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找到新冠病毒的克星？

陈冰

2020年2月9日，在合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出现了近两个月，但是有关新冠病毒本身太多的问号仍然困扰着全球科学家。它的天然宿主到底是谁？疫源在哪里？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传染力？它的传播途径到底有哪些？一个个谜题仍然没有答案。

此前，基因测序等研究结果显示，新出现的这种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同属冠状病毒科的β属冠状病毒。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表示，从显微镜图像来看，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与MERS-CoV（中東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最初的SARS-CoV（非典，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看起来并无太大不同。但是科学家们对于它的致病机理和性状研究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的疾病正式命名为“COVID-19”，其中“CO”代表“冠状”，“VI”为“病毒”，“D”为“疾病”。

经过两天的讨论，全球科研人员达成了一份“科研路线图”。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说，从紧迫性来看，目前首要的任务是研发出更加简便易行的确诊工具，以便用在基层社区，“因为目前的PCR检测方法对实验室环境提出了较高要求”。

斯瓦米纳坦还指出，如何为确诊入院病人提供最佳治疗护理方案也是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此外，科学界亟待研究病毒传染方式和开展相关流行病学分析，研究范围包括病毒发源地、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染到人、易感人群年龄段、潜在慢性病和环境条件如何影响病情、隔离等干预手段的影响等。

中期研究目标则将集中在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斯瓦米纳坦说，目前已存在几种候选疫苗，大约三四个月后，其中一种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距离广泛使用还可能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现在科研人员需要讨论如何在候选疫苗中筛选出优先投入临床试验的疫苗。

由此可见，全球科学家都在加速推进确诊工具和抗疫药物的研发。

一段时期以来，每一个抗疫药物临床研究消息的发布都会引发重大关注，甚至让不少人产生了“神药”的错觉。我们当然非常期待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对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将病毒“一剑封喉”。但是，短时间内指望开发出全新的药物或者疫苗，在技术上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不符合药物开发的基本规律。

现在，让我们祈祷科学家们在与病毒的赛跑中能够跑得快一点，更快一点，尽早传出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新冠核酸检测，仍有难点

科学家们在很短时间内就锁定了新冠病毒这种全新病原体，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1月8日，中国疾控中心正式宣布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体，1月10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完成PCR诊断试剂的开发和测试。1月11日，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向武汉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

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表示，从显微镜图像来看，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与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最初的SARS-CoV（非典，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看起来并无太大不同。

因为确定了新病原体的存在，同时临床症状又相对不是那么典型（不太容易和其他呼吸道疾病区分），因此借助最新的科学发现，利用PCR或者基因测序的方法明确病原体的存在，再做出确诊就是个很稳妥的办法。

但利用PCR方法检测病原体，也有自己的弱点。PCR检测是特异性不错、但是敏感度不高的方法——通俗地说，就是很多患者明明有病毒感染，但就是测不出来，容易出现“假阴性”。

2月5日，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对于真是这个病的病人，也不过只有30%-50%的阳性率。通过（采集疑似病患）咽拭子的办法，还是有很多假阴性的。核酸没有发现，但是实际上是的”。

相关的媒体报道也佐证了这一说法。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收治了一名武汉来京发热肺炎患者，患者入院前，三次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甲流核酸检测阳性，但入院后插管上呼吸机，通过肺泡灌洗检测发现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在浙江一家医院，有的病人测了6次核酸试剂都为阴性，直到第7次才测出阳性。而武汉的很多医生反馈，核酸检测试剂盒核酸检出率低，许多病例要重复多次检测，有的病人咽拭子阴性，但肺细胞灌洗液里有病毒。

刚刚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在1月11、12号就有发热症状住院，之后住进重症监护室，但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直到2月1日核酸检测结果才显示阳性。

从理论上来说，符合质量标准且经过临床验证的核酸试剂盒检测是确诊新冠肺炎的金标准，为何现在核酸检测的假阴性如此之高？

相关专家指出，咽拭子的采集方式是在患者的口腔和鼻腔取样，但是它们都属于上呼吸道，而新冠病毒主要是在肺的深部，离大气管较远，感染者又较多干咳、痰液不多，所以上呼吸道病毒含量相对较低，增加了“假阴性”的概率。

事实上，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冠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对标本采集的种类、方法、包装和保存等都有严格要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假阴性”。

与此同时，新冠病毒试剂盒本身的质量问题也可能带来检测的不确定性。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教授杨蓉西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指出，PCR或者real-tine PCR的试剂盒，正常情况下IVD三类试剂盒（核酸类是三类证）从研发到临床再到拿证要3-5年，甚至更长。此次为了应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简化一部分研发以及临床试验的流程，“假阴性”说明好些试剂盒在早期研发的时候，并未完成试剂的优化、质控、灵敏度特异性测试等等，所以导致灵敏度不够，检测的结果不稳定。

“严格按照流程开发出来的符合质量标准且经过临床验证的核酸试剂盒确实可以作为金标准。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试剂盒是从无到有的原研开发，没有标准流程可以照搬，理论上是需要较长的开发时间，目前的试剂盒多数是仓促上线缺乏临床验证，质量不稳定。”

正是考虑到核酸检测可能出现漏检，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强调核酸检测不是唯一标准，还要结合流行病学史（发病前14天内有武汉旅行史等）、临床表现（发热、肺炎影像学特征等）因素进行判断。针对湖北省疫情特点，在湖北省的病例诊断分类中增加了“临床诊断”，以便患者能够早诊早治，进一步提高救治成功率。

