。”[1]4所以，在同盟会内部发生的几次风潮中，他都能顾全大局，坚决主张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对维护同盟会内部团结、避免同盟会内部分裂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开展长江革命之时，谭人凤更加感到“人心齐，泰山移”的重大意义，反复强调“要齐一人心”，并在得悉湖北共进会和文学社由于成员的来源不一，因而彼此缺乏联系和往来，没有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的情况时，立即亲自做这两个团体的工作，终于促成其“和衷共济，相辅而行”[1]354，为其后来联手发动武汉起义奠定了坚实而重要的基础。

谭人凤《十要》的第五首名曰：“要尊重道德”，全诗如下：

道德沦亡夏变夷，江河日下世风漓。

先民矩步崇忠厚，末世机张尚诈欺。

维系人心当固本，改良社会贵培基。

民情国俗随时转，一代规模一代师。[8]

诗中，谭人凤强调道德对于维系人心、改良社会的重要意义，主张崇忠厚、去诈欺。因此，后来在起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时，谭人凤特别强调同盟会中部总会与各团体的同心同德，并指出：“各团体对于(中部同盟会)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情感之故见不可有。”[1]10道德不仅在革命时期十分重要，谭人凤还预见到，将来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之后，“民情国俗”也要“随时转”，根据新的形势，培育新的道德风尚，以适应民国建设和发展的要求。

谭人凤《十要》的第六首名曰：“要表示信义”，全诗如下：

先主当年寸土无，维凭信义结东吴。

中孚既济豚鱼格，大有同人虎豹驱。

一檄表明仇未雪，万方傒待后来苏。

堂堂贵胄恢先业，当路谁甘作客奴。[8]

诗中，谭人凤以刘备讲信义，终成霸业和“中孚”卦“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4)中孚卦辞的意思是：诚敬。豚鱼献祭，虽物薄但心诚，吉利。并利于涉水过河，利于行贞正之事。的卦辞，强调信义在行事待人上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讲信修睦”，才能结交各路豪杰共同奋斗。因此，谭人凤后来在《宣言》中特别强调：“(中部同盟会)总部对于各团体，相系相维，一秉信义，而牢笼诱骗之手段不得施。”[1]10

谭人凤《十要》的第七首名曰：“要开布腹心”，全诗如下：

誓驱外族振民权，合志联盟矢帝天。

大义昭如星月炳，热心披共胆肝悬。

阳光出现无魑魅，阴翳清除扫霾烟。

自古丈夫多磊落，狐疑鬼域一齐捐。[8]

诗中，谭人凤强调革命同志之间开诚布公、胆肝相照的重要性，并认为这一条对于革命事业的成功非常重要。谭人凤以上的认识也是有案可查、有感而发。这“案”就是云南河口起义。参加此役的谭人凤认为，河口起义失败，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胡汉民对当时情况未能“开诚布公”。他说：“王和顺、关仁甫按兵要饷，贻误事机，罪诚难赦。然乘大有可为之势，而为此二三万饷银顾虑，则其胆识才略，可以想知，何足责?惟胡汉民总揽全权，果属无米为炊，则当开诚布公，何为此模糊影响之说?王、关等既按兵不进，事关大局，即应设法维持。河口多富商，以稍有信用者处之，区区二三万金，当不难筹备。而乃仅请克强(即黄兴——引者)驰赴督率，岂计之得哉!况当遣发之时，并未商诸克强，授以委任状，业已夜郎自大，欲强其听命，亦安可能?殆特强人为难，自行取巧而已。迨克强去境，事即随之消灭，且藏头缩首，匿不见人，非放弃责任而何?”[1]329-330因此，为了实现“万众一心恢祖国”的理想，谭人凤主张革命党人之间要“阳光出现无魑魅，阴翳清除扫霾烟”，这样才能同心同德，克敌制胜。

谭人凤《十要》的第八首名曰：“要清除外祸”，全诗如下：

对内非难对外难，教堂商务两纷蟠。

启人口实瓜分速，悦我怀柔果结完。

广布新闻标主义，多编小说启乡团。

两洋开化尊民族，举动文明定壁观。[8]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侵略中国，除了强迫开埠通商，操纵海关，掠夺航权、路权和矿权，攫取各种利权，干涉地方行政和金融外，还兴起了宗教侵略。传教士蜂拥而来，执行其“圣经传到哪里，国旗就插到哪里”“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的恶毒计划，对中国大肆进行文化侵略。这些传教士每到一地，就设立教堂，收徒传教，办学、办医院，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大搞侵略活动，甚至挟持地方官吏，干预诉讼，霸占田产，私设公堂，欺压人民，从而引发民教冲突不断，教案迭起。而帝国主义列强又利用这些教案，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侵略，谭人凤切齿痛恨，他在此诗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瓜分和侵略的罪行，强烈要求“清除外祸”，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自主。

谭人凤《十要》的第九首名曰：“要厘定法典”，全诗如下：

破坏时间务设施，治人治德两相资。

调和中外编新典，参酌东西改旧规。

国宪兵刑严体例，民商诉讼判公私。

萧曹房杜难专美，现世人才后世师。[8]

诗中，谭人凤认为，欲治国与治人，法制建设十分重要。中国历史上西汉名臣萧何和曹参，唐初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虽均系明德致治之人，曾主持制定各类律令、格敕和各种典章制度，但其所制定之律令、典章等仍不完善。谭人凤主张用世界之眼光，参酌古今中外的法典，汲取中西之所长，制订中国新的法典，以严国宪兵刑之体例，以判民商诉讼之公私，使中国成为法治国家。

