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在变动中讲述时代变迁

隗延章

02/2020 总第932期

操作电影《中国女排》这组报道的过程中，我关心的一个重点是，为什么陈可辛几乎是香港导演中最适应内地电影环境的人？

我在寻找答案的时候，首先见到他父亲陈铜民告诫他的一句话，“电影这东西是商品，要收回成本，不可成为艺术。你画一幅油画，怎样画都可以，因为只有画布和颜色，即使失败也所费不多。只是电影是不能艺术的，除非你的艺术可以让大家都懂。”陈铜民是一个自认“失败”的导演，后来放弃了导演梦。陈可辛有次回忆说，那时他“觉得父亲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他面临的第一次市场变化，是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电影市场腰斩。他很快去了好莱坞，在斯皮尔伯格工作室拍摄了《情书》。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好莱坞，好莱坞的电影工业高度流程化，导演甚至左右不了一部电影的最终剪辑。

第二次是2003年CEPA签署之后，他和很多香港导演纷纷北上拍片。实际上，陈可辛早在2000年初就试图来内地拍片，但没有成功。真正来到内地是2004年左右，经过三次试错，他在2012年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移植当年讲述香港时代变迁的方式。每一部作品的票房和质量都不错。

当年和他一起来内地的香港导演，作品多数则乏善可陈。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市场是一个类型片市场，主流是黑帮、武侠、警匪电影。陈可辛90年代在香港拍摄的电影恰好不是这些主流类型片，而是那些有現实主义味道的作品。这种创作方向，正好呼应了内地2010年左右现实主义题材的崛起。而那些擅长拍摄类型片的香港导演们，要么在单调重复以往的经验“炒冷饭”，要么由于遭遇了无法克服的问题而“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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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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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杂志社

2020年1月20日