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瑞士日内瓦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

因为诊断标准的变化，2月12日到2月13日一夜之间，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了1万例，其中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在此之前，湖北省每天的新增病例为1000多例。从1000到1万，恰恰说明了那些在医学上无法确诊、却又是新冠病毒患者的人终于可以得到治疗了。这对湖北、对全国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2月11日，由深圳大学、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及深圳市天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宣布新研发的单人份2019新型冠状病毒IgM和IgG抗体化学发光检测试剂盒，通过血液样本检测，操作简单，实验人员15分钟内可学会操作。重要的是，血清一般不含有冠状病毒或者含毒量低，可以大大降低医护人員职业暴露风险，而且22分钟即可得到检验结果。目前试剂已经开始进行临床试验并申报了国家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盒绿色通道，申报NMPA证书。

2月16日，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核酸检测费时费力，全面普查暂时无法实现。希望推出一种简易、快速的新冠病毒检测产品，更方便给到医疗机构使用;或者能供普通人尤其是正在接受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使用。这样初筛后可立即分类管理，合理处置，即不遗漏感染尤其是轻症或隐性感染，也可避免不必要的隔离造成资源浪费，这将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能级。

药物研发，要快也要警惕“病急乱投医”

短期内不可能开发出全新的药物，所以眼下科学家们关注的还是“老药新用”这样一种比较现实的方式。不过，在经历了双黄连闹剧后，我们知道所谓 “重大突破”“重大研究成果”，都不过是体外细胞实验，更别说还没有经过动物试验、临床试验，距离真实有效、临床可用的药物还有十万八千里。

2 月 15 日，全国首个潜在治疗新冠肺炎药物“法维拉韦”获批上市，这是在疫情期间全国第一个批准上市的对新冠肺炎具有潜在疗效的药物，将对疫情防治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法维拉韦之外，目前治疗新冠肺炎还有两个临床试验西药——磷酸氯喹和瑞德西韦，它们对治疗新冠肺炎初步显示了较明显的疗效和较低的不良反应。其中，最受关注的药物是瑞德西韦。这种药物因为被用于美国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起到了显著效果，而被公众寄予厚望，甚至有人还把这种药物应景地翻译成了“人民的希望”（remdesivir）。

目前，瑞德西韦原研药企吉利德已与中国卫生部门达成了协议，支持对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者开展两项临床试验，以确定瑞德西韦作为冠状病毒潜在治疗手段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两项临床试验均在武汉启动，临床使用暂无明显的不良反应。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此外，全国第1、2例新冠肺炎逝世患者的遗体解剖工作2月16日先后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完成，并成功拿到新冠肺炎病理。由解剖获得的新冠肺炎病理，对于探索新冠肺炎患者临床的病理改变、疾病机制等有重大帮助，并能从根本上寻找新冠肺炎的致病性、致死性，给未来临床治疗危重症患者提供依据。

在生物医药领域实力强劲的上海，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也在疾病诊断、新药研发和疫苗研制方面与新冠肺炎病毒正面交锋。上海市科委紧急启动了应急科技攻关专项，聚焦流行病学研究、检测试剂研发，药物和疫苗研发等的科研攻关力度。

斯微生物与东方医院合作开展了mRNA候选疫苗的研发工作，第一批小样已于近日送达国家有关部门开展药效实验。在治疗新冠肺炎新药的研究方面，上海正在组织优势力量，加快新药发现和研究的速度。

上海科技大学研究团队测定新型冠状病毒3CL水解酶（Mpro）高分率晶体结构，可以提供给药物研发的科技人员开展新药研究。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攻关团队围绕建立新冠病毒蛋白水解酶抑制剂高通量筛选模型等开展研究，以期快速发现活性化合物，突破新药发现速度的瓶颈。日前已完成了新型冠状病毒体外评价模型的微量化，建立及优化了自动化筛选体系，并完成了4万样次化合物初步筛选，发布了30个潜在抗新型冠状病毒化合物清单，这将有力地推动抗新冠肺炎药物的研发。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和市疾病控制中心的两个P3实验室已经成功分离了共计4株新冠病毒毒株，为抗病毒药物的筛选和活性评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2020年2月14日，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这是武汉首个以中医为主的方舱医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率领医疗团队，在这里开展中医中药对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临床研究。

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数据，截至2月12日，注册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临床试验已经有60多个，临床试验内容除了多种西药之外，还有干细胞、中药、中药注射剂以及社区干预疗法。

有专家担忧，蜂拥而上的治疗方法会不会影响真正的药物试验？毕竟临床试验用于检验药物的作用，并非多多益善。每检测一种药物，都需要耗费多种资源。尤其在临床工作量极大的背景下，开展过多的新药临床研究，还会占用临床医护人员的大量精力。越是在紧急的情况下，走到临床试验的方案越要能给出足够的逻辑和依据，不能随意降低标准，更不能“病急乱投医、乱用药”，否则将会影响真正应该试验的药物。

无论什么药物，最终都要用在病人身上，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最必要的前提。临床药物研发之所以要分一期、二期、三期试验，就是要在不同试验进程中，通过双盲、随机等安排，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否有毒副作用、会不会留下后遗症，都需要数据说话。

“有效”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离临床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期盼“神药”的出现，既不现实，也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