谭人凤《十要》的第十首名曰：“要保存国粹”，全诗如下：

中国原来向大同，唐虞政体冠西东。

学科程度兼师外，法治精神务守中。

两地参天光化日，型仁讲让愧欧风。

待看国粹昌明后，应统全球作主翁。[8]

诗中，谭人凤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选贤与能”的唐虞政体以及守中持平、恪守仁义、讲求礼让，都是中华儿女自古以来的理想追求，也是中华民族优于东西诸邦之所在，因而是中国的国粹。因此，他强调，今后在自然科学方面要向外国学习，但在法治和精神建设方面则应当注意保存和发扬“国粹”，以助力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奋起。

由上可知，谭人凤的《十要》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内政外交诸方面，是谭人凤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紧要关头，向中国人民和革命事业交出的一份较为完整的历史答卷。

三、闪亮的价值

谭人凤的《十要》虽然只有560字，却是其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在深刻反思和总结历次起义失败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宣言，对今后革命的方向、策略、方法、前途以及革命成功以后的重大建设问题鲜明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方略，集中反映了谭人凤勇于任事的担当精神、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广博深厚的爱国思想。

(一)勇于任事的担当精神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为失败的情绪所笼罩。起义的主帅黄兴对谭人凤表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1]351尽管谭人凤“苦心劝之”，黄兴“卒不听。后且竟不面”[1]351。其他起义负责人“一以气郁身死”(赵声)，“一则宴处深居，不能谋一面”(胡汉民)，在港革命党人“于是群鸟兽散”[1]10。而东京同盟会总部也因总理孙中山长期淹留海外，处于涣散、无人领导状态。在这种“革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谭人凤感到“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1]10，毅然挺身而出，与宋教仁、陈其美等决定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重举革命大旗，开创革命新局，并且在《十要》中提出今后革命的方向、策略、方法。这充分反映了谭人凤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正是谭人凤这种勇于任事的担当精神，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革命事业有了领导核心，即同盟会中部总会，为后来成功发动武昌首义、推翻清政府、结束封建帝制以及创建中华民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谭人凤勇于任事的担当精神，来源于其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自从加入同盟会之后，谭人凤就牢固树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理想信念。正是在这种理想信念的支撑下，谭人凤无役不与，屡仆屡起，愈挫愈勇。他在《十要》中表达的继续革命的坚强决心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也是其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的反映。后来在《宣言》中，谭人凤开宗明义地指出：“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1]10所有这些充分表明，谭人凤忠于同盟会十六字会纲的理想和信念并没有丝毫的变化，变化的只是为确保理想信念实现的战略转移。

(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欲实现远大的理想，必须要有正确的途径；欲有正确的途径，必先有正确的思想路线。谭人凤在《十要》中提出长江革命战略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凭空想象。从1904年参加华兴会策划的长沙起义开始，谭人凤就在湖南从事革命工作。加入同盟会后，他又曾从日本经上海、武汉等地回湖南策应萍浏醴起义，与两湖革命党人交往较深，对于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基础、革命力量、斗争方式、发展潜力等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因而对于开展长江流域的革命工作，也早有想法和打算。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在东同志概灰心，党事已无人过问”。谭人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恰好6月中旬，孙中山潜回东京，与黄兴、赵声商讨下一步行动方案。谭人凤见到孙中山后，要求其改良党务，孙中山表示赞同。但此后不久，孙中山因行踪被日本政府发现不得不离开香港转赴南洋。为了适应革命形势，谭人凤只得与赵声、宋教仁等人商议改良同盟会，并提议以长江中下游作为起义地点，得到赵声“极端赞成”[1]341的表示和支持。于是，谭人凤与宋教仁便召集张懋隆、林文、李肇甫、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等人在宋教仁寓所开会，研究改良同盟会问题。会上，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策：“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请大众决定以哪一策为妥。”大众公议后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10]53会议乃以同盟会初成立时本有东、西、南、北、中五部名义，而且南部同盟会已于1909年成立于香港为由，决定成立中部同盟会总会，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最后，谭人凤根据当时情况，提出了“以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11]31作为中部同盟会的进行方案。虽然谭人凤与宋教仁等人决定成立中部同盟会总会，开展长江革命，但由于“苦无款进行”，所以中部同盟会一直没有正式成立和运作。1911年2月，与黄兴、赵声等人在香港策划广州起义(即后来的黄花岗起义)时，谭人凤提出：“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有为，愿加以注意，俾收响应之效。”[1]4-5对此，黄兴和赵声甚为赞同，并拨款5 000元，派谭人凤以香港统筹部特派员的身份去长江中下游谋划响应。谭人凤到上海后交给南京新军九镇革命党人派往上海设立机关从事联络活动的郑赞丞3 000元，嘱其负责办理苏、浙、皖、赣的联络事宜；然后又到武汉，找居正、孙武等人商议，并交给居正600元、孙武200元作为活动经费。接着，谭人凤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长沙，召集谢介轩、刘承烈等人密议，并留下700元作为湖南的活动经费[12]136。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在汉口亲见焦达峰、杨晋康、孙武等革命党人仍欲乘湖南铁路风潮之机发起暴动，更加深切地认识到“长江流域为主要”，“大有可为”[1]355，从而决定从速成立中部同盟会总会，以发展和引领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由此可知，谭人凤在《十要》中提出的长江革命战略思想，建立在其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深刻反思以前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之上，是其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谭人凤在《十要》中提出的长江革命战略思想是十分正确的。

(四)广博深厚的爱国思想

谭人凤的《十要》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不仅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时代要求，而且体现了他对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强烈自信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认同，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闪耀着谭人凤拯救中国、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光芒。

总之，《十要》是谭人凤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推动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是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对于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对于深入研究谭人凤